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
在涉足这个等级森严而封闭的系统之前，因为一档电视节目，少年桑可（化名）第一次有了参军的念头。那是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级强震，桑可在电视上看到了军队救灾，一时热血澎湃，“想报效国家，觉得很光荣，很想之后当兵加入他们。” 第二年高考前，桑可郑重在志愿表上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武警国防生。 中国的国防生制度正式确立于21世纪的开端，这种制度是美国“预备军官训练团”（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的翻版，它继承了美国殖民地时代“国民军队”的传统，现普遍设立于美国各地非军事大学、学院，为的是培训高素质的预备役军官，包括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学习期间在部队实习、就分属部队属性进行专业训练、毕业后入伍服务等等。 按桑可后来了解的说法，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见到美国军队在地方大学培养军队储备干部，提升军队中大学生人数的比例，然后，就有了中国的国防生。这种说法难以考证，但在访美结束后的1997年12月，江泽民正式提出，“军队生长干部要逐步走开军队自己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的路子，从更大的范围选拔培养高素质的人才”。1998年，试点在大陆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北大、清华展开。 十一年后，桑可成功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成为大陆4.8万名在校国防生之一。 但聊起大学四年，桑可说：“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再读国防生了。” 国防生们的“算盘” 违约赔偿16万、重获自由两年后的夏天，桑可正在香港某高校艺术院系读硕士。人多时他常常沉默，即便说话，声音也不大，更多时候他喜欢独来独往，有时沿著海岸线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他说，不知道怎么和同学沟通。他看起来并不像一名铁血军人。 桑可是上海人，原本计划大学读建筑，为汶川地震军人们的英勇救灾感染后，他开始关注国防生的招生。 家人支持桑可的选择──一个来自军队的亲戚尤其赞成，说国防生出来直接就是干部，还说在北京他有个朋友是徐才厚的战友，到时候桑可毕业了想去哪随便挑。那是2009年，应届生找工作已经很困难，那时徐才厚尚在人世，还身居中央军委副主席，亲戚的话让一家人倍受鼓舞。 像桑可这样一线城市的优秀生，报考国防生的并不多。桑可那一届，大陆117所大学共招收了7500名国防生，大都是名校，包括在大陆前三甲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目测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来自农村，“大家们报考国防生，一般是这几个原因：家里有人在部队的；希望上人大这样的名校但是分数差一点的；还有就是很热血的。”对于农村学生，国防生还意味著城市户口，“很有吸引力”。 桑可的成绩一向不错，顺利过了提前批的分数线。但这只算半只脚迈进了国防生的行列，接下来还有体检、政审和面试三轮淘汰。 体检是硬指标，很严格。政审主要是看家庭出身、犯罪记录。面试桑可的是上海几个军队大校，“就是看看你思想状态怎么样，问你为什么想做国防生，毕业分配有什么期待之类的。” 除了高考，在校的大学生也可以经过选拔，从普通学生转为国防生。但不管哪条路，暗箱操作都不鲜见：高考分数不够的，可以三四十万买一个名额；家里在军队里有关系的，也会活动起来。 砸钱买一个名额，值吗？这在热血青年桑可看来很奇怪，但在大部分同学眼里，这不是赔本买卖。 