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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剖析共产党在“城市改造”掠夺运动中的卑劣手法 周刊系列24---32

已有 548 次阅读2010-2-18 13:36

   晚上无法睡着,白天萎靡不振打瞌睡时,他们用生产工具(除我以外都要生产产品)或者用鞋底数人一起敲击地板,将我惊醒。
       
在这狭小的空间,他们还要开展体育运动,甚至开展拳击,摔交比赛,在我面前踢腿伸胳臂地做各种惊险动作,没碰到你不能说,破到你有时连对不起都不肯说,尤其是在登高搭人梯时跳下或者摔倒在你面前的危险场面,让人心惊肉跳,躲无处躲,监狱当局故意放纵不加制止,为以后对我的伤害埋下了隐患。
    
每次开饭时我都将饭菜倒在一次性饭盒内吃,否则我宁可不吃,监狱当局反反复复地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一次性饭盒,有时一顿饭屏二个小时,每次都以当局失败告终。
      
每次开饭时都由张猛“整理好”菜,其余人靠墙坐好,由张猛将菜按顺序推给大家,不许半道截菜,每次推到我面前的菜,总是最少的几份里的一份,菜的多少差距有几倍之多,开始我忍着不响,但由于我有糖尿病米饭不能多吃,要多吃素菜,所以被迫提出质问,不料同时有几人出示的菜,量都很少(都是后进的羁押犯)监室内的等级差异很明显。
        
羁押犯们互相用象皮筋弹纸子弹,箍紧的纸子弹弹在皮肤上会起红点很疼,如果弹在眼睛上,眼珠会受伤甚至会瞎掉,在这狭小的生活空间,这种行为在监控室看得很清楚,理所当然应该制止,但因为背后是政府故意行为撑腰,修理的对象又是被政府恨之入骨的访民,所以明眼人都看得懂的反常现象,不仅得不到制止反而越演越烈。
        9
16日,我象往常一样坐在靠厕所的内务包边练字,张猛和哑巴在离我三四米远处“打架”,俩人一起猛向我撞过来,一下子撞在我的耳门上,好半天没有恢复听觉,马上报病送市监医院检查,医院推脱查不出原因不了了之,影响听力至今,当我回到看守所时,利用等候的时间在传达室的磅秤上称出我的体重只有53公斤,我进看守所前的体重是158斤,在监狱当局的连环折磨下,我吃不好,睡不好,已经无非正常地生存,仍由他们如此折磨下去,要不了多久我将被话话折磨死。

   严酷的处境迫使我必须尽快寻找出一条摆脱任由监狱当局幕后摆布的办法。我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处境:看守所领导不出面,能看见的
      
狱警都对我唯唯诺诺,必恭必敬千方百计地躲避我不照面,所有的促刻事情都由毫无廉耻的羁押犯干,有些事情是无法放在桌面上讲的,有些事情即使讲了也分辨不清是非的。为了能健康地活着出去,必须撇开羁押犯针锋相对地,针对狱警进行自救。
       
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1
拒绝张猛给我推菜,当着狱警的面自行挑一份量多的,如果量都很少,我就二份并一份,经过反反复复的较量,迫使监管分菜的狱警认可,解决了营养不良的吃饭问题。
      2
,水桶里的饮水被糟蹋完后,我需要喝水时按警铃,要求狱警把他们自己饮用的水瓶拿来,如果不给,前胸后背贴满诉求,进行抗议。
      3
,经过反复交涉(斗争)下铺争取到一席之地——75公分宽的睡眠之处,解决了经常挤压碰撞无法人睡的困境。解决了以上吃喝睡三件事后,我的体重开始明显增加,集体占茅坑
不拉屎的情形,(因为他们自己也感到无聊)很快消失了,但这是暂时现象,我这无错无罪的不屈形象,使制造冤假错案的中共政府寝食难安,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利用监狱这一特定环境,迫使我屈服认错认罪,他们将监狱内最狠最恶最凶的羁押犯,调进408监室充当管理人员。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先与你做“朋友”,主动向你提供大帐食品水果,衣裤鞋袜,甚至被褥毯子,没有物品的提出照顾你、帮助你,你如果接受了,就是朋友,要帮助朋友搞好监室管理,你就成了自觉遵守监狱纪律的犯人,接受羁押犯的管理。你如果不接受,他就是你的“敌人”,开始作弄你,对于这一类“赠予”我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在监狱当局刻意安排下,新进的羁押犯几天一过,就开始主动和被动地参与对我的迫害。
      
