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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祖田：论中 国（第一章）
作者：罗祖田
摘 要
古代的罗马帝国成不了中国，现代的苏联帝国也成不了中国，自有多方面原因发人深思。
特别集权政治说教，今天已是对人的良知的侮辱。强权政治及学说属于低级文明的尿布，成不了走向成熟文明过程的衣冠。
此为必然：罗马教庭不发动十字军圣战，便不会有日后地中海几个城邦国的新变化，引来汉撒同盟的接棒，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争强好胜，特别英国的异军突起，种种连锁反应后导致俗权战胜教权。英国王室要称霸世界，就不能不支持新的经济方式，结果促成了各阶层的日渐觉醒，导致了专制王权被否定。苏联走向“亡党亡国”，诱因当然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然而不改革，斯大林模式多半会让苏联崩坍得更快，且一定会引发大动荡、大流血。不久后美国也会落入它始料不及的尴尬。因为它倡导的民主原则愈在这个世界深入人心，其世界帝国霸权梦就愈将破灭得快。因为日后的民主世界仍旧少不得文明领头羊，却不会欢迎世界警察总在眼前晃荡。那些守旧的伊斯兰教国家一样不例外，要恪守《古兰经》的纯洁，就不该让石油换美元，因为先知肯定不认识美元。中共既难忘激情燃烧的岁月，便压根儿不该搞改革与开放，因为城市化和互联网全不同于红旗与梭标。凡此种种，皆为上天的意志，冥冥之中的神意。
目 录
一、百年概论
二、中国文化的韧性与悲哀
三、从中日关系看亚洲的困局
四、中国的劫数：毛泽东
五、围城里的改革
六、同病相怜：从苏共到中共
七、旧体制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八、冬天过了大半，春天还会远么？
论中国
一 百年概论
近两百年的大多数时间内，古老中国的国运，一直行驶在连续下坡的急弯道上，几度险坠无底深渊。中国到底不曾倒下，从中见证了自身顽强的内涵，更见证了世界现代化文明不可抗拒的作用。
大体上讲，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前期，欧风对中国形成了凌厉攻势。此前，中国基本上怡然自得于自成一体的、传统的农耕文明生活之中。自负地认为脚下这片土地，便是天下的中心，秉承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静止理念，从不思新的作为。唯一的变化就是众生活不下去时，总有野心家出来大言不惭地替天行道，结果便是又来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乃是此种九九归一哲学理念的生动写照。此种不再追求大突破的定势思维，深刻地影响了自宋、明以降的中国文明。然而，文明演进本来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不思新的作为，其实是把中国文明一步步引向死胡同。宛如温水煮青蛙，噩运已至，自身却浑然不知。
不妨说，如果不复欧风，如果世界皆处于浑浑噩噩状态，中国的天朝地位并非不能再延续几百年。但从中国土地上裂变出来新的文明，可能性极小。有两点显而易见：一，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儒教文化和皇朝的金字塔式权力机制，追求的乃是超稳定生活。或者说，能够实现稳定生活，就至为不易了。二，如果中国土地上能够裂变出来新的文明，至少宋、明时期就裂变成功了，上天实在给了中国足够的时间。所以，中国不是缺乏供文明裂变的时间与物质条件，而是缺乏供文明裂变的文化的强大动因。
总的文明演进曲线一目了然。春秋战国时期，文明充满了血腥气，也洋溢着野性的活力。秦朝实现了大一统，暴虐使它短命，秦制却存续下来。这把新的双刃剑，向世界贡献了一个空前大帝国，巨大的代价乃是文化、思想的建树从多元逐步走向一元。不过迄至唐末宋初，但凡皇权稳固时期，生活的秩序与文明的推进尚未大失衡。如果限于这个千年看问题，它甚至堪称中国文明整体上演进得很好的时期。突出的例子是，一是从不允许教权凌驾于俗权之上，二是经由科举的文官制度，先后成为中国文明得以屹立不倒的两大支柱。另者，从汉唐时期吃皇粮的人数之少，大约1：3000~1000，也可见一斑。进入宋、明时期，文明质量就明显下降了。主要表现在开明专制下的多元文化，让位于了追求纯正的王道理学。此种纯正，本质上是把专制的掠夺气质推向极致，使文明养料单一，进而走向贫血。虽然，升平时期仍能见着经济生活相对繁荣。争奈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文明时代，此种繁荣只会屈指可数，因为它根本经受不住天灾与人祸的重创。而文明的精髓只能是思想与追求，文明无此便无后动力。只说禁欲、束胸、缠足这种种习俗，自宋、明特别清朝以来，演绎到了竟然被上上下下的国人津津乐道，视为天经地义，鲜少人察知此乃对子孙后代的莫大残害。
