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左还是向右？(3)

赤眉陈更 · 发表于 2015-12-13 23:29:10

（作者陈更，网名赤眉陈更，律师，诗人，著名网络时评人，近年来通过网络发表时评文章800余万字。著有杂文集《一位律师对经院教授们的挑战》、诗集《惊鸟》、小说集《聊斋新志》、《万象笔记》等。《中国－向左还是向右》是其最新著作，欢迎海内外朋友转载、出版，具体事宜与本博联系。）

十五、两个三十年与三个三十年：

焦国标对第十三个问题的回答：
13.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否仍然有效？其中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称之为十年动乱。您提出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请问是否包括文革十年？您对文革的看法是怎样的？
答：《决议》仍然有效。包括文革十年。文革是中华民族的空前劫难。我说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包含有更广大的语境背景，即：后三十年改革开放虽然给国家带来巨变，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实惠，也并不能遮蔽、抵消、否认（否定）前三十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桩桩件件苦难和灾难。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理由因近三十年的成就而骄傲，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这就是我的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三十年的更广大的语境背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每一天，都应该兢兢业业且夹起尾巴，虔诚而低调地服务我们的家国，服务我们的人民。

陈更对焦国标第十三个回答的评议：
语言的失败，焦国标语言上的完全的失败；他过去的失败往往发生在思想上；思想上的错误以错误的语言表现出来（双重错误：想错了，用语言表达，表达的也不是他想错了的那点内容），这种情况在他的文章中为我所首次见到。
“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改革开放虽然给国家带来巨变，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实惠，也并不能遮蔽、抵消、否认（否定）前三十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桩桩件件苦难和灾难”完全是两个意义：前者是两个肯定，后三十年值得肯定，前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也要肯定）；后者是：一个肯定——后三十年改革开放虽然给国家带来巨变，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实惠，值得肯定，一个否定——前三十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桩桩件件苦难和灾难（当然是个否定）。句子中部做谓语连结的 “不能遮蔽、抵消、否认”所指向的宾语实体（桩桩件件苦难）还是前三十年应当否定的东西。在这里，焦国标意欲对习近平的思想错误（前三十年不能否定）进行圆场，但是他的目的未能实现。所以，我说“焦国标语言上完全失败”！
这里的错误是简单的错误，很肤浅。聪明如焦国标，在为圣人作穷极无奈的辩解时不惜露丑。这种状况，２６年前天安门风波后中共发言人袁木先生用过！
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是两个三十年，其实中共有三个三十年，包含中共建政前的三十来年。中间的那个三十年非常重要，如果被否定，最后的那个三十年显得非常虚伪，因为它与中间的三十年打着大致同样的旗号（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等）；更重要的是，最初的三十来年无法解释——难道三十余年血流遍地尸骨成山的残酷战争是为了迎接中间那三十灾难？
要知道，所谓的抗战之后国民党的三年“腐败”人民都不允许，要以战争方式推翻它！

十六、大饥荒、大动乱和大屠杀死亡人数
焦国标对第十四个问题的回答：
14.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连续发生大饥荒、大动乱和大屠杀，这六十六年来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您认为导致这些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是否能够公开1960年代初中国因饥荒而非正常死亡的统计数据档案？
答：这个数字已经有了。但还在进一步加以准确中。这些你们都清楚。导致这些悲剧的原因是制度性的，这是共识。邓小平也说过，美国不可能发生文革。六〇年代大饥荒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档案现在状况如何，我不甚清楚，但此后我会关注此事，并朝优化档案管理方向推动。

陈更对焦国标第十四个回答的评议：
焦国标为习近平所作的代拟性回答，有一定客观性。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历比改革开放还长一些的思想解放运动，专制体制的最高领导人这样一点思想进步还是有的：承认大饥荒、大动乱（但模模糊糊地承认大屠杀恐怕还是不可能）。所以我说焦国标代拟性的回答有一定客观性——不是客观于灾难发生的社会事实，而是客观于习近平现在的认识水平！
“这些灾难原因是制度性的，美国不可能发生”，习近平会有这样的认识。但认识的深刻度如何不敢判断？他常说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说“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恐怕对制度的劣根性缺乏本质性认识。
死亡的统计数字，没有提供。著名网络时政评论家信力健曾经做过统计，缀入“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及死亡人数（不完全统计）”字样百度可查。据此统计，自土地改革开始，至文化革命结束，中共搞各种政治运动57次。60年代大饥荒死人数量最巨，3600万。土改与镇反的残酷程度最难想像：三大战役阵亡人数为10万（国共双方），土改处决二百万，镇反处决七十八万。

附：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及死亡人数（不完全统计）

（转自建力信的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574880.html）
一、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不完全统计）
1.“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1977）
2.土地改革运动(1947~1952)
3.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1951.10）
4.抗美援朝运动(1950.10~1953.07)
5.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1951)
6.连队民主运动（1950.09~1951）
7.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1952）
8.清理中层运动（1951.08~1952.10）
9.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1952）
10.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1954）
11.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1956）
12.民主改革运动（1951.09~1953）
13.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1952.10）
14.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1952）
15.三反运动（1951.12~1952.10）
16.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1952）
17.五反运动（1952.01~1952.10）
18.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1954）
19.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1955）
20.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1955）
21.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1956）
22.增产节约运动（1957.02~1957）
23.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1957）
24.整风运动（1957.04~1957.06）
25.反右运动（1957.06~1958.05）
26.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1958）
27.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1960）
28.大跃进运动（1958.05~1960）
29.放卫星运动（1958）
30.爱国卫生运动即除四害（1958）
31.拔白旗运动（1958）
32.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1958.10）
33.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1960）
34.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1960）
35.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
36.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1960.05~1961）
37.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1961）
38.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1966）
39.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40.忆苦思甜（鞋三史运动）（1963~1964）
41.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
42.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1976）
43.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1976）
44.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
45.夺权风暴（1967）
46.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1967）
47.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48.上山下乡运动（1968.12~1978.10）
49.学“红宝书”运动（1969）
50.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1970）
51.一打三反运动（1970.01~1971）
52.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1971）
53.批陈整风运动（1970.11~1971）
54.批林整风运动（1971.12~1972）
55.批林批孔运动（1974.01~1975）
56.开展对《水浒》评论的运动（1975.08~1976）
二、部分政治运动死亡人数
土改：处决二百万，殃及近千万；
镇反：处决近七十八万，另一说为消灭二百四十万（无论哪个数字都大于三大战役战场死亡人数；三大战役双方合计共伤亡50万人，其中阵亡10万人。）；
三反五反：二百八十人自杀或失踪，殃及党员、干部一百二十二万，商人约七十万，有三十二万三千多人被捕；
一化三改：涉农民数亿，工商户约百万；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死亡约四千万(三年天灾人祸)；
反胡风：被捕五百多，涉二千五百多人，自杀身亡六十多；
肃反：判死二万一千多，自杀、失踪四千三百多；
反右：打成右派五十五万，涉亲属数百万；
反右倾：殃及党员、干部三百数十万；
文革：处决十三万五千多，非正常死亡一百七十二万八千，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多，伤残七百零叁万，摧残家庭七万一千多，获平反的约三百万，被关押过的有四百二十万，受株连者上亿人；
整党：殃及三十万七千；
天安门事件：被捕三百三十八人，殃及数十万；
抗美援朝：死亡十四万(伤亡合集五十六万多)，被俘二万二千多；
对越战争：死亡六千多，伤二万一千多；
红军大清洗，冤魂十万；延安整风，捕二百多人，审查近千人，打成奸细、特务一万五千多。
三年大饥荒：有数据显示近3600万人死于这次灾荒，而同时还有4000万个小生命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

