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期盼与实现民主制度的可能途径

haixinjiang · 发表于 2015-7-3 10:15:35

中国的民主期盼与实现民主制度的可能途径
中国需要民主，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民主制度。但是中国的历史包袱和现实因素决定，在中国实现民主，建立民主制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特殊的国情民意决定了实现民主之路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

一、中国人对待民主的态度
中国需要民主，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人爱不爱民主？这一问题的答案包括三个方面，即：有人爱民主，有人不关心民主，有人反对民主。后两者的人数相加要远远超过前者，而实际影响力也远远大于前者。爱民主、不关心民主和反民主的人群分布，与其具体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生活状况，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以及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相关联。
爱民主的群体，主要分布在新闻、科研、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普通岗位上，人员以高学历的中青年为主；不关心民主的群体，主要分布在广大城乡，以学历程度不高的工人、农民、个体经营者为主，反对民主者主要是那些身居要职，掌握实权，在现实中以权谋私，钻体制空子，损公肥私，祸国殃民的大小官僚和红顶商人等既得利益者。从三种群体的人数及影响的差异看，中国人对待民主的态度还处于消极状态。
二、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状态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上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今世界各国，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及国民的生活状态比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主的，较早建立和不断完善了民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靠前的发达国家，其特征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人由民主选举产生，新闻自由，选民和社会对执政者能够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尽管也会经常发生违法腐败案件，但是问题能够被及时揭露，及时追责，不至于发生压倒性的腐败态势。第二层次是那些已经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气氛尚不浓厚的国家，由于权力过于集中，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一个目空一切的强势领导人一旦独揽大权，便可以为所欲为，结果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中国属于此种层次。第三层次是那些处于分列割据状态的国家，由于国家政权弱势，各地方宗派、教派、种族势力长期争斗，致使国家处于战乱纷争贫困状态。
三、中国人为什么对民主政治热情偏低
中国人对于民主政治热情偏低的原因，与发达国家相比，主要源于其所经历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及其社会道德意识的差异。
1、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社会生产方式形成了对“官长”和“家长”的依赖和顺从，官长和家长自然成为所在群落的支配者
追忆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例如，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和便于统治，据说分封诸侯国达七十余个，周王称周天子，成为各诸侯国的共主。各诸侯国的王、公成为其诸侯国的主宰，其他官员百姓成为其辖下任意驱使的臣民。
在农耕社会长期演变过程中，以家庭为单位最基层的社会细胞形成并延续至今，家庭以年龄最长者或地位最尊者为核心。在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我们看到，贾母因其年龄最长，辈分最高，成为荣、宁二府的尊者，就连实际上的“家长”贾政，泼辣刁钻的主事人如王熙凤都不得不听命于贾母，并以博得其欢心为荣耀。皇帝以下自高至低层次分明，下级听命于上级，盲从上级，上级居高临下，支配驱使下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历代王朝，皇帝自称真命天子，视天下为自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钦命的各地方官员被称为“父母官”，家天下的观念和父母官之称谓，及下属和普通百姓的顺从，形成了一种盲目仰视从上的专制社会特有的顺民逻辑。
2、西方国家社会形态的不同特点
反观西方世界，开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运动和继之而起于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使欧洲的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改变，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繁荣了近代文化，促进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兴起。可以说，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西欧社会政治、经济和观念意识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看美国。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当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富饶而又地广人稀的美洲大陆以后，欧洲人开始注意到地球上的这块福地。第一批移民者在登陆美洲大陆之前，共同写下了“五月花号公约”，是“自动同意管理自己的一个协议，是美国的第一套成文法”，自此之后，欧洲移民相继涌入美洲大陆。开始，移民者各自划界占地为王，等到好地块差不多占完以后，再来者已无法自由取得立足之地，他们便开始从先来者手中夺取土地，这种情况引发了相互间的恶斗。事情的演变使得争斗各方逐渐认识到，武力争夺没有赢家，通过谈判找到和平解决办法才能实现有益有利于双方的局面，“契约”社会意识逐渐形成，彼此平等，互相尊重，自由民主的观念成为人们认知的主流，在这种自由民主的观念意识的滋润下，出现了如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托玛斯•杰斐逊，等一批坚持自由民主立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实践家。美国独立战争于1775年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城爆发，1776年由托玛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由北美13个殖民地代表签署，这个划时代的文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提出了如下原则：人人生而平等、人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政府必须经人民的同意而组成，应为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人民有权起来革命以推翻不履行职责的政府。这些原则成为以后美国的意识形态，为美国独立后的发展强大奠定了思想基础。身为美国独立战争大陆军总司令的乔治•华盛顿在战争结束后，断然拒绝了属下军官请其自立国王的要求而解甲归田，只是因为形势的需要才“重出江湖”，在1787年组织了制宪会议。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1793年连任，在两届任期结束后，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隐退于弗农山庄园，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当权政治家树立了绝好的榜样。
