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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和杨振宁第一篇合作的文章于1949年3月1日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V77, N5, P905上，文章的题目是“Interaction of Mesons with Nucleons and Light Particles", 文章的署名为T. D. Lee, M. Rosenbluth, and C. N. Yang。文章的收到日期为January 7, 1949。文章很短，只占了一页纸中两个columns的一个，是以Letters to the Editor的形式发表的。
关于这篇文章杨振宁在给吴大猷的信中有如下描述：
“ 至于他的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底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关于 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时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说这篇文章是我们三人平等合作的。”
杨振宁和李政道对这篇短短的文章各自有很多的回忆和描述。有许多地方双方的回忆不尽相同。
从下面的附录中，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李政道曾经两次提到了蒂欧姆诺（Tiomno）和惠勒（Wheeler）的两篇文章[J. Tiomno and Wheeler: Rev. Mod. Phys. 21, 144, 153 (1949)]。这两篇文
章连续发表在Review of Modern Physics杂志1949年一月份的那一期，（该杂志一年出4期）。第一篇的标题是“Energy Spectrum of Electrons from Meson Decay"(pp144-152)。第二篇的标题是“Charge-Exchange Reaction of the μ-Meson with the Nucleus"(pp153-165)。第二篇的注解1有这么一段话“Note added in
proof: T. D. Lee, M. Rosenbluth, and C. N. Yang have kindly sent us a copy of 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Physical Review dealing with similar question"。
李政道描述的图象是，他与费米的另一名做实验的学生斯坦伯格讨论“μ介子分析”和“费米弱作用普适性”问题，（题目是费米出的），与李政道同一办公室的老罗有兴趣加进来了，杨振宁后来也加进来了。圣诞前，费米收到了蒂欧姆诺和惠勒预印本，跟李政道说，你赶紧将现有的结果写出来吧，我给他们写封信说明一下。可是当时老杨和老罗去东部啦。等他们回来时，已经是1949年正月（老杨语）了。老李将他写好的文章给他们看了看，就赶紧寄走了，Physical Review在1月7日收到这篇文章。同时也给蒂欧姆诺和惠勒寄了一份。从芝加哥到Physical Review的Office信件可能要几天吧？那时候肯定没有Express Mail， 也不能email投稿。
当年费米给做实验的学生斯坦伯格题目是μ介子分析，给做理论的学生李政道的题目也是介子方面的一点不奇怪。奇怪的是杨振宁说这个题目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根据杨振宁自己说，他当时是在泰勒的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在外面楼里，不在物理系楼里。杨振宁到物理系办事，没地方去，到李政道办公室坐坐是人之常情。现在
却变成李政道到杨振宁的办公室去了。而且李政道是和老罗一个办公室。杨来了，看见老罗和老李在讨论，加入进来很合情理。如果按杨的说法就麻烦了。首先要老罗先到老杨那儿讨论，然后正好那时，老李跑那儿去串门，才会遇到老杨描述的情况。
搞科研的同学都知道，自己辛辛苦苦折腾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课题，突然某一天发现一篇预印本，人家把你的题目做了。你那时候不晕倒，起码也要沮丧几天吧？估计，老李，老罗和老杨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不过还好，有大师费米。他给蒂欧姆诺和惠勒写信说，这些学生也同时进行了类似的工作，他们俩能不信？能不给老李老罗和老杨他们credit? 所以在文章快要付印时加上了一个Note。老杨也提到过“除我们三人之外，另外还有几摊人也曾独立地探讨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
