一组数字揭底中国社会真实状况 触目惊心

有人说，危险是可怕的。但其实看不到危险才是最可怕的。

在江泽民当政的十几年，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潜藏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在经济的表面繁荣之下，又有多少人看到了江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险呢？

一家网站在介绍库恩写的伪传《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时，强调江泽民的“功绩”在于“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并最终使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几句话都说到了点子上，只不过是方向恰恰相反。

江泽民时代的“经济发展”是不计成本、以巨大的社会不公和摧毁生态环境、耗竭中国未来生存资源为代价的片面发展，这个泡沫化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使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已经没有可能，后代子孙的生存则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

江泽民时代的“稳定”，是当权者不惜一切代价用来保证权力和利益独占的稳定，是以压制民众声音而维持的火山口上的“稳定”，导致的是更具毁灭性后果的社会危机的积蓄。

更可怕的是，江泽民出于维护个人权力的自私本性，以腐败治国，对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收买，使他们成为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中共的改良动力全部消失。整个权力系统因而彻底堕落蜕变为少数精英掠夺国家资源的工具，权力腐败、黑帮政治空前严重，社会道德一泻千里。从政府到民间，人们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朽烂的蔓延，体会到一种无可疗治的可怕的质变。这种根本性的病变，将使任何既有的社会成果都形同虚设，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因为正如流沙之上的大厦，瞬间就可能化为乌有。但这种危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

下面，本文将着重从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和道德等方面阐述江泽民当政期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危机和灾难。

1．生态危机：国在山河破

江泽民的经济发展策略，实质上就是一切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心。江以单纯的GDP高速增长标榜自己的“政绩”，同时也用GDP增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指标。

然而绝大多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本身对于废弃物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如果因为现在不合理的发展而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灾难性掠夺和破坏，从而毁灭了未来的民族生存资源，那么这样的发展其实是对整个民族犯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泽民时代以GDP为中心的片面“经济增长”就是一种犯罪——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根本性破坏。

据2004年3月3日新华社报导，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原煤、钢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左右。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指出，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8%；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

把以上数字与江泽民不计成本的GDP年增长率7%—8%相比较，江泽民时代所谓的“高速发展”其实是很大的负增长，从长远来看不仅无功，反而有害。但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却由于可能直接动摇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在中国没有媒体敢于说出这个当代“皇帝新衣”的实质，这也是中共与江泽民同生共死的一种表现。

国土接近承载极限 1.5亿人将沦为生态难民

尽管中国人从小学就了解到中国地大物博，但就人均占有量来说，中国并不是资源大国，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1/2。但在江泽民治下，中国的生态资源问题更加严重。

中国虽然地大，但其中大片是永冻高寒地带、戈壁、荒漠等不毛之地，可耕地面积在1980年仅相当于人均2亩。由于生态恶化造成的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到2003年人均可耕地面积只剩下1.4亩。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仅由于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全国就损失了耕地约1亿亩。根据林业部的数据，1997年中国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总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7.6%，到2004年这一数据已增长到1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8.1%。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超饱和。中国还有超过90%的天然草场退化，年增退化草地200万公顷。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窘境，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5年《财富论坛》上曾指出：中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主要水系的2/5已经成为劣五类水（注：劣五类已丧失水功能，甚至不适于灌溉和观赏），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

除此之外，2003年全国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超出大气环境容量80%以上，酸雨区约占全国面积的30%，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21.5%，简单存放的占全部危险废物产生量的33.2%，历年堆存的危险废物成为空气、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要污染源。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在“GDP中心”的发展观中，江泽民只管捞取GDP年增长率8%的“功绩”，而绝不承担酸雨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以及建筑、文物造成的损失，江也更不会从“经济成果”中扣除城乡居民因为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疾病的医疗费用。

据统计，由于耕地被占用，目前中国失地农民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2005年2月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述专家估计：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瑞士达弗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世界各国环境质量可持续指数显示，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名列倒数14，居第123位。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可问题是，经过江泽民时代的疯狂掠夺与破坏所留下的生态资源还能够支撑起中华民族这条东方的巨龙吗？

即将枯竭的水资源

这里着重谈谈水资源。这不仅是因为水资源本身和国民经济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更因为水资源不像其他生存资源，如矿产乃至木材都可以进口，水资源基本上必须自给自足。在历史上，水资源的耗尽就意味着文明的消失。

中国人均淡水资源排在世界第88位，仅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1/5。但1995年水利部的检查表明，中国700余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仅剩32.2％，到2000年受污河流比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1倍以上；2003年，全国主要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超出水环境容量60%以上，90%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

此外，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中下游早就开始出现断流，2004年甚至出现黄河源头的鄂陵湖出水口断流！这条曾经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滔滔文明之河，如今已快变成奄奄一息的季节性内陆河了。据考察，在黄河源头，由于过度放牧破坏了植被，草场退化沙化、鼠害猖獗、湿地萎缩、湖泊干涸……生态恶化触目惊心。不仅如此，“母亲河”还要负责接纳排放总量为44亿立方米的污水（2003年），河道1/3水生生物因污染绝迹。

黄河如此，那么长江呢？专家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长江生态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长江源头正逐渐干枯，近10年来，沱沱河每年流量下降约20%。沱沱河和通天河流域干化、沙化、荒漠化问题日益严重。近20年来，江源地区荒漠面积增加20%以上。长江的泥沙问题上正在向黄河看齐，同时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水道，每年承接全国污水排放量的40%，2003年达到164亿吨左右。

