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江系策划的恐怖杀戮真相不被公开？》
【大纪元2014年09月10日讯】7月29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周永康的公开落马，标志着中共高层习近平阵营与江泽民集团分裂的公开化。在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审查的同时，习近平阵营王岐山派出中纪委巡视组进驻江泽民老家所在地江苏和其老巢上海以及江泽民发迹地一汽集团等，展开调查。
江泽民父子密友、上海光明集团原董事长王宗南在7月28日被立案调查，8月11日被捕，打“大老虎”行动步步逼近江泽民。与此同时，习近平针对江泽民集团各省市地方势力的打击也在进行，多个省市官场震荡，而曾庆红势力盘踞的山西省和张德江的吉林省尤甚。
但是，江泽民集团并没有束手待毙，江泽民因恐惧失去权力罪恶被清算，也正在调动所有资源、采取“超限战”的手段在对抗习近平。在近期发生的大部分重大国际和国内事件中，比如东海防空区的划分、引起国际关注的南海争端、中美战斗机险些对撞的事件等，都被外界质疑有江派在背后运作与激化矛盾的因素。特别是前段时间发生在香港的“青关会”攻击法轮功学员和仗义执言的小学教师林慧思事件，以及如今发生在香港的重大事件：张德江掌控的人大审议香港政改提案，正式全面封杀港人争取的真正民主普选，激化矛盾，引发香港民众激烈反弹，局势空前紧张。
其实，江泽民集团的“超限战”早就已开始进行。2014年3月1日，中共两会前夕，昆明发生了“3．01”恐怖袭击血案，一群戴着黑面罩统一着装、训练有素的歹徒，手持长刀对平民大开杀戮，造成3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的惨剧，举世震惊，其血腥程度令人发指。
3月7日，《大纪元》独家报导，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了昆明恐怖袭击事件。原本同时将在5个城市进行，但是出现意外之后，其余四个城市并未有所动作。此前2月26日，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突遭凶徒刺杀重伤入院，是江泽民集团二号人物曾庆红雇凶所为。江泽民集团雇凶操控香港、昆明等恶性杀戮事件的目的是制造混乱，捆绑及威胁现任当权者，激发民众对现任者的不满，最关键还是在周永康案如何定性这类敏感问题上威胁现当权者。
《大纪元》获悉，自从原“6‧10”头目李东生被抓后，因为担忧现当政者碰触法轮功问题，并公布周永康的反人类罪，失去军权和党务权力的江泽民集团近期正在试图利用其它政变办法。上述连续发生的重大杀戮事件，都是江泽民集团在背后策划。江泽民集团通过收买武警和黑社会暴徒，还精心安排了系列的“报复社会”的行动。用杀戮百姓的方式，恐吓民众和国际社会，当多个省份都发生这样的惨剧，所有的国际和国内舆论都会谴责现当权者。现当权者会因此倒台，江派会顺势上台。
在中共两会后，习近平集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除了担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军委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之外，还担任另外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其权力超过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许多人因此会发出一个疑问，大权在握的习近平为何不公布江泽民集团制造昆明、香港恐怖事件的真相呢？为什么习近平不立刻把江泽民、曾庆红抓起来呢？把他们抓起来不就立刻解决这些危机了吗？要回答这个疑问，首先分析一下为什么江、曾要制造恐怖事件。
江泽民、曾庆红为什么要制造恐怖事件？
江泽民、曾庆红认为，如今用制造恐怖事件来逼迫习近平下台，是他们唯一的活路，否则死路一条。
江泽民在位期间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为了维持这场迫害，江泽民集团必须保证掌握中共的实际最高统治权。其实，江泽民退位后，从中共的“十六大”到中共的“十八大”前，江泽民集团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对中共最高权力的掌控。中共“十六大”后是曾庆红和罗干掌权，“十七大”后是周永康掌权，江泽民一直在背后垂帘听政。
