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习近平的三年揽辔悲赢马
作者:罗祖田
三年前,初登大位的习近平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向十几亿中国人也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梦”时,总地来说,他的态度是朴实的,深沉、担当乃至悲情,依稀可见,因而理应对他基本肯定。
但历史告诉我们,对任何政治人物,固然要观其言,更要观其行。一般来说,政治人物特别集权下的政治人物壮志能酬、又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成功比例极低。这一点当然适应于习近平,想必习近平也会认可这话的正确性、普适性。
那么,盘点一番三年来习新政的得与失,从中推测“新政”未来的大致走向,并非无意义。
三年新政,最大亮点无疑是强力反腐。
从一个方面说,这是需要贯注很大悲情与勇气的。事实上,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不论出自什么考量,要近乎动真格地强力反腐,非雄才大略和意志坚定者难以做到,即便朱元璋或毛泽东那样地拥有极大威权的开国君主亦不例外,遑论不是靠马上战功,而是事实上靠“红色血统”上位,先前仕途默默无闻的习近平,他敢于强力反腐殊非易事。很简单,先不去谈产生腐败的人性原因和体制原因了,只讲权力斗争,朱元璋也好,毛泽东也罢,累累白骨上建立的新朝,初始阶段的新贵们一般来说还是有所顾忌的。具体来说就是塌方式腐败窝案不会多见,因为多数新贵还不敢健忘那导致累累白骨的前朝的覆灭。同时,由于对新朝本能地寄予很大希望,为长远利益着想,也是愿意稍稍约束自己和家人的。既然此种情况下尚且反腐不易,那么当王朝进入末世,暮气弥漫于朝野、国家前景暗淡的情况下,反腐当然更不易了。毕竟,古代的秦皇汉武,现代的蒋介石、毛泽东,皆无可幸免地败于他们倚仗的、又令他们讨厌的官僚体制手里,只能徒呼奈何。所以就凭这一点,就应承认习新政强力反腐的悲情与勇气。
从另一个方面说,把进入末世王朝的强力反腐抬得很高,也是缺少历史依据的。贪腐严重当然源自人性的贪婪一面,旧体制下,它根本就是无可奈何的事,为文明之癌。权贵们极度贪婪、暴戾、短视,当然属于历史共相,可恶、可悲。但被压迫者一朝造反成功成了新的权贵,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一样会演变为极度贪婪、暴戾、短视,亦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共相。不承认人性共性的阶级斗争学说无比荒谬,说白了是为自诩的无比高尚找依据,这里是一个理由。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则历史二字不但谈得累,而且无意义。问题在于,时代不同了,既然外部世界众多国家实现了从体制上遏制住了贪腐的泛滥成灾,那么对于中共红朝,今天强力反腐,固然重要,但只恐问责于今天仍产生严重贪腐的红朝体制更显重要。进一步说,不论习近平是否本意如此,他只要做不到从体制上来真格的,这样的反腐从本质上讲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是昙花一现,一场徒劳。把这样的反腐抬得很高,不免是在蔑视天下有识之士的智力。可叹的是,三年过去了,习当局的强力反腐,尚未跳出此围城。
除却强力反腐这一亮点,三年新政,无论政治、经济、外交、民生、文化、教育,皆乏善可陈,与党报官媒上的大吹大擂实不相称。究其原因,与历史欠帐,集权官僚体制的日益反动、腐朽、僵化有着直接关系。这方面导致的问题乃至危机,是不可以都归咎于习近平的。但是,上述一切得不到很大改变,作为最高政治人物又手中权力并非全不可作为,习近平的不足也显而易见。且看理应归咎于习近平的几个具体事例。
一、先着重谈谈反腐。
之所以反腐,只能是权贵阶层闹得太不象话,继续下去势必民心丧尽,社会无法管控,导致“亡党亡国”。既如此就必须动真格,即便主要为保党着想,相当时间内也要让党的利益服从于国家民族利益。道理很简单,皮之不存,毛何附焉?只要国家陷入一团混乱,党赖何安生?似此人人皆知的道理和严峻局面,要让反腐取得实效,长效,进而从根本上遏制贪腐的死灰复燃,今天的时代一个断不可缺的措施,便是手握实权的党官从上到下皆应向社会公示财产,含直系亲属的财产来源、任职原由及去向。现时,要求中共做到让独立的司法体系监督财产公示制度不致于流为形式,似应给予几年时间用于过渡,但允许媒体监督,强调不受报复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若果如此,社会会乱么?中共会塌陷么?回答只能是否定。很显然,惟有这样的反腐,才能让人真正看见当局的诚意,看见生活的希望。也会让一些贪赃枉法者感受到民意不可侮,滋生羞耻之心,乃至某些通过大体上正当手段谋得财富的官二代、红二代渐少人生无常之感,转而真心拥护政治改革。当然会有顽固抗拒者,但大势已去,众怒难犯,他们也会渐渐放弃反扑的,这是欧洲发生过很多次的故事。对于天性善良,也无妨说奴性的多数中国人,只要看到当局的确在明事理,怨恨心理就会锐减。毕意,动乱属于大多数人不愿看见之举,希望才是生活目标。
