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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凌的小说习惯将目光投注于平凡的个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以轻快的口吻，不作过多渲染的叙述方式将故事娓娓道来。简朴的文风中渗透了作家的人生感悟，轻松的调侃中自然闪现着智性的光芒。读冰凌的三部中篇《同屋男女》、《旅美生活》和《中风》，体验冰凌式的幽默，从容不迫的叙述方式，也开始从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出国，思考旅美华人的生存状况，感受中美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融合与对话。不同于以往所读的海外华人文学作品，冰凌的中篇小说展示了他结合自身经历对两种文化交融和对抗的理解。言说了他所期盼的理想中的异域生活。
“我为什么出国？” 这也许是每一个跨出国门的人都会对自己发出的疑问，冰凌也没有绕开这个问题的思考。在《中风》中，他就着这个问题对自己反复追问“ 我到底为什么来这里，我是不是精神中风了？”在传统体裁的华人文学中，老一辈移民的背井离乡或为贫困、或为饥饿、或为战争所迫，而不得不为之。这样的去国是一种无奈，一种茫然，一种无根的飘泊。老一辈华人移民史，是一段血泪斑斑的苦难历程。对这一群体的写作，造就了被定位为“边缘文学”的传统华文文学。它是一定的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言说的是远离故土，挣扎在异域，在异文化冲撞下饱受压挤，无法定位自身身份，找不到归属感的迷惘。而西方主流文化更是长期对早期移民形象施行“弱者化”、“他者化”、“ 女性化”。汤亭亭代表作《中国佬》展示了“父亲”在文化身份上被阉割为女性后的压抑和屈辱。为数甚多的文本则对华裔男性形象进行了妖魔化描写。
海外华文文学一直停留在“边缘化”的位置，直到上个世纪末新移民文学开始崛起，并逐渐形成声音，开始突破传统的乡愁情绪所塑造的悲情气氛。冰凌正是这个声音中的发声者之一。新华文文学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怀乡的哀怨、在异国艰难的起步和艰苦的奋斗历程。“认同”和“融入”开始成为文化的主题，形成由边缘向中心的返回。文学文本所描述的形象本身――新一代移民的主体，也不再是孤苦无依的唐山猪仔，而是可以流利地说两种语言，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新理想的追求者和新事业的开拓者。他们已走出社会封闭性和文化排他性等飘泊族群的误区，在保持中华文化优质的同时，融入和认同旅居国的文化。他们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变化，积极地答应了时代对新一代华人的要求。
在刻画两代移民关系上，华裔著名作家谭恩美有着透彻的诠释。其代表作《喜福会》借母女两代人的冲突，将家庭矛盾上升到两种文化冲突的层面。而冰凌《旅美生活》中的老金和金城这对父子展现的却是新移民时代另一类型的相处模式。先期赴美并打下事业基础的儿子金城，在面对餐馆中让他倍感头疼的人际关系这一“啃不动的硬骨头”时，还需借助父亲这位社会主义政体下的退休车间主任来助其一臂之力。而当餐馆面临同行压价竞争，岌岌可危之际。又是父亲老金智出奇招，化险为夷，解了儿子的燃眉之急。困难当前老金对儿子金城的一番勉励之语，是让人情不自禁慨叹这颗 “中国老姜”的辛辣。在国内已退休养老的他，在美国自由竞争惨烈的土地上却再次焕发了青春。暮年出洋的老金对异质文化虽也颇有看不过眼处，但他更多的是思考如何顺应眼前的生活，为此他积极学英语、学驾车，从容不迫的“融入”了这个“陌生的世界”。他拥抱美国社会的一番举动让人不由不重新审视新移民文学背景下的中国男性形象。
在刻画华裔男性和白人女性形象上，冰凌也照样“新”了一把。《同屋男女》和《旅美生活》立足全新的角度刻画了男性移民和白人女性的关系。如果老金仅仅是以他东方男性独有的沉稳魅力吸引了戴安娜，赵重光则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上都彻彻底底的征服了露西。他借中华美食文化千年的沉淀，小试身手便轻取露西的胃。他所演绎的古老东方的房中术，让露西在身心上重新领略了这个东方男子。在露西曾有的白人优越感面前，他时时调整着自己的步伐，提醒自己要超越。进行着从被动到主动的调适。赵重光立足母体文明，所造就的新型东方男性和白人女性间的两性关系彻底颠覆了长期被“抑制”为女性和弱势力的“中国男性形象”。
如果冰凌的三个中篇可以视为他对出国意义的思考过程，那么，至此冰凌已完成了对“我为什么要出国”的追问。我们姑且可以将老金和赵重光自信满满、游刃有余的生存状态理解为冰凌所期望看到的文化融合。四海一家的全球化时代，走出国门的新一代移民正用自己的才智证明着华夏千年文明的精华，在这块百年前老一辈移民为之撒下汗水和血泪的土地上，炎黄的后人活出了新的风采，响亮地发出了来自东方的声音。肤色已不再是权威的象征，新一代移民如赵重光、老金和冰凌本人等，以跨越了两种文化的隔膜与对抗的时代,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从冰凌的小说中,我们已能看到这种东西文化融合的景象。
（选自《澳门日报》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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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10 09: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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