周永康由于年龄问题将在“十八大”后退休，江泽民集团必须安排放心的接班人选来接替周永康，继续掌握中共最高权力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习近平原本只是江泽民集团选中的过渡人物，由于树立接班人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运作，人选需要中共内部各个派别和利益集团的认可接受，由于习近平行事低调和无明显派别色彩，暂时被各方接受。但是，江泽民真正安排的接班人选却是薄熙来，只有心狠手辣与手上沾有法轮功学员血债的薄熙来才能让江泽民放心。因此，就有了用薄熙来接替周永康然后替代习近平的政变计划。
天意弄人，王立军出走美领馆、薄熙来下台，不仅使得江泽民集团的政变计划提前失败，也使得这一计划被美国从王立军处得到，并告知习近平。中共“十八大”后的政局发展，就围绕着习近平清除江泽民势力从江派手中夺权展开进行，只不过习近平采用了反腐打大老虎的方式。薄熙来失去了中共接班人的机会之后，预示著江泽民集团失去了掌握中共最高权力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打“大老虎”不断推进，以及习近平改变江泽民制定的中共最高权力架构，在党政军各方面从江派手中收回权力，江系官员不断落马、罪恶不断被曝光，发展到最后，江泽民、曾庆红被清算是必然结局，他们只有死路一条。在制造恐怖事件之前，江派曾经对习近平制造多次暗杀，但未成功，因此只有冒巨大风险制造恐怖事件。
江、曾制造恐怖事件的结果和变数
江泽民、曾庆红制造恐怖事件冒有风险。这个风险就是习近平可能会把他们抛出来，公布出他们制造恐怖事件的真相，那么江、曾立刻将全军覆灭。但是这里还存有变数，江泽民、曾庆红把赌注下在了这个变数上。
一旦习近平在此时向外界公布江泽民制造恐怖事件的真相，很大可能会用反党集团对其治罪。由于江泽民、曾庆红掌控中共最高权力十几年，其培植的势力遍布中共党政军各阶层。江泽民、曾庆红将会动用他们掌控的一切资源，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制造恐怖，使国家陷入全面的混乱，并制造舆论称是习近平执政无能造成社会混乱，逼迫习近平下台。
在巨大混乱中，江泽民、曾庆红将纠集人马，要“拨乱反正”，造成中国分裂，在乱局中，可能掌控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江山，另立中央，声讨习近平，说习背离了马列主义，通过内乱甚至内战求得存活。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一种生路。这就是他们在巨大风险下还敢于这样干的原因。
在江泽民、曾庆红制造恐怖事件的同时，他们还安排了如何使习近平下台阶，比如声称昆明恐怖杀戮是新疆人干的，案情、线索、罪犯都找好了。其实，习近平完全掌握证据。对于习近平来讲，公布恐怖事件是江泽民、曾庆红干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垮台。
因为这绝不仅仅是公布一条消息那样简单，公布江集团制造恐怖真相之后，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反党集团”，要抓捕清算一大批与此相关的各级官员，包括江派的许多爪牙余党。那么必然需要向外界交待为什么要制造恐怖袭击？当然是因为政变。那为什么要政变？是因为江要夺权维持迫害法轮功，由此，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罪恶将全面曝光，这必然涉及到法轮功真相，涉及到中共如何动用所有的媒体欺骗民众，动用倾国之力迫害亿万民众，也涉及到对法轮功的昭雪等。在习近平没有做好应对这一系列变局的准备或者是他不想这样做的时候，只好不抓他们，只有按照江派的安排来做。
在此局面下，保党暂时压倒了一切。中共把法轮功当成最大的敌人，所以继续疯狂迫害法轮功，但这样做天意难容，中共无论怎样都无法成功，每次对法轮功的攻击构陷，最后都变成了中共自己的丑事和败事。
恐怖袭击是对全人类公开的恐吓和羞辱
其实，许多民众和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连续出现的一系列恐怖事件是江泽民集团干的，江泽民集团自己也毫不隐讳，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向世界发出资讯：要是抛出他们，那么恐怖、屠杀、混乱和鱼死网破就是代价，你们敢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其实这是对全人类公开的恐吓和羞辱。
对于习近平来讲，其实也面临着天赐良机。习近平要是敢于抛弃中共，上天自有解决办法。江派每一次鱼死网破的疯狂，就是上天给他的一次机会，只是目前习还不敢迈出那一步。这和当局不公布周永康活摘器官是一样的道理，一公布中共就垮台，为了保党就要绕开。但是，中共再用贪腐治罪周永康已经无法服众，也无法立威，薄熙来贪污2千多万等于是清官，这样处理周永康会让外界和民众认为是在掩盖，会对中共政权造成冲击，江派也会利用舆论来冲击习近平政权。
