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转：中国高层与底层的奇特契合

2014年是中国政治向左急转的一年，连“宪政”都被批成“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价值观渗透”。意识形态专家邢贲思在《求是》上撰文宣布，历经十年、投入巨额资金人力的“意识形态三峡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建成。党媒用语与左派、五毛用语几乎一致转成深红，说明中国50后一代政治高层与80后一代底层青年，在“左”这一点上达成奇特契合。前者是中国的政治舵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后者人数众多，声称向往社会主义。这样的领袖与群众相结合，究竟会将中国导向何处？

人人网是中国大专院校的校际网，《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当中的左派青年表达政治立场的宣言。他们对国内矛盾如此表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上下矛盾，而非内外矛盾”，这种矛盾与改革初期已经不同，“是社会性质根本变革后，有权获利的阶层和普通无权人民的根本对立，是政治经济地位的彻底对立。”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他们认为，“总的说来，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所谓内外矛盾的实质就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与既成世界格局的矛盾。”

使用以上语言系统来表达政治主张，是中国青年所受教育导致，因为在中国大学里，他们只能学到这套思维与话语。公允地说，上述这份“共识”出自“中左”，比毛左要理性得多，也没有新左那种向权力献媚的色彩。

中宣部与左派青年虽然共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用语却完全不同。对国内矛盾，党宣系统表述为，因为“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矛盾，政府正在加大解决力度”，对国际关系则表述为“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扼制中国，妄图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之类。党宣系统根本不承认中国有什么“上下矛盾”（即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天天宣传人民政府心系人民，一切都为了人民。

在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中宣部比这些青年更清楚，即马工程之类无非是驯化人的头脑，让教育对象认同中共政治的合法性。所谓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由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事件组成，比如土改、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其真相至今都还是不许触及的禁区。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宣传于中共而言，只是用来骗人的一块招牌。这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共享一种意识形态的状态，为后者带来的最大难处就是，被压迫者要么认同它，要么就批判它，揭穿它。但中国的左派青年并非精研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专家，其中大部分人甚至不清楚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带给中国人民的磨难，更不清楚百年共运带给人类的巨大灾害，根本不具有揭穿的能力。少部分毛左则极力篡改历史，闭眼胡说。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的荒谬状态：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共举一面社会主义大旗，各说各话，算“一社各表”吧。

这一点，人人网的左翼青年好像还算明白，所以宣示：“我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以创造性的理论回应人民的关切，而非要求人民迁就自己，甚至要求人民服从自己的指挥节奏。”

但这种双方共享同一种意识形态的状态还是带来了许多混淆。破土工作室曾发表一篇《APEC期间建筑工人所为何事：当汪晖老师遇上维权农民工》，记述了新左著名代表人物汪晖与北京工地的建筑工人的一次座谈会，参加者来自四川、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十余名在京建筑工人，劳动法律师、工会干部和劳工社会工作者，语言与思维明显有左派色彩。从内容来看，这次座谈充分反映了座谈者自身都未意识到的混乱。

比如在丰台区法院审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时，从工人所述可以明显看出，是政府失职，因为审理、赔偿执行都是需要国家（司法）力量介入的，但工人却将此归结于涉事单位的拒绝支付，并称“行政和司法都难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要建立我们建筑业农民工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我们的权益。”又如工地涉黑问题，企业不按约定付给工人工资，并动用黑社会力量驱赶工人，他们也没意识到，这种状态是政府失职，“我想政府、媒体恐怕是指望不上了，所以我们工人想自己成立一个工人自己能够互帮互助、能为工人伸张正义的组织。”仿佛允许成立工会了，这些需要国家力量介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

其中有段话又是滥用市场概念，错得离谱：“如果全社会都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那么自然相关职能部门和工会组织也就成为市场所配置的资源了”。“相关职能部门”即政府显然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产物，政治学阐述政府的起源指出，人们出于安全的需要，将自己的权利让渡一部分给政府，比如交纳税收供养政府，以交换政府的保护。工会的产生同样也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产物，而是工人的政治权利得到保证的结果，与之相对应的组织是企业。这里涉及的关系是国家-组织-个人三重关系。如果政府不作为或者恶意作为，人们又不能向政府问责并通过选举活动定期更换政府，任何群体组织的政治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而排斥三权分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提供任何保证个人权利的制度资源，也不提供任何独立社会组织活动的社会平台。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是批判性有余建设性极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如一面镜子，让资本主义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丑恶一面，不断改善自己。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应运而生，比如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到1948年以后再引进人权理念。在寸积铢累的不断进步中，终于形成了现代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这种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确个人权利与责任的个人自由基础之上。这种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主，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共服务有批评的权利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管道，可以通过选举定期更换政府。而按照马克思理论建立起来的前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恰好以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为其制度基础。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若工人以为自组工会就能解决一切，实在是自欺欺人。莫说自组工会这种行动向来被当局视为颠覆之举，就算真成立了，没有一个公正履行政府服务职能的政府，工会也难以解决任何问题。

中国左派有极左（毛左）、中左、新左之分，正在按其倾向集结，乌有之乡、工人论坛都是他们的阵地。乌有之乡算是极左代表。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确实是权贵与资本相结合产生之恶，但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为权钱结合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中国左派却刻意回避了制度之恶，将一切归结于资本，尤其是西方资本与民营资本，偏袒国有垄断企业，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根基。往好里说，这是中国左派那种特殊禀赋即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作祟；往坏里说，则是毛左面对强权所表现的一种精明算计过后的怯懦。乌有之乡上黎阳的文章《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与“公知”的乱世“自由”》，就是毛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巅峰之作。

在中共意识形态三峡工程的作用下，国家造就了一代左倾青年。这代青年也将造就未来的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社会剧烈变迁导致传统社会瓦解，价值观剧烈变化，城市里满是解放的、孤独的、无根的年轻人。这些青年最后都成了左翼青年运动的中坚，也成了希特勒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与德国那时相近，由于社会向上流动管道严重梗阻，不少受过教育的青年却面临失业的困扰，他们在寻找出路。习近平出于管控舆论的需要，为这些底层青年提供了五毛这一庞大的就业机会，并树立了周小平、花千芳这类毫无良知、以取媚政府为唯一目的之行业榜样，五毛职业已经成为底层失业知识青年的甘露。

处于最底层的五毛与政治上层本属于利益对立的双方，却善于用压迫者那一套思维来思考自己的生存处境，视真正保证人民利益的西方民主制度为寇仇。

可以说，中国政治高层的向左急转，与底层青年长期被培育出来的左倾，在一个最需要清醒思考的时点奇特相遇，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两种力量相遇之后，只会凭借权力与人数的优势，将中国带入一个新极权时代。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7期  2014年12月26日—2015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