十七、习近平的人权观
焦国标对第十五个问题的回答：
15. 您的父亲和家人，包括您自己，都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经历了迫害或者打压，这些经历带给您的经验或者教训是什么？
答：带给我的经验或者教训是，中国政治家必须不惜付出个人任何代价，完善保障中国公民人权的制度！

陈更对焦国标第十五个回答的评议：
面对所提问题，习近平回答“中国政治家必须不惜付出个人任何代价，完善保障中国公民人权的制度”，焦所作出的这样的判断是客观的，焦的模拟没错。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人权”一词在习近平的词典中是否包含了“人权”一词所应当包含的全部意义。我们且简单研究一下：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第第二十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二十一条规定：“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相信这些内容不包含在习近平关于“人权”的认识里，这位中共党魁不允许人民的结社自由和人民普选。

附：中华民国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节选）
（原题张彭春和《世界人权宣言》）
作者：卢建平
联合国中华民国代表张彭春将儒家精神引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由于他的折冲樽俎，宣言的起草才得以顺利进行而免于流产。
张彭春1892年生于天津，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胞弟。18岁时赴美国克拉克大学留学。他在1916年回国时，在公开演讲中首次提出创办南开大学的意见，为严范孙和张伯苓采纳，张伯苓后来称之为“南开大学的计划人”。1946年1月，张彭春赴伦敦，担任联合国创办会议的中国代表，会后他被任命为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理事会的中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直接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
张彭春认为，尽管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但可以有共同的人权目标。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上已有35部或40部宪法有了人权法案，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各国的人生观或思想体系不同，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在宣言的起草过程中，张彭春经常成功地调解争端，挽救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他是折衷艺术的大师，通过引用孔子的名言，总是能找到方法，使我们的工作免于陷入僵局。”联合国人权司第一位司长 John Humphrey如是说。
人权委员会主席艾琳娜•罗斯福（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则认为：“张彭春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因为他具有幽默感，从哲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几乎在任何场合他都能够引述机智的中国谚语来应对。”但是他的外交才能显得更为重要。作为“协调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大师”，他“讲求实用”，“随时都有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
例如在确定《世界人权宣言》的效力时就遇到了以下问题：宣言是否会修改或否决联合国宪章呢？或者是否所有成员国都必须签署世界人权宣言，因而使世界人权宣言符合国际法呢？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的代表坚持主张要赋予该文本以法律约束力，以保障国家权力下的柔弱的个人权利。鉴于这种主张可能会吓跑许多国家，张彭春提出了“先宣言、后公约”的折衷建议：成员国可以分别签署宣言，然后使宣言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1966年经联合国大会通过，定名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通过任择议定书这种形式来贯彻宣言的精神。张彭春提出的解决方法，既保护了人权宣言的完整性，也尊重了成员国的国家主权。
在《宣言》条文的具体撰写过程中，张彭春的作用也非常显著。《宣言》草案第一条原有这样的措辞：Human nature is endowed with（人在本性上赋有）……，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异议。张彭春认为，当《宣言》为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接受时，各个国家及民族在人口的多寡上应该被充分地考虑。他希望各国代表在此问题上保持平等、宽容的态度。“因为我们都不希望一个作为保护和尊重全人类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宣言所反映的观念过于狭窄”，张彭春说，“宣言应该既反映出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应该反映出孔子的思想。”在张彭春等人的努力下，起草委员会删除了“本性”一词。
张彭春建议将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放在宣言之中。他把“仁”翻译成conscience（良心）一词，为各国代表认可，从而写入了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宣言》第一条所体现的国际人权体系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单一的宗教、文化、伦理或是人性的基础之上的。
张彭春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成为核心人物。“他（张彭春）的睿智在任何其他委员会成员中非常突出。”John Humphrey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张彭春于1957年在美国新泽西州逝世。他没能亲眼目睹后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这一公约正是采用了他当年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使得《世界人权宣言》实际上具有了法律约束力，可以使人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尊重与保护。

十八、习近平如何看待“唱红打黑”

焦国标对第十六个问题的回答：
16. 薄熙来被抓捕之后，有人认为您不赞同他在重庆走的唱红打黑路线，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请问薄被判刑仅仅因为腐败吗？您对唱红打黑怎么看？
答：时间并没停止，薄案只是现实逻辑规定下的一个动作、一个节点。我反对“唱红打黑”。今后政府应该朝“缩手缩脚”方向努力，一切遵循既定法律程序，不应随长官好恶到处煽风点火发动运动。