在国际上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其实美国政府早已掌握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但却没有公布于世。因为美国担心公布真相后，中共邪恶集团狗急跳墙，世界局势会大乱。北韩试射导弹、中国社会出现恐怖屠杀，中共江系支持的北韩、伊朗进入混乱，美国本土可能出现恐怖袭击等一系列可能出现的乱局，都是美国担心与忌讳的。由于美国以人权立国，超越人类底线的反人类的活摘器官罪恶一旦公开，美国必然会制裁中共。但是，对美国政治影响巨大的美国商业集团都无法接受，因为中共在有意图的购买美国巨额国债、收买各国财团、渗透各国政要的同时，其实也向美国发出了“要死大家一起死”的信号。中共威胁全世界，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政府都害怕，都在维持这样的现状。这也是江泽民集团敢于如此赤裸裸地用恐怖手段，对全人类公开恐吓和羞辱的原因。这是一个人类最邪恶的流氓集团，一个经过了长时间处心积虑部署的阴谋，也是全人类面对的一个巨大劫难和考验。
全世界面临灵魂的拷问
现在世界正面临着的局面，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情况：由于中国经济容量在国际经济的重要比重，国际主流民众都在找寻真实的中国新闻，真实的中国新闻关乎众多国家、财团、投资者、学者、政府机构做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直接影响中国政局走向的法轮功问题真相却被国际主流媒体掩盖过滤了15年。
法轮功群体涉及到几亿人，中共政府动用巨大国家资源迫害法轮功，中国的经济容量世界第二，中共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中国如此巨大的经济市场，加上掩盖了迫害法轮功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利益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不敢在法轮功的问题上讲真话，这种状态冲击著这些国家的立国之本。
在实行新闻自由的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如今几乎所有的国际大新闻媒体的老板都在中国有投资，这种情况造成国际主流媒体和国家也在掩盖过滤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这样影响巨大的事件，全世界的国家和媒体都不敢去公开面对，成为了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团体的考验，造成了全世界都在打哑谜。马航事件为何少有人对中共提出质疑，这样沉寂？为何台湾发生反服贸协议这样的事情，外界大都绕开中共去说，都是因为巨大利益的诱惑与其自由人权基本原则的冲突，造成了现在的扭曲心理。国际主流媒体都用“你懂得”这种只能意会的方式报导新闻，造成人们得不到真相。
中共利用经济利益胁迫，来维护其独裁统治，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政府与团体，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与坚守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之间，都面临着选择，都处于煎熬之中。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灵魂的拷问。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不管恶人怎样逞凶谋算，善恶有报的结果都是注定的。如果世界上的掌权者们，有谁公布了真相，他就是具有道德勇气良知的伟大政治家，就会得到上天的垂青和佑护，扭转乾坤只是反掌之间。
事实上，15年来，千万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地传播真相，揭露邪恶，一亿七千多万退出中共，中共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经开始站出来为正义发声。识破中共的本质，走出怯懦，呵护善良，历史就会进入新的一页。
大纪元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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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丽萍：我被马三家秘密投入男牢的遭遇（一）