老杨的版本比较简单：他说“1949年正月回到芝加哥后，费米劝我把研究结果写成短文发表，这就是本文的由来。” 杨振宁传是这么说的：“圣诞假期结束以后, 杨振宁把上一年他和罗森布鲁斯以及李政道讨论的一个问题, 写成了一篇论文。”可是江才键先生没有清楚地写出杨振宁是几号从波士顿回来的，化了几天时间写好这篇文章的，几号将文章寄出的。（别忘了，Physical Review 必须在一月七日收到这篇文章）。你有时间写吗？你为什么不提，文章写好后给Tiomno and Wheeler也寄去一份？使得他们能在他们的文章付印前来得及加上一个注解，表示李，罗和杨也写了一篇类似工作的文章，人家可说了收到你寄的文章了。可是老杨却不领情，提都不提这码事。
杨振宁肯定知道有蒂欧姆诺和惠勒文章这件事，人家的文章一共写了两篇20多页，你和罗李的文章一共半页。你为什么多次宣传这第一篇文章全是你的功劳，而闭口不提蒂欧姆诺和惠勒文章呢？你肯定有所图谋。
附录：
A) 1982年杨振宁关于这篇文章的后记（转引自杨振宁文集（上）P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初识李政道——《介子同核子》(1949)一文的后记，此后记写于1982年，原载杨振宁《选集与后记》，Selected Papers1945—1980 With Commentary，Freeman and Co．1983．中译文载《三十五年心路》，广西科技出版社，1989年9月。译者甘幼坪。原标题为《[49a](介子同核子和轻粒子的相互作用)一文之后记》。本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1948年6月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安阿伯的密执安大学度过了那一年的夏天，其时施温格(J．Schwinger)和F．J．Dyson(戴逊)都在那里讲学。秋后，我返回芝加哥大学，被聘为物理系的讲师。我一边教课，一边继续做核物理和场论方向的研究。1948年尾，李政道、M．Rosenbluth(罗森布鲁思)和我合作研
究μ—e衰变及μ俘获，发现这些相互作用与β衰变具有非常相似的强度。
李政道1946年秋到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我俩早些时候在中国或许见过面，然而，只是到了芝加哥才真正彼此相识。我发现，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长他几岁，又先他几年当研究生，便尽力帮助他。后来，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关于μ衰变和μ俘获的论文，基本上是在12月中旬假期开始之完成的。Rosenbluth和我搭乘长途汽车去纽约市。我对这次旅行印象很深，途中由于大雪，我们在匹兹堡被困阻了好几个钟头。车上，我从报纸得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包围了北平和天津。1949年正月回到芝加哥后，费米劝我把研究结果写成短文发表，这就是本文的由来。除我们三人之外，另外还有几摊人也曾独立地探讨过同样的问题。通过这些研究，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界存在四种基本的相互作用(即四种力，译注)，并且还认识到，在弱作用中存在某种普适性。
B) 李政道于1986年写的 《破缺的宇称》（Broken Parity）中的第二部分 （“T.D. Lee, Selected Papers, Vol. 3”, Edited by G. Feinberg(Birkhauser, Boston, 1986), p. 487）（中文翻译稿转引自，“宇称不守
恒之争论解秘”，季承等编，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P233）
二.早期的合作
1946年秋季我十九岁时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杨振宁比我大几岁，和我来自中国的同一所大学。当我到达时，他已经在芝加哥大学了。杨极端聪明，在数学物理上特别有天赋。1945年我在昆明遇见过他一次。在芝加哥,我们很快便成了好友。