很多人打著算盘：国防生享受体制内更快的上升通道，往往30岁出头，就能升到副营级以上，就可以分房、上户口。很多人还会搞副业赚外快，军队的特权众多，比如北京火车站有关系的军人可以获得春运的票源，卖高价票的话，比黄牛赚得还多。 评选干部，打小报告，驶上人生快车道 在人大，本科四个年级共有大约400名国防生，入学时，国防生与大学、武警部队驻大学选拔培训办公室（简称“选培办”）会签订三方协议，约定大学和选培办共同管理国防生，但实际生活中，选培办的管理更为直接密切。 直属武警总部的选培办，设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三个干事。主任是团级干部，有专车司机，车牌以2017开头，比部队里同级别的干部清闲很多。 三个干事也是团级，住在大学里，负责对国防生日常具体管理，训练、查勤，分配有北京的房子。其中一个干事是特特种兵出身，一路当兵过来，对学生特狠，“有什么不满意，可以一脚给你踹飞”。 他们也会在国防生中选出学生干部。这些学生干部可以随时上报国防生的行为和思想问题，“平时他和你聊天接触的时候会留心你的言谈，然后给教官打小报告，教官再把我们叫去进行思想教育。” 如同学校里的班干部，当选“队长”，有助于在“年度优秀国防生”评选中增加亮点。每到毕业之时，军队会根据国防生们四年的在校表现，选出唯一一个“优秀国防生”，“选上了，就给你加一颗星，是正连级待遇”。 “正连级待遇”意味著什么？ 桑可入学那年，人大招收的国防生属于“指挥类专业”，毕业之后一般都是排长，在大陆军队的军衔系统中，排职是最低的职务等级，往上是副连职，再才是正连职。从副连升到正连，普通士兵在部队里一般要奋斗三四年。 无疑，表现良好的“年度优秀国防生”是一条人生的快车道。 尴尬的“夹心层”，“学习没什么用” 桑可没有一路竞逐毕业优秀国防生那颗星。大学四年，他觉得自己“当初那些很正面热血的东西”正被一点一点消磨掉。他坐在旧沙发上，揉著太阳穴认真回想。言谈间眉头越皱越紧。 大一刚入学，哪怕一上来就高强度军训了一个月，也可以坚持。“生为国防，为国防生”、“人大红，橄榄绿，一条风景线”等等口号，让本就抱著报效祖国之心的桑可更加觉得，当国防生，很了不起。学校还会请榜样毕业生回来汇报，有人说起当年毕业时，自愿打报告要求被分配去西藏戍边，掌声一片。 渐渐地，桑可体会到了国防生的尴尬困境：他们是军校生与普通生之间的“夹心层”。 和军校生不同，国防生接受的管理是准军事化，而非全面军事化，大学四年不算入军龄。在军事教育方面，国防生没有特别过人之处，无非多学军事理论，学学怎么样搞文化活动、丰富官兵生活。而毕业后进入部队，国防生又不如军校生专业，也很难融入，甚至会因为过分自由散漫而被军校生歧视。 和普通生不同，准军事化管理意味著严格的体训，国防生每天六点起来晨跑，动辄三五公里，直接结果就是早课普通生聴课记笔记，30多个国防生在后面睡倒一片。还不时有加强训练、紧急集合。人大校庆时，为了呈现国防生的风貌，桑可们一个月没上课，每天六个小时，专门训练军体拳。 训练、内务、打扫卫生、叠被子，都是准军事化管理的一部分：有时他们需要花一整天叠被子，从早上七点练到半夜两点。就算上课，教官也会打电话把国防生叫回来。军中命令神圣不可侵犯，被子一叠就是四年。桑可认为这些是“琐事”，很想逃避，有阵他干脆晚上睡觉不碰被子，披件大衣就睡了。 和普通生另一点不同，是毕业后，国防生不用自己找工作，只需等分配、入部队，这让桑可提不起兴趣学习。他们不考四级英语，因为去部队用不著说英语。上课睡觉，老师也会网开一面。一学期不上课、躲在寝室里打游戏的人也有。 大家的共识是：“学习没什么用”，“我们不担心前途”。 “在军队里很多权力滥用和腐败是深入骨髓的” 好不容易熬到暑假，国防生不能休息，要集中军训，或到部队见习。按照《国防生教育管理规定》，总时间不得少于60个训练日。 初次零距离品尝当兵滋味，桑可却听到了橄榄绿之梦破碎的声音。 大学第一年暑假，桑可去了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十三支队，那是北京唯一一支机动支队，1989年天安门运动时从河北拉过来，镇压结束后留驻昌平。 这里没有日常任务，每天就是训练，练习应急棍、刺刀、盾牌阵型。再就是汇报演出，展示军训结业成果。