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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平: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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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23 08:23: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吕千荣 于 2016-2-23 17:20 编辑

向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推荐此文!你读后你就会知道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同胞做些什麽了!

作为中国人,没有人支持港人投英!香港同胞的民意也不是要投英,而是朝中共的脸上猛踢一脚!

我是民族主义者,在我的生命中我不仅反对中共毛泽东和江泽民两汉奸大肆出卖中国领土的卖国罪行,我也反对疆独、藏独、蒙独、台独、港独以及任何卖国行为!

我们从这篇文章中读到的是共产主义独裁暴政的邪恶,给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尤其是给我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共产主义独裁暴政罄竹难书的邪恶、罪恶,以及在共产主义独裁暴政统治下的人民用鲜血、生命来对没有奴役、没有冤屈、没有迫害、没有屠杀的宪政民主自由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以此来启迪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只有结束共产主义独裁暴政,建设民主、法治中国,我中华民族才能新生!

                                                                 -------吕千荣2016年2月23日


新浪博客介子平_的博客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
(2013-03-24 08:49:06)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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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3月12日发起网络投票,询问香港民众是否愿意再成为英国海外属地,结果有92%网友投下赞成票。这是否印证了弗兰克林的那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面对大陆,香港人似乎对自由更为敏感。

自1951年起,广东省开始封锁河口,禁止省港两地民众自由往来,逃港事件遂起。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7万人。若将小规模的出逃计算在内,1950年代至1980年代,逃港者达百万。此为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1953年,广东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生产合作社,逃港剧增。大饥荒的1962年,仅深圳一地,就有十多万人自各地涌人,成功偷渡者六万余。每天傍晚,逃亡者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奔向边境线,伺机出境,“五月大逃港”时,一天竟聚集有两万人,港英军警出动直升机7架、军舰2艘,全天不间断边境巡逻,每50英尺设一哨位,仍无法阻止潮水般的涌入。深圳流传有民谣曰:“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沙头角大队人口为1200人,而成功逃港者是其两倍。自由不是无代价的,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每日都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海风为之腥臊不堪。郑佩佩的父亲在“三反五反”中被打成反革命,中学时遇上三年大饥荒,母亲带着弟妹先行逃至香港,安顿好后再来接她。郑佩佩逃港临行前,向动物园饲养员买了一些老虎粪带身上,防被警犬追咬。1972年后,大量觉醒且绝望的知青,成了逃港大军中的主力。那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位深圳宝安的逃港者叹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文革”期间,匍匐啃草,浆糊倾头,受尽侮辱,遂决意外逃。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一家四口化装成农民,以5万港币的代价,成功逃港,转而赴美。此后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被审查,二哥,岳母、侄女及厨师被迫害致死,马思聪本人则遭“反革命叛国罪”通缉。就叛国一说,其在《我为什么逃离中国》中回答:“我背叛的不是祖国,而是那些背叛祖国的人!”改革开放后,有人不厌其烦邀请马思聪回来看看,马思聪说:“只要毛泽东的像不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誓不再回中国。”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代父受过,遭尽非人待遇。1967年的一个深夜,这位年近六旬、披头散发、遍体鳞伤的妇人,用尽一生积蓄与首饰,请人将自己绑于一只汽油桶上,九死一生,偷渡成功,转而赴美,兑现了乃父“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诅咒。马思聪、陈子美的最终目的地,何以均在美国,《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早在1952年7月,伪装了三四年的张爱玲以去香港读书之名获准离开,之前她在苏北进行了三个月的土改。其持港大所开证明,去香港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临行前,与姑妈约定,“彼此不通信、不联络”。其《浮花浪蕊》里描写了罗湖过关感受:“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张爱玲的最终目的地,也是美国。

但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出逃者众,成功者寡,政府将逃港者视为叛国投敌,边防军可随时射击。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呜呼!期间遭人民子弟兵射杀者,不计其数,纵如此,仍前仆后继,无所畏惧。逃港枪死,不逃港饿死,反正都是死,不如铤而走险。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邹容《革命军》所言“天下怨积,内外咨嗟。华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大概就是此情形。

