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中国，再次通向军政府之路

夜漫漫 · 发表于 2015-6-8 22:04:20

中国，再次通向军政府之路
罗祖田

（一）
我在《论中国》后面曾指出：“从现时起的二十年，中国文明需要迈过两道坎：一、切实理顺极其落后的政治与快速发展的经济方式、多样诉求的社会生活、多元价值取向严重不相适应的关系。二、高度警惕军政府高压统治的出现。”
因为这两点实为中国文明复兴与现制度和平转型的基本要求。很显然，实现不了第一点，文明复兴将一定后捱。出现了第二点，不但相当时间内社会生活会急剧倒退，而且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演进将添上很大的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一切高度专制的政府本质上都是军政府，军国主义乃是它们的巅峰之作。它们的共相与鲜明特色，乃是刚愎自负的军人集团在政府的决策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惜与文明的基本准则对着干。
具体就中国而言，中共建政后的毛、邓两个时代，无疑皆属于军政府统治。不过，由于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坐江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因而此种军政府有着相当的历史依据，或叫革命产物。姑且称它为常态下的军政府。
二战后非常态下的军政府属于王朝进入了中世、末世，合法性由于它必然的倒行逆施已丧失殆尽。“革命领袖”已然作古，各个政治集团互不买帐的情况下，通过军事政变或长期养虎成患过程中形成的军人干政，所酿成的军人集团对国家事务的发号施令。此种情况下的军政府统治，是一丁点遮羞布也不具备的。由于不复历史依据特别一丁点遮羞布，它也就更加无理性。当然，也容不得它进行理性统治。
邓小平之后的江朱、胡温乃至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倒也算不得军政府统治，基本属于文人政府管理国家，此为邓的开明专制与毛的极权专制的区别。源自此前军人统治为国家也为红朝带来的严重创伤，不得已转而把治理希望寄托于新的技术官僚。但是，六·四的枪声又一次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的绝对真理后，便不可免地助长了某些军人的底气与自信。从一个方面看，此二十余年军人干政尚未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较之拉美、非洲的一些军人政权，倒也不失为红朝技术官僚阶层尚存几分现代观念。改革得以继续，与此密切相关。从另一个方面看，改革需要军队“保驾护航”，实际就是要看军方脸色行事，此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而末世王朝要保住不崩盘，政治人物也必须借助军队的力量。
所以，认为今天的中国，军政府高压统治已呼之欲出，证据尚不充分。但是，由军人统治国家取代文人治理国家，此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也恐非虚言。
最近的军报微博公然讨伐《炎黄春秋》杂志，就是一个信号。
（二）
孤立地看，署名龚云的对《炎黄春秋》起底的文章，轻点说，不过是由来已久的党八股说教文章罢了，重点说，一砣屎不臭它挑起臭。它唯一能够让人有所理解之处，只能是它不开口便罢，一旦开口也只能这样说。在红朝的合法性已残存无几的情况下，要保住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它还能说些什么呢？举一个具体例子，如果周永康、徐才厚仍在台上，他们能说自己错了么？
但是，问题显然不是一篇文章对或错的问题，在一个年复一年充斥着假话、大话、空话的国度，哪里会有真正的学术争鸣呢？它也不全是左派执意挑起意识形态争论、捍卫原教旨纯洁的问题，或者打着习近平旗号向习当局发泄不满的问题，虽然这种因素不能排除。它主要是个反映军方某些实力派态度的问题。联系到不久前军方不能容忍“谣言”的行为，在正常国家里那不过属于司法处理的范畴，问题的性质便昭然若揭。明确地说，此为军方某些势力要走上前台的预告。
这几乎是必然的。
详细解析中共红朝党内、军内的权力斗争，不是一篇小文章力所能逮的，众多惊人内幕与真相，多半要到几十年后才可能被披露出来，且不免要捱到改朝换代。但是，逻辑还是明摆着的。
在毛、邓时代，那大量的亲手打下江山的骄兵悍将，一直不曾消停过。他们在各个领域大权独揽后，不能容忍内行对外行的权威有任何质疑，特别军管时期对阶级敌人的镇压，便是明证。事实上，不复他们的骄横，毛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便不会造成那么多恶果。他们不曾向毛、邓的最高权威挑战，主要基于两点：一、毛、邓本来就是他们的直接首长；二、毛、邓基本上兑现了对他们论功行赏。