1948年春,我通过了基础考试，在费米教授指导下开始做我的论文。那时在费米实验室的另一位学生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正在做μ → e + …… 衰变中电子谱的实验。他的测量证实, μ衰变和β衰变一样,包括有四个费米子。很自然, 我的注意力和在芝加哥的其它几位一样,也被这一领域内的问题所吸引。结果就有了我与杨的第一次合作。
1948年秋,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杨振宁和我开始系统地研究μ衰变和μ俘获。我们发现, 这些反应和β衰变类似，可以用四费米子相互作用描述，其耦合常数也与β衰变中近似相同。随后我们推测, 这些反应与库仑相互作用相似, 实际上是通过普适耦合的中间玻色子场来传播的。对于这种场，所有的费米子对具有相
同的“荷”。为了产生短程相互作用,这个场的量子必然具有质量,而由于没能探测到, 它的寿命必然是非常短的。然而,因为光子和引力子是没有质量的, 中间玻色子要有相当的质量这一问题就使我们极为棘手。同时, 因为宇称守恒, 那时要理解为什么在β衰变中既有费米相互作用, 又有伽莫夫－泰勒相互作用是困难的。我们同费
米教授讨论了这些问题。在费米的执意坚持下, 我们才勉为其难,写出了我们那篇论文 ,那是在1949年新年前后。
在芝加哥的那些日子里,我同杨讨论了大量的物理和其它问题。他的兴趣较倾向于数学,这对我是一个补充。我们思想开阔地去对待所有的问题, 讨论通常是激烈的, 但对我的发展, 特别是在我成长的年代里,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些讨论还使我大大提高了对与我不同的智力的鉴赏能力。当然, 费米教授给我的影响则大得多 。即使现在,有些时候我遇到困难, 我就去设想, 如果费米遇到同样的情况会怎么办。费米同他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我可以每周有一整个下午同他见面。通常他总是提出某个题目, 问我是不是能想一想和阅读一下有关它们的资料, 然后“给他上堂课”。当然,我不能拒绝他的要求, 可我随后总是感到非常愉快。只是在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引导学生去独立工作的非常好的方法。
C）李政道于1986年写的《往事回忆》（Reminiscences），（T.D. Lee: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edited by Birkhauser“宇称不守恒之争论解秘”，季承等编，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P257）1948年，费米实验室里的另一个学生，斯坦伯格正在做实验研究μ→e + … 衰变的电子谱[J. Steinberger:
我们对他的实验结果讨论了很多。他的实验显示了μ衰变和β衰变一样，涉及了四个费米子。我对此很感兴趣，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也有兴趣。他俩当时是泰勒的学生。除了β衰变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的反应也可以用费米理论描述？我们三人决定对此做一系统探讨。
我们发现，如果μ衰变和μ俘获用一个类似β衰变的四费米子相互作用来描述，则它们所有的耦合常数大致相同。这就是弱作用普适性的开端。我们接下来推测，基本的弱作用与电磁作用类似，可通过一个重玻色子的普适耦合来传递。我后来称此玻色子为W±（取英文weak的第一个字母）。自然我们将此发现报告了费米，他大大鼓励了我们一番 (作者注: 正式物理文献上基本不用“I”，都用“we”，这就是“royal we”。这习惯也常用在科学研究的叙述文章中。本文的“我们”，很多是“royal we”，其实是“我”。为保存原文的风格，“we”和“royal we”都译为“我们”。)
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困难是，如何从对称性的考虑推导出这普适耦合的中间玻色子。为了具有短程相互作用又能解释为什么在当时没有被探测到，这个玻色子必须是重的，而且寿命很短。然而其他普适耦合的量子，如光子和引力子都是质量为零而且稳定的。不仅如此，因为宇称在当时被认为是守恒的，很难理解为什么在β衰变中存在着费米和伽莫夫-泰勒（Gamow-Teller）两种对称性不同的相互1948年12月底的一天，费米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并告诉我们他刚刚收到蒂欧姆诺(Tiomno)和惠勒(Wheeler)的两份预印本[J.Tiomno and Wheeler: Rev.