如果使用形象化语言，则春秋战国文明虽一身泥垢，但心智健全，敢想、敢说、敢做。秦制汉承，文明外表多了修饰，举手投足也开始受到强权多方限制，高度集权的癌细胞从此侵入肌体。延至中唐时代，癌细胞仍属于潜伏期，尚未影响到文明一展雄风。从宋、明到清初，集权走向极权，儒教由开明、宽容，走向保守、严厉，思想中的批判由全面歌功颂德所取代，罪恶的文字狱也就应运而生，相应地便是癌细胞开始肆虐，只因身大力不亏，多数时间文明仍自我感觉良好。清朝中期以来，癌症大发作，哪怕偶遇风寒，文明也禁不住重感冒。另者，汉代有张骞出使西域，盛唐有波斯商客久驻长安，明初仍有郑和七下西洋，清朝中叶后则是闭关锁国，文明胸襟的变化，有目皆睹。文明走到了这一步，需要浴火重生，实乃必然。
欧风不可抗拒，当然会要影响社会心理。它灿烂的百科知识文化，以及新的生活理念，首先让原来只识四书五经的读书人耳目为之一新。铁路、电报、机器等有形的新奇之物，莫不使中国人既惊、又骇、还喜。英、法的革命故事，鼓励了革命党人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民国。就此而言，不谈欧风，就无从谈及中国文明的浴火重生。不幸，欧风另有一面，当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又一次把中国羞辱得措手不及，激烈的反弹也自然而然。随着两场世界大战发生，列强行为被证明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欧风于中国便有如吞食了黄连。战后，如果欧洲仍与战前无异，仍旧“春秋无义战”，它的整体形象在中国人眼里，将不免越来越差。很简单，一个最终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文明，怎是学习、效仿的榜样？
这页历史对于中国不但十分沉重，而且引发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种种连锁反应。直到今天，这些连锁反应仍在强有力地发生作用。突出表现为引入马列社会主义理念后，又将苏式社会主义果枝强行嫁接，当时看似理所当然，总地效果却是悲剧、闹剧不断。很大程度上，如果说欧风里面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演变的丛林法则，宛如给中国强行灌下的黄连，虽不胜苦涩，终究还有点疗效，让人重新认识自身。欧风里面的马列社会主义便无异于诱人免费食用的海洛因，一度让命运悲哀却又无知少识的工农阶层心理舒服、神经亢奋，眼前尽是奇异幻景。当发现情况不对头了，却又欲罢不能，悔之晚矣。由欧风带来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由人不扼腕长叹。而自身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特别那么轻易地就服食马列社会主义海洛因，个中原因，岂是一朝一夕或几个人就能铸定。
历史脉络清晰可见。列强的炮舰政策，迫使中国人尊严扫地的同时，不由中国人不对列强好感顿失。随之就是对外部世界感到迷惘、困惑、直至产生逆反心理。列强的行为不同于汉撒商人，踏上英国土地后主要是炫富，而总是逼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这里，有朝庭妄自尊大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列强不可能收敛的盛气凌人的原因。偏偏中国不是一般国家，它幅员辽阔，自成一体，文化源远流长。事实上，便是义和团的行为，本质上也首先是悲剧，其次才是闹剧。因为它愚昧不假，仍存血性亦真。愚昧的民众并非不可以变聪明，少血性的民族却属于扶不起的阿斗。另者，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形成几十年气候，至少从情感上说，与列强行为严重悖于中国文化推崇的和为贵，关联密切。如果事态到此为此，相当部份中国人的排外乃至反西化，孰对孰错，真不好说。
