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中華民國祭》新書發表會與談來賓致詞（五）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

【編按：《中華民國祭》新書發表會除了袁紅冰教授的演講之外，與談來賓論述亦均極為精闢。與談來賓論述逐字稿將逐篇刊出，分享讀者。逐字稿務求不失原意，若有不足之處請讀者不吝提出，並請與談來賓指正，俾便修訂。

錄影除全程之外，為方便讀者閱聽，另分割成四段，皆在文末附上連結。——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

(全段 1：52：02處開始~2：01：35 /分段第三段 23：05：00處開始~32:38:00)

主持人跟我說十分鐘，我不要十分鐘，大概五分鐘。因為我剛看看錶了，正好是紐約的半夜三點鐘，所以我的大腦處於一種死亡狀態，這種死亡狀態對我來說，是很大一個問題，為什麼?因為當你要談袁紅冰的時候呢，他的思想是在天上飛的，而我的腦子屬於死亡狀態了，對我來說是個非常大的困難。

那麼我跟袁紅冰認識，是在二○○九年，我們在日內瓦認識；後來我們二○一一年，在達蘭薩拉；後來還在我家裡邊，在法拉盛……今天在台北，所以我們至少有五次相會。而且當然，五次有幾次，我都覺得我們是擺酒相伴。

(所以就是說，)我呢，有一個根本的想法：袁紅冰在做什麼?為什麼他的書值得我們關注？為什麼我會對他的思想非常地欽佩?

(首先我在這還有一个感到非常不安的事，)我有一次跟袁紅冰講說，我有一個承諾，我一定要寫一篇對你的思想進行一個系統的論述。他跟我說：「好，你有這個想法，我就以你的人格作擔保，我就等著。」可是我現在還沒有完成，實在不是因為我把(對)袁紅冰的承諾忘掉了，你如果現在到我的書房去的話，我專門開出一個格子，全部是袁紅冰的著作，並不是全部他送給我的，而是好多我花錢買的(，對不對)。所以這樣就是說，我真是認真在想這個事情，但是因為他跟我們作學問的不一樣，他是一個詩人，他在飛；而我是一个作學問，作得比較艱難的人，我經常是在爬，在爬格子。所以這樣的話，他的書已經一本一本地我收集到的，讓我已經沒時間把它給讀完，現在又出來這麼多，那我就覺得我喘不過氣。(所以我就，)我還是會繼續刷新我的承諾，這篇文章呢，或這本書呢，還沒完成，但是給我这個愚鈍的人一點時間。

為什麼我覺得我們的差異，希望讓大家知道呢?因為我在達蘭薩拉跟他見面，一大早他就跑去爬山去了。你想想，達蘭薩拉的山不是這麼容易爬，他指著一個很高的山說：「我爬那个山。」那麼他就一個人，拄著一根棍子，爬了上去。然後你知道這是怎麼艱難嗎?我呢，試圖模仿英雄，我就想說如果跟著英雄的足跡走的話，我不是英雄，至少我也有點英雄的氣質來。所以我就決定了，我也要去走山。但是我決定不爬山，我不是往上爬，我(是)往下走。我就從達蘭薩拉的上面，往下走到下面的鎮上去，結果後來發生什麼了?後來我半山就滾下去了。所以你就看到這個區別，他爬山，往高山走；我是下山，結果翻到溝裡面去了。

那麼好，我現在就講我對袁紅冰的幾個理解：

第一個，我覺得我們講說自由啦……在西方國家，在自由社會，我覺得我們都沒有免除我們雙重的困惑，或者雙重的屈辱。

什麼雙重的屈辱呢?一個屈辱，我們做為一個流浪者，我們做為一個漂泊者，我們脫離了我們的家鄉，我們的文化家鄉，這個確實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剝奪，是一種傷害。

我們生活在西方國家呢，另外一種傷害就在於什麼呢?就在於──從袁紅冰的書裡也都認識到這種傷害──就在於我們永遠呢，是面對的另外一種西方话语體系，總歸是要把我們華人，我們這十五億華人的人文的關懷，或我們的命運，把它給不斷地邊際化。總之，我們的痛苦，對他們(西方人)來說，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的自由和追求，對他們來說，都是沒有什麼偉大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袁紅冰思考的問題，不僅僅是為中國人思考問題，而且更多，也是為这个世界思考問題。那它裡邊，我覺得有一個很有意思就在這個地方，袁紅冰的整個著作表現出的東西呢，我覺得用幾個”力“可以來概括，當然我們大家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有它的意志力了，有想像力，有它的創造力，和它的生命力。

