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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大二上学期，我在学校宿舍顶楼割腕自杀。那天天气阴阴的，天空泛着白色…。
我从六岁开始就有过自杀的念头，高一时真正感受到忧郁症发作，我不苟言笑的作风让别人都把我当怪胎。大一上学期发作得很严重，我第一次用网路查出自己这种症状叫“忧郁症”，还把资料印出来给爸妈看，他们不相信。大二上学期再度发作，我无法控制的掉泪，发抖，身体痛苦的蜷曲，内心如同火烧。我打电话向母亲求援，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谘商中心老师又不了解这病的严重性，结果我就在无法被众人理解的情况下，割腕自杀。
我并不是真的想死，也不是想引人注意，我只是想终结这种难以承受的痛，而且是不曾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的痛。我的重郁症排山倒海而来，没有特别的理由，不是感情问题，不是课业压力，纯粹是因带有这种基因罢了。忧郁症发作是不需要理由的。
送回台南后，我换了五家医院六个医师，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医院，病房不是满了，就是没有跟精神病患隔开。后来终于找到高雄某间设有忧郁症专属病房的医院住院一个月，又撑了半年情况才逐渐好转，直到今天仍在吃药中。期间尝试上吊了数十次，发作时的情况看在我爸妈眼里，都是一种艰苦的折腾。母亲日夜以泪洗面，父亲则是偶尔在一旁黯然落泪。
曾有三个心理师及不同的护士来找我对话，每个人我都讲不一样的发作缘由，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发作的缘由，而且我不认为他们了解我的难受。每当我不肯承认自己已经抛弃掉自杀的念头时，他们都无法谅解，事实上，若非一步一步慢慢痊愈，想马上改变自己的心态是不可能的。况且在我发病的当下，跟我已经转好的模样、想法及性格，差异很大，所以我相信这都是病情控制了我的脑袋，是一种生理而非心理上的问题。
今年五月，我在雅虎奇摩成立了一个忧郁症关怀家族，期望以自身的经验帮助更多遭遇同样痛苦的人。我有以下几项诉求。
首先，将精神科更名为身心医学科。有许多精神科医师呼吁要给精神科和忧郁症去污名化（或去标签化），站在病人的立场来说，过去“精神科”的字义原本就有比较负面的见解，全面改名为身心医学科，在字面上会较好听，且会大幅提高病人就医意愿。毕竟我们都承认，的确，我们是身心有问题。我们也愿意因此而就诊。
其次，广泛设立重郁症患者专属病房。忧郁症患者的治疗跟精神障碍者的治疗及辅导，基本上还是有差异的。重郁症患者自杀并不是出于非理性，而是承受不了过大的压力及痛苦，因而走上绝路。只要有妥善的照顾，适时的辅助，大约半年就可以慢慢痊愈。如果想积极推动自杀防治的话，就必须要在全台医院广泛设立病房看守才行。二十四小时坚守才能确保病患的安全，有效做到自杀防治。
第三，成立社区忧郁症家属辅导团体。我不鼓励成立“忧郁症病友辅导团体”，因为忧郁症患者本身并不想出门，这是在病发时特有的现象。我们有个复元期，约二至四个月，期间是不适合出外面对群众。
反倒是一般家属对忧郁症的认知不足的话，容易使病友的痛苦雪上加霜。为使病友家属对忧郁症有正确的认知，并了解如何照护患者，需由社工师辅导家属，如何陪家中患者聊天，发泄情绪，有哪些话可以鼓励他们，有哪些话尽量不要讲，准备什么样的食物比较好，如何带着他们出外运动…等等。
第四，让心理师站在精神科的第一线。目前卫生署是请各科医师都对忧郁症有基本的常识，若是有人症状看不出什么病因，就可转介到精神科持续观察。问题是，这样精神科医师岂不是累死了？如果让心理治疗师站在第一线，先了解看诊的人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决定要怎样处理比较妥当。
大部分的病友不愿意透露这一段痛苦的日子，能赶快忘掉就忘掉。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在我去年割腕自杀获救之后，我认为这样的痛苦不应被忽视；如果社会大众没办法体谅我们的苦难，就不要指责我们选择用自杀的方式逃避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单是交给卫生署，或者各大医院精神科去处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我们的周遭或许就有人在承受这样的痛苦，只是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亲属朋友产生这样的病。忧郁症这三个字，我自己都觉得可怕，我爸妈也非常希望我不要再发作，但是发作了，我们又能如何呢？就只有靠耐心撑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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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 22: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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