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清涟: 习氏思想控制:去知识化与反常识
——从《辽宁日报》公开信谈起
【阿波罗新闻网 2014-11-26 讯】
作者:何清涟
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为中国媒体毫无底线地媚权留下了一个经典样本。
辽报公开信将自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据辽报自述,10月21日,辽报微信以《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为题征集微故事,在后台共收到300多条留言,许多留言反映,在大学课堂上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时尚,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成为普遍现象。辽报为此感到“坐立不安”,派记者奔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20多所高校,花半个月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证实了“‘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
辽报公开信引发了极大震荡,反对者有之,支持者有之。在中国的语境下,支持者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乌有之乡》网刊甚至登了一篇“请习总为《辽宁日报》助威”;反对者就没法畅所欲言,只能旁敲侧击,比如就辽宁省委机关报不具有要求全国高校怎样讲课的资格,批评辽报用“卧底”方式整黑材料很不光明正大等。这当然不是反对者讲不出道理,实乃形格势禁。
在一个正常国家,大学课堂出现这种情况,全社会都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而不是打压批判,并希望借助权力助威。目前,中央最高层领导人还未就此表态,但辽报这封公开信,显然是以网络写手周小平、花千芳为榜样,周小平这个“识字分子”只不过以指鹿为马之术迎合当局,大造谣言贬斥普世价值与美国现状,如今辽报抓到了国家培养人才的根本问题上,比周小平立的功显然要大多了,凭此还能不青云直上?
中共一直戮力驯化三尺讲台 辽报选题策划者逢迎当局确实花了点心思,挠痒算是找到了痒处。大学在西方本是培养怀疑与批判精神的场所,自19世纪末进入中国之后,大学生就成了要求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也许因这支力量被共产党利用得最多,让毛泽东看到了潜在的危险,他当权后很不喜欢大学,曾亲自圈阅批准了“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教育改革就是摧毁教育。
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共意识形态警察眼中,中国一流大学人文社科的三尺讲台基本沦陷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传播之地,除了发起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之外,为了“夺回”这三尺讲台,当局设置了种种藩篱,例如对于大学教师人选的政治思想考察,任教期间成果的评定(比如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之类),其中还包括学生对教师上课质量的评定。经过这些驯化,其实在大学里任教者,大多数已将教职视为一个体面的饭碗,一些有“政治抱负”的人士则迎合上级政治需要,不断承揽各种“国家级课题”,以图向上升迁。只有极少数良知未泯且有道德担当者,才坚持在课堂中讲授一些教科书之外的知识。这些教师的讲课屡屡遭遇“学生信息员”的举报,如今更被辽报夸张成“三大问题”。
三大问题反映了国人的政治觉醒 辽报指称的“三大问题”,正是部分中国人看到中共政治种种弊端尽显后政治觉醒的表现。
辽报称,三大问题当中,“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有的老师用戏谑的方式讲思想理论课,揭秘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毛泽东与古代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肆意评价;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
这段话说明,中共用谎言堆积出来的辉煌历史,经过无数学者的研究与当事人的回忆,通过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已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不仅马恩神话因其“隐私”而光彩褪尽,就连毛泽东的神话也被解构得比较彻底,从毛不择手段地从事党内斗争消灭张闻天、刘少奇等各大政敌,到其弃杨开慧母子于长沙不顾另娶贺子珍,无一不成为国人茶余酒后谈资。中共建政后毛泽东私生活的糜烂,已被其御医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载入史册。至于“党的创新理论”,我猜想主要是指从前年开始不断出台的各种“理论”,比如三个自信、宇宙真理论等,那确实比江的“三个代表”更脱离现实,比胡的“科学发展观”更为狂妄无知,想要人不嘲笑也困难。
“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有的老师传递肤浅的‘留学感’,追捧西方‘三权分立’,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片面夸大贪污腐败、社会公平、社会管理等问题,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陷。”
中国的腐败用不着夸大,观其披露的部分事实就已非常惊人。最近徐才厚宅中窖藏的16亿钞票与众多宝藏,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于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纽约时报》与彭博社近两年对中国高层家族财富的系列报道都足以证明。至于社会是否公平,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公开披露的基尼系数为证。试问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
政府出台的重大政策,在哪个国家都可以被质疑,因为这是公民权利。只有在中国,质疑政府政策会被当作大逆不道。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是否有问题,仅以环境污染一项为例就可以得出结论。以上种种,加上剥夺公众的批评权与向政府问责的权利,足以证明中共政治基因有严重缺陷。看到这些缺陷,证明部分人政治觉醒,不再处于蒙昧状态。
“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有的老师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变成课堂上的牢骚,让学生做无聊的‘仲裁’;把‘我就是不入党’视为个性,显示自己‘有骨气;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灰色段子当做论据,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导学生‘厚黑保身’。”
民主国家的爱国,从来就不包括热爱执政党。将爱国与爱党混为一谈的人,在于混淆了“政权”与“国家”二者。如果在英文语境中,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谈清楚。英语中指涉国家的词主要有两个,即state与country,前者指国家机器,后者指国家(指疆域意义上的,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只会说 I love my country,即“我爱我的国家(或生我养我的土地)”,绝对不会说 I love my state(我热爱这个国家机器),这就是今年苏格兰公投时英首相卡梅伦公开演说的由来:“假如你们不喜欢我,我不会永远在这个位置上。假如你们不喜欢现在的政府,它也不会永远执政下去,但如果你们离开英国,那就真的永远回不来了。”更何况,要求中国人热爱一个从上到下腐烂透顶、依靠暴力与谎言统治的政党,实在毫无道理。不想加入这个党,正好表示这人有良知。至于社会上流传的段子,大学生是成人,即使老师不在课堂上传播,通过微博与网络也可以看到。只要不想将学生培养成愚民,让学生通过这些讽刺段子认识现实世界,本是教书育人应有之义。
习氏思想管控特点:去知识化与反常识 互联网时代带领人类走向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号称要引领互联网时代的中共当局却正试图恢复毛时代的洗脑方式。其愚昧虽然与毛时代相差无几,但在民智已渐开化的今天,却倍显其荒谬。这荒谬一是表现为当局的洗脑方式完全与时代不合拍,将民众想象为当年毛时代那种蒙昧状态,不仅对外界一无所知,还容易将领袖看成神;二是表现在洗脑工具的使用上,依靠毛左及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的“识字分子”,例如周小平与花千芳。这两位列入“中国网络正能量四大写手”,不仅缺乏常识(如周小平对美国的胡说八道),还缺乏基本语文常识(例如花千芳对中文成语的谬解)。这种互联网主导权体现在国内的局域网,将让“太阳从西边出来”替代“太阳从东边出来”成为“常识”;主导海外中共控制的网站,将使多维、文学城、四月网之类成为五毛尽情倾泻语言与思想垃圾之地。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4期 2014年11月14日—11月2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