队里有装甲车和警犬，警犬整天狂吠，桑可在旁边跑步，“边跑边心颤”。 大二的暑假，桑可在天安门金水桥七中队实习，站岗、训练、体验基层生活。队里的战士、士官都已在这里待了三五年，他们学历比较低，高中没毕业，都是外地人，但能到天安门的中队，基本上背景过硬──能在毛主席像前面站岗，这是军人心中的圣地。 桑可和队里的战士聊天。他读的是武警国防生，但武警跟他想像的不一样──没什么赈灾，都是“维稳”。天安门会有各种人拉横幅什么的，上访的、法轮功、退伍军人……一旦发现他们，便衣需要围上去摁住。穿制服的再会在便衣外面围成一个圈，不许闲杂人等进去。广场旁边停著警车，这些人最后被拉上车，军人们的工作就完成了。 桑可越想越多，越苦闷。一方面，最初激发他投考国防生、从军为民的想象破灭了；另一方面，他自责身在福中不知福──在解放军的培养体系里，国防生、军校生已经是非常高的起点了──桑可记得，中队里有个小战士是农村来的，在北京这些年，除了站队的天安门，哪里都没去过。 在七中队，桑可忽然觉得看到了自己的一生，有可能三四十岁时成了军队领导，更有可能混不下去，他知道自己的性格──不爱说话、不够灵活、不习惯讲关系，但“在军队里很多权力滥用和腐败是深入骨髓的”。 比如，中队里一个小小的班长，也可以随意体罚士兵，“让人蹲好几个小时，晚上睡觉，他还过来你铺头随便踢人”。桑可生怕被班长误打，睡觉时都会把国防生的肩牌放在身边，但被体罚的士兵却不以为然。 还有各种人治，比如明明有假期，但是上级找各种理由，就是不给批。 桑可萌生了退出的念头。 他想复读高三，重新高考，可是家长不同意，希望他坚持念完再考研究生。他又准备考人大传播学的研究生，但很久没有学习，学业断断续续的就荒废了。 不得考研，不得出国 桑可不是唯一想逃的。到了大三、大四，同年级的普通生都在实习、准备外语考试，“我们心理落差很大”。 当时选培办干事里，有一个也是国防生出身，他劝桑可们说：其实大家都明白，你们就配合一下吧。 大四毕业年，桑可爸妈开始劝他放弃考研，毕业后去部队。到时他们可以托关系让桑可分回上海，找个机关当个小干部，上班下班。好歹是铁饭碗，待遇还行，医疗、住房都不用愁。 桑可也慢慢认清局势，“我们没什么出路，考研考不上”。但他没有料到后半截──“想考也不让考”，否则就是违约。 讲到这一段，平日寡言的桑可激动起来。他说，09年招生时，完全没提不可以考研，进校了才给家长开会，说指挥类专业的国防生不能考研。但又据前人的经验，这项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桑可身边有人准备偷偷去考，但选培办主任出招了。 大四那年一月初，研究生考试第一门那天，主任让所有国防生集合开会，放话说：如果谁有一门没去考还能考上，就放你走。那天，所有人不得不去开会，否则会被直接开除，连学籍都丢掉。 这是硬币的另一面：体制有红利，也有它无所不在的绑缚，它可以调动一切让你尽享特权，也可以调动一切力量来打压你。 比考研管得更严的是出国，桑可时常会听说一些“先烈”的下场。一说是，当局会在护照、签证上找麻烦，最狠的时候不给学位证，不给恢复户口，不让你把户口从学校集体户口里面迁出去，把你打成“黑户”（指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明的人）。另一说是，就算国防生交得起违约金，赎回自由，也要“承担责任”，比如五年之内，不得考研考公务员，不得在公职机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军队等任职，也不能出国出境。 在大陆知名问答网站“知乎”上，“国防生”的话题下面，匿名者排著队列，打听怎么可以考研、可以出国。还有一批匿名者现身说法，教如何钻空子。 很久以后，桑可才知道，那些强制制度并没有落实给其他部门。 “最后分配都是关系” 转眼，桑可迎来了国防生四年里最重要的一刻──毕业分配。 桑可这一届一百多个人，都要分在武警系统。《国防生的分配原则》的第一条这样写：“国防生毕业分配遵循专业对口、按需补充、面向基层、保障重点、兼顾个人意愿的原则。”这34个字具体实施起来人人不同，利益复杂。 在等待分配的国防生心里，首都北京处在金字塔顶端，但据桑可的观察，想留在北京，主要靠家里的关系，“如果你是少将的儿子，分去新华门、中南海也不是没可能”；凭个人能力出头的也有，比如那些“大学四年混得好，经常给教官送送礼，陪他们打牌”的。 