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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当时我丈夫任市委办公室主任兼副秘书长的职务。我和同修决定去省城为大法上访,还没等走,丈夫发现了,不让我走,说市里正准备抓去外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他身体不好,心脏难受,血压也高了。
听后我就哭了,这可怎么办呀?都和同修定好晚上打出租车去省城,他不让我走,还截人。内心矛盾了一会儿后,我平静地跟他说:你身体不会有事的,如果我现在不走就走不了了,希望你保重。说完我就走出家门。
后来我平安回家,他很高兴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当时心里很沉重,觉得自己很无能,回来的路上一直哭;因为还被录像了,心里也有些负担。丈夫说:“录像没有事,谁也看不出来你的,录就录,别害怕。”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份,我和同修结伴去北京上访。这次丈夫没在家,我心想这次好了,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没有压力。走的当天告诉了小叔子媳妇,让她和我一起走。她正准备走时被她丈夫发现了,结果她没走成,还把消息告诉了我丈夫。知道这个消息后我有些不安,心想去检票口可别碰到他呀。结果出检票口时我俩撞个正怀,他把我拉到一边不让我走,说他一夜没睡,很早就来到火车站等我。我稳了稳情绪,心态纯正地跟他说: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向你提过任何要求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今天唯一的要求就是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希望你能支持我,让我走。他同意了。
为了给他一个安慰,我把身份证留给了他。这是一次失误,没有身份证买不了去北京的票,改去山海关,到了山海关没有身份证也去不了北京,在山海关火车站我们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了四天。回来后我被送到本市矿务局看守所关押了两天。送看守所的警察是公安处副处长,他特意叮嘱看守所人员,我们是个人信仰,不是犯人,要照顾。我出来时是公安处正、副处长两人把我接出来的。我问还需要写什么吗?他们说:什么也不用写,回家。看得出来他们是反对邪党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的。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我市同修商量集体去北京上访,两天之内全走完,不然让单位、家人发现就走不了了。因为我单位有好几个同修,和同修商量我们几个最后走,这样影响面小。可是同修进京上访心切,不想等就走了两人。这一走单位领导、保卫科就把我们没走的三个同修看住了。丈夫也来单位和我谈:市里领导找他,让他看住我不让我进京上访。我告诉他:进京上访是定了,什么时候走没定,希望不要用你的权力做什么,我有师父管,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你上次进京回来戴着手铐我很心疼。我说:这次我绝对不戴。他走后,我和同修穿着白大褂从医院侧门走脱了,连包也没来得及拿,手里的几百块钱还是别的同修的,一路没有身份证,没有多少钱,却畅通无阻。
我在北京被绑架后,绝食回来,被关入看守所。市里领导、矿务局领导、单位领导怕出人命,要放我出来,我不出,说:是你们把我绑架来的,我没有犯任何法,上北京上访是我的公民权利,法轮功被诬陷,法轮功不平反我就不出去,宁可死在这里。他们吓坏了,轮番来劝我。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也回来了,怕失去母亲,跪在看守所走廊,让同修劝我吃饭。亲人轮番劝,我就不出来。后来我们单位领导及保卫科科长来劝我说:“姐姐,这次你去北京没有白去,法轮功给平反了,你去对了。”我一听就高兴了,说法轮功平反了我就回家。他们俩高兴地把我背出来送回家。丈夫的同事来看我说:“嫂子,这功你可得继续炼,这功太神奇,好几天没吃没喝,要是我早就死了。”
丈夫当时每天面对着主管迫害的市委副书记,一开会就是汇报迫害法轮功的“政绩”。丈夫失去过一次被提副厅级的机会,因妻子炼法轮功,被人告,搞株连。有人让他与我离婚,有人让他打我,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没有一句指责,没有一句抱怨,默默承受。他曾经跟市领导同事说:宁可放弃从政,绝不离婚,妻子是家里的功臣,妻子炼法轮功身体健康,道德高尚。
丈夫让我给他同事退党,说他的同事手举拳头在公园对着众多的人喊要退出中共邪党,还不好使吗?我说:好使,给退。
还有一次,他们接待省“610”人员,在饭桌上,丈夫举杯对对方说:“我妻子就是炼法轮功的。”对方打圆场说:“不炼,不炼,现在不炼了。”丈夫再次举起酒杯说:“我妻子就是炼法轮功的。”对方很不好意思说:“现在法轮功很省心。”
一个常人,他能以炼法轮功的妻子为荣,能善待大法、善待法轮功学员,不但能救了自己,还能救他背后的无量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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