毛、邓均已作古，无条件效忠最高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要继续“党指挥枪”，这个“党”当然得是自己的人，能够代表自身的利益。不是靠军功和才能，而是靠运气登上大位的江泽民，在位期间滥封将军，何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江泽民如此，胡锦涛又焉能例外？今天的习近平敢于大抓军内老虎，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不复大批太子党将军的支持，他怎会又怎敢自毁“长城？”并且，他清除的只是盲肠，仰仗和培育的正是军中的“正能量”。
事实上，习近平当局别无选择。他们未必不知军人势力坐大、军人干政的后患可怕，怎奈现实无情。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讲，高度集权特别政教合一的体制，文官们休想长期驾驭军方势力，除非借助民众力量。固然，这样一来，现有的剧本就得换。红朝既然坚决不走邪路，当事态表明技术官僚也不中用，军方势力不能容忍和平演变或不甘心呆在幕后而走上前台，就是逻辑使然。
（三）
这是一个宿命。
六·四彻底击碎了中共军队留给民间曾经的良好口碑后，作为一支党军，它就再也回得不到原先的面目了。一支由各阶层民众节衣缩食举活的军队，居然肆无忌惮地向民众开枪，无疑是通不过的。偏偏江朱、胡温时代，它的蜕变日甚一日，以致演绎出了徐才厚、谷俊山之流。到了这个地步，官方、军方的说词又有多少人听得进呢？
实际，这世界从来就不存在一支完整意义的人民军队，乃因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人民国家和人民政府。皮之不存，毛何附焉？专制国家如此，民主国家亦不例外。然而区别也是有的。强权时代的国家军队要做到民众甘心养育它，诚心拥戴它，便断不可介入国内那不光彩的政治争斗，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中共军队的悲剧命运，无疑植根于党身上。可悲的是，相当数量的军队官兵，今天未必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为之亢奋的是国中之国的地位。
由党国一体，党军一体支撑的政教合一王朝，必定是一口大染缸，时日越久，缸里的水便越黑越深，谁也休想独善其身。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民族的莫大劫难。此实非什么高深学问，现代人的常识罢了。不然的话，中共夺权阶段便无须向国民党呼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对这段历史，今天的中共可以回避，但估计还不致于宣布这是敌对势力的“造谣”。
所以，今天官方、军方的种种行为，早就不是理念问题，而是利害问题。仍拿对《炎黄春秋》起底的宏文来说，如果泡制者肯去民间走一走，或许行文会谨慎一点。因为它充其量还能博得一批旧脑筋大爷、大妈的眼球，但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只能是拓展了眼界的年轻人。
今天，习、李、王的新政尤其佐证了这一点。
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上台后所说的那些场面上话，决不可能都是他们的心里话，除非他们全然不知真实的社情。他们不过是生不逢时或误入官场罢了，时势由不得他们不做双面人。
问题在于，红朝虽也曾给他们人生带来阴影，总地来说于他们却是恩重如山。关于红朝给几代人带来的无尽阴影，那是另外一回事。如今，既然他们只能由着时势牵着自己走，新政的走向就无异于向风车开战。作为文学形象，唐·吉珂德是个英雄，作为现实生活的政治人物，向风车开战就是一个滑稽演员。
（四）
问题不止如此。
今天的中国，众多太子党成员占据着军队的要职，乃不争的事实。明眼人皆知，要保住红色江山不变色，枪杆子就只能掌握在自家人手里。“猛将必发于卒伍”已然过时，好在他们如今也不需要打仗。习当局整顿军队，恐怕主要不是要再造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因为当今时代向谁开战呢？或者哪个强国要侵略中国呢？说到底，整军反腐的最大考量，是忠于党的问题，是捍卫红色江山的问题。而这个红色江山，乃是数千个到上万个高端权贵尤其豪门家族利益的代名词。
江朱、胡温时代，也曾反腐，全成了虎头蛇尾，身为太子党的习、王反腐能收一定成效，既赖人力，更仗时势。徐、谷之流把军队搅得乌烟瘴气，就冲他们的“外戚”身份，便注定了他们因鼠目寸光而难逃的厄运。要保红朝，太了党将军们理当力挺习近平。盖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连军队的老虎都频频落马，其它领域的老虎又哪有能量抗拒当局？这便是今日反腐能收一定成效的奥秘。