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从一个方面看，它表明中国古文明独能延续下来，自有内在依据。此观念当然是对外来强权的奋起反抗，却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注入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长远考量。此种反制考量，文化上可以溯源到春秋战国，向来都属于相当高的斗争智慧。其逻辑发展，乃是在斗争中通过对敌人长处、短处的了解，可以有的放矢地升华自己的反制策略和战略，高度吻合《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中国文明可以被强权打败，中国文化却不会被暴力征服，这里是个理由。
从另一个方面看，视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也言过其实。面对一个闻所未闻的、全然不同于熟知事物的新文明，自身津津乐道的悠久历史就非但不是强项，相反成了沉重的包袱。以专制政体固有惰性为主的历史惯性；近千年的程朱理学对于民智的窒息，使文明之路愈走愈窄的悲哀现实；加上对外部世界了解又少又肤浅；这几点决定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作为一个整体，眼光决高不到哪里去。就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讲，曾经的智慧之高，不容否认，于后人却属于吃老本，不代表有了升华和新创意。这点相当重要。向来如此，会说与会做，不是一回事。会摹仿与能创新，更不是一回事。
不妨说，中国先进人物成批量地从思想上认识到现代化的重要，始于对帝制的否定。中国社会心理整体上认可现代化并拥抱现代化，始于毛泽东时代终结，国门再次打开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给予中国的强刺激和新启示。关于毛泽东使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迎合了狭隘、习惯于人云亦云、自卑又自负的社会观念，当局的政治语言罢了。固然，今天仍有很多人相信这点。认为改革以来尤其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世界大潮影响下，不堪再过浑浑噩噩的日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才算得基本真实。此乃国门打开后，新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属于又一轮西风东渐的产物。很简单，现代化不能只是铁路、飞机、导弹、卫星等等有形之物。若不能从思想上认识新系统、新价值的极其重要性，这样的社会就只有现代化之形，而无现代化之魂。如果不是这样，则文革时的红海洋、忠字舞、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等等，便也是现代化。今天已几次核试的北韩，也应该属于现代化。事实上，北韩的民众一样早被官方宣传站了起来，在慈父般伟大的领袖领导下，全体人民正奔向共产主义天堂。此种大言不惭，专制政权总是一个比一个强。
实际情况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朝庭那帮骄奢淫欲的天璜贵胄，不要说他们压根儿就理解不了欧洲的新文明，便是中国文明的精粹，他们其实都不甚了了。自负、狂妄及必然伴随的偏见，对专制统治利益的醉心，决定了他们欣赏的那一套，不允许被质疑。而进入了下世的官僚阶层，关注的势必是如何保住既得利益。大量的读书人，入仕是他们唯一的晋身之道，怎会轻易不要前程跟着邪路跑？这样的情况，今天尚且如此，遑论那个上上下下大骂洋鬼子的时代。例如中共今天的八千多万党员，相当多数人到底是冲共产理想入党，还是慑于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下，对抛向边缘化的恐惧？或希翼分上特权一杯羹。中共的军队乃是最好的说明，不靠拢组织和争取入党，小小的排长都轮不上份。值此民智大开的今天，场面上的套话占了多少成份？已无须多言。因为若属于前者，该怎么解释“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河山养红颜？”