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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5 1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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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某些人的非议。这些非议主要包括了两类。一类是对于效果的评价,一类是关于募捐者是否获利的问题。
关于效果,必须承认,在极权没有最终崩溃之前,所有的抗争行为都很难在效果上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极权的崩溃是一个效果累积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每一个抗争者,都是在充当“炮灰”的角色,这是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既然如此,抗争就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可见的效果,而是对争取权利的表达。任何对于效果或者效率的质疑,也就都成了不负责任的假设:假设可以取得某种结果才行动,假设换一种做法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些都是对抗争的不了解,对极权本性的认知不足。假设这些资源可以如何利用,最好的证明方式应该是由假设者来完成。
指责募捐者从中获利,则充满着对募捐者的恶意,也是抹黑募捐的最常见方式。募捐者并非生活于真空,他们为抗争所付出的,不仅有自己的经济支出,还有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他们也不是孤身一人,有家庭成员需要安置。如果说,这些人是“职业”的抗争者,那么这个职业就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理想价值,风险最高、收益最低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需要的,也恰恰是指责者最缺少的良知。同时,如果把这当作一个职业,那么通过这个职业取得一定的收入,在那些饱学“国奥”(国产奥地利经济学派)思想的指责者看来,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对于募捐者和募捐行为的恶意,就是这些指责者把实际上的抹黑,以道德洁癖呈现的唯一方式。
四、 关于“杀猪”
“杀猪”是“屠夫”对于他的模式的称呼。
久处极权之下的人们,也因其权利水平的低下,充满着对自身权利的麻木,他人权利的漠视。那些侵权行为被人们了解,也往往只能收获一些廉价的同情。这就是一个令人悲愤的现实。
极权令人发指的侵权行为,都伴随着侵权者个人的丑恶。杀猪模式则把重点放在了挖掘、传播、唤起关注的过程。既然对于权利水平漠不关心,那么对于官员贪腐呢?对于官员的男盗女娼怎么看?对于官员的奢糜生活有没有感觉?这些人都在怎样暴露着统治者的无耻?杀猪模式对涉事作恶者丑恶的充分挖掘,并且公之于众,使事件本身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形成社会热点话
题和一定的舆论压力。这或许并不必然推动事件的解决,甚至不能确保事件朝着有利于被侵权者方向发展,但是它成功地使关注、认知、传播得到了充分的放大和提升。
既然在极权尚未崩溃之前,抗争者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能归结为表达——对极权的反对,对自身权利的主张,那么杀猪模式无疑就以屠夫和众多参与者的努力,充分地实现了表达。而对于涉事作恶者的充分揭露,甚至丑化,也就是这种表达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国家或许只有人们不知道、难以想象的,而没有极权不能为、不敢为的罪恶。所谓“诽谤”,是对于新闻联播或者共产党员悼词而言,并非对现实而言。
五、 关于“争议”
很多人把“屠夫”吴淦看作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一些平台上,“屠夫”的展示让他们不安;更有甚者,认为屠夫募捐自肥,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名望。这些所谓的争议,始终跟随着“屠夫”。
抗争本身就是对所谓主流的“争议”。不仅是对屠夫,所有参与抗争的人,都会成为旁观者眼中的“争议”。所谓争议,不是就抗争者所为“对不对”,而是“应该不应该”。抗争者最大的失败,就是他们因为冒犯了长期对统治表示顺从的人们的选择,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抗争者最大的悲哀,就是使那些心中反对但是从不敢说出口、还要掩住他人之口的人,使那些恬不知耻跟随极权一起获利的人,在抗争面前暴露了他们的理中客、无所作为和旁观者洁癖。
“屠夫”本身并没有争议,有争议的只是选择:是反对极权,还是默认极权统治的合法性;是选择抗争,还是认为顺从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是选择革命,还是幻想极权可以改良、愿意改良。用争议这一个意思模糊、立场混淆的词汇,根本无法涵盖反对和支持、抗争和服从、革命和改良这样的意识分野;争议,也就是极权的支持者、统治的顺从者、改良的幻想者们用于掩盖自己真实立场的借口。
“屠夫”是一个受难者,我并不把他当作圣徒,而是当作同道。并不讳言,我压抑着满怀悲愤,写下这些文字,其中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把它写出来,是我作为同道的责任,也是对那些抹黑他的人所下的战书。
厦门维权人士“屠夫”(本名:吴淦)本周五被批捕,屠夫吴淦的代理律师燕薪当晚接到厦门市检察院通知,其当事人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逮捕。而他的父亲徐孝顺的家人则是在周六早晨接警方的批捕通知,要求家属前往签字。律师说,徐孝顺案检察院在两年前已决定不予起诉,现又被批捕。舆论认为,当局此举明显是在“搞株连”。
继星期五(7月3日)厦门维权人士吴淦被检察院批捕之后,星期六早晨,吴淦的父亲徐孝顺的家人也接到警方通知称,徐被以“涉嫌职务侵占”批捕,并要求家属在通知书上签字。徐孝顺的辩护人之一林洪楠律师星期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因为他(被拘留)到2日到期,按《刑事诉讼法》规定,要么逮捕,要么变更强制措施”。
记者:我刚才听说叫家属去签字?