不肯这样做,想来原因不外乎这样几条:一者,让媒体开放,接下来就不免是言论自由,当局被迫开放部分党禁,苏东故事上演。但是,幻想筵席千年不散,只能是与民众为敌,与人类为敌。况且,一定时空内主要是强辩。我曾在《论中国》里指出:苏共政体与中共政体当然属于挛生兄弟,苏联国体较之中国国体却无可比性。前者只能是个历史插曲,后者却能与世长存。主要由于文化基因不同,历史构成不同。今天,中国文化的精华一面仍可以在世界生根、开花,东正教却很难走出草原。所以,苏东剧变离不开苏联国体的基础脆弱。不复东欧卫星国的反向冲击波,不复各加盟国的离心力?苏联政体也就不会雪上加霜,未尝不可以再存在几十年。无视这一点,要么是红朝权贵里的顽固派被苏东剧变吓破了胆,要么是他们的智力太平庸,别无其他解释。但无论出于恐惧心理还是智识浅薄,深层次原因仍是拒绝变革,或只能照我的路线图变革。其次,习近平很自信,认为他的“循序渐进”改革路线图只要他以身作则,锐意进取,就可以以最小代价推进中国梦。三年来,他勤于政事,满世界奔波,大秀知识渊博,“不走老路和邪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已知道”等等,无不反映了他的英雄意志乃至救世主心态。但是,这样的自信是靠不住的甚至十分危险的。因为现体制已如朽木已不可雕的前提下,如此行事有一个致命性缺陷,特别强人政治在今天的时代已适应不了多元价值取向,它不但争取不到权贵阶层的忠诚,而且会与真正的主流民意渐行渐远。其结局只能是要么走上独裁者之路,要么雄心不敌现实,事事难遂其愿,到处不讨好,成为现体制的牺牲品。即便不会出现不测情况或被迫黯然下台,也会在任期内由于不为时代认可,很快被历史遗忘。再次,现实的利益纠结迫使习当局投鼠忌器。在红朝大染缸里,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现实上看,极少出污泥而不染之人。即使习近平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并不等于他的亲属、政坛密友以及支持他的红二代贵族皆如此。反腐若对他们一视同仁,情感上难下手,利益上无异于自剪羽翼,固然能博得国内外大声喝彩,但已自剪羽翼的习近平下一步不免凶多吉少。有理由推定,自知根基并不深厚的习近平,在绝对威权建立之前是不敢走此险棋的。如果他压根儿就无意于这步棋,那就什么都不要谈了。事实上,他大秀知识渊博,不免反映了他内心因底气不足的脆弱一面。作为慑服群雄的一种造势,倒也不难理解。问题在于,绝对威权的边际线在哪儿呢?永远都可望不可及。它极易身不由己地滑入一意孤行之路,堕入独裁者宿命。而只要投鼠忌器让反腐沦为权斗,新政就不免成为笑谈。
看来,热闹了三年的反腐成不了打开解决中国现状顽疾之门的钥匙,主要基于上述三大原因。
二、九•三阅兵,场面恢宏,实际意义却不敢恭维。很简单,既然是以国家名义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那么便理应从大历史角度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特别要摈弃可怕的党派成见,对先烈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就中国抗战具体而言,当时的中共及其军队,当然参与了并作出了一支偏师的贡献,突出表现为武汉沦陷特别百团大战以后,若非中共军队的迅猛发展使日军难解后顾之忧,国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小,将难以想象日后组织远征军赴缅作战。无视这段史实,是不对的。但是,抗战使中国人从一盘散沙状态觉醒过来,以极度孱弱之躯历经难以想象的艰辛战胜侵略者,其中坚力量无疑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没有那二十余次大会战,拿什么阻止侵略者的百万虎狼之师直扑大后方?虽然某些具体史实仍有待发掘、商榷,但整个抗战框架已得到世界公认。事实上,中共在特定场合也是承认的。例如胡锦涛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之说。既如此,九•三阅兵为什么主要强调“我党我军”的作用,而故意忽略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主要作用呢?如果高度尊重史实,切实褒扬国民政府与军队在抗战中的主要作用,今天会起到颠覆中共政权的副作用么?恰恰相反,它只会让海内外中国人认同中共这件事上做得不错,正如不论怎么讲“习马会”我们都应肯定一样。只有照此思路坚决做下去,中共才能争取到理解和公允评价。更主要是,它将会使习近平成为国家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党派私利的代言人。这决非小问题。这样的好机会,习近平抓不住或不愿抓住,怎么说都是失算。