似此喜剧莫过于有一个省的党委常委会，贪官们接连倒下，使得常委会都几乎开不下去了。未倒下的常委，又能否经得住查呢？真是只有天晓得。当年的苏东共产体制国家，只恐这情况都闻所未闻。这样的情况下，三五个先进人物怎挽狂澜？实际无论哪个国家，一个新文明系统从形成到发生效应，其间并少不得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少不得社会各阶层的相当自愿参与。即便如此，也少不得一两代人时间。仍拿禁欲、束胸、缠足这种陋习来讲，民国都建立了，要改变它们，竟然还需要几轮反复，社会心理才能适应。并且，一朝环境回潮，它们还不免返祖。例如文革时期大范围剿杀“作风问题”，青年男女稍多几个亲妮动作，便为社会不容，谓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知拆散了几多凄美爱情，不可理喻。
这样的国情，怎是几句超前的口号就能代表的？它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说中国文明的转型，是个艰巨的工程和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为侵入文明血液的专制传统埋单。鉴于中国的份量，这个过程当然会成为尔后文明演进的重要参照系，但是除了几个例外，如抗战图存，整体上却也成不了一出荡气回肠、余音绕梁的连续剧。一如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历史，其重要性在于推陈出新。此话不中听，但是真实。
民国之前中国悲剧的突出例子，为鸦片战争后的甲午海战。这场战争，中国又败了，败得更惨，对国运影响更大。这场战争，仿佛当年西班牙与英国的战争。当时多数人都认为，西班牙会获胜，结果大败输亏。何以西班牙也罢，中国也罢，战前，硬件方面都不输敌方，却都是惨败？方方面面的原因，可以找出许多出来。根本原因，文明系统过时罢了。
甲午战争惨败，给了中国致命性一击，当然会引起中国人震惊，促使人们思考。本来，太平天国动乱消弭并不久。那场尸横遍野的动乱，并未给中国带来任何正面作用，因而社会心理整体上对朝庭的中兴寄予了希望。现今，中兴弄出来这么个结局，中国的希望又在哪里呢？与此同时，则是专制皇朝永远圣明，永远有理，这号事儿向来没商量。偏偏这个朝庭，两百多年的历史里一直鄙夷汉族人，高举屠刀一直是它的基调。不能再让它玩下去了，此为孙文革命党人最初的心理冲动。
实际，不要说逐渐有了现代理念的孙文革命党，便是邪教般的太平天国，说到底都是反动统治阶级逼迫出来的。一般来说，社会革命不宜提倡，不可拔高，因为几乎都是冲权力而来，成不成气候都会换汤不换药。堕入动乱深渊的，总是做了炮灰的老百姓。但是，人间若全然无反抗行为，再理性的统治阶级也会变得骄横，本来就专制的统治阶级，则一定会把人间变作地狱。但凡暴虐专制下的反抗，既为天理，亦为人权。当中国人在文革中饱尝了新皇权、新皇帝的泰山压顶滋味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借助于台湾现实方始彰显。
中国的悲哀又是注定了的。辛亥革命的实力，与辛亥革命的目标，极不成比例。构建一个举国奋进的新文明系统，是那个除了口号外、一无所有的空架子民国政府，力不能逮的。孙中山被时人呼为孙大炮，反映了当时的悲哀现实。他到处放大炮，放空炮，很大程度上也是无可奈何。突出表现为他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与当时国内革命者以为他从海外携带回来了很多钱，密切关联。然而，他却一无所有。事实上，民国的建立，与其说是五族共和、五权分立思想的产物，不如说是驱满心理的结果。社会心理整体上并无文明应该转型的觉悟，也就没有相应的动力。此事，无疑要比国力贫弱更可怕。袁世凯不被后世的中国人认可，在于他的复辟帝制，公然对抗世界潮流。此前，他并不失为能够平衡各种社会力量的历史人物，为社会生活的平稳运行是起了作用的。另者，北洋系政府特别几个风云人物对民主民意及世界潮流也曾有所敬畏。他们在个人操守上，对多元文化的保护上，至少不比中共的某些马列革命者差。
当时，各省纷纷独立，本来不失为替改革国体迎来了一个契机。因为独立受到拥护，反映了一定民意。它由南方率先发起，反映了海风的影响，反映了南北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况且，独立实为分治，与中国大框架并不相悖。然而，独立后各省的当权派，基本上是旧官僚旧军阀，也就是旧脑筋。他们关心的不是利用分治培育创意，寻找一条在国体上、政体上都能使中国很快就浴火重生的新路子，而是如何把脚下的一亩三分地，首先变成由自己说一不二的诸侯国。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由此而来。这样，革命后的民国，基本面上反倒不如有帝制的昨天。
