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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后现代读书法(三之一)
http://biz.163.com 2005-04-21 22:21:31 来源: 南方周末
□王晴佳
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Derrida）去年年底逝世，有人唏嘘、有人感
叹，但感到悲伤的人，却似乎并不太多。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照例发了一篇悼文，而
且还颇长。但细读以后，却并不感到是该报对德里达的一种特别怀念，因为该文虽然长，
但却充满敌意，对德里达其人其学，评价十分刻薄，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话语。西方人较
中国人直率，已经为人所知，但他们在悼念死人的时候，一般还是比较客气的。在英语里
，“悼词”（eulogy）就是说好话的意思。可见在一个人谢世之后，为他生前的行事说几
句好话，为人之常情。
德里达之所以会得到如此“待遇”，与他的学问，自有关联。这一学问，由旁人概括
为“解构主义”。简单说来，解构主义是现代语言学的一种理论，探讨人的思维与语言的
关系。近代西方人认为，语言与思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你有什么思想，就可以用什么
语言表达出来。但德里达却“解构”了这种关系，认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
；语言既不能清晰表达，也不能全面转达人的思想。
如果解构主义只是在语言学界流传，那么德里达也就不会那么“恶名昭彰”。但他偏
偏又强调，他所指出的，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具有普遍的功用性。德里达希图将人的所有
认知活动，都与“读书”相比仿，也即认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本质上都是在阅读“文本
”而已。因此解构主义，就与本文的主题有关了。而解构主义在西方的流传，又得益于后
现代的文化氛围，因此解构主义又与后现代主义相得益彰，德里达也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
位主要思想家。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简单而言，那就是对现代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思、反省，其形
成自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但又不足以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段。用一个人们较为
熟悉的例子来解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可与列宁分析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
关系相比仿。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结果，但又无法脱离、超越前者，而是与其互为依存。
其实，从读书方法的角度，倒是可以比较方便地观察一下“现代”与“后现代”的异
同。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既表达了对待文化传统的一种新的态度，又探究了一
种文化继承的新的方法。人类的繁衍，有赖文化的继承，自不待言。所有的古老文明，都
有一部或者数部“经典”，如西方文明的《圣经》、伊斯兰文明的《古兰经》、中国文明
的“五经”等，都是例子。这些经典，既是古典文化的积累，又是文明未来发展的指南，
因此人们对之奉若神明，所谓“皓首穷经”，就是这个意思。对这些经典的研究，不但产
生了相当数量“衍生”的著作，如中国的“五经”，到了唐代，成了“九经”，而到了宋
代，则变成了“十三经”。更重要的是，研究这些经典，还让后人对前代文化，产生一种
崇仰、追慕的态度。古人有“言必称三代”，就是这个意思。中世纪后期的西方人，追念
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因此有“文艺复兴”，也是一个显例。
这种尊敬、仰慕古人的态度，首先表现在读书，也即对待“文本”的态度上。从古代
到现代，人们在研究经典、阅读文本的时候，其首要任务是理解作者的意思。就经典的研
究来说，因为作者年代久远，而且所用的文字、语言也已十分不同，因此要想理解其意思
，颇费周折。因此那些知识丰富、熟读经典的人，就会被奉为“经师”，其中最次的也可
作一个教书匠，有一口饭吃。而在他们当中，更有一些“独具慧眼”的高人，能对经典作
出独到的解释，于是他们所受到的尊崇，便不同寻常。中国的孔庙有“入祀”的典礼，就
是对这些高人的特别礼遇。“二程”、朱熹、王阳明等，都得到过这种“从祀”的光荣。
在西方，掌握经典要义的人，被视为是希腊神话中那个在诸神中传话的赫尔姆斯（Hermes
）的“后人”。人们借用赫尔姆斯这一名字，又命名了一门学问，那就是“诠释学”（he
rmeneutics），专以解释、说明经典为宗旨。总之，阅读经典是为了孜孜以求其真义。这
一目的本身就表明，人们将经典奉之为上，持有一种恭敬的态度。
但是在西方科学革命之后，人们对传统的态度就开始转变了。西方学界因此有“古今
之争”，开始争论古今文化的高下。当然，他们对古希腊的戏剧和雕塑，还是尊崇未减，
但同时他们也觉得，由于科学的发现，现代人对世界的认识，可以胜过古人。到了18世纪
，启蒙思想家主张思想解放，又提倡历史进步的观念，其实就是在宣传“今胜于昔”的思
想。于是，人们对古代经典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了。以历史研究而言，原来视古人的记载
为权威，不敢越雷池一步，而19世纪的欧洲许多史家，则相信自己的“科学研究”，也即
用实物史料掺以文献考证的做法，有可能获得对过去的更真切的理解。因此，古人的著作
，就没有像以前那样为人尊重了；经典也就慢慢丧失了其“神圣性”了。
近代中国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胡适、顾颉刚所领导的“古史辨
”讨论。这一“古史辨”，产生于五四时期，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检讨的年代。顾颉
刚承认，他提出古书不可信，与那时的时代精神有关。换言之，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
对传统经典的“神圣”效用，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可是，虽然欧洲近代史家和胡适、顾颉
刚等人挑战经典文献，但他们还是对另一种“文本”，也即通过考古等手段发现的古代文
物，表示十分的尊重。在这方面，傅斯年的例子最著名。他公开宣称“我们不是读书人”
，而只是想“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里的“东西”，自然不是指古代的
文献。从尊崇古人留下的经典到尊崇科学发现的“事实”，这是现代主义的治学态度。
后现代主义者则更进一步。他们将所有的认知对象，都视为“文本”，也就是将近代
以来科学发现获得的东西，与那些在近代社会已经失去神圣性的经典，不分轩轾，同等对
待。甚至，他们根本就怀疑借助这些“文本”而认识客观的必要，因为在他们眼里，主、
客观的区分，本来就是大可怀疑的东西。因此，他们宣称：“作者已死。”一件作品一旦
完成，作者就不再享有任何权威，而应该让读者自由理解和诠释作品的意思。读书是如此
，看画展、看电影、听音乐会、欣赏建筑物也是如此。在这些活动中，人们所面对的，都
是“文本”而已。借用德里达的理论，在这些认识活动中，读者的参与十分必要，因为文
本的沟通有“隔阂”，其实作者根本就无法清楚表达他创造的真实意图，读者何必花如此
大的精神，为揣摩、理解作者的意图而煞费苦心呢？读者完全可以抛开作者，“独具慧眼
”，各尽其想，自由发挥。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序言中，曾有“作者未必然，读者何
必不然”（Complete liberty of interpretation）一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人们原来培养的对经典的尊重（中国人以前的“敬惜字纸”的
传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人们的读书态度，也就相应有了重大的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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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17 14: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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