3、宗教信仰和道德意识的差异导致中国人漠视人权平等的诉求和对建立民主政体的消极态度
中国的主要宗教信仰，不管是滋生于本土的道教，还是外传进来的佛教，其结构都有一个宝塔形的体制阶梯，教主是最高掌门人，其他信徒都要崇拜和顺从教主。中国的宗教信仰还有个显著特点，即“信神有神在，不信也不怪”，其信仰有较大的随意性，道教如此，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也已本地化，可谓入乡随俗了，但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宗教体系内部的等级制度的存在，只要信仰宗教，底层的信徒就要崇拜和服从上层。
4、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特点
在西方发达国家基督教信仰是主流。基督教的特点是：主神只有一个，即耶稣，是造物主，是万能的上帝。世间万物包括人本身是上帝创造的，都要皈依上帝，所有信徒，不分男女老幼，通称兄弟姐妹，一律平等。自16和17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萌发了极大的活力，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实践中要求诚实、善良、守信、互助的教旨，极易为世人所接受。而这种精神，这种要求，也符合现代人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期待。因此，近代和现代以基督教为主流信仰的西方国家，人们普遍要求和遵守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原则，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一些重量级的像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等一批坚持自由民主立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实践家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四、中国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经历的曲折道路
1、清朝末年戊戌变法的夭折
当欧洲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现状同时引起了中国和日本统治者和政治家们的主意，他们都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但学成归国后的经历机遇却不同，因为中日两国各自走出了不同发展之路，结果更是泾渭分明。日本留学西方归国的伊藤博文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出任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成为日本明治宪法之父，其不朽功业是建立了一种有生命力的立宪制度，使国家能够循序进行政治和平演变，在此种变化中，民众得到日益扩大的参政机会，为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1877年严复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结束学业回国，1898年中国发生戊戌变法，这是一次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期望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他们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由于光绪皇帝并无实权，变法遭到了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残酷镇压，以失败告终。因此有过西方游学经历的严复也只是任职福州船厂船政学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和总办（校长）。当然，严复也未虚西方游学之行，他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著作，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启蒙译著，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2、中国在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经历和教训
循着中国近、现代历史追忆，我们不能不感到痛心。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发展，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呕心沥血，做出了无私的奉献，然而，中国今天的现状，仍然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不能否认中国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即成王败寇、忠君崇上，独裁专制，唯独缺乏人权平等，民主法治基因。两千多年前，当项羽、刘邦在秦都咸阳看到秦始皇出巡时威严华丽的仪仗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刘邦的豪情壮志和个人英雄主义气概至今仍是很多人的偏爱。
3、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博大胸怀
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894年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辛亥革命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简称“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所经历的“四让”风波，一方面表现出本人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历史上社会活动家政治抱负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孙中山一让刘祥：1894年创建〝兴中会〞时，因为华侨刘祥要当会长，他就满足了刘祥的要求，自己退居次位。二让杨衢云：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与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积极筹建革命组织《兴中会香港总部》，准备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前决定孙中山作总指挥，成功以后就做总统，但准备起义的前一天晚上，杨衢云忽然跟他说“我要当总统，起义成功了总统应该是我”，孙中山未表异议，杨衢云就预先做了起义成功后的那个总统。