回答:去公安局,我也是刚听说。
6月25日,徐孝顺被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再次被刑事拘留。而在2012年9月13日,徐因职务侵占第一次被刑拘,同年10 月18日批准逮捕,检察院两次退回公安局作补充侦查。13年5月23日,徐被取保候审。
14年5月23日被解除取保候审。对此,林洪楠律师说:“这就看他们这一次拿出什么证据”。
记者:当初的取保候审是不是因为证据不足?
回答:是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但是公安就不撤销案件。
徐孝顺的另一位辩护人马连顺律师曾在7月2日到福清市看守所会见其当事人。马律师对记者说:“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我听他的家属说(徐孝顺)被逮捕,肯定是原来的罪名,原来的事,没有什么新罪”。
记者:但是原来检察院不起诉,这次检察院怎么又批捕了?
回答:不择手段吧,两年前说不起诉,取保了。一年前年撤销取保的时候,他(警方)又说,取保是撤消了,但是还需要继续侦察。今年6月25日去要结果的时候,人又被抓了,真实没有底线,没办法。过一段时间,我在去看他一下。我们怀疑和吴淦有关,是因为吴淦的事。
关注吴淦案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对福建当局先后逮捕吴淦和父亲徐孝顺感到气愤。她星期六对记者说,屠夫的父亲“取保”期已满,当局以继续侦察的名义拒绝撤案,在他的儿子被构陷
,拒不妥协后,又以撤案的名义诱捕他的父亲,现在又快速逮捕,无疑是狗急跳墙要给吴淦施压,肆意滥用强力工具。但王荔蕻相信,在当局给出吴淦父子判决之前,民间已经给了这些所谓的执法者一个判决。
湖南网民“公民小彪”周六对屠夫父子俩被当局逮捕表示:“当局这种行为的意图其实很明显,是对屠夫的打压。采取这种很卑鄙的方式株连家人。按照法律规定,他已经过了取保候审的期限,当局这种方式明显是流氓无赖的手段”
吴淦是草根维权人士,5月20日因在南昌抗议江西省高院不让参与“乐平冤案”律师阅卷,而被拘留。7月3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逮捕。杀猪工作室星期六在维权网发表新闻通告称,“屠夫”吴淦的辩护律师燕文薪于7月3日得到电话通知,厦门市检察院已经以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项罪名批准对吴淦的逮捕。声明强烈反对当局强加于“屠夫”身上的一切不实罪名,认为“屠夫”于5月底在南昌江西高院前进行的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维权活动,是对江西高院始终拒绝“乐平冤案”辩护律师阅卷、肆意践踏法治的非法行为的抗议。
杀猪工作室2.0版第七号新闻通告
2015年7月4日
屠夫吴淦被以寻衅滋事和煽颠两项罪名批捕
屠夫吴淦的辩护律师燕文薪于7月3日得到电话通知,厦门市市检察院已经以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项罪名批准对屠夫吴淦的逮捕。该院声称,此项批准是吸纳了所谓律师意见后做出的,即,相比公安提交批捕的三项罪名,减少了诽谤罪,但相比最初的刑拘决定,仍增加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项政治罪名。
对此,我们强烈反对,反对当局强加于屠夫身上的一切不实罪名! 屠夫5月底在南昌江西高院前进行的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维权活动,是对江西高院始终拒绝“乐平冤案”辩护律师阅卷、肆意践踏法治的非法行为的抗议。作为从09年开始介入邓玉娇案的草根维权活动家,屠夫一直以维护申张底层民众的权益为己任,并且在多次维权行动中,以创造性的个人剧目将法律手段与互联网行动相结合,有力推动甚至扭转了邓玉娇案、钱云会案等多项底层抗争事件的进展,在2008年后困难的中国维权运动中贡献了独特的抗争艺术,堪称中国版的Fritz Toefel!弗瑞茨是1967德国“六月二日”运动的创始人,常常以近乎小丑的表演方式激发起街头的政治抗议高潮,也是德国1968运动激进政治潮流的代表。
在这个意义上,厦门司法当局正式对屠夫吴淦以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两项罪名实行逮捕,显然是对屠夫个人维权活动、对他以及贾灵敏、唐荆陵、郭飞熊等在押人士所代表的中国维权运动的定性与打击,是为刚刚通过的新国安法献上的牺牲。中国的维权运动因此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所有人都面临着选择。
任何对屠夫的打击、迫害、和冷漠都是这个时代的不义。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与屠夫同罪!