那麼我覺得是說，它所表現出最大的東西當然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東西。但是它這個人主義，又不是一種享樂性的個人主義。

因為如果我們完全是享樂性的個人主義的話，中國的死活關我什麼事情?我在海外生活，我在紐約居住，實在是中國的霧霾，中國的洪水滔天，中國的股市什麼壟斷等等，其實跟我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去做這些事情?為什麼我們離開了中國的本土以後，相反地，我們的名聲反而在中國更大了?相反地，中國人反而不能忘卻我們。所以每次請什麼什麼的中國的知識份子，(邱潭？)啊、郭牧師啊、袁紅冰啊，我们都在上面。

這裡面有一個根本的問題，就在於袁紅冰體現一種英雄主義，他有一種歷史和文明的關懷，那麼這種歷史命運的關懷，文明的關懷，又必須讓它沒法變成一種完全的享樂的个人主義，而要以個人主义精神呢，去塑造這個歷史，去追求人類共同的自由。這點是非常有價值的。

我記得在跟他(袁紅冰)一次討論中，他跟我講這麼一句話──因為我說，中國對我來說，其實是一種記憶，我永遠可能都不會回中國──但他說：「不！你一定要回中國。」他說：「希望中國自由的那一天，我們能夠共同到中國的大學，我們去真正地重振中國的學術，重建中國的學風。」他說：「希望我們大家能夠共同地回到中國。」

所以我今天想，我們恐怕必須得有堅強的生命力、意志。這個意志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如果聽到習近平他的講話裡面不斷地提一個字，就是「政治定力」。習近平有強烈的意志，他想做他做的事情，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習近平的意志，就是權力意志。習近平呢，他所做的一切東西，是想把中國全部掌控在他自己手中。我覺得這一點，袁紅冰想跟習近平對抗的意志，就是種自由意志。我覺得我們今天面臨的一種選擇，就是怎麼樣用我們的自由意志，去對抗。

……社會所創建的，文明所創造的貢獻呢，我覺得是不可低估的。蘇格蘭的人的總人數，並不比台灣人多，但是我們想想，人類的近代文明，從亞當斯密、從休謨……等一路走來，從經濟自由資本主義和道德體系，都是由蘇格蘭人為西方社會創造的東西。為什麼他們能夠有這種創造力，有這種自由意志?「勇敢(的)心(Braveheart，台灣譯《梅爾吉勃遜之英雄本色》)」能反映得非常清楚，當華萊斯(片中主角)在最後要死的時候，當行刑者給他一個選擇，說：「你如果叫『mercy(憐憫之意)』，『可憐我』的話，我就讓你好死。」但最後他叫了一句話是：「自由！」他寧願不得好死，寧願受五馬分屍這種折磨。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為自由的人，在自由的社會生活，我們逃離了專制，如果我們還體會不到自由的價值的話，我們還喪失自由意志的話，還甚至於(像)袁紅冰批評的那些人，在權力的誘惑下，在物欲的誘惑下，去投靠中國大陸，如果這樣的話，台灣的命運是註定的。如果我們有這麼多人，不仅台灣人的抗爭，而且这么多大陸人，共同地加入這個抗爭，成為你們的戰友，我相信人類社會最終是會被自由所界定的，而不會由中共來決定人類共同命運。這點我是非常樂觀的。

如果你們想知道我對習近平的、中國的「紅太陽帝國」的根本的界定的話，我在《紅太陽帝國》這本書裡面，我是認為，非常高興的，我們所說的這些東西，正在發生。而且我相信呢，時間不會太久；我相信我們也一定會有機會，回到中國去，真正地重建中國的道德，重建中國的學術，塑造一代新風。我覺得這天會到來的。

那麼祝賀袁紅冰教授。謝謝。

《中華民國祭》新書發表會暨演講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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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