陈更对焦国标第十六个回答的评议：
历史极其有意思，薄熙来、习近平都是父亲官居专制政权顶层的红二代，文革中是一对铁哥儿们，思想相同、理念相同、意气相同，不同之点是，一锋芒毕露，一愚态可掬。薄熙来走得急了所以跌于深崖，习近平步履笨掘，慢一些自然少跌跟头。“聪明反被聪明误，愚痴自有愚痴福”，中国的名言在中国历史前进中再次被验证。
提问者的第十五个问题是在两个本质并无区别、形式上一锐一钝的两个红二代的竞进结果成败已定的情况下提出的，成功者对问题的回答便很有意思。习近平不说薄熙来跑的太快了所以跌倒，而是说他跑的方向错了所以跌倒。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虽然出自希特勒的党卫军头子约阿西姆.•派普之口，但它道出了真理。此时登上王座的习近平有资格对已经失败的薄熙来任意褒贬。但不要忘了约阿西姆•派普的后半句：“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做为重庆“唱红打黑”的亲历者，习近平不可能忘了他当时的真实态度。焦国标代习近平说：我反对“唱红打黑”，习近平看这样的代拟有些心虚。舆论可以控制，网络可以屏蔽，但正如天空的云霓，不是通过人工所可以扫除净尽的。
写作此文时，我搜索网络将薄、习二人进行比对。映入眼帘至为突出的是：《习近平书记、薄熙来书记的“号角”》，遗憾的是打不开正文，无法看到他们当年的惺惺相惜。想那是“乌有之乡”时代，左氏愤青对两位红二代的吹捧！
有用的收获在后边：2008年10月20日新华报业网《习近平重提红色传统与薄熙来领唱红歌》、2010年12月17日人民网《习近平高度评价“唱红打黑”》、2010年12月9人民日报（李亚杰）《习近平重庆调研肯定“唱红打黑” 薄熙来陪同》。仅摘最后一篇文章，以供观瞻：

6日至8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陪同下，到重庆市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和两江新区调研。
调研期间，习近平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观看了“唱读讲传”节目演出。他参观了重庆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视察了交巡警平台，高度评价重庆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加强社会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重庆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形成构建平安重庆的长效机制。在重庆大学城，习近平与同学们热情交流，勉励他们珍惜宝贵年华，敏于求知、勤于实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篇文章的旁边还附了图片：王立军在讲解打黑除恶，习近平在认真聆听，薄熙来率队在侧陪同，神情抑郁——想是同是哥儿们，不同仕进所致。
焦国标模拟习近平回答：“时间并没停止，薄案只是现实逻辑规定下的一个动作、一个节点。我反对‘唱红打黑’”。说得羽扇纶巾，风度潇洒，但不符合历史事实。当年的习总是支持铁哥们在重庆唱红打黑的。那么他今后会真诚地认为“政府应该朝‘缩手缩脚’方向努力，一切遵循既定法律程序，不应随长官好恶到处煽风点火发动运动”吗？
   不只是疑虑，《白毛女》全国巡演、大批抓捕人权律师和关闭锋锐律师事务所让人们看到“唱红打黑”的隐约的影子！

十九、关于央视公开认罪

焦国标对第十七个问题的回答：
17. 从您执政后开始施行的央视公开认罪是不是文革遗风？
答：是文革遗风。央视的工作方式也是从它自己的历史中来，需要反思，需要改进。

陈更对焦国标第十七个回答的评议：
关于“央视公开认罪”，需要作一下词义界定，是指未经审理、未经判决，让犯罪嫌疑人面对央视的镜头承认罪行的做法。笔者稍做检索，自2013年习近平上任总书记以来，有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21世纪报》总裁沈颢、《财经》记者王晓璐、著名女记者高渝、北京律师高建军、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和该所律师黄力群等纷纷被牵上央视，在镜头前对其犯罪行为表示忏悔。其中一些戴着手铐、囚服加身、光头，在镜头面前痛哭流涕。这是全国范围的示众，让当事人和他的家属失尽尊严。这种做法严重违犯了违反了刑诉法关于“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是典型的媒介审判，未审先判。
央视是中共的喉舌，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央视公开认罪的作法习近平不可能不知道；其上任以后，这样的做法成为常态，很可能是他直接指示的结果，至少是他的执政意识发酵的结果。在焦国标的代拟回答中，习近平承认是文革遗风。是文革遗风就应该马上制止，立即杜绝，作为率领民风、总领全局的总书记和国家一把手，制止央视的胡作非为只是唾掌之事。但焦国标仍然用隐式“赓续说”替习近平推托责任：“央视的工作方式也是从它自己的历史中来，需要反思，需要改进。”
面对这种情况，新闻记者石扉客说：“去年对我震动最大的，是puzhiqiang案和沈颢及21报系案。今年才过半，就已经有让人同样震动的周世峰及锋锐案和财经及中信案了。身为媒体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真有坐过山车般惊心动魄目眩头晕的感觉。”《新闻记者》主编，香港树仁大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魏永征先生认为，央视让嫌疑人面对公众认罪，新闻伦理和法律底线被双双违背，成为典型的媒介审判，呼吁当局立即制止央视的这种做法。北京律师刘建军在央视公开认罪后直斥当局设套。公民的人格遭受凌辱，法律遭受践踏，当事人、业界、有良知的社会人士痛心疾首，焦国标却替当国者以一句“央视的工作方式也是从它自己的历史中来”敷衍过去！

附：从王晓璐“认罪”再看“媒体审判”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2013年10月，中国记者节前夕，尽管东家连续两天以罕见的头版特大字号刊文“请放人”、“再请放人”，广东《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最终没能走出看守所，《新快报》领导班子也被调整。一年后，陈永洲因损害商业信誉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刑1年10个月。
2015年8月30日，中国新华社确认，北京《财经》杂志记者王晓璐因涉嫌伙同他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此之前，新华社25日发布消息称《财经》杂志社王某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
和陈永洲一样，王晓璐迅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现身。周一（31日）早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王晓璐的采访画面。
又是财经记者遭遇司法调查，又见记者上央视“认罪”或“悔过”。媒体审判媒体，媒体的底线何在？在司法审判之前给“嫌疑人”定性定罪，“媒体审判”的底线何在？
从概念上讲，饱受诟病的“媒体审判”往往发生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到接受法庭审判这一敏感时期。在这一时间段内，媒体报道容易通过选择性的报道左右司法调查方向，通过观点的树立和传播放大媒体话语权，通过受访者或媒体本身富有情感的语言挑动公众情绪，从而对嫌疑人的罪行进行定性，最终影响判决。
截至目前，和之前采访陈永洲一样，央视的独家画面对王晓璐一案的报道无疑被限制在官方许可的话语范围之内，应该不能左右司法调查的方向。
但在挑动公众情绪和对罪行进行定性这两方面，央视报道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晓璐只是承认“通过私下打听这种不正常渠道，获得了新闻素材，加上自己主观性判断，撰写了这篇新闻报道”，但央视报道已经给王晓璐以及其表述打上了“悔过”、“认罪”、“伏法”的烙印甚至标签。
从逻辑上讲，“私下打听”、“主观判断”是否必然导致违法犯罪，也是争议所在。
记者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要对新闻事件进行预判，如果预判最终被证伪，其原因是专业能力不足还是故意为之？这需要严禁调查和严密的证据来进行认证。如是故意为之，是出于私人利益还是工作压力所致？对最后的判决也至关重要。
陈永洲一案，经过司法调查证明了他收受贿赂和刊发新闻稿件之间的联系；王晓璐一案，截至目前尚未证实有类似“新闻寻租”的利益纠葛。定性其报道左右了股市涨跌，损失了百姓利益，更显得突兀而缺乏逻辑。
从陈永洲到王晓璐，央视的“媒体审判”再次引发巨大争议。对“媒体审判”进行一次公开透明的审判，留下一个可供未来借鉴的案例，应是中国完善司法制度的当务之急。

