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党支部空降NGO，“两新”组织尽染红

诚毅 · 发表于 2015-6-13 23:25:00

何清涟：党支部空降NGO，“两新”组织尽染红

【阿波罗新闻网 2015-06-13 讯】

作者：何清涟

双管齐下：一是找到原来进入两新（主要是外企、外国驻华NGO）未曾暴露身份的隐形党员，让其重回组织；二是通过各种压力，让在华外企等“自愿”成立党支部

北京于6月4日宣布，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应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组织中设立党组织。这意味着继私企、外企之后，党支部将空降最后一块未被党控制之地——外国在华NGO。

严管NGO，意在拒绝与西方文明接轨

让外国NGO登陆中国，是当初中国要加入WTO、不得不扮出对外开放姿态的无奈之举。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共从未放松过对外国NGO的警惕，先是将外国NGO当作“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工具”；2004年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开始防范“颜色革命”，北京立刻紧跟着换个说辞，称外国NGO为美国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的工具。1989年之后，中共三任总书记的区别在于：江泽民时期因需要扮演对外开放的开明姿态，对外国NGO是明松暗紧；胡锦涛统治晚期是逐步收紧，但对国际舆论与国际形象略有顾忌；习近平与江胡两任前总书记相比，完全放弃了胡萝卜，只用大棒敲击。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因为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已特别尖锐，“治乱邦用重典”成为当局的主要策略。对于本土生长的反对力量，中共只需“卡住批评者的胃”，就能让很多人被迫放弃反抗。外国NGO的资金输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卡胃策略”的效力，中共当局认为NGO是“外部势力”对国内政治反对者的重要输血管道，因此必须掐断，至少要受到当局严密控制，“让党放心”才行。这就是自前年以来，打压外国NGO逐步升级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公安局日前建议检方起诉北京传知行成员郭玉闪和何正军，理由是两人“在2007至2014年间，非法出版图书1万9千余册，涉嫌‘非法经营’”，并指控郭、何二人利用德国博尔、诺曼，美国CIPE、加拿大PI等境内外基金会、NGO和美国使馆提供的资金，针对中国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制改革、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进行调研，撰写报告。这样直接点名，在中共近年打压外国驻华NGO的行动中尚属首次。女权组织被关闭，也是因为这些组织依靠境外资金维持日常运作。
其实，郭玉闪近年来从事的这些活动，严格来说，主要是培养公民意识，不算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女权组织从事的活动种类，在中国也算是被高度容忍的，这从李银河的处境可以感知。他们受打击，只因是当局奉行割韭菜原理，如今高的割光了，自然轮到较低的这一茬了。
从国际局势观之，近十余年之间，欧盟衰落，美国国内局势在2008年之后也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在中美关系中日渐走强，这也是习近平无所顾忌地打压外国 NGO的原因。在对郭的起诉书中点名，意在警告在华活动的那6000余家外国NGO：中国连美国大使馆的面子都不给，你们还不老实一点？

外国NGO的长期妥协与今天的被驱赶

2014年12月传出将出台《在华境外NGO管理法》之后，当外界知晓一旦法律通过，境外NGO将受到“商业联合体”、公安和其他部门的多重监管之后，就已经开始担心这将影响外国驻华NGO的生存。当知晓中共将要求在NGO中成立党组织之后，人们开始担心这可能会催生大量Pongo，即由党组织的NGO。在这种逐步加强控制的情况下，外国驻华NGO势必加强与中共的合作才能生存下去。
其实，外国NGO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妥协并非始自今天，它们踏上中国本土的代价，就是与中国政府及政府控制的高校、研究机构及政府办的NGO大量合作。所谓中国政府办的NGO无非是两大类，一是由工青妇这些从群众组织改名而成的NGO，二是由政府作为主管单位的NGO。中国中学政治教科书讲得很明白：NGO就是以民间组织名义出现的政府组织。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安子杰专门研究过外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的流向，他将美国基金会的中国受助方划分为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草根NGO、国际NGO、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宗教组织、联合国在华派出机构。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统计，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3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这些款项中，70%的数额捐助给了总部设在北京的机构。
外国NGO大量与中共官方合作的原因是：希望通过与政府管下机构合作，获得在华活动空间。但事实却告诉他们：这种妥协并没有为他们换来其所希望的活动空间，反而让中国政府逐渐看明白一点：就算打压这些外国NGO，结果也不会有多严重。

中共对异类的高度警惕及逐步渗透

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一直竭力摧毁其他一切有组织力量。对任何来自民间的组织活动，哪怕只是几个学生成立的读书会，都一律冠以“反革命组织”罪名予以毁灭性打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有组织力量多了三大种类，私企、外企与NGO。对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中共非常不放心，但因为发展经济及对外交流的需要，必须让它们存在，于是中共采取了新的对应方式，用尽千方百计，试图将这些新的力量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江泽民时期提出“三个代表”理论，鼓励资本家入党，并让各级人大、政协吸纳私营企业主当代表、委员。当不少私营企业主纷纷入党之后，就开始在私企建立党支部。温州本来并无多少国营企业，但数千家规模稍大的私企都建立了党支部，只是与国企有点不同，国企的党委或者党支部负责审查企业高管人选，以确保他们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在私企中的党支部并无这一权限。当中共在十几万家私企建立党支部之后，于2008年将这一举措推进到在华外企，其方式是双管齐下：一是找到原来进入外企未曾暴露党员身份的“隐形党员”，让他们重回组织；二是通过各种压力，让在华外企“自愿”成立党支部。当一切布局完成之后，《人民日报》于2012年7月17日发表《外企进入“党支部”时代党员重新被找到》，宣布“战果”：从1991年接受第一批外资企业51名党员组织关系开始，已发展了1个外企党委，5个党总支，98个独立党支部和5个联合党支部。上海外服是专门为国内外企业和外商驻华代表机构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以及商务代理、人力资源咨询等延伸服务的企业，其党委依托“外企党员之家”网络平台，为“散落”在2.4万家外企、400多个支部的1万多名党员营造了一个网上精神家园。从那时开始，让党支部在“两新组织”中开花结果成为战略目标，所谓“两新组织”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简称。新经济组织，是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等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是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外国在华NGO就是新社会组织。
问题在于：就算将党支部成立到每个家庭，中南海诸公恐怕也难以安心。因为今天的中共之敌，已经不是少数知识分子，而是数以亿计的新无产阶级。徐纯合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的一边倒的社会反应，维权代表“超级低俗屠夫”吴淦成为新华社点名批判的“国家之敌”，表明中共在夺取政权之时依靠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如今已经成为中共的敌人，这一变化对中国而言将影响深远。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8期 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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