近年来有个论点，认为朝庭的君主立宪如能完成，效果将强于辛亥革命。这样的论点并非全无依据。受甲午海战的强刺激，晚清最后十几年，变法呼声便是庙堂之上也曾汹涌。一度，变法行动有目皆睹，毫不亚于毛泽东去世后红朝上层的改革气氛。特别君主立宪，怎么看都超越了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框。但是，这样的论点整体上看仍属于想当然。当年的英国能够实现“光荣革命”，既实现了否定王权专制的目标，又未使生产力遭到大破坏，前提是自由风气已流行几百年，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结构，理性起了极大的中和作用。中国缺乏至关重要的这几点，极少数人的理性呼唤，顶多在死水中激起一点微澜。社会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变法派当然欢迎富国强兵，骨子里只是改善统治，不是改变统治，正如中共强调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放弃党的领导一样。这样的前提下，假如静等朝庭完成君主立宪，当时又有哪股力量，能够担保朝庭不把它变作一纸空文？正如中共建政不久就制定了宪法，由于不复制约力量，事实是在毛泽东眼里乃至今天都不过是一纸空文一样，即便这个宪法属于钦定。之所以要肯定约制均衡，就在于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府的漂亮话皆是不可信的。因为承诺从来是相对的，变化变异是绝对的。必须先把公权力切实装入笼子里。关于这一点，看来未来的一千年仍然管用。
此乃中国文明的明显弱项。从文化上说，源于对“人之初，性本善”的严重曲解，其逻辑发展便是官员的禀赋高人一等，会讲漂亮话的最高便不是神圣也是完人。作为此种迷信的悲惨后果，便是一代人又一代人被愚弄、被奴役、被屠杀。
作为创建了共和民国的先驱，尤其领导中国进行了八年艰苦抗战，国民党的历史地位自将载入史册。假如它象法国贝当政府投降了敌寇，二战的进程一定会改变，至少亚洲的苦难会要加深。另者，它的历史使命感，对于生产力的认识，都曾显而易见。可惜，这个党固然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自身组织却一直过于松散，一直不曾凝聚起最大力量。它的悲剧不在于学习欧美与日本，皆学成了四不相，而在于中国汪洋大海般小农，未曾接受现代思潮的洗礼。要在这样的国土上实现文明转型，政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或缺。而政党要形成中流砥柱作用，一时的铁的纪律便是前提。不得不说，在这样的国土上通过一次匆促的共和革命便实现宪政，极不现实。如果革命党夺权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朝，文明转型就不免更加遥遥无期。事实上，便是毛泽东时代的产业工人，乃至相当部份知识分子，基本上仍皆是小农意识。同他们谈现代经济制度是没有用的，惟有铁的纪律和廉洁吏治，才能让他们信服。中共能在一定时间内取得民心，自有缘由。例如，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征兵的方式常不相同，搞宣传鼓动方面国民党更不行，尤其治党治国的国民党精英阶层固然不乏识见，行为上却好高骛远而不接地气，此三者对于民心的影响，有着天壤之别。尔后，蒋介石的开明专制反倒败在了毛泽东的极权手里，突出表现为对待农民问题的轻率，蒙味时代特别战争时期不是制的问题，而是政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改变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局面、唤醒中国各阶层的整体意识的问题上面，中共利用它组织严密的特性，辅之以吏治自律和共产神话的美丽远景，创造了空前的效率。如果它用这样的效率在为国为民问题上高度以身作则，不把“新民主主义”作为夺权的手段，信守夺权阶段的种种承诺，抵制政教合一，逐步推行民主、宪政，真正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呜，中国在中共建政不久后便大大降低小农社会的尴尬，进而创造世界奇迹，是可能的。