　二十、对独掌大权的看法：
焦国标对第十八个问题的回答：
18、您掌权以后，在权力核心层设置了诸多小组，并亲任组长。您是否担心和毛泽东一样，独掌大权之后犯“错误”？您认为您本人的权力，应该受到什么制约？目前最有效的制约是什么？
答：那是下一段的担心。现在我远没有毛泽东那样独掌大权。我的权力应该受到宪法、法律、正义和良心的制约。目前最现实的制约则是长期固化的权力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改革的捆绑和阻挠。

  陈更对焦国标第十八个回答的评议：
在焦国标眼里，中国当前的情况不是克服专制，而是习近平独揽大权不够。你看，他代习近平说：“现在我远没有毛泽东那样独掌大权。” 尽管他在权力核心层设置了30多个小组，亲任组长，处处把控。
读者可能认为我仅凭焦国标的代拟回答作出这样的结论不够严谨，我可以从焦国标的其它言论中找到充分的辅证。焦国标的微信圈子里储藏着他这样的话：

大家都说我是舔习总，其实是我的治国谋略。我的谋略是：先让习总独揽大权；然后促使他实现中国人民从出生到坟墓的福利，医疗、教育、工作、养老、殡葬都有保障；第三步推动他实行民主宪政，实现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如果第三步做得早，会造成动荡。哈哈，你们连轻重缓急都不知道！

朋友们不要不相信，焦国标就是把这样极其简单幼稚的思考当作谋略！未见海者把海边的贝壳当珠宝。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专制制度。思想钳制、经济落后、人民饥饿、司法不公、苛厉酷刑，灾难的根源均在于权力过分集中。在此情况下，限制权力是第一位的。焦国标说改革的第一步骤是“让习总大权独揽”，这是在给中国的民主改革上反药。
三权分立（限制大权独揽）的现代国家理念，焦国标根本不懂。“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普通理论他也只是听个模糊。习近平访美时一再赞扬的美国政治理论先驱潘恩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灾祸。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可以容忍的灾祸。”焦国标恐怕听得莫名其妙。潘恩还说：“我们设计国家，首先把政府人员假定为完全邪恶的人，自私的人，除了为已别无他事”。焦国标一定会认为这样的思想骇人听闻，因为他不可能弄明白潘恩此话的逻辑内涵。如果弄得明白，他便不会为一个专制成性的国家做这样可笑的“谋略”设计了。
“我的权力应该受到宪法、法律、正义和良心的制约。”——这是焦国标为习近平拟出的冠冕堂皇的话。更应当重视后边的句子：“目前最现实的制约则是长期固化的权力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改革的捆绑和阻挠。”——他将原有的固化的权力当成其制定谋略的原因和前提，让习近平的“独掌权力”打破原有的固化的权力。事实上，中共长期固化的权力的表现形式是领袖独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一直如此，胡锦涛一代略有松动，习近平一上台，焦国标马上“挺习”，支持他恢复独裁。
在治疗中国的疾病时焦国标倒因为果，提出的治疗方案因因相陈，大权独揽之下再来一次不同形式的文革也未可知。
遗憾的是，焦国标所拟的答案摸透了习的心理，相信习也是认为权力集中不够，像毛泽东那样独裁，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二一、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焦国标对第十九个问题的回答：

19. 您当政后有人提出，要全面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要抵制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本原则。请问如果不从西方学习引进，难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这些基本的社会科学领域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西方的思想？你们如果抵制和取消这些来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领域，你们将用什么新东西来取代？还是像毛泽东当年所主张过的，只办“理工科大学”？
答：我当政后，有人提出这样，有人提出那样，许多都是这样那样的一阵风。有些风，用焦国标教授的话说，甚至不过是天空飞过的一只老鸹随机放个屁（笑）。因而，盯住风、咬住风不放，是不通达的。

陈更对焦国标第十九个回答的评议：
焦国标替习某解释得轻松：“我当政后，有人提出这样，有人提出那样”，好像一切解释不过去的事情都是别人干的。总书记没当、国家主席没干、担任30多个小组的小组长也没主持会议。如果国家亡了，正如崇祯皇帝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功劳一切占尽，过错一切诿人。注意，这是焦国标油嘴滑舌替主人开脱的又一种方法。
推诿责任之后，焦国标还要继续化解它：“全面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抵制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习近平上位以来唱得很响的意识形态主旋律，不可能不引起知识界的反感，不可能不引起思想界的警惕和民主自由人士的强烈反弹。焦国标当然要替习总化解危机，他的化解方法是：说习近平所搞的红色宣传、对西方文化的“消毒”全是一阵风，是老鸹屁。既是如此无足轻重，那么就可以任由习近平在意识形态领域任意“放屁”，大家尽可以放心睡觉，不再管它了。
焦国标说：“盯住风、咬住风不放，是不通达的。”那么，关停《炎黄春秋》，《白毛女》在全国巡演，如此“猖獗”的舆论控制和红色宣传似乎是很通达的了！
2015年9月7日《学习时报》全文发表了习近平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他强调，不能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他的讲话引起了思想界的极大警惕：邓小平用“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说化解“共产主义”引起的思想危机和道路危机；习反其道而行之，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努力”之说引领中国思想再次走向“神学”。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的趋向似乎在说：“改革走得过远，人民急须回头。”
日前，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在胡耀邦“事实求是”、“求真务实”多个优良品质之外，将“坚守信仰、献身理想”当作胡耀邦的第一高贵品格要求全党学习。他引用胡耀邦在改革初期（1982年）的话——“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为面对当今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全面崩溃的世界局势已经泄了气的部下鼓劲。
对于这一切，决不可当作老鸹屁。习近平主政之后形势左转是清晰的，焦国标在释放迷魂药，岂可上当！

