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共产党（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前言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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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份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份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份。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份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像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份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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