接受任务的羁押犯会得到监狱当局对己有利的承诺,心甘情愿地充当工具,但也有极个别羁押犯了解了真相后,断然拒绝充当工具,有个叫叶必达的劳教人员,充当监狱管理人员期间打人至伤被加刑后,调到408监室做室长,当他知道监狱当局要他对付访民的真相时,尤其是见到我本人并交谈后,断然拒绝充当迫害我的工具。
      
叶必达当天下午4时进入408室,5时出头提出换室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叫住狱警谢国宾(音)指出要他当408室长是给他药吃,由于这种交易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不等叶将话讲完,谢就阻止了他的表达,并同意他的要求,6时不到叶必达卷铺盖走出408室,如果期间没有猫腻,监狱当局安排犯人到某个监室的决定权,都要犯人自己同意,共产党有那么民主吗?,象这现象在中共所有监狱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张猛是监狱当局安排在408监室的打手之一,17以上的个子,身材结实,每天无事生非地找人打架,尤其对新进监室的羁押犯,对于这种严重违犯监纪监规的人,如果不是监狱当局的庀护,即使打一次架不关禁闭也得上手铐,因为他是有任务在身的,所以即使天天打架都不会受到处理。张猛是“管理“人本应该睡上铺,监狱当局特意将他安排在中铺——我的上方,方便他给我制造麻烦。
     
他本来和我是头顶头地睡的,每天睡到半夜时学鼠咬猫叫,(在早先的相处中没有这些行为,是刻意装出来的),把牙齿磨得嘎吱嘎吱响,将你吵醒,虽然同时影响到其他人,但这些人都通过各种途径,收到监狱当局的暗示,配合监室管理人员的行为,是明显地针对我的,所以他们是不会提出抗议的。
      
我有糖尿病每天半夜要喝一小瓶水,睡前灌满瓶子放在枕头边,有好几次醒来要喝水时变成了空瓶,以后我将水瓶放在被子里,半夜被偷偷地将瓶盖拧开一丝缝,水慢慢地将被子浸湿,半夜醒来不仅喝不到水,被子和垫被都是潮的。

    要晒出去的衣服和被子,都由劳役犯统一收发,他们故意将我的衣、被晒出去后不收回来,甚至好几天任凭日晒雨淋,故意引发你用吵闹的方法解决问题,造成我喜欢小题大做的坏名声,为以后对我打压制造合理借口。
      
张猛有时反向睡觉,将双脚放在我的头上,故意猛蹬我的头部,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将他摇醒,他装作不知道,我叫他注意一点,第二次又出现这种情况时,我毫不客气地用拳头对着他的脚裸狠砸,砸得他跳起来对我吼叫,橹胳膊揎腿地要打架,我也跳起来毫不示弱地进行对峙,平时凶神恶刹、老是对我寻讯滋事的张猛,此时反而不敢动手,隐藏在幕后的狱警适时出现,为处于尴尬境地的张猛解了围,经此一役暴露了张猛纸老虎的本质,再也不敢对我寻讯滋事,失去利用价值的他很快被调离408室(监狱当局安排的对象,原本是想从思想上行为上压制住我,经证明无法胜任的就调走,再换一个更狠点的来)。
     
按照监狱法;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都受到保护,408室有个哑巴,本来是张猛的沙袋经常挨揍,张猛走后哑巴显得特别活跃,(他是怎么接到指令的不得而知),开始充当马前卒。每天打内务包时,我的被子、垫被、毯子都被压在最下边,哑巴以前洗澡都是蹲着洗,80公分高的防护墙挡着洗澡水,自从张猛走后,哑巴站着洗澡,用脸盆装满水从头部淋下,故意将水越过防护墙,冲到地板上浸湿我的垫被和被子,和他理论时,他伊伊呀呀地和你缠夹不清,(因为1,他是受保护的2,我是在受政府唆使又毫无廉耻的人群中,没有人会和我讲道理)反而显得我没道理。
     