二二、“打掉牙和着血吞喽”

焦国标对第二十个问题的回答：
20. 您现在仍然依靠胡锦涛和周永康建立的维稳体系，打压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请问您是否认为周永康为中共建立维稳体系立下了重大功劳？
答：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我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执政，我国的维稳格局一定不是现在这样。我接手的是一个既定的维稳体系，它有很多弊端，但我无法也无力立即一把将它捏碎重组。公安系统抓人办案有其相沿已久的职业眼光和工作模式，我无法告诉他们这个给我抓了，那个给我放了。如果我过问和干预过多，最后的局面必然是“习主席，你开名单吧，你说抓谁我们就抓谁，你说放谁我们立即就放”。若到了这个地步，国家还如何维持？因而现在，如果确有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遭遇不公，也只能委屈他们暂且背着时代的十字架，等待走完现有的司法程序。我实在做不到一言而大赦天下。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执政掌权者也应竭忠尽命，加快革除这个体系之弊端的步伐。

陈更对焦国标第二十个回答的评议：
人民骂官员，踢皮球，推责任。看看如果让焦国标当了官他将如何地不干实事，只耍嘴皮子推托责任：在他所拟回答中“赓续说”再次显现——“我接手的是一个既定的维稳体系，它有很多弊端，但我无法也无力立即一把将它捏碎重组”；推托责任出现了新的方式：如果我都管，事事找我主席，反乱套了——各有职司，绝不越俎代庖。不干事还有理，真是明君！焦国标自以为给主子出了推托责任的好主意，殊不知在富有从政经验的主子看来全是早就淘汰的馊主意，换得的可能是主子抹往口中的马粪屎！
要重点注意焦国标给“习总”拟出的这段话：“因而现在，如果确有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遭遇不公，也只能委屈他们暂且背着时代的十字架，等待走完现有的司法程序。我实在做不到一言而大赦天下。” 在习近平主政以后的新时代，焦国标怀揣帝师梦，为当局出了不少宣传上的新点子。今天我们遇到的这个点子，可以简言之为：祭品论——习近平的改革将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明天的荣耀，受到政治践踏的人们要默默无声，为民族做贡献，否则会打乱习近平安排的改革的步骤。不妨引用焦国标其它地方的一些言论替他的“祭品论”作注释。
日前，焦国标通过微信圈著文《中国下次机会在千年之后》，说：

一个社会走向秩序、道德和法治，必须经过为期不可太短的一段有政治洁癖的强人治理方可抵达。比如加尔文之于日内瓦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比如李光耀之于新加坡。有洁癖的强人治国，可能会踩伤一些人，但这是走向秩序、道德和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祭品。习近平、王岐山都是几百年一遇的有政治洁癖的强人。两个有政治洁癖的人相遇并同心合一共事，更是千年一遇。因而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当下的机遇千年不遇。错过此次机会，中国下次机会在一千年之后！（11月15日北京焦国标）

面对一位网名为“郭律师”的网友所提出的当局任意抓捕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的问题，焦国标又说：

郭律师，我一再说，我是神医看病，无须验血验尿。我们这个苦难民族，谁都不配太矫情、太娇气，抓谁都很正常。中华民族成长，需要吃掉一定量的祭品。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求仁得仁。把自己摆上民族的祭坛，现在的苦头，未来的荣耀。你不能指望现在不吃苦头，未来还得荣耀。如果你既不想吃苦头，也不想得荣耀，那就做个没嘴没四肢的葫芦，或做个没面目、没人格、没个性的庸众好了。既做了今天的自己，就永远不要叫疼，牙打掉了就着血咽喽。更不能因自己的牙被打掉过，就影响自己的大判断。太多的人正是因为自己的牙被打掉过，就变成了被苦毒遮蔽了眼睛的瞎子。

要言之，焦国标的“祭品论”的核心是：习近平是几百年一遇的圣明之主，是有政治洁癖的政治强人，必然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福地；为了中国明日的荣耀，今天遭受政治践踏的“永远不要叫疼，牙打掉了就着血咽喽”，甘心情愿作祭品！
焦国标自从写出那篇《讨伐中宣部》的文章，因而从北大副教授的职椅上请出去之后，已经作了纯粹的以政治为职业的人物。一个以政治为职业的人物，面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表这样的意见，惊世骇俗。孙中山说，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到了现代，这一概念已被修正为政治是众人参与下治理众人之事。但是，焦国标却从极端的右翼突然极端地左转，观者恍然而不得其面目。即使在秦始皇时代，对于人民即时的灾难，治国者也仍然会冠冕堂皇地说辞去安慰人民，绝对不可能在政权无端捶斥人民的时候，劝人民“既做了今天的自己，就永远不要叫疼，牙打掉了就着血咽喽。” 不但秦始皇，就是比秦始皇还秦始皇一万倍的昨日的毛泽东也不会这样说！
自秦以来，中国历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仁宣孝宗、康熙亁隆，近世以来则更有孙蒋毛邓，中国缺乏的不是政治强人，缺乏的更不是具有政治洁癖的政治强人，缺乏的恰是具有理解人间饱暖和床帏狎呢的中庸平和的富有智慧的治国者。毛泽东为政治强人之尤，一生不拿钱，恐怕也是具有政治洁癖的政治强人之尤，中国人民最惨重的灾难恰恰出在这样的人物手下。焦国标认为，习是几百年一遇的具有政治洁癖的治国之人，因而要求人民“牙打掉了和着血吞”，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似乎听到：“AB团”地下的声音、延安整风受难者地下的声音、右派们地下的声音、文革罹难者地下的声音、二十年前风波中牺牲人士地下的声音。他们说：我们都是具有政治洁癖的强人的祭品，但我们换取的不是中国的荣耀，恰是中国的百年血泪！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汉娜.阿伦特在其《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公民参与是健康公众生活的标志。对于有效的民主政治来说，关注公民参与和关注权力制衡同样重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阿伦特认为，普遍积极参与的公众生活比权力制衡制度更能体现民主政治文化的精髓。这是因为，即便民主政治制度也不能自动防止民主公众生活的萎缩，而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恰恰正在不断受到这一萎缩趋势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和公众生活的问题便愈加具有现实意义。具体到对于英雄和普通人的认识，阿伦特认为，英雄行为和普通人的参与对于社会的进步都很重要，群众参与下的政治创造是维持一种英雄式政治所必须的环境，而英雄式政治则感召和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众生活。
即便习近平、王岐山之类真是逆光而出的政治强人，他们的英雄式政治不但不应当排斥而且应当感召和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以营造一种英雄式政治所必须的环境，从而使中国前进的步伐愈来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而不是像焦国标说的那样，人民应当停止自己的政治步伐，甚至闭上自己政治的嘴巴，哪怕在遭受政治践踏的时候也默默无声！