三让康有为：孙中山想跟康有为合作，他说∶“你们是大清的犯人，我是通缉犯，我要革命，你们要改良，我们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希望在中国实行宪政，我们要联合起来推翻满清，创建共和。”梁启超跟孙讲他的老师是不能作第二位的，一定要做第一，孙中山爽快地同意了。四让袁世凯：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建元。当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较普遍地形成一种如袁世凯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满清王朝在袁世凯的护佑下，依然垂而不死，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势单力薄，显然还不足以完成彻底推翻封建帝制的历史重任。孙中山担心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革命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认为袁世凯虽然不可信;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912年2月12日，在优待条件保障下，满清王朝平和而体面地谢幕，改写了中国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总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的篇章。满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政权交接不费一枪一弹，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一大历史功绩。孙中山尽管并非出于自愿，但以大局为重，让位于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终于在北京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4、袁世凯的人生悲剧和皇帝梦破灭
袁世凯通过合法途径就任首任大总统后，本应把力量集中于治理积弱贫困百废待兴的国家，建伟业于中华，留英名于青史，但是由于帝王意识作祟，使其弃正道入邪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了所谓的民众劝进书，宣布登基，史称洪宪皇帝。在举国反对声讨之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下台，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1916年5月袁世凯忧愤成疾，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年仅57岁。”正如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评论所说：“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
5、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国民党政府统治初期，中国仍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内忧外患局面。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后，连续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多年争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共产党争夺国家政权提供了有利时机，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自此，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发挥了积极和决定性作用，在党内外，毛泽东的领导权威逐渐得到承认。共产党依靠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发动全国老百姓积极支前参战，终于取得了军事胜利，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情况不同的是，当乔治•华盛顿统帅大陆军与敌周旋的同时，有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等一批坚持自由民主立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实践家在积极为建立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做着不懈的努力。而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截然不同，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毛泽东的威权越树越高，军政领导人对毛的崇拜越来越严重，顺从越来越自然。建国后，毛的帝王做派步步加码，固步自封，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肆意打压迫害有不同意见者。如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为批评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引起毛的震怒，连同支持彭德怀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毛泽东定成反党集团。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本来步步紧跟毛，并为树立毛的个人威权做出了贡献，仅仅因为１９６１年４月回到湖南家乡做了44天的农村实地调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坚定了他调整农村政策的决心。随后，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北京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上，为民请命，说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开罪了毛泽东而惹上了杀身之祸。文革开始不久，毛于1966年8月5日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置刘少奇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动浪潮中含冤惨死。有忠厚长者之风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被靠边赋闲。生不逢时，兢兢业业，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才华横溢，唯毛令是从的官场不倒翁周恩来，也被毛终生猜忌。其余高官达人，谁还敢触犯毛之淫威！“文革”寿终正寝之后，邓小平应时而出拨乱反正，中国出现了举国欢愉欣欣向荣的政治经济局面，可惜好景不长。邓在政治上继承毛的独断专行衣钵，在一些思想僵化和私心侵淫大脑的政治老人们的蛊惑下，先后用非正常手段，废除两位深孚众望的共产党总书记，使改革发展的美好蓝图胎死腹中。更可悲的是，由李先念、陈云推荐，经其认可亲自扶上台面的两奸两假江泽民，亲政干政乱政20余年，腐败治国，搞得泱泱中华千疮百孔，浊浪翻滚，阴霾漫天，道德丧失，人性泯灭。还好，天不灭中华，中国十八大，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异军突起，肩挑重任，不负众望，似回天有术，正在挽回民心，唤起了民众新的希望。
五、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可能途径
鉴于上述比较和分析，推演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客观可能性，可能会有下述几种途径：