【大纪元2015年06月19日讯】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结束了我在马三家七个月与魔鬼打交道的艰难岁月，这一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恶警把平时被她们酷刑折磨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先后都带了出来……我们九个被分别分到了九个房间，我被分到第一个房间，四个男人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上厕所时看到一个大房间里至少躺着三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在睡觉……
看了《小鬼头上的女人》，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往事的记忆再次展现在我的脑海。罪恶的马三家，每当我想起它，我的心都在滴血。
一、想做个好人被劳教
我叫尹丽萍，今年四十五岁，我是一九九八年的十月末看到《转法轮》这本书的。当时我还不懂这是一本指导人修炼的书，就是感到这本书很好，能指导我做个好人。我在生活中就想按照书中指导的那样在社会上做个好人。〔注：《转法轮》为法轮功（法轮大法）主要著作〕
没有想到的是，一九九九年，我的命运因此而发生了让人无法想像的变化。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份我的家里来了很多人，他们是当地街道派出所的（现调兵山市，原铁法市，当时归铁岭管辖），调查我是否修炼法轮功，并到我家搜书，我和我弟弟尹宪武跟他们讲道理，说书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我们花自己的钱在超市买的，怎么能把个人买的东西给你们。他们说搜书是上面的命令。我们姐弟俩坚决抵制他们这一群人的违法行为。最后他们就把我姐弟俩列为重点人物。
七月二十日后他们就派人天天在我家监控、蹲守和骚扰，警车、摩托车不断，我幼小的孩子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躲藏。我家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我问调兵山管辖的小明镇的书记（不记得姓名了，是中年男子），你们为什么扰乱我家正常生活，他说：你以为我们吃饱了撑得没事干愿意来你家啊，我们是上指下派，你有能耐去找江泽民说去，我们还解脱了呢。
被逼无奈，我把不到七岁的孩子留给了我的母亲，我和我弟弟走上了进京上访的路。没有想到的是，北京龙凤宾馆那里早已安排了当地的截访警察，一九九九年的九月我们被截访警察绑架回当地看守所（现调兵山看守所），一个月后我们被放出，回到家后才得知我的母亲被警察骗走九千五百多元，我和我弟弟才被放回。
我弟弟被放回时脸色苍白，一米八四的个子瘦的不到一百一十斤。我们在看守所的一个月里被强迫做花（手工），背监规，强制打针，警察说是预防针，我用生命去抵抗这种强制不明行为。
回到家后对我姐弟俩的监控更加严重，派出所和街道的人员每天就派两个人在我的家里，那时我的家真的被他们搅得鸡犬不宁，孩子吓得夜里做噩梦坐起来大哭，怎么哄都不好，再也无法正常生活了。他们每个人都在说：我们是上指下派，我们也不愿到你家来，你要不服就去找江泽民去。
无奈之下我又一次听了他们的话走上进京上访的路（因为那时我对这个国家还抱有幻想），没想到我这一次的上访竟成了我见证中共邪党迫害信仰“真、善、忍”群体的活见证人与亲历者。
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期间，我先后两次上访两次被绑架关押在调兵山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上午十点多，那天大雪纷飞，天气出奇的寒冷，我和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上，车上有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手里拿着档案袋，旁边是两根电棍，他们一路无语。当车路过我家门前时，我才知道他们不是送我们回家。
二、铁岭劳教所：电刑、奴役，打死算白死
汽车行驶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被送到了铁岭劳教所，我们被女警强迫脱光衣服搜身时，才从女警那里得知我们被劳教。女警说：你们现在就是劳教分子，要服从这里的一切规矩；我们这里有一切的办法让你们服从。（因我炼法轮功时间短，劳教我一年半，与我同行的法轮功学员分别被劳教两年、三年。）
铁岭劳教所是个关押男人的地方，当年也非法关押了很多男法轮功学员。那里专门给法轮功学员成立了一个女队，我们被非法关押在三楼，一楼和二楼是男普教。我到那时，那里已非法关押了铁岭、开原、昌图、调兵山（原铁法市）等地二十五名女法轮功学员了。