二三、谁提出“七不讲”？无赖推责

焦国标对第二十一个问题的回答：
21. 请您详细说明一下，是否您本人提出过“七不讲”？如果是您自己提出，或者经您批准而形成中央决策的，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搞“七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答：你们可以设想一下，概括出这“七不讲”需要多少时间？我有没有那么多时间花在这上面？显而易见，“七不讲”不可能是我的原创（提出）。它是各方大仙儿凑出来的。这些东西，不是宪法、党章的某条某款。在我们当下，这种风一年不知道要刮多少阵儿，因而各位不妨以上述风理论视之。太纠结就是太迂腐。

陈更对焦国标第二十一个回答的评议：
自以为聪明的焦国标将他心目中五百年不遇的圣明之主描画成了一个无赖，反正一切坏的事情都不是我干的，无论这样说与情理、事理多么不合。作为中共总书记，他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捍卫舆论阵地，掌控意识形态，更何况他还担任着中共党校校长；说“七不讲”的政策不是他参与制定的，鬼都不信。
当年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一文对中共掌控舆论、扼杀舆论、毒化意识形态深恶痛绝，并且痛斥中共在希特勒、国民党之后把中宣部固定在自己的基因里，成为其机体割舍不去的一个罪恶遗传。今天却让大家不要太纠结，称“太纠结就是太迂腐”。当年的愤慨哪里去了？是中共改正了？还是焦国标的立场变了？
在第一问中，我就指出焦国标的思维特点是不自觉的诡辩。诡辩是圆形的周边，诡辩者永远站在对论者的相对一面，绕着圆边转；他永远有理，但你不可将他今日所说与昨日所说进行对照，那样就打了他自己的脸。这里，他是不是又打了自己的脸？

附：焦国标《讨伐中宣部》节录

１、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亦且颜面扫地。因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

２、
怎样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级宣传部。美国有宣传部吗？英国有吗？欧洲有吗？都没有。谁有宣传部？纳粹德国有宣传部，而且曾涌现出一位着名的部长，就是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条谎言的发明者。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有宣传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宣传朱毛的队伍是“共匪”。宣传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知客观为何物，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殊不知宣传部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罪恶，就是灾难，就是政党和政府自绝于人民之举。中国政府如果说在国际社会上形象不理想，应该首追中宣部的责任。它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３、
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凶顽？第一，这是极左历史留给它的历史遗产。从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时代以迄于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责权。它做到哪儿哪儿是边，即便事后证明宣传错了，鼓动歪了，“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的地位却一成不变，什么责都不用负，一不用反省，二不用忏悔，三不用问责。“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以及后来中宣部搞的反这反那期间，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都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事后没有谁向它“反攻倒算”追究其过失。政治路线变了，人事变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机构的红和毒却一直没变。中宣部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没有变，它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从未被触动，它的极左性、悖逆性从来没变。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那样清算中宣部在过去历史时期的一切罪错！第二，这是继承前此意识形态衣钵的体现，固守着与时代相背的国际冷战思维。中国媒体说美国至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战思维的烈女节妇。第三，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看成是一小撮人的禁脔，各种在它看来不顺耳的发音器官都是没有发声资格的。须知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托身之地、庇护之所，任何异类，你是民运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罢，都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地在这片我们祖先共同开发的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言说的权利。我即便是不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有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监的权利，因为这也是我的祖产。你中宣部部长的曾高祖在这片热土上耕耘过，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曾高祖也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爷爷们的孙子是平等的，是应该坐在一张圆桌边共商国事的。可是中宣部是不许你这么看，这么说，这么商量的。

二四、高瑜泄密

焦国标对第二十二个问题的回答：
22.七十多岁的著名女记者高瑜的文章，泄露了什么样的国家机密？对国民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或者只是使国民知道了该知道的？
答：这个问题，如果打官腔，可以这样回答：高瑜案是一个司法个案，能公开的已经全部公开，我没有新的补充。不过，我想在此说几句感性的话。高瑜大姐年长我十来岁，八九以来二十多年，她的确坚持得很不容易，对此我向她表示敬意。但是同时我要说，我对她的某些言论很有意见。比如，我刚接手中央工作时，她就断言，习近平这小子不是好鸟，知识分子群体不必跟他混。作为一位老大姐，她这样说合适吗？她这是欺负一个小弟，欺负一个新人，是欺小，欺生。是很不厚道的。也很不科学。胡适先生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高瑜大姐用一个月的证据盖棺论定我未来十年的任期，这科学吗？这严谨吗？这公平吗？她轻率加给我的舆论冤狱，你们谁为我申辩过一次呢？