军队胆敢射杀自己国民逃亡者,还有东德这个灭亡了的国家。1961年,东德建立柏林墙前,有250万东德人冒死逃亡西柏林。柏林墙建成后又有5043人成功出逃,但仍有3221人被逮捕,260人受伤,239人丧生于自己军队的枪口下,倒在了投奔自由的路上。1962年,东德人布鲁希克驾驶大客车撞墙冲向西柏林,遭军警密集射击。客车弹痕累累。随着一声巨响,柏林墙撞开一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当欢呼的西德人冲上来迎接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布鲁希克身中19弹,停止了呼吸。他用生命最后的意志坚持加速,冲向自由。1963年6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的柏林墙前发表题为《我是一个柏林人》演讲时说:“自由常经磨难,民主亦非坦途。我们绝无必要竖起高墙,禁锢人民,囚之圈之,患其叛离。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为奴隶,则举世无自由。”在东德,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实际是谁结社谁邪教,规定有集会的自由,实际是谁上街谁入狱,规定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实际是出版机构、新闻媒体悉数掌控的执政党手里。1936年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豪迈激越地唱道:“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像在这块土地上那样自由呼吸。”实际上仅在三年前的乌克兰大饥荒中,就有700万人饿死。1934年,巴甫洛夫致信政府:“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不论什么政府,皆乐于标榜自由,自由不自由,政府说了不算。

纵使逃港成功,迫于大陆方面的压力,也可能被遣返。遣返归来者,则被严加管制。1962年时,十余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赴边界,掩护大约一半的逃港者逃入了市区。据刘远举《从“大逃港”到奶粉“限带令”》载:“当遣返逃港者的汽车缓缓驶向内地,惊人而又温暖的一幕发生了。数百名香港市民冲出来,躺在车前,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近千逃港者再次逃脱,重获自由。”据统计,香港前百位富豪中,40多位为逃港者,金利来主席曾宪梓、壹传媒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均为逃港者,由此也说明何以有那么多人愿意冒死逃港。1979年10月,港英政府对偷渡客也实行新政策,凡属偷渡者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

除了香港,其他地方也有出逃者。1976年夏,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瑞丽江边计划偷渡出境,一家人义无反顾跳入波涛汹涌的江中,奋力游向对岸。其公公、婆婆被激流卷走,她和丈夫、小姑被闻讯赶来的边防民兵救起,押送回京。

冒着生命危险,为的只是一个自由。人生而自由,卢梭说:“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币,一面写着平等,一面写着自由,这枚金币叫人权。”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云:“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2012年3月,茅于轼获颁弗里德曼自由奖致辞时再作解释:“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的自由’。”其意是对歌德“在限制中才能显出大师的本领,只有规则才能给我们自由”的诠释,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宣言》中“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的复述。而不知自由为何物者,怎可理喻,鲁迅述说此类人:“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哈耶克述说此类人:“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得保障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哈维尔“人权高于国权,自由高于主权”的观点,至今仍被振振有辞者抨击,殊不知爱国是自由,而非义务。美国人普遍认同的公民意识是:我热爱我的国家,但警惕我的政府;人权比主权更重要;自由比爱国更实际;法律比总统更可靠;民生比政治更符合需求;公民挑剔政府和批评其政策,便是爱国。美国之所以会出现华盛顿,是因有杰克逊、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等人杰,是因有为捍卫自己权利而不惜与英国开战的人民。华盛顿的伟大固然与其个人修养有关,更与其战友与支持者的素质相关,美国有如此民主构建,基础便是人民的如此公民意识。

自由事关国体,马克思在1843年《德法年鉴》中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且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专制就是一堵柏林墙,一道深圳河畔的铁丝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不能用手选举的国民,往往采取以脚投票的方式。美国华裔市长黄锦波曾言:“我不明白你那些主义。如不分国界,最多人抢着去的地方,就是最好的主义!”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背井离乡,离妻别子,万不得已,谁愿走这一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当局者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1955年,两名公安向《人民日报》编辑、七月派诗人徐放宣布:“胡风是反革命,你必须在24小时内把问题说清楚。”“不用,两小时就能谈清楚。”后转至秦城监狱,仍拒绝认罪,并称欲老死秦城:“出去还不是那样吗?在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哪个地方不是监狱呢?”仅此一句,徐放堪称大诗人。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5d4e001016zw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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