到的当天，女警就告诉我，如果谁在这里炼功就像张艳一样关禁闭，那时张艳已被关进去一天一夜。听同修说她被那里恶警王志斌用电棍电击全身敏感部位，她被电击时，她的姐姐也同时被迫害著，恶警们让她姐姐伸直胳臂，在上面各压一个板凳，同时用电棍电击她的后背。同修告诉我，最残忍的是，电击金贞玉（朝鲜族法轮功学员）让她的母亲金淑子看着，听其女儿的惨叫声；恶警还用同样方法强迫法轮功学员刘菲，让她听其妹妹刘军被电击的惨叫声。开原法轮功学员张淑霞被恶警王志斌电的满地翻滚惨叫。后来张淑霞跟我讲述了她被迫害的整个过程。更多迫害情况，参见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电刑、奴役、暴力洗脑——辽宁省铁岭市教养院对女大法弟子的迫害》
二十五位法轮功学员无法相信政府会对我们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采取这样恶劣的手段，绝食抗议。我到那时，正赶上法轮功学员们集体不吃饭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楼下的男法轮功学员于占江因为声援女法轮功学员也绝食抗议，而被楼下的恶警打得面目全非，耳朵差点被打掉，缝了好多针。恶警打他时全楼都听得到，当时感到那个楼都在震动。几天后见到他人时，他的头连着耳朵还在包着纱布，眼睛青肿得只剩一条缝。
一天我被恶警王志斌叫到办公室，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两根大电棍，他问我到这里来是否还炼法轮功，让我认清罪错写悔过书。我反问他我犯了什么罪被关在教养院里，他说你的教养票子上写的是你犯了“扰乱公共秩序罪”，我问他上访就是扰乱公共秩序吗？这是中国法律哪条规定的，他说那是公安局给你判的，跟我们教养院无关，他说对你们法轮功上面已经发给我们内部档了，他顺手拿过桌子上的档让我看，也就是“打死白打死”的政策，我说，谁执行他的命令，谁就是千古的罪人。他听了我的话没有给我用刑。但是在那一个月里我们被强行到冰天雪地的外面刨地沟干手工活。东北的冬天很冷的，那一年的冬天在零下二十～三十度左右。男法轮功学员在这么寒冷的冬天里，每天被强行拉出去奴役。
铁岭教养院每天早上不到六点起床，吃的是没有蒸熟的玉米面、粘牙的大块发糕和漂满腻虫、不洗、带泥的白菜萝卜汤。男犯人有好多出工干活没有棉鞋穿的，有一天早上我们站排到饭厅吃饭，在出工的队伍里我看到了一个十七、八岁大的男孩子，在寒冷的冬天里他脚下只穿着一双夏天的凉拖鞋，双脚已冻得黑紫色，我无法接受这真实的一幕，我们国家的劳教所就是这样吗？就这么没有人性吗？那个孩子的母亲看到不知该有多么的心痛，我再也无法沉默不顾自己的安危跑过去，从要出工干活的队伍里，把那孩子拽出来，把我的雪地鞋换给了他，我穿上了那双冻得帮帮硬的凉拖鞋，我的双脚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冻得受不了了，那个孩子感动得已不知所措。
这就是我见到的铁岭劳教所的冰山一小角。
二零零零年的元月三十日这一天，铁岭教养院突然来了好多陌生警察和好几辆大客车，我们二十五位法轮功学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样我们被警察强制戴上了手铐，两人铐在一起被押送到了大客车上，客车上有我们没有见过的两名女警察和两名男警察，和四根大电棍。
三、奴役法轮功学员的辽阳教养院
辽阳教养院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为法轮功成立了女队，教养院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政委叫邹化田，大队长叫孙爱勤，副队长姓尹，还有四个分队长：谷玉、张威、霍艳，还有一个朱姓队长。
我们刚一到那里就被强行搜身，还没有被搜完就听到楼上警察打法轮功学员胡英的声音，因为尹姓副队长在她的行李中翻到了大法的书。等我见到胡英时，她的脸已被打得红肿。接下来我们的所有东西包括全身上下衣领内裤都搜个遍，还把被子里的棉花、枕头里的稻壳都倒出来。胡英当时遭受迫害的更多情况，见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调兵山市胡英自述八年来的遭遇》。
我被分到了二大队，接下来就是每天没日没夜的被奴役，把我们当成赚钱的工具，那里的手工制品都是出口到国外的，每天要干二十个小时的活。干不完定额就不让睡觉，为了达到让我们“转化”的目的，节假日都得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不“转化”凌晨二、三点以后才让睡觉，五点三十分必须起床，洗漱上厕所的时间只有十分钟，超过一分都不行。不管你大小便上完没上完都得出来。老年法轮功学员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也不照顾，也得干到后半夜。我因没有“转化”就不让我休息，白天出工干重体力活，晚上扎花，不许我睡觉，警察见我困了就打我，说不“转化”就别想睡觉。