1、民众一哄而起，全国沸腾，民主政权乱中诞生  这正是一些人一直鼓噪和期盼的，也是最不可能成功的途径。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局并不是平静如水。至“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及天灾人祸，使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历经苦难，家破人亡，死于非命，结果并没有发生规模较大的群发性反抗事件。相反，“文革”开始，“伟大领袖”一声号令，群情沸腾，“万里山河万里红”，反修防修，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公检法，全国夺权，无法无天，一场荒诞闹剧延续10年。“文革”末期的1976年清明节，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被当时的官方定性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进行镇压，还株连了重新工作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被停职，第二次被打倒。人们记忆犹新的1989年“六四”事件，更是一种惨痛的教训。
2、外来力量渗透介入，植入民主，建立民主政权  晚清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常存戒心，“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信念深入人心。中国是一个有近千万平方公里领土，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自古以来，成功的外来者，如蒙古的忽必烈，满清的努尔哈赤，都是在入主中原之后，接受汉族文化并融入其中才得以稳步立足。今天，有的人羡慕西方民主，奢望民主世界能有救世主解放中国人民，情可谅事难成。因此，民主制度的幼苗，还是要靠本土培育，才能茁壮成长。
3、底层觉悟推动上层渐进式自觉向民主制度过渡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人员交往流动数量激增的时代，信息的沟通联系真实便捷，依靠媒体控制，消息封锁的愚民手段禁锢人心的时代已成过去。如果从学校教育体系中进行民主法治教育，培育新型公民，从媒体宣传中传递民主法治信息，更新成人旧有观念，就可以稳步推进，夯实民主制度建设的基础。官员上层出于民众群体，势必影响高层人员结构，促成观念更新。这可以起到添薪助暖作用，有益于向民主制度过渡。
4、上层有识之士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这是一条实现民主政治最有可能的成功之路。助之实现的因素很多，例如；首先，上层官员都与民间有割不断的渊源联系，只要不是顽固不化之徒，对底层民众的需求、期盼、愿望不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思想认知和价值取向；其次，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以及世界各国人员的频繁流动交际，官员互访，互相了解，不像毛泽东终其一生只到过苏联，必然促其思想开放，克服固步自封唯我独尊观念，开启取长补短，改革创新之风；第三，实现民主政治，张扬清廉之风，勤勉干事创业，有所建树，青史留名，是有志之士的高尚道德取向；纵观江泽民执政、干政、乱政20余年，结党营私，个人专权，腐败治国，操守清廉者被潜规则逆淘汰，纵有强国富民抱负，终难施展；受权势利益引诱者，上了贼船，在中共十八大后开启的反腐败“打虎拍蝇”形势下，多少人身败名裂，身陷囹圄，这从反面教育了官员民众，一个民主法治的清廉阳光环境是多么的重要；第四，现代人已不像过去，只读“五经四书”，循守封建道德，精研帝王之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知识，已经越过狭隘藩篱，纳入博采范围，更有越来越多的官员直接在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本身就已吸收了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的基因。当高层党政官员思路转变，形成一致认识，一边自上而下教育引导，一边积极推进政治经济制度改革，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
六、创建民主制度过程中应注意策略原则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通过各种努力，尽快建立民主制度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因此，比较，研究，选择正确的策略原则则是重中之重。
急躁莽撞感情用事的悲剧不能再演。谁说“洪洞县里无好人”，自1949建国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开明政治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就有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等。虽然刘少奇早期曾经自愿为毛泽东抬轿唱赞歌树权威，但在天灾人祸发生后，经过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亲身感受农民的贫困和诉求，便仗义直言，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原因，刘少奇的诤言未起作用并被迫害惨死，但其知错即改，不计个人得失的凛然正气值得铭记。胡耀邦，这个十年动乱之后百废待兴之际接任党的总书记，实事求是，勤政爱民，倡导民主，深孚众望，虽以“反对自由化不力导致学生闹事”为由被政治老人逼迫辞职，终将青史留名。赵紫阳，这位改革开放年代接任党的总书记职务，同样深孚众望的开明领导人，因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不失良知，坚持正确立场而遭撤职，随后遭无理软禁16年直至逝世。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是因为“学生闹事”被逼辞职，赵紫阳是因“六四”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请愿，被阴谋家利用遭到撤职，这些教训，不能不引起注意。审时度势，注重大局，不被阴谋家蒙蔽、挑唆、利用，不做可能导致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才能真正有利于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
七、值得期待的政治强人习近平
1、良好的家风是名人成长的重要条件习近平祖籍豫西南的南阳邓州。清朝光绪年间，南阳大旱，赤地千里，加之土匪猖獗，乡民纷纷逃生他乡，习近平的曾祖父习永盛先生带着家人几经辗转，来到了陕西省富平县乡村暂居下来。
人杰地灵的南阳邓州，历史上名人辈出。其中，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范仲淹曾在邓州知州任上于邓州花洲书院春风堂，挥笔写下了名垂千古的名篇《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名句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绝唱，花洲书院也因此名扬全国。新科状元贾黯请教为人做官“法则”的时候，范仲淹赠言：“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终身行之。”“不欺”，即“上不能欺君，下不能欺民，中不能欺心”，这是范仲淹为官做事的法则，贾黯提及此事时坦言：“范公这两个字，让我平生用之不尽啊！”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与刘志丹、高岗等同为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1935年受极“左”的“肃反斗争”迫害，与刘志丹、高岗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一起被逮捕险被活埋。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後，习仲勋又受了十五年沉重打击。1978年重新工作后，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又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支持和同情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路线，在歪风邪气之前保持了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生长于这种家庭环境中的习近平先天带有忠厚、善良、担当的优良基因，显然不会像江泽民、薄熙来那样，一旦得势，便祸害众生。