三、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尤为一场闹剧。互联网首先是一块普及知识,供思想自由交流的平台,凡有志于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之人士,皆应呵护它,以开放心态看待它。它不可能今天就尽善尽美,例如很多网站并非皆能自律,但它不能接受日渐反动的政治国界的束缚,是符合人类文明向高级阶段演进的。然而红朝居然对此设置防火墙,且强调主权,无异于与世界一体化对着干。这样的会议本应坚决叫停,习近平却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又是一大败笔。很显然,如果说九•三阅兵仍只能说套话,这样的互联网大会习近平有种种借口可以推托掉。他不肯这样做,只能从他的情感、利益、识见上找原因。不得不说,此事不大,性质却鲜明。如果他是执意让知识界与世界失望,他就只是一个二十世纪的共产党人。
四、特别民生上面,习近平至少也是关注不够。今天北京政府掌控的财力,是民主国家的政府皆羡慕不已的。要圆中国梦,财力首先应关注民生、投放民生,从世界方面说,美国能够崛起,把欧洲列强甩在后面,靠的是近一个世纪的藏富于民,厚积薄发,一举成功。其原理毫不神秘,无非审时度势作得好,民主制度制约了当政者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罢了。例如相当长时间内,美国不去趟欧洲列强争雄的浑水,一心发展自身。便是二战前夕,美国仍军备极低,未因军费居高不下而影响基础工业建设。不复几代人夯实的雄厚经济基础和坚实的向心力,美国赖何崛起,赖何成为二战反法西斯的主力军,赖何二战之后在世界呼风唤雨?当然,今天的美国未必还有当年的冷静、理智、坚忍、远见、不免也步入了盛极而衰的宿命。突出表现为战后的历届总统,几乎皆不复再有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的情怀。今天它的超强军力,从长远看已是饮鸠止渴。但是,它的崛起史,二战中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却不会因此而被淹没。特别今天的时代,战争已是得不偿失,冷战思维害人害己。习近平那个不免要与俄国强人普京争高下的强军梦,只能是二十世纪的思维。而俄国也好,苏联也好,固然曾让世界不敢小视,却也成不了引领文明潮流的领头羊,已是不争的事实。习近平理应正视这页历史,旧思维怎圆地球村时代的中国梦?
从国内方面说,中国至今成不了主要靠内需推动,后劲充足的经济体,原因其实一样简单,完全无需理会某些经济专家的宏论。说白了,各级政府当局要么压根儿不屑于读懂对中国仍具极大意义的制度经济学,要么总是看不得老百姓口袋里有几个钱,这让绝大多数人怎么向高层次发展呢?畸形的房地产业,教育产业化,社会基本保障有名无实,大小权贵横行无忌,莫不让人瞠目以对。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生态下,怎来举国奋起的精神状态和创造力?的确,欧美的现代化历程中,精英阶层的作用不可抹煞,但精英的作用,离不开举国奋进这块土壤,否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为什么不肯向已经实践证明了的人间正道靠拢呢?无疑是极其落后的政治严重拖了后腿。虽然,中国人原不乏创造力特别耐劳精神,但多数精英在现体制内日渐变得一身暮气、智力退化,实非妄言。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对重大工程的草率拍板,甚少论证环境后患;乐听境外心术不正或平庸的政客、专家的投机谄媚,却听不得国内有识之士根据实情发出的诤言;而这些年被揪出的贪官,几人不是丑态毕现,居然是这等精英统治中国。如此一来,权贵们从哪来创意、想象力、远见卓识?诚然,通过和平改变反动体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此前提下却不等于当局毫无作为。