例如，只要不搞公私合营、阶级斗争尤其文化大革命，抓住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经济起飞的机会，中国社会的大进步将非妄言。而这样的要求于它并非超越了时代的苛求。如此，未来一百年内，中共都会是一页浓墨重彩的历史。反之，它自觉不自觉地为中国生产的悲剧和闹剧，由于它严密组织的触须已遍及一应生活领域，那把双刃剑效应也就为祸更烈。到了这个地步，即便它想纠错，依靠自身力量也做不到了。因为体制的惯力已犹如从高山上滚下来的巨石，自身已无力让它止步或改向，非十倍以上的外力不足以阻挡它的破坏性。作为马列社会主义的先祖，欧洲的天主教旧教就是这种情况。十二世纪前，甘为上帝献身的它艰辛地教化了欧洲。众多殉道者的动人事迹，毫不逊色于早期共产运动献身者的悲壮。十五世纪前，它的死板与腐化给欧洲带来的却是生活越来越不堪回首。依靠天主教旧教的自身力量，无从想象尔后世界五百年来的变化。
作为中国文明从不曾见识过的新事物，中共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整体上由一批严重不满现状，救国心切、同时怀揣着个人目的的激进小知识分子组建的。它属于乱世中的风云际会，固然有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其中的投机思想，投机分子也占了相当比例，突出者如陈公博、周佛海。便是毛泽东，也只能是抱着成王败寇理念赌的命运。毫无疑问，从曾国藩、左宗棠到黄兴、蔡锷，湖湘子弟所开的一代英雄新风，深深地影响了他。不过，一个从闭塞乡村走出来的极具叛逆性格的青年人，将之一出场就神明化，决非历史真实。一般来说，此种风云际会下的革命组织，断难避免良莠不齐，苛求它质量无非尔尔，或胜利后自我拔高，皆难以服人。历来英雄不问出身，英雄的历史地位全在于它在历史大潮中的表现。在那个西风东渐、西风强劲却也声音庞杂的时代，初期阶段它的可塑性很大。假如当时某个列强具备超前眼光，对它提供高于苏俄对它的资助，它由激进的共产党转化为温和的社会党并非无可能。当然，温和的社会党在当时的中国土地上也难以成气候。因为它可以促进少数人的理性，鼓动不了多数人的激情，更调动不了人的原始复仇欲望。就此而言，中共的成功，偶然性和必然性兼而有之。关于它后来的反西化，如果不属于已蜕变为新王朝的政治语言，由于自身就是高度西化的践行者，实在于情于理不通。固然，它践行的只是西化的一个极端面。正如它自称建立了一个“人民国家，人民政府”，人民却毫无权力，相当长时间内对民主、人权这类字眼它都要无情镇压，实在于情于理不通一样。正是由于历史的戏剧化一面，决定了它后来对苏俄的兴趣，日渐高于对欧美的兴趣。很大程度上，这是必然的。从理念上说，既然它深信一样反抗霸道列强的苏俄，从根本上告别了狰狞的沙俄，吻合中国大同观念的社会主义，能够为世界各国带来和平共处，还能够在民不聊生的中国建成共产主义天堂生活；那么在那个整个地球充满了极端恶意的时代，苏联当然就是黑暗天际的一道曙光。从现实上说，已然情人眼里出西施，况且领取着人家提供的革命经费，仅仅一个拿了人家的东西手短气短，就不免心理上先自撤防，进而就是自觉地把自身命运，与共产国际，实际就是克里姆林宫绑在一起。此举对于中国国运，日后将产生何等影响？当时自不会有很多人在意，因为当时已成大气候的乃是国民党。事实上，后来的乾坤转易，离不开阴差阳错的作用。突出的作用力是尔后的日本全面侵华，把中国社会演进推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日本对中国国运起了极恶劣作用，并非虚言。固然，一头衰弱的大象被一匹凶悍的饿狮击败，强权时代，不谈自身原因是不通的。整个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大体上属于三分合作，共赴国难，七分互相防范，同床异梦。关于此后它们互相咒骂对方为“匪帮”、“卖国”，主要属于政党恶斗，不值得认真关注。但当中共夺得政权，对国运的巨大影响就一一展现了。中共是否认识，依得强权游戏，苏俄兴，中国未必跟着兴，苏俄败，中国将难脱厄运？