那么多人在那么小的空间,他们每天早、中、晚还要集体兜圈,故意打斗嬉闹互相推搡,哑巴在别人的“推搡”下,故意猛地向我撞来,我很自然地用手格挡了一下,哑巴立即动手打我,我被迫还手,监室里的人开始“拉”偏架,这时戴海忠适时出现,制止了这场“混战”,将哑巴调离到409室,戴海忠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责任栽到我的头上,企图用这种倒打一耙的手法,掩盖监狱当局唆使羁押犯,残害上访人的阴谋。我立即揭穿他们的阴谋,并且向劳改委员会写了揭发控告信,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监室新到了一名年轻貌美体格健壮的小伙子叫李建华,进监室后不与任何人嬉笑打闹,每天除了锻炼身体外,就是画人物素描,几分钟就能将人画得惟妙惟肖,他马上博得我的好感,互相交谈中感到此人还有点文化知识有正义感,不同于一般的羁押犯,所以我们显得比较近乎,后来得知此人是室长的继任人,尽管他一再表示即使当了室长,也不会与我故意不去,我还是明显地与他疏远了,因为我知道在政府故意侵权的全过程中,他肯定也是棋子和工具,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

   不久李建国当上了室长,他果然只管羁押犯们,没有找我的麻烦,监室内的人也与我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我每天在二尺半席子上铺被睡觉,外沿用衣服、大衣、被子等物组成隔离带,防止在睡眠中被别人“无意”伤害,相安无事了没多久,有一天晚饭后,光头队长送进一名羁押犯时,特意关照“这个人安排在下铺”,以前只有需要照顾的有红外线、紫外线关系的进来,特别关照要安排在上铺,其余进进出出过几十号人,从来没有为顺理成章睡下铺的人,特意过来叮嘱室长的,如此反常的行为,李建国等羁押犯们立即心领神会欢呼雀跃,有的甚至拍手欢呼“可以搞路子了”,我当时以为是要搞这个新进的人,那里知道这是暗语,长期为监狱当局服务的罪犯一听就明白。
      
当天晚上我象往常一样铺床睡觉,李建国过来与我“商量”,要我将放在我自己床上的当防护墙的衣被拿走,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房间太挤人多睡不下,要我帮帮忙,我说你们上铺人少挤一挤就可以解决,我拿开这道墙谁能保证我的睡眠和安全。我不能拿开,李建国恼怒地说“和你商量不肯,敬酒不吃吃罚酒,他要将我的东西拿走,我一把夺回,房间入的人一起起哄威胁我,我坚决地说“今天即使被打得头破血流我也要维护现状”,李建国回答说“我不会和你打架的”,说完就走开了,这时戴海忠出现在窗口,命令谭宇亮和老王将我用来绑捆衣被的绳子拿给他,当晚的事虽然还是按原先的格局睡觉,但显然是黑白两道互相配合的一次预演,在监狱当局的安排和唆使下,李建国等羁押犯必然会有其他的行为出现。
    
果然不出所料,本来他们小便都是从厕所门口处进出的,从当晚开始,所有的人都绕远路跨墙头故意从我的铺位上进出厕所,有的还故意从我的头上跨过去,这是明显带有侮辱性的动作,另外踩在我铺在草席上的毡毯上,连带着会将我弄醒,这种恶作剧性的集体行为,没有人组织是不可能出现的,老年人晚上睡觉经常遭遇多次骚扰,会产生习惯性的失眠。李建国不仅恢复前任的所有恶行,更将其发扬光大,他带头进行体育锻炼,小小的监室,摔交、拳击、翻跟斗,斗鸡,用橡皮筋弹纸弹……五花八门,我如稍不留神就会受到伤害。
      
最可恨的是他们将吃剩的残羹剩汤,从背后泼撒到我的身上,敢做又不敢当,当我回头看到的是好几个人拿着空饭盒,站在我的身后,没有一个人敢承认的,在这期间充当马前卒的要数罪犯过家云最买力。
     
洞中无日月,监狱里不知道时间,只记得开庭前,曾退检一次,二位检察官来过看守所,第一次是一名叫徐鹤鸣的,(也就是以后充当公诉人)带着一名小姐到看守所,他要我进提审室入的审讯椅上回答问题,我无错无罪是被政府枉法侵权的,我怎么肯坐呢,僵持了一会他们就走了。
    
第二次是一个叫吕亿农的检察官,此人比较客气,和我同样坐在接待室入,我向他阐明了以下几点:
      1
我是被街道政府非法软禁一个月,释放的第二天也就是三月15日,是到新华分社反映真实情况,要求媒体暴光,引起全社会关注。
      2
我有糖尿病,先前与新华分社门房和厕所管理员协商过,但他们没有肯提供方便,无奈之下只能到小花园的树丛内方便。
      3
征得46路公交车售票员同意上车坐定,已从人民广场乘到新疆路时换了一个司机(即所谓的证人),上来与售票员嘀咕了一会,过来要我们下车,引发争执,“司机”打电话报110,接警的警员问明了情况,命令司机立即开车,将我们送到地方。
      4
在新华分社前,厕所旁边我被一个有城管标记的人打了一拳在左肩,双手推我胸口一下转身要逃走,被我拉住,当他向我说对不起后我将他放了。
    