由于生态恶化，在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地区的玛多、治多和曲麻菜等县，如今越来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开始沦为“生态难民”。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地区曾经是全国首富。至于生态恶化的原因，几乎每个牧民都能随口道出：草原过度超载，“吃了子孙的饭”。说到底祸根就是江泽民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这一地区的生态持续恶化不仅遗祸当地，还直接对长江、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在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的第5年，1994年7月中旬，淮河发生了一次特大污染事故：总量2亿吨的污染团顺流而下，摧毁了中下游全部淡水养殖业，安徽北部的工业停摆，近百万人无水可喝……污染团所到之处，河面满布泡沫和死鱼，水体呈黑褐色，奇腥恶臭，俨然一条臭河、死河。

从前民谣有云“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而如今，沿淮居民甚至不敢接触被污染的河水。这里由水污染引起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发病率高出10倍以上。但就七大江河水污染排名而言，淮河仅仅是第三，前有更为严重的辽河与海河，后有与之不相上下的黄河。中国水污染的状况，从淮河可以略见一斑。

2004年，江泽民即将全面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此时的淮河经过十年治理污染，投资达数百亿人民币，污染治理得如何呢？

7月20日至27日，淮河突然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总量超过5亿吨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一时满河黑暗，伏尸（鱼虾蟹）千里。10年治理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污染愈演愈烈。

有记者前去考察发现，沿淮大量的工厂或明或暗地排污依旧。即使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并通过检验合格的厂家，也仅仅是应付检查时才不得不启用污水处理设备——因为处理污水要增加成本。自江泽民以下，大小官员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政绩”：产值和利税。

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接受了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出了心里话：“很多事，就是不听你招呼，你怎么办？‘莲花味精’是世界最大的味精厂，也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污染源，你能封了它吗？你要它按照国家标准治污，它的利润就跑了，就这么回事。”

也就是说，工厂的生态环境成本，由沿淮居民、渔民买单了。其实这正是江泽民的“高速”经济发展政策的真实体现。

不但如此，2003年有75%湖泊的水环境退化，出现富营养化，尤以巢湖、滇池、太湖为重。水污染也不仅仅限于江河湖泊，2003年近岸海域超四类海水水质占21.5%。据《工人日报》2004年6月4日报导，由于渤海沿岸的化学工业及生活废水严重污染，以及多条汇入渤海的河流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渤海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海洋检测专家警告说，渤海的环境污染已到了临界点。除非及时整治遏止污染，渤海将在10年后变成“死海”。那时，即便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恢复清洁至少也需要200年时间。至于积沉在海底的污染物，将存在更长时间。

经国家海洋局检测，渤海水体中的无机盐、活性磷酸盐、铜、COD、石油、锌等全部超标；海底泥中，重金属竟超过国家标准的2000倍。素有“渔仓”美誉的渤海已经几乎无可捕捞。另外，上世纪80年代美丽富饶的珠江口海域如今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因污染造成海水严重富营养化，致使赤潮现象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余个城市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在32个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受长期缺水的困扰，情况还在继续恶化。甚至连上海都已被联合国评为未来全球六大缺水城市之一。上海守着长江、黄浦江，却没有干净水可喝，属于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黄浦江的水来自太湖，而太湖2004年检测结果是“湖体各湖区水质均劣于五类标准”。

尽管如此，由于江泽民时代不计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工业用水仍然大幅超出发达国家的10～20倍多，中国每万元GDP用水量为103立方米，而美国是8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正是挥霍本已面临枯竭的生态资源而拼出来的。

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使得土地表面严重下沉，许多城市的下面逐渐形成巨大的漏斗区。目前华北平原出现世界罕见的漏斗区，总面积至少在5万平方公里以上，河北有的城市中心已下沉1.6米之多。概括地讲，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经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在北京等地甚至已经在使用千米以下不可动用的地下水了。表面上看这里都市繁华，高楼林立，殊不知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已不足人均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但是地方当局全然不顾迫在眉睫的危机，仍然追求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

超量采取地下水的可怕后果是：首先，深层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渗入，大约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其次，地下水为各土壤层的张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东西来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将来环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净洁的水源，也根本无法将已经鹊巢鸠占的污水咸水排挤出去。所以说，这将造成一个永远的悲剧。事实上目前秦皇岛等城市已经在面临这一可怕境地了。

如果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紧接着就是此处寸草不生，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化，几亿人口将面临着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绝境。华东平原现在也正在步华北的后尘。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残酷现实。

水资源仅仅是中国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实际上森林、草原、矿产等许多资源都在江泽民的“GDP中心”的经济发展政策下被盗被抢。同时由于社会道德沦丧，国有财产产权不明确，大家都抱着我不污染别人也会污染、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使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本来就已经万分巨大的国家陷入生态资源的全面崩溃中。

一场本不必如此惨烈的灾难

自从1972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以来，国际上80年代就正式提出注重人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国学者在90年代初也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一批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决策谘询的专家已开始这方面的建言。然而采用可持续发展策略对江泽民来说就意味着放弃“高增长”所带来的光环，对中共而言就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成为泡影。10年之后，在中国的生态已经面临绝境的时候，官方才不得不采用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建言。2005年在《财富论坛》上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承认，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整个社会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扭曲发展观。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

晚了10年时间，意味着中国已错过了调整发展结构改善环境的最好时期。如今，中国许多生态灾难的后果已几乎不可逆转。

一个曾历经创造数千年璀璨文明的古老民族，正面临一场因人祸而引起的空前劫难。而此时举国上下依旧莺歌燕舞，“盛世大联欢”，“好日子”、“越来越好”……不绝于耳。

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