论了弱作用的普适性。他执意要我们立刻发表我们的结果，而且他将把我们的文章送一份给惠勒并附一信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早几个月独立完成的。他考虑得如此周到，使我们深受感动。
D) 1989年7月7日, 杨振宁致吴大猷信函中的第二点（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江才键著，2002年，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附录一，P505）
II．一九八三年以后我仍然避免谈李和我的关系，可是政道却继续乱讲。近年来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包括： 在T. D. Lee《Selected Papers》（1987）中；在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中 (Birkhauser1988)。在这些文章中他主要讲的是：
（b）关于Parity的文章(一九五六)主要是他起头的。关于（a）点：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把他当弟弟待。我指点他学场论，学群论，学统计力学，还直接影响了他处世作人的方法与态度。以后我尽力帮他的career．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年在Williams Bay与Chandrasekhar吵翻了，我介绍他去Berkley；次年他在Berkley不快活，我介绍他来Institute，才开始了他在基本粒子方面的career;一九六O年我力主请他做了Institute的教授。至于他的研究工作：
一九四八年底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关于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时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
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说这篇文章是我们三人平等合作的。一九四八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不论是粒子方面或统计力学方面的，九O％是我起的头，我作的主要突破，我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文章在内。(杨传, p505)
E）摘录自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江才键著，2002年，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圣诞假期结束以后,杨振宁把上一年（注：指1948年）他和罗森布鲁斯以及李政道讨论的一个问题, 写成了一篇论文。这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李政道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杨传, p123)
一九四九年, 杨振宁和李政道发表了他们合作的头一批论文, 而这篇论文是李政道一生中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的另外一个作者罗森布鲁斯就说，杨振宁那个时候是芝加哥大学研究所里物理知识最广博的研究生,而且很愿意帮助别人，对于别人的想法也总是表现出积极的兴趣，所以他才会和杨振宁开始共同研究这个论文的题目。他说，李政道比杨振宁年轻得多，虽然也很聪明，但是对物理知识的了解远远不如杨振宁，杨振宁可以说是李政道在芝加哥时代的老师。(江才键注：罗森布鲁斯访问谈话，1999年9月9日，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办公室) (杨传， p201)
F) 李政道于2003年4月答科学时报记者问，第七问?恒之争论解秘”，季承等编，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P26）关于Meson Interaction（介子相互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您时常来他的办公室，所以才把您的名字加了上去。杨说，您认为这篇文章是你们三人平等合作写的。
究竟是谁说得对？
（7）答： 杨振宁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充满了谎话。这又是他不道德的欺人之谈。大家知道，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每位合作者对合作发表的文章在学术上一定都要有贡献，都负有同等的责任，
都有同等的权利。不是任何一位合作者能任意把没有参加工作的人加进来的。也不是事后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出于己欲，可以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献的。
杨振宁毫无事实根据，半世纪后，忽然要硬性地抢夺我在这项工作中的贡献，这是极为可笑的，也是科学界决不会接受和相信的。《介子相互作用》是我做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时，在我的老师费米教授指导下写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内容要点是“μ介子的分析”和“费米弱作用的普适性”的讨论，1949年初在《物理评论》
上发表。工作主要是在1948年做的，文章是我、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三人一起署名的。
顺便讲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1947年费米教授发表了两篇极重要的，关于宇宙线介《负介子在物质中的衰变》（1947）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陡航樽釉谖镏手械姆瘛罚?7）[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证明了当时知道的宇宙线介子，即现在的μ子，当时叫μ介子，没有强作用（希腊字母的μ是现在英文的m，而m就指mesotron）。
1947年－1948年费米教授的另一研究生斯坦伯格的论文的内容是测量μ介子衰变成电子的能量谱的实验，而我则和斯坦伯格平行地做μ介子衰变和俘获的理论分析。