吕亿农做完笔录要我签名遭到拒绝后灰溜溜地走了。

  中共的御用工具公安,200662日对我实施非法骗捕后,在没有逮捕文件的前提下,68日将我送进了逮捕间,直到78日才收到逮捕通知书,到1218日这漫长的关押期间,表面上以案情复杂,需要调查为名,(甚至退检一个月)迟迟不于开庭,实际是想在这特定的环境中,把动拆迁维权政治化,利用国家权力将守法公民妖魔化,利用缺少廉耻感的犯罪分子,在共居生活中(吃、喝、睡的必须和依赖)对我实施精神折磨和肉体伤害,把这种过程尽量延长,并贯穿于二年半冤狱的全过程。
     
同室张性老人请吴国策律师无罪辩护,我得知下午他要会见吴国策律师,拜托他代为询问吴;愿不愿意为我作无罪辩护,张性老人回监后,告诉我:吴愿意为我作无罪申辩,我找戴海忠要求家属会见,安排委托律师事宜,戴海忠表示不能接见,说“政府会给我安排律师的”,我反复坚持要求下,戴海忠表示只能迁就到代为转寄书信,我在信中向妻子表达:聘请吴国策律师作代理人的要求,这封信石沉大海(我释放后才知道,在看守所期间只收到过我一封要求寄药品的信),根本没有给我寄出。
        
上海市闸北区维权冤民杜阳明2010216
        
在政府的暗箱操作下,我被剥夺了按照自己意愿委托代理人的权利,政府强行塞给我(我多次明确表示不接受政府指定的代理人)一个汇达丰律师事务所,名叫鲍奇川的花瓶律师,(此人终共到看守所来了两次),没有问过我案情,就预先草拟了一份辩词,被我拒绝后,征求我的修改意见,我讲了起诉书上的几点不实之处,并明确表示必须为我作无罪辩护,鲍律师表面上认真记录下我的意见和要求,(在开庭时全盘排斥了我的意见和要求,就事论是的回答控方咄咄逼人的提问,更没有据理力争的勇气)。
       
由于监狱内外的信息的闭塞,我家属子女又化钱聘请了鲍奇川这个花瓶律师代理二审官司,当他第二次来到看守所约见我,并告诉我:我女儿已付钱委托他代理二审官司时,我气愤地说“你知道不化钱我都不会请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女儿,你这是欺骗”,鲍无耻地说“不管清不请我,反正这钱是不能退的”并要我签名认可鲍奇川律师代表汇达丰律师事务所造成的可耻现实,我考虑到在法西斯专制体制下的应诉,至多是个形式,即使是东方大律师,也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即使是个走过场的阴谋也要让它暴露,我告诉鲍奇川律师:政府敢司法枉判,我将当庭高呼:打倒中国共产党,这些都是后话,我在这里多费笔墨无非是暴露中国司法制度的腐败,律师是花瓶、是摆设、是司法制度的面首和玩偶,是吃了东家吃西家的利己主义者,象高智晟等这样极少数正直无私的律师,在现政权下注定无法立足和生存的。
        
经受了中共指令下的监狱当局半年多的磨难,终于接到在200612月月18日开庭的通知书,闸北区法院来了一男一女二个法警,年青的男法警盛气凌人地给我强制戴上手铐,平时都由电梯上下的,这次一定要我从楼梯下去,反常的行为引起我的警觉,在四楼下第一级楼梯时,我警觉的眼神的余光,瞧见背后的男法警伸出双手猛推我的后背,我忙闪身躲过,依然被余劲击中倒在地下,我见男法警还要行凶,大呼救命!
        
男法警收敛性地退后几步,女法警扶起我,挡在男法警的前面,直至牢房形警车上,我将这段经过告诉同车的冤民田宝成和王水珍。
        
到了闸北法院我们被关在格子笼里,很久以后,来了一个穿黑袍的人(事后得知是主审法官华赛英),说“希望你配合我开好这个庭,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多年的被骗经历早已不相信中共及其走狗的任何承诺)当他报出华赛英的名字时,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就是人见人恨的华一刀,我不会指望你能笔下开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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