例如,对全国中小学生免费入学、免费就餐,将有名无实的低保、社会救助的标准提高一倍,把巨额的土地收入拿出三分之一作为房票发放众生,这已不是识见问题,也不是财力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至少,严格精兵简政,切实减少党务费用特别三公消费,把已查获的贪官所得拿出来,不信解决不了钱从何处来的问题。如果这样做了,它会颠覆政权么?固然,这只是解决内需不足的辅助措施,但走一步总比不肯挪上半步强。这一切,本应是习近平抓紧做的事,其现实意义远比造航母、金钱外交,不肯与北韩断交等等来得大多了。可惜,这方面只有他的雷声,不见他的雨点。既然他无力理顺宏观的经济关系,那么由政治当局主导具体的经济民生,或听信专讨好北京当局的专家的忽悠,就只会是一场大笑话,让世界看不懂习新政究竟想什么,干什么。很简单,不从理顺根本关系着手,经济改革就是玩花样,犹如江湖术士玩花拳绣腿一样。
五、文化、思想的重建方面,习近平时代较之胡锦涛时代,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从习近平多次开列的书单看。他不失为好学,但这并不很重要,受几千年文明影响,中国各阶层好学之士多矣,真正重要的是学到了什么。据称,中共政治局常请各方面的专家授课。这当然要肯定,但若只是形式,便极少意义。例如,如果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课题的讲师,只能乃至必须根据上意备课,这样的学习只会使台上台下更加昏昏。因为这样的学习会要收实效,必须倡导逆耳声音。因为生活中没有反对力量与逆耳声音,各级当局便没有资格称为兼听则明,遑论高瞻远瞩。事实上,习近平很反感文化生活中的低俗、颓废现象,这当然必要,但是否也应追问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呢?例如,宫廷戏和抗日神剧没完没了,但总比党文化那不讲底线、赤裸裸的说教强上一点。前者属于戏弄人,后者不啻于侮辱人。实际,政治是不可以主导文化的。没有文化、思想的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明便无凝聚力与发展后劲。由政府、政党操刀文化、思想,乃对民族犯罪。想来习近平不会不识个中份量。但事实上,新政仍在所有方面强调“党的领导”。“不得妄议中央”是个鲜明的例子,不论出自何种考量,这样的语言乃是文革时期不能容忍“恶攻罪”的翻版,负作用不可估量,决不是现代生活气息应具备的思维和语言。
综上所述,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作为维持会长,习近平强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为“拨乱反正”,习近平远远逊色于胡耀邦和邓小平。不过,迄今为止,习近平仍不失为开拓者形象。因为需要考虑时代背景的不同。如果说文革让红朝得了一场暴病,那么三十年来任由党的特权横行,便已使红朝病入膏肓。所以,理应考虑到他身处环境的险恶,体制和利益集团对他的阳奉阴违乃至百般阻挠。况且,某些方面虽未大改进,但也不曾大倒退。例如,人口流动依旧,国门仍旧打开,废除劳教制度,不曾对香港学运大兴问罪之师,尚未把维权律师和异见者的肉体无情消灭,举办习马会等等。根本制度朽木不可雕的前提,决定了无论彭德怀、胡耀邦或邓小平都改变不了病灶,救不了中国,一如曾国藩、张之洞、光绪帝救不了中国一样,惟有深刻政改。这并不是说一定要以激进手段一夜之间否决中共政教合一体制,效法蒋经国、叶利钦,今天的中国并非没有相当民意支持,事实上,体制内已不乏明白人,但前提是习当局得有跳出党派政治的胸怀、勇气与眼光。明确地说,习近平要圆中国梦,整体上惟有依靠70后的民众及各阶层特别体制外精英的力量。他若蔑视这一力量,他便怨不得这一力量远离他直至抛弃他。
总而言之,三年时间不算很短了,在此三年内,尚无强有力证据表明习近平具备了跳出丑陋的集权党派政治的胸怀、勇气与眼光。因此,对他的新政还不可以看好,至少还须拭目以待两年。因为习近平若十年任期的一半时间内仍患得患失,仍旧迷信政教合一体制有救,以为自己能够补天,后一半时间内他便是想一鸣惊人,只恐时势也由不得他了。因为他既无力消弭体制的旧惰性,那么他欲依靠小圈子力行新政,只会滋生新的惰性。他终归是凡人,精力、体力皆有限度。一旦被迫成为事务主义者,事无巨细,皆须他操劳,可是到处阳奉阴违,使他的新政顾此失彼,他就不可自拔。三年前的宏图大愿,便将烟消云散。而依得现体制的不可救药,权贵阶层的顽固派的极度贪婪、凶残、昏庸,包括相当部份中国人不敢恭维的素质,乃至传统文化的积弊太多太重,至少一代人时间内中国仍逃不出劫数。
但愿苍天护佑中华,习近平属于心思缜密,暂且只能如此。当条件渐趋成熟,某一天他效法蒋经国,发出惊天之鸣,作出惊天之举,让全世界刮目相看,让十几亿中国人早点逃出劫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