但是习、王的反腐之剑却不能杀向太子党的特权。那样一来，他们施展身手的平台就会马上塌陷，或者，苏式“救国委员会”就会出现。即便习、王属于红朝正宗嫡传，也不免被“救国委员会”清理门户。
所以，今天中共权力斗争中谁胜谁负并不重要，本质上无非再现袁世凯驾崩后的北洋时代，重要的是日后的国运走向。
习近平的任期已过了四分之一。这期间，反腐不失为动真格儿，颇得民心，终归让久受欺压、盘剥的弱质得到了几分心理平衡。但是，反腐也好，新政也罢，现体制下更多的负作用正在酿成。这不是欢呼“青天”的人看得见的。
很简单，改革要实现中国梦，必要唤起各阶层积极投入的热情，即便如此，只恐也少不得一两代人的持续努力。在一个总是用警棍、手铐乃至枪弹对付维权访民的国家，实难想象统治者能够引领各个阶层齐奔中国梦。改革少不得军队保驾护航，虽一时合国情，长远看却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因为军队只要专心专职做好国防，就是对改革的莫大贡献。国内如何改革，原是各阶层各党派的事情，让军队对改革保驾护航，分明是不肯相信各阶层的改革意愿。确切地说，是用军队监视各阶层行为。这样的改革，只能是共产党迫于无奈的改革，不是国家、民族要求的改革。事实上，调动军队镇压民运诉求，动用武警维稳，与尔后的高层须看军方脸色行事，军队腐败触目惊心，再到今天军方态度的咄咄逼人，居然要主导不属于自身职责的思想，原是逻辑的必然演变。
再拿让中纪委担纲反腐来说，作为现实条件下的权宜之举，不难理解，长此以往则一定弊大于利，明朝的锦衣卫、苏俄的契卡，初衷都能说得过去，皆在异化路上渐行渐远。
旧悖论、新悖论如此地多，或者说，为了化解一个旧悖论又需要制造一个新悖论，此实为习当局新政的致命伤。天意已然，岂是人力能够改变。在习近平余下来的四分之三任期里，他幻想通过几个精英人物来实现中国梦，注定会停留在口头上。如果事事都不能遂其愿，他的性格由平和转向焦躁并非无可能。进一步说，就算习近平能在任期内平安着陆，大体上顺应天意民心，做出差强人意的成绩，下一届领导人还有他的担当么？只说一点，习近平的上位，红二代身份没有起决定作用也起了极重要作用，既如此，其它红二代就莫非没有上位的念头？以往皇宫里血肉相残的惨剧、闹剧，不胜枚举，今天红二代围绕习当局的团结，不过是大敌当前的暂时性的妥协罢了。一朝“外戚”势力清除干净，皇家内部的争权夺利就会接踵而至。认为中共红朝正在走向北洋军政府时代，这里是个理由。
（五）
极而言之，红朝进入了末世，无从突破围城，权贵们内心郁闷，也是自然的事。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们实在应该对此想开点，想透点，多想想事态怎么演变成了这样。但是，基于人性的缺陷，历代王朝的末世权贵，基本上不会面对现实，全因现实利益面前，从来理性等于零。因为在东罗马帝国的眼里，只有西罗马帝国的辉煌，哪里会料到日后欧洲的新变化。
中国今天的现实，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鉴于苏联的教训，枪杆子已被“革命接班人”牢牢握在手中，应属高明之举。指望当局实行政治改革，使制度和平转型，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只要回顾一下很多红二代的历史与现实表现，不妨说他们仍然生活在二十世纪。但是，三五年内，甚至十几年之内，红朝的文治铺面也还是撑得下去的。它掌控着所有生活资源，库存颇多，多数人仍有求于它，它便不愁顾客上门。况且，中国国体与苏联国体大不相同，统治者的运气自然也不相同。现在，它倒不用太担忧枪杆子出问题，最怕的是经济出问题。对于专制政体，由征税引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它只能把发展经济这根弦总是绷得紧紧的，不惜违背经济规律。这样，它就始终在一手化解旧悖论，另一手制造新悖论，因为哪有总是直线上升的经济呢？哪有用之不尽的国库呢？一朝经济大萧条到来，便不免社会动荡大爆发。
希翼通过民主运动倒逼当局改弦易辙，领导和平转型，或寄希望于红朝内开明之士，多半十年之内都不免是某些民运人士的一厢情愿。理由我已在《论中国》里指出。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走向军政府高压统治，很可能是当局尔后维稳的不二选择。果然如此，中国还将陷入一代人时间的劫难之中。这方面，与其欣赏台湾的故事，不如重视拉美一些国家或泰国、埃及等的经验与教训。
当然，放眼未来三十年、五十年，军政府高压统治未尝不会成为中国走上正道的催化剂。毕竟，时代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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