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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胡适为什么特别看不起张学良?
自30年代到50年代,胡适对张学良的评价越来越低
1、九一八前夕,胡适告诫张学良“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
胡适长期关心时局,张学良又长期身处时局中心,故而很早胡适就曾欲对张学良有所影响。1930年9月,张率军入关,通电拥蒋,结束中原大战,新获晋、冀、察、绥四省地盘,高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力与声望飙升至人生的顶点,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胡却在10月27日写信给张,泼了一瓢冷水:“信中大意说,他机会太好,责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不可不把一些根本问题细细筹虑过。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显见对张的能力深感怀疑。
胡适的怀疑并非无因。其日记1930年10月11日条下记载了他从罗文干处听来的一段轶事:“汤尔和被张学良派来北平见精卫,初甚得意,每日自译长电几百字,用密码打出。但张学良在葫芦岛,他的秘书王树翰却把他的密码丢了,故每日得电皆不知所云,电告他再译。尔和大怒,发电云:语长不能再译,语密未便交邮,徒劳无益,甚负汉卿兄委托!”军政事务事关机密,岂可“再译”为明码发送?张办事如此儿戏,让胡忍不住感叹:“这个故事真可为妄想利用武人者作一棒喝。”告诫信中的“执事不敬”,应当正是就此类问题而言。
2、热河沦陷,胡适愤然写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1933年3月,东北军控制下的热河,不到十天即告沦陷。3月2日晚,胡适“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凌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己。”胡适在日记中愤然写道:“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3月6日,胡适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刊于次日的《独立评论》,文章直斥张学良“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并列举了张的五大罪过:“(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智慧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胡适并将此文原稿送给张学良看,劝其辞职,将华北全部交给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
3、直到1950年代,胡适仍在感叹张学良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
其实,早在热河沦陷的前一年的1932年8月8日,当张学良与汪精卫交恶之际,胡适曾公开撰文《汪精卫与张学良》,恳劝张辞职,明言华北的抗日大任,决非张的能力“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胡适说:
“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的,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的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九一八以后,他还可以说有整理残余军队和军实以谋恢复失地的机会和责任,但锦州退兵以后,社会上对他的责难就很不容易答辩了(编辑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明令张学良守卫锦州,但张以只愿全国抗日“玉碎”、不愿东北军独自抗日“瓦碎”为由,拒不受命)。他在这个时候,若能决心引咎自劾辞职,还可以使一般人觉悟凡不能御侮守土的军人必不能保持其权位;即使政府的威权不能立即执行其应施的惩罚,个人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潜势力终有使他不能不自劾的一日。……张学良先生是个少年军人,经过了这五年来奇惨大辱的经验,他应该明白今日国家的重要责任不是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他如果还有替国家做大事的野心,他应该撇开他的过去,摆脱一切障碍,努力向前途去创造他的将来。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他能决心离开他现在的生活,到外国去过几年勤苦的学生生活,看看现代的国家是怎样统治的,学学先进国家的领袖是怎样过日子的,——那么,将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有他可以服劳效力的机会。如果他到了今日还不能有这种觉悟,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我们本“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很诚恳的劝告张学良先生决心辞职。”但张学良没有理会胡适的敦劝,终于还是熬到热河沦陷。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对张学良的看法跌到了谷底。12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12月20日,上海《大公报》刊登胡适的文章《张学良的叛国》,表达了其对张行动的完全否定。直到1950年,胡适仍在《史大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中感叹:“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他已陷入了夜郎自大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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