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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出政权”。这句“名言”的确“非常精辟”。已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自然法则。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几乎都未逃脱这一名言。尤其是中国。就中国而论，纵观历朝历代的政权更迭，无一不是枪杆子出来的。几乎从未有逃出“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的则律。枪杆子出政权的终极宗旨就是“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
唯中国的辛亥革命比较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国家观。虽然辛亥革命也是武装起义，实际上清王朝是和平退位，故而流血最少，没有打得稀巴烂。民国政府没有对清王朝的皇族大开杀戒，还给予其一定的生活待遇。于是，改变了“家天下”的世袭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实现了宪政，统治者是选出来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至今仍不过时，经得起历史的沧桑。
蒋介石的东征、北伐，也是枪杆子统一了中国，确立了统冶地位。但他始终未真正统一中国，最后终成“败寇”。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怀着“拯救国家”的理想抱负寻求马列主义的“真理”并为之而奋斗，最后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共先辈们为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暴君”。其人早年兴许曾有过追求光明梦想的一面，兴许在他年轻时代就形成其政治野心的大观。所以，他混入中国共产党的阵营后就开始了他的经营。农民出生的他，后来竞成了气候，成了世界超级野心家，超级阴阳谋家，超级匪首、超级暴君和超级“政治流氓，生活流氓”(“知夫莫若妻”的杨开慧女士对他的八字评语)。他跟历史上农民起义一样。最初他上井冈山降服了袁文才、王佐，当上了小匪头起家“闹革命”。此后，在漫长的波谲云诡的“长征路上”极尽其淋漓尽致的纵横捭阖的卑劣手段篡夺到红军和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可他并不满足于坐中国的江山，当中国的“皇帝”，更觊觎共产国际的头把交椅，做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由此，在他后来几十年岁月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更甚于惨绝人寰残害同他一起打江山、谋政权的一大批同僚。诸如建国后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长征”遵义会议前中共红军最高领导“三人团”之一的张闻天，他口称的“彭大将军”、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和贺龙，还有他钦定并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其时的中共副主席的林彪。就连“长征”遵义会议前“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也未能幸免其难。为了实现他“家天下”的夙梦，除其障碍，让周死在他的前头，在周临终前的癌症晚期，竞然通过汪东兴下达四条指示：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二、不要检查；三、不要开刀；四、要加強护理和营养。其歹毒用心昭然若揭，拖死周恩来后实现其权位的顺利遗交予江青。
毛泽东这位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的超级邪恶、独裁的杀人魔头，战争狂徒，也曾经在被捕后出卖过同党。他以篡政三年半的内战，以数以十万计的同胞子弟的鲜血和生命筑起了“共和国”的新皇权宫殿，再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杀人六七千万之众，荒诞所为的“三年大饥荒”和“反右”致死了四千余万华夏儿女，其杀人大单的总成绩应在过亿人的天文数字之上。他甚至还梦寐以求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日到来，再以三分之二同胞四亿多人(当时我国人口为六亿多人)的性命去换取所谓的“世界大同”筑做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黄粱美梦。他对中国人民乃至人类犯下滔天大罪，可是千真万确的血泪史，是如此的不一而足，罄竹难书，绝非人所杜撰。国贼毛泽东在篡政夺权后的所做所为、杀戮无度的二十七年独裁专制，似乎让人民有所觉醒，对毛共篡政的宗旨得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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