陈更对焦国标第二十二个回答的评议：
一、作为一个司法个案，一个高层政治人物愿意评论就评论，不愿意评论就直接说“高瑜案是一个司法个案，能公开的已经全部公开，我没有新的补充”就可以了，完整了。加上一句“这个问题，如果打官腔，可以这样回答”，表现的恰是一种多余的机伶，不是智慧。向帝王推销，恰恰露怯。
二、“高瑜大姐年长我十来岁，八九以来二十多年，她的确坚持得很不容易，对此我向她表示敬意。”——嘿嘿，习近平是民主志士的同道，高瑜大姐在外边干，我习近平在共产党内部干！
三、“她这是欺负一个小弟，欺负一个新人，是欺小，欺生。是很不厚道的。也很不科学。胡适先生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在这里，焦国标讲证据了。别人要他讲讲为什么“挺习”，有哪些事实根据。他常说：“我是神医看病，无须验血验尿查三高，我就看出习近平是民族中兴的英雄，我就这么神，杂碎们！”他的《挺习总，答客难》干脆说：“我是特异功能！”（见该文第十四）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与不是全看我焦国标今天的意愿所之。
四、“高瑜大姐用一个月的证据盖棺论定我未来十年的任期，这科学吗？这严谨吗？这公平吗？她轻率加给我的舆论冤狱，你们谁为我申辩过一次呢？”——焦国标此处想显摆的是他寓处燕园的信息灵通，透露的却是一个政治人物的阴暗心理——她加给我舆论冤狱，我何不整她？
“学得文武世，货与帝王家。”货不好可是要挨板子的！
五、“泄露了什么样的国家机密？对国民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或者只是使国民知道了该知道的？”这是本问的核心，焦国标所拟是代习回答，习当然可以不回答。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分析一下，高瑜是否泄露了国家机密。现在可以确认的是，高瑜所泄露的是2013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又称９号文件）。就是在这份文件里，中共中央提出了七不讲（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她透露的渠道是设在纽约的《明镜月刊》，该文件确实限定了可以接触此文件的人员范围为“此件发至市地师级”。
高瑜事件发生后，《环球时报》以《高瑜泄露了中央对意识形态部署的机密文件》为题报导了这一消息，其它各媒报导大致同题。“中央”一词在中文中的正解为：“中央指国家或党派政治权力最高的地方或中心的地方。”据此概念，报媒对事件的报导就有了不确定性，中央或为中共中央，或为国务院，高瑜所泄之密或为中共的秘密或为国家机密。就现在核实的情况看，显然《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又称９号文件）系党的机密，而不属于国家机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按此规定，高瑜女士构不成犯罪。我在网上查过高瑜女士的辩护情况，其1993年罹事时的辩护律师是张思之，有辩护词流传。本次触事无辩护文字在网。笔者想：党与国之区别是罪与非罪的核心，不知道人民法院和她的辩护人考虑到这一点没有？
六、笔者注意到，从机构设置上看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保密办)和国家保密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负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密资料的密级审定、规章制度建立、落实、督办、失密案件的查处、行政处罚等工作。笔者也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丢失秘密文件资料或者泄露党和国家秘密，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将泄露党的机密和泄露国家机密并列一起。但从法律意义上说，通过哪部法律将党的秘密同等于国家秘密给予司法保护呢？
七、提问者没有注意到，笔者也不可能想到：原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瑜将文件交给了《明镜周刊》，证言的证据、电脑物理的证据都没有。这是笔者定稿时，进一步搜集材料才注意到的。《明镜周刊》得此文件另有来源，其负责人何频说得明白。见附。
附
中国特色梦中的高瑜案——密令与法官?

美国明镜集团董事长何频

——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梦。为了这个梦，在判决前，我没有与人讨论案件二审的可能情形，也谢绝了对媒体发表对案情的看法。假如是这个符合法理结果，不只是我的梦变成了现实，很多中国人的梦也变成了现实，一系列的奇迹便会在中国出现，一个辉煌的时代就可能降临。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个白日梦。奇迹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2015年11月26日，北京法院真实的判决是：高瑜的刑期从七年改为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为考虑到重病在身，被告又认罪悔罪，暂时改为监外执行。

判决
这当然比最糟糕的结果好了许多，至少高瑜可以回到家中自设监房，可以与她的爱子生活在一起，律师、亲友和国际人权组织多少得到些安慰，……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判决其实只是将捅你七刀改为捅五刀。
急切为此粉饰的人，将这个判决宣传为“双赢”。但是，各自又赢在什么地方呢？是政府成功地利用电视台、利用法庭羞辱了一位勇敢的记者，并且使她在几年之内不能发表文章？是政府利用了高瑜案，震慑了那些也想独立思考、妄议朝纲的记者作家们？还是三次入狱、不断蒙冤，炼就了这位中国最勇敢记者的英名，使高瑜赢得了更多的尊敬？还是庆幸可以拖着重病的罪身，不必在冰冷的牢房迎新年？
这一切的开始可能是来自某位领导随意的一句话，然后变成了一个求功、献媚者在文件上的批示，很快便成了警察们的行动。只是结果没法让他们立功：电脑中并没有将所谓中央文件传输到明镜媒体的物理证据。即使他们诱骗、威迫高瑜认罪，并命令中央电视台予以示众，这个案件却永远没有拥有成案的构件：证据。
之所以没有这个证据，是我的证词已经说明了的：《明镜月刊》所刊的中央文件，原本就不是来自高瑜。（编者注：何频的另一篇文章清楚说明了来自另一个人）

证词
北京的法院从来没有找过我。我决定主动献上证词，并且经过了美国三级官方认证，证明毫无疑问来自我的合法文件。然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连文件内容都不看，便拒绝认证。责任当然不在一个最底层的办事员身上，却显示了中国外交官毫无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公证境外人员的证词应是他们的必须履行的工作职责，无关内容。或是，中国的法院从来没有知会过外交部？
可问题是，北京的法院却以没有中国驻外机构的公证而不接受我的证词。即使哭笑不得，在我看来还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事。为了更有力证实我的证词之有效，我口述证词予以录影，配上相应文字，再在美国执业律师李进进博士的帮助下，再请美国三级官方认证，并委托高瑜的律师呈交北京法院。
很显然，北京法院不愿意接受我的证词。因为这份证词，再加上警察们没有此案的物理证据，若以中国的法律，也显示高瑜是没有罪的。
来自上峰的密令，却是不能放过高瑜的，当然不是因为那份无关民生国安的、内容八股、而且早已流传的所谓秘密文件，而是高瑜击中时弊、“妄议”朝纲使他们不爽。
警察、检察官、法官能怎么办呢？这是这些官员们良知未泯，是他们的专业素质已经提高，还是他们只是机械地执行上峰的指令？可信的情况是：他们没有主动逞凶、没有主动背黑锅，他们内心很清楚知道，这个案件经不起时间、司法、正义的考验，必定是他们职业的污点。