次一级的是上海、广州、天津，再往下就是家乡所在地的省会城市；然后是甘肃、青海、内蒙；跟著是机动师，它不在城市执勤，是遇到突发事件才出动，全国有十几个待命的机动师，大家都不想去机动师，因为不执勤，每天都训练，户籍也是个问题。 最底层就是边疆的新疆和西藏──在校四年，教官们总在说，“你们表现不好，就分到新疆西藏去。” 桑可有自己的打算。 大四那年三月开始，同学们挨个被叫去谈话。教官和学生其实不完全对立，分配常常是双方协商的结果。留不了北京，就去省会，去不了省会就去家乡附近。新疆、西藏这种没人想去的，一年也得去六、七个人。 分配的标准十分模糊。按道理，每个国防生都有一个积分，教官也说要看平时表现，但桑可苦笑道：“最后分配都是关系。” 桑可的违约报告，就是在被约谈分配意向时提交的。 回想起那天，桑可笑出来：当时选培办主任没看清楚，以为桑可拿著请愿书，要自愿戍守边防的。主任一激动，站起来迎接他，说：今年还没主动去西藏和新疆的呢！等看清楚了桑可拿的是一份违约报告，主任脸色都变了，转而训干事：平时怎么没发现这个苗头！ 桑可那届最后有约五分之一，也就是二十个国防生不干了。走的方法有两种：被淘汰，或是违约赔偿。有人努力表现很差，想要被淘汰，但是失败了，“第一届国防生里听说有人被淘汰，原因是毕业挂科。到我们，挂科也没事儿，补考一定给你过。” 大多数人还是通过违约赔偿脱离了这个系统。《国防生的淘汰及违约处理》上写著：“除退回已享受的国防奖学金外，还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赔偿金。”桑可赔了十六万。但他一直不明白：国防奖学金一人一年一万，四年合共是四万，那么余下的“一定数额”是怎么定为十二万的？ 后来桑可才知道，这个价格因人而异。合约写赔偿三到四倍违约金。就在同一所学校里，有人赔十万，有人十二万。有的人交不起，各种手段都有，比如拖著不交钱，教官就扣著学位证毕业证，但你不要学位了他也没办法。 最后，桑可赔付的违约金打到了一个私人账户里。那是他爸爸存了很久买车的钱。 人生两种 赔付十六万之后，就是另一段人生。 为了脱离国防生队伍的事情，桑可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僵，父亲不同意，是心软的母亲拿出了那笔钱。毕业之后，桑可和家人的关系没有改善，常年独自在外漂泊，心里还为白白花费了父母的血汗而内疚。 他和很多人失去了联系：入伍的同学手机都被收了，联系不上；有人出国了，有人北漂；毁约的人往往不想提起这段往事，在体制内的就更不愿意了。 在知乎的“国防生”主题问答中，匿名答题人有的留在体制内，有的恢复自由身，二者已经融入了截然相反的世界：前者认真告诫师弟妹，分配时要努力活动，下了部队要融入军队文化，要会说话，会带兵，不要太清高；恢复自由身的各有不同，有人自称“业界良心”，说能走一定要走，更有人小心翼翼，在匿名回复端传媒采访邀请时答：“话题比较敏感，不希望发生其他联系，可以在评论里问就好”。 访问快要结束的夜晚，距离桑可决心报考国防生，已是七年过去。汶川仍在缓慢的自我修复中，被取消上将军衔的徐才厚已被宣布“因膀胱癌医治无效身亡”。桑可走到一个天台，看著海湾对面的灯火，想起他第一次穿军装那天。那时他欢欣鼓舞，还没意识到，这身绿色军装就是一张签订的“卖身契”。 “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再读国防生了，”桑可说，如果再来一次，或许他连学位证也不要，更不会赔偿那笔落入私人帐户的违约金。但最遗憾的是，他的青春，已一去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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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8 05: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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