具体地说，中共凭一己意愿引入中国的马列文化与苏俄经济方式，如果能很快产生巨大效益，当然不会遭到社会心理排斥，但若产生的是反作用，它的所有辩护都将苍白无力。显然，问题不在于引进了外来的新事物，因为要大力推进文明，一定少不得登高望远，但是新事物并不必然是好事物，需要切实的纠错机制跟进。此为必然。乃因每个源远流长的文明、文化，皆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域外的文明、文化，只有经过几十年乃至几代人实践，被证明为确具很大优越性的情况下，才能为本土文明、文化所接受，进而融合，形成新特色。靠强力推销只会引发思想界乃至社会心理反感。如果它引发的竟是伤心惨目，学理上破绽百出，蜕变为特权阶层的棍子，它的结局势必悲哀。进入中国的马列文化与苏俄经济方式，走的正是这一条路。既然中共不肯或不能改弦易辙，当情况出现大反常，靠刺刀和谎言维持秩序便是必然。连锁反应，党军也就成了党的通灵宝玉。成了党中之党，国中之国。中共最大的败笔是在武力基础上，通过吸引一两个阶级，排斥其他阶级，强行撕裂由生产力演进形成的社会结构。进面把阶级性和党性通过自以为圣洁的“组织”全面凌驾于人性之上，拥护组织有奖，违抗组织必罚，从而抽掉了人伦，人情这种构成文明的基础内容。而生活中一旦抽掉了人伦、人情，人也就不免异化为机器人，稻草人，画中人。这种情况下，唯我正确的组织章程便一步步向着邪教靠近。当组织决定你必须对反动家庭大义灭亲，你必须揭发不满现实的朋友或恋人的一切行为，如果你是党员，你必须先是党员才是教师、医生、作家、法官……，这样的行为与邪教究有多少差别？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发生，如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出现一样，自有历史、经济、文化、强权世界等多重原因，但主因乃是那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与组织章程。这样的社会，情义、操守、原则被扭曲，被践踏，进而现实冷酷无情，文明全面蜕变，无可幸免。
就中共的早期历史看，一度也有理性声音。陈独秀反感苏共太上皇的颐指气使，就算只宜归于一个民族知识分子的清高，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不肯盲信盲从，怎么看都属于理性分析。争奈清高也罢，理性也罢，在尔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注定了出局。陈独秀后来命运的坎坷与凄凉，足以证明这点。李大钊很早就不幸死于军阀手里，却也有幸与日后中共的“左倾”和“右倾”不再沾边。因为成王败寇时代党派政治的首要任务，乃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最管用的乃是不择手段的谋略。很简单，胜利了，什么都好说，失败了，什么都不消说。当毛泽东独揽大权后，这情况被推向了高峰，偏偏他在谋略方面堪称大师。正是生活中的阴差阳错，成就了历史画面的斑澜多姿。总地来讲，五四余波影响下的北伐时期，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目光投向苏俄，固然属于面对悲哀现实的病急乱投医，却也都不失为犹存几分悲情与慷慨。毕竟，国运式微，已近奄奄一息，投医不可指责。它们皆成了乱投医，只因当时的世界根本无良医。
但是，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路上，一页影响深远的大悲剧，却也就此发端。中共夺得政权后，由于极端的自以为是，轻信盲从马列学说，崇尚斯大林模式，尤其承诺不算数，新政府的民主装饰很快就荡然无存，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强求千篇一律的政党文化与强权高压带来的伤天害理行为，使毛泽东时代越来越不堪回首，使中共新朝的上世顶多持续了十年。要革除此种旧式小农造反得志后的通病，须靠理性的批评和批判，尤其权力的约制均衡和军队国家化。但这历来是胜利者的大忌，中共在毛泽东独裁下尤其反其道而行之，遂使共产体制崇尚无情斗争的特性，与人的劣根性结成了相依为命的同盟军，中国国运也就走上了有别于世界主要大国的另一条四不相之路。一如苏共领导下的苏联历史，被普京视为一直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道一样。作为一个精明的现实主义政治人物，他说这话无需为了讨好国内某个阶层，从俄国国运着眼而已，是可信的。今天，俄国和中亚诸国以及东欧，已告别了那页历史，中国仍在围城之中。或者说，改革以来尤其经济融入世界以来，经济的一只脚已迈出了围城，但是权力架构的另一只脚仍在围城之中。所幸的是，中国完全跳出围城，已为时不远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中共自己的话。