指令
是的，无论是二审一审，法官们的迟疑是等待上峰的指令，而上峰也在迟疑。不是他或者他们低估了高瑜的影响力，而是这起案件之所以持续被世界所关注，……也大大伤害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献媚、吹捧的习大大的形象！
于是，将高瑜放出去的密令来了。法官们顿感轻松。
只是，略有一点法庭基础知识的人都知道，二审中辩护律师所做的无罪辩护便代表了被告对案件的认定。然而，法律文件需要制造一个理由，必须要公开指认被告是“认罪”、“悔罪”的，否则监外执行便于法无据，不能自圆其说。难怪高瑜的律师莫少平将之形容为“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
辩护律师的说法和法庭说法之间的矛盾如此明显，这个“中国特色”的陈词烂调却又是如此地堂皇精妙。
当然，只要“中国特色”存在，政治文明就不可能生存，一切错乱也就不要奇怪。不仅仅中国司法如此，中国政治如此，中国社会如此，中国的一切皆如此。

二五、刘晓波与曼德拉的政治环境比较
焦国标对第二十三个问题的回答：
23. 刘晓波六篇文章判十一年徒刑，您是否认为是因言获罪？刘晓波的刑期到2020年6月22日止，假如那时您还在执政，您会不会让刘晓波完全自由？您觉得刘晓波的政治环境与曼德拉、哈维尔、甘地、马丁路德金的政治环境相比有什么不同？
答：晓波五五年生，我比他年长两岁，算是同龄人。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著，必将成为我们民族精神财富存量的一部分。他的十一年刑期是因言获罪，无人否认。若就个人愿望而言，我不仅不会让他坐满刑期，我现在一时三刻就要把他提拉出来。可是我不得不再次提醒诸位，我们的现实是赓续而来，不是你们在电脑上组装的图案，更不是由我习近平个人意志而来。你们不能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我也一样。你们觉得我习近平在中南海比刘晓波在牢狱更惬意更自在，是太偏心了。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在背负我们这个族群的历史和现实加在我们身上的十字架，谁都不必太矫情，谁都不必太娇气。因而，刘晓波的政治环境与曼德拉、哈维尔、甘地、马丁路德金的政治环境相比，显然更艰难。但若一味责备我习近平一人，这也是制造冤案。

陈更对焦国标第二十三个回答的评议：
一、一个滑头政治家的形像跃然纸上。但笔者确实不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滑头的人——愚而倔，也可被另一部分人视作“厚而倔”是他的特点：普京肢解克里米亚成为世界公敌之后，他一年之内与普京亲晤13次，闹得阅兵大晏绅士们都不来，即是“愚而倔”明证。帝师想用自己的“巧伶”形象塑造帝王，所以把帝王描写成他那样一个人。
你看习近平竟然知道刘晓波是他的同龄人；投提问者的爱好，说刘晓波的所思所著将成为民族财富——用这种方式拉一拉，我们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是一家人；但国家机器是赓续而来，老兄我无能为力，这你们也是看得见的；挤挤眼，这里有许多坏东西（周永康、徐才厚等），“不是由我习近平个人意志而来”的，你们可不要埋怨我！
这样的形象习近平看了都恶心。警卫员，用杖子将那推销货品的赶出去！
二、“历史赓续”再次成为民族的罪人，在历史空间中活跃的人物，包括我习近平，应该也包含毛泽东（因为他也活动于历史赓续之中）都是没有责任的。我和你们一样都在坐监，历史的监，我的日子一点也不比刘晓波美。咱们都是历史铸建的同一监牢的人，你要责怪我的话，可是在制造冤狱！
政治家的责任，在历史面前化为乌有；监牢里的政治犯和关他们入监的政治家一样对历史承担共同的道义责任——你不要埋怨我，坐监者和刑判者都在接受历史的控制和役使！
巧言令色包裹着奸言佞语！
三、唯一的，他还承认“刘晓波的政治环境与曼德拉、哈维尔、甘地、马丁路德金的政治环境相比，显然更艰难。”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就狱中生活，曼德拉在狱中开辟菜园，在罗本岛上种植900株植物，刘晓波能吗？就言论自由，曼德拉能在狱中写《走向自由之路不会平坦》、《斗争就是生活》、《争取世界自由宣言》和他自己的自传，刘晓波能吗？更有一项权利，曼德拉一出狱，就向聚集在体育场里的12万同胞发表著名的《出狱演讲》，刘晓波能吗？刘晓波没有演讲的幸运，他的同胞没有聚会的幸运——自从26年前发生了那场风波，中国社会便失去了这种功能，人群聚集的功能。堪为可悲！

附：
美媒：中国驻美使馆街道地址改名是个蠢主意
2014年07月09日环球时报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7月7日文章，原题：将中国大使馆的地址改为“刘晓波广场”是个愚蠢的主意
我很少认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观点，但国会通过的一项修正案，却令我和北京驻华盛顿的外交人员们成为不太可能的“同床者”。
按照该修正案，中国驻美大使馆所在街道的名称将改为“刘晓波广场”。在西方，这个“著名”异见人士是中国侵犯人权的标志;而在中国，并不那么“有名”的他则是西方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象征。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表示，该修正案“非常荒谬”——我同意这种看法。以下原因表明此举实属愚蠢的主意。
首先，这将缩小美中关系的范畴。《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称“公开声明反对极度不公是正义之举。”很难直接驳斥这种无聊诡辩。但将中国大使馆永久与刘挂钩是个错误：美中关系的组成绝不仅限于人权。美中即将举行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所谈及或精心避免的主题代表着双方关系的“实质”：网络安全、人民币升值、军事关系，以及中国与日本等的紧张态势……人权只是谈判桌上的诸多话题之一。况且，倘若美国不与中国谈论其他任何问题，就别奢望提及人权。
《华盛顿邮报》将此举与1984年把苏联驻美大使馆门前街道改名为安德烈•萨哈罗夫广场相提并论。但当初苏联是自给自足的帝国，对美经贸关系有限，而如今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经济与美国深深融合。时代不同了，关系也迥异。
其次，这将开令人不安的先例。沙特驻美大使馆位于华盛顿闹市区且占地颇多，美国也应以沙特女权活动者马纳尔•沙莉夫为该区域命名吗？刚果民主共和国、白俄罗斯、伊拉克和其他人权状况不佳的国家，都在华盛顿设有使馆。其地址也都应改名吗？
第三，这么做不会奏效。重新命名使馆周边区域，既不能激励中国的人权团体，也不能表明美国的支持。美国的政策从来不是以荒谬应对荒谬。让我们不要开这种先例。(作者伊萨克•斯通•费什，王会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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