罗森布鲁斯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但和我合用一间办公室，他随泰勒（E·Teller）教授作质子的理论研究。每次当斯坦伯格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他的μ介子实验时，罗森布鲁斯自然也在旁边。日子一久他也对这项工作产生了兴趣，和我一起讨论并愿意参加我正在做的μ介子理论分析。
杨振宁也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1947年-1948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艾立逊的高能加速器实验室做实验。艾立逊实验室是在另一个地方。不过因为我和杨振宁在周末和平常有时候吃晚餐时，常在一起。
我也向他提起我的理论工作。那时候杨振宁用加速器做的实验好像不很成功。他表示也愿意参加我和罗森布鲁斯一起作的理论分析。
当我们的工作在1948年冬完成后，我的同事奥尔他听说蒂欧姆诺（Tiomno）和惠勒（Wheeler）也做了和我们类同的分析。
在芝加哥大学，我随费米教授做研究生时，每星期费米教授都花半天时间和我一个人单独讨论物理。当然，他对我“μ介子分析”和“费米弱作用普适性”的工作进展是极有兴趣的。1948年圣诞节那个星期，当我按例和他进行半天讨论的时候，费米教授告诉我他刚收到蒂欧姆诺和惠勒文章的预印本。他又说：你必须赶快把你们的分析写出来，他（费米）会立即写封信给惠勒教授，附一份你们（即李、罗森布鲁斯和杨）的文章复制本，并告诉惠勒你们的工作在他们（指蒂欧姆诺和惠勒）预印本出来以前已经做完了。所以我立刻起笔写文章。由于1948年圣诞节－新年假期，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去美国东部旅游。我写完后，只能等他们二位假期后回芝加哥，才能告诉他们费米教授的话，给他们看我已写好的文稿并略加文字修改后，由我们三人署名，立刻寄出。同时也报告了费米教授。1949年1月7日《物理评论》收到这篇文章，3月1日发表。
还有些小插曲。蒂欧姆诺和惠勒在1949年发表的文章（Review ofModern Physics鲁斯和杨振宁很友好地寄给我们（指蒂欧姆诺和惠勒）一份他们的文章，有同样的分析”。可见科学界对每个工作的评审是很严格的，
对已经证明的贡献是极为尊重的。
费米教授在他的著作《基本粒子》[E. Fermi. Elementary Particles.New Haven: Yale罗森布鲁斯、杨振宁合写的1949年发表的分析。在那本书中，费米教授很推崇我们这篇文章的贡献。
最近我看到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中，关于“介子相互作用”这篇文章的叙述后，大吃一惊。去问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Rosenbluth）他对1948年我们三人合作的那篇文章的回忆是什么？罗森布鲁斯回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航空信，一封是e-mail。
罗森布鲁斯在他的航空信里说： 他的e-mail说：“……我记得1948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我只朦胧地记得和台北的江先生的会面。也许语言的沟通上有问题，但我觉得他对科学问题不太了解。我记得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1948年的合作。当然他所引用的我说的话，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大概说的是，在1948年，杨是比您和我较为成
熟的物理学家。我还告诉他，由于我们对科学的兴趣、所走的道路在几年之后已有所不同，我实际上不能对您和杨整个的工作做出评价。我只能说，你们两位都极为聪明、同样受人高度尊敬。您亲爱的马歇尔”
很明显，马歇尔 · 罗森布鲁斯的回忆和我的回忆是一致的，这篇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是我们三人合作的结果，各有贡献。杨振宁的叙述是不对的，也是不道德的。
让我现在分析一下杨振宁最近发表的关于这篇文章的说法：“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指李）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指李）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
杨振宁的第一句话是“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虽然是事实，但已有含沙射影伤人之意。可是下面紧接着的一句话“只因为…，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杨振宁当然知道这两句话是一真一假，而且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可是杨振宁将真假两句强连成一个长句子，其目的是造成错觉，企图用这样完全不科学，也是绝对不正当的文字游戏来欺骗读者。然后，觉得这还不够，在下面他再重复一下并加上了最后一句毫无关系，但又是不怀好意的话。
杨振宁加的最后一句“也是他（指李）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不但和前文毫无关系，也颇令人莫名其妙。杨振宁故意凭空提出1953年有什么意义？缺闶恰拔ㄒ坏摹币黄Ｗ游锢淼奈恼拢训谰湍芩得?948年合作的文章没有我的贡献吗？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吧。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of
以后，直到1871年，达尔文也没有再发表过生物方面的论文。（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The 但是，“这以前”和“这以后”，虽然达尔文没有发表生物方面的论文，那当然不能因此就否定1859年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的事实。这逻辑是一位小学生都能理解的。现在杨振宁竟然用如此似是而非的说法想来否定我对1948年三人合作的贡献，这是极可笑的。其用意不良，是一目了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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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18 12: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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