实际，革命前的沙俄也好，革命后的苏联也好，前身乃是并无什么文明建树的莫斯科公国。五百年里，它急剧膨胀为一个巨无霸，其间的血泪斑斑，不去说了，只说它的此一丰厚遗产，哪个后继者会肯放弃？他们只会发扬光大这一传统，否则，任何后继者必将出局，不论他祭出什么法器。列宁曾经抨击沙俄的对外侵略成性，还曾表示应当归还侵占的中国土地，但那不过是迷惑世界的策略罢了。正如他与德国签订《布勒斯特条约》，一俟政权稳固，他便坦承属于策略一样。固然，这情况也反证了世界的凶险，这世界没有谦谦君子国的位置。但是，历史成因是一回事，现实演进又是一回事。对沙俄和苏俄的如此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中共长期不肯正视，甚至连上层都不允许质疑，怎么说都是极严重错误。
同时，马克思学说可以在愚昧落后的俄国掀起风浪，在文化昌明的西欧故土却难以扎根，理所当然应该问几个为什么？文明演进当然不应该嘲笑、鄙视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愚昧落后，但文明演进决不可以向愚昧落后看齐，更不可以对先进持逆反心理。一般来说，夺得政权后，事关国运走向，怎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是不可以设置禁区的，应当允许各种观点畅所欲言。作为以旧式小农为主体的掌权团队，那大量的骄兵悍将不乐意与他人共享政权，亦是历史常事，但不等于高层不可以采纳他人的忠告良言。因为兼信则明，偏信则暗，任何一家之言都难以经受时间检验。允许质疑、批判，博采百家之长，才是比较稳妥的治理思路。因此，不存在对马克思学说不能质疑的理由。强行那样做，性质全变，只能是强权下的政教合一，只能是早就有了的自以为是的主见，只能是为自己生产掘墓人。中共常说这般形态很合中国国情，实际大不通。真个合国情的话，怎来六十余年的不尽乱象？怎来阶级斗争绞肉机绞得自身都受不了？怎来改革越改麻纱越多？怎来那样地担忧域外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尤其颜色革命？
本来，苏联乐意出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念，无非那个时代知识贫乏的中国人的梦中偶像罢了，斯大林及其嗜血模式，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威武明星。中共建政时，斯大林模式的阴暗一面早已显现，理当探究它的演进逻辑。它那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若变异成为集中力量办坏事，又该怎么办？突出如马列的斗争学说，苏俄权力机制，斯大林的独裁，大肃反中的残酷无情，大饥荒的众生苦难，政工人员与军警特务的极度凶狠行为，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公有制的表象与实质等等，它们互相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既然不肯探究，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共由一个悲情、理想的革命党自觉不自觉地转化成了一个令人由伤心到寒心的王朝，与上述原因形成的惯性力密切关联。很简单，一旦斯大林模式这个明星效应在中国大陆广泛发酵，中共便再也无力对此正本清源。因为它已在中国另行编组了一套权利密码。要正本清源，就要解决拔起萝卜带出泥的问题。可是这问题是如此重要，必然会要引发权力机制上呕下泻。既然现体制崇尚无情斗争的特性，早就与人的劣根性结成了相依为命的同盟军，事态演变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只能是有权有枪就有理了。或者说，只能捱到新的一天到来，再来编组一套权利密码，从而使中国国运完全走出连续下坡急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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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8 23: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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