2、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有助于正确认识评价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从习近平2003年应邀所写“自述”《7年上山下乡对我锻炼很大》可窥一斑。他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该文中，习近平还首先列出了自己的明志格言：“老实做人，扎实做事；不事张扬，只求实绩。　勿忘人民，甘作奉献；鞠躬尽瘁，奋发有为。”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习近平的忠诚、正直、担当和忌恶如仇的和性格特点。
3、客观评价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的执政实践  习近平接班时间节点非同寻常。因江泽民腐败治国，执政、干政、乱政持续20余年，致使整个国家处于极度涣散、腐败横行、民心不振、民怨沸腾的危机关口。在习近平领导下，李克强、王岐山等齐心协力，干别人所不能，干民心之所向，高举反腐败大旗，打虎拍蝇，举国上下拍手叫好，群情振奋，国际舆论高调赞扬，标志着中国又有了新的生机。在人们高度赞扬积极评价习近平铁腕反腐的同时，也有人对习近平高度集权，严控媒体等效果提出了质疑。为了说明问题，可以对国内外舆论集中关注的正面的、反面的，积极的、消极的评价质疑作以比较分析。
第一，腐败该不该反  据人民网2015年2月16日统计数据，十八大后已经有78名副部以上官员和军级以上军官落马，而每个落马高官背后又总有成群的家族成员和裙带关系利用其职权掠取非法利益靠腐败发横财的。有人说，这是政治清洗。试问，江泽民恶政20余年，腐败治国，官场潜规则横行，非追随江泽民恶政卖身投靠者，能有几人有可能发腐败财的？反腐败的积极效果，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都有切身感受：靠公款吃喝维持的高档酒店、豪华娱乐场所逐渐退出市场；靠公款抬高价位的“名酒”茅台、五粮液从数千元一瓶跌落至数百元甚至百多元一瓶；精致包装的各种“名茶”从数千元上万元一盒跌落至数百元乃至百余元。而这些所谓高级名货在十八大之前多数靠公款埋单，个人所买只能是平民百姓为了求人送礼出于无奈，所谓“买者不用，用者不买”。事实说明，反腐败遏制了财政经费的浪费，人民得到了实惠。因此，腐败该反，是深得民心之举。
第二，高度集权是否必要  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以习近平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有人说，这是习近平要走毛泽东邓小平独裁之老路。习近平在局势最终稳定之后怎么做，这是后话，但是在目前，这是必须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集权社会，共产党又有集权的传统，中共十八大又是一个从社会高度腐败转向反腐治理的时间节点，在这种非常时期，也只能使用非常的治理模式。而且，目前江泽民腐败集团从上到下还有一定的势力，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垂死挣扎。在此种情况之下，习近平把各种权利集于一身，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历史上，周公旦在辅政之初受到的误解和压力可以为此时之镜鉴。
第三，媒体控制新闻不自由  这是时下人们感受极深的话题之一。原因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愚民政治的传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二，自中共建政初始对新闻控制就有严的传统；其三，十八大以来，由于需要反腐归正，与腐败集团交锋激烈，腐败集团又长期掌控宣传系统，处于非常时期，为保持局势稳定，不得不为之。
第四，以宪治国的疑问  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重拳反腐败的同时，提出了“以宪治国”的执政理念。习近平在2012年12月4日的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会上的讲话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到新水平”，“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他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被称为习近平的“宪政梦”。为了呼应习近平的“宪政梦”，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预发表《新年献词》，结果，文章被非正常删改，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反响。使人们对习近平的“宪政梦”产生了疑问。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八、实践和时间会给出最终的答案
1、现在定论为时过早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执政实践越来越趋近人们的预期，在反腐败打虎拍蝇暂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各项惠民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开。尽管如此，评价习近平对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贡献，定位习近平在中华民族历史中的名次，还需等到十九大之后，最有可能的---如果习近平能连任三届，到中共二十大时才有可能。
2、在期待中给予理解和支持  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俞正声等人组成的这届班子，给民族、给人民、给国家带来了希望，但是，他们在历史遗留的政治经济泥潭中挣扎，确非易事。他们需要缓冲的时间，需要适当的机会，需要民众的理解，需要各方的支持。作为中国人，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各谋其政，少添不添乱子，便是最好的理解和支持。
3、有耐心才能避免为渊驱鱼  胡耀邦、赵紫阳的经历、结局及给中国民主进程带来的影响，至今记忆犹新，常使人唏嘘不已。历史不能忘记，覆辙不可再蹈。对于各方面的议论，特别是那些轻浮的，甚或别有用心的陈词滥调，要能识别，不能轻信。台湾中国国民党的进化史提供了旁证：任何一个政党，只要顺应时事发展，放弃其私利私欲，而不断改变自己，最终，仍会获得人民支持，会为民族、为人民、为国家做出积极贡献。

说明：本文引用资料，多数来自本人长期阅读书籍、报纸、杂志和互联网新闻报导、评论及本人的思考和读书笔记，因时间跨度过长，出处难以理清。特此说明，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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