屠夫吴淦妻子宋锴的个人捐款账号日前已被冻结,屠夫的老父也身陷囹圄,当局对其他维权人士的抓捕和审判仍在继续,强行关停了一大批独立NGO。我们深知,虽然面对的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但是唯有坚定地走下去。
王德邦:“超级低俗屠夫”刺痛了谁的神经?——记智勇双全的人士捍卫者吴淦
6月23日,福建维权人士在福州马尾开发区举牌声援屠夫(吴淦)。图片来源:福建维权人士提供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福建维权人士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于今年6月27日被厦门市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三项罪名批捕。而早前的5月20日,吴淦是被以“扰乱单位秩序、公然侮辱他人”遭江西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拘留期满后,福建公安机关前往江西将吴淦强行拉回;随后于5月28日又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将其刑事拘留。吴淦在被关押一个月后,又被增加了一项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逮捕。由此可见,吴淦的罪名在拘押期间不断加码,而相应的惩罚也由行政拘留,到刑事拘留,再到正式逮捕,在不断地加重。不仅如此,吴淦的父亲也在取保候审两年后,再次被福建警方拘押,而吴淦的妻子的银行帐号也被冻结,吴淦委托的代理律师前往会见也被拒绝安排。由此种种迹象可以预见,这次福建有关司法当局决意要将吴淦投入大牢而后快。
不仅如此,中国官方最高宣传媒体——新华网,竟不惜版面而长篇累牍地发文,专门揭吴淦的老底,对其出身、工作、生活、家庭、婚姻、子女等等方面均有论及,并且挖掘出其一些生活细节,意在说明吴淦人品存在问题。一个参与维权被拘押的公民,何以使得官方如此费尽心思从司法层层加码,到舆论大肆揭批来对待?那么吴淦此人究竟又是何方神圣?
综合官方挖掘的材料可见:吴淦,男,1972年2月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镜洋镇下施村,1990年去厦门当兵,后转业到厦门航空港安检护卫部工作。2007年,吴淦从厦门航空港安检护卫部辞职到了广西阳朔。
他干过房产中介,也和朋友合伙开公司,但均不成功。2009年5月因介入湖北恩施市邓玉娇事件调查,而闻名网络,从此参与中国维权运动。
从这些官方介绍的材料来看,吴淦不是时尚的“高富帅”,更不是“伟光正”,即不是官方标准中的成功人士,而是个什么都做不成且生活一塌糊涂的人。我们通过官方这些材料,其实可以看到,吴淦就是个中国社会时下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他没有后台,又不善长投机钻营,所以在这个社会处处受制、日日碰壁,以致百事无成,碌碌而过,生活挣扎于底层的困苦之中。
然而,如此一个在官方眼中不堪的人,怎么一下被当局提升为国家的“敌人”,居然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志与之能,以致不得不要劳师动众占用新华网版面来挖掘揭露其底细?那么吴淦究竟做了些什么,竟然招致官方如此小题大做,使出当年文革的打倒再踏一脚,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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