出外役：就是挖树坑、平地、拆水泥袋子等，到轧钢厂压铁，装铁条、做石棉瓦、铺铁路等。
我和高金玲（现已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张艳、寇小坤，我们四个被分到钢厂（后来换过其他法轮功学员，但我从没换下来过，直到把那批活干完），每天我们四人要压八～九吨的铁条，如果钢厂的铁条被我们压没了，钢厂就会拉着我们四个到别的厂房拉铁条，因为他们买的铁条都是边角余料，放在院里堆的像座小山，我们必须得从那几米高的铁条堆里一根一根的把那铁条拽出来装到车上，一根大约一米到两三米长，宽一寸左右，铁条的边都是锋利的锯齿，一上午我们四个必须得装满一大卡车（四～五吨），下午一卡车，因为天气炎热（三十七、八度）我们身上都是汗水，我们自买的棉手套一天就被铁条刮废了不缝就不能再用了，我的手和胳膊被铁条划的都是血道子。因天气热，那铁条碰到我们的皮肤就会烫出水泡。我的脸被太阳晒的就跟黑人一样，只有牙齿是白的。警察见我还说：见到你还以为在外国呢（见到黑人的意思）。
有一天我们正在装车，突然看到高金玲的鞋上都是血，再看下身和裤子也都是血，我们告知了警察，朱队长没有理我们，我们还以为她没带卫生巾，就把我们擦汗的毛巾给她用，可是毛巾也不管用了，她的血流不止，鞋里都是血，她的脸瞬间就变得苍白，我们都急了，放下了手里的铁条来看护她。在这种性命攸关情况下，朱队长还让我们干活，我们急得让朱队长快过来看一看，高金玲大流血了，人都快不行了，这时她们才怕出人命给我们拉回教养院，高金玲被拉到劳教所的卫生所时人已经很危险了，嘴唇和脸都没了血色。听说卫生所给打了止血针。人都这样了，教养院的大队长孙爱勤并没有让她到床上休息，就让她在监室的水泥地下躺了一下午，说是这里是军事化管理，不能把床铺弄乱。第二天高金玲就被弄到干活的房间里，干不了活也得坐在那。
在这之后，张艳昏倒在三米高的铁堆上。从那以后，我们才会偶尔喝到热水和唯一的一次绿豆水，因为她们怕我们都倒下给她们赚不了钱，后来我们才知道孙爱勤通过关系在外面包的活，我们每人出工一天她们都会得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元不等，我们干的活比男普教都累。
就干这么累的活，晚上回来还得扎花到深夜，有时通宵，过程中没有休息，我的头发到那后三天就白了大半；眼睛整天布满血丝，双手十指指肚扎花扎的血肉模糊已无法看清指纹；胳膊白天被铁条划的血迹斑斑一条一道的没有好的时候；晚上后半夜全身痛得都上不了床。
我们还被迫做过石棉瓦，那个工作是要带防毒面具的，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毛毛刺扎到身上都找不到。我们被熏得不断的呕吐、迷糊。
后来我因劳累过度，经常的大口吐血，有一次一口血喷出来吐得厕所的瓷砖上哪都是。警察并没有因此让我休息片刻。
尹副队长因为与我同姓，每次她值班时就会趁没有其他警察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见我吐血就偷偷的给我冲豆奶，我不要，她就告诉我，上边有令，你们法轮功死了会白死，你快喝了吧，先把命保住再说。这个尹队长打过法轮功学员，但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她就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为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后来她很快被降职调离了。
原来一百五十多斤重的我，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一百二十斤都不到了，每个月的月经也没有了。我们在辽阳教养院谁都不知道什么叫休息；没有语言交流，因为那里不让讲话。在电影中我看到过奴隶，但奴隶也有休息睡觉的时候，可是我们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没有；什么都不许，包括见我们的家人和孩子。
老年法轮功学员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也不会照顾，当年六十五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玉琴因为长时间坐凉板凳双腿浮肿，就找了一块衣布坐在屁股底下，被小队长张威发现，上去就把那块衣布拽下来，然后就反手给她老人家一个反手嘴巴子，嘴里还不停的谩骂。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幕。
在这种超负荷的劳动下，身体都难以承受了。有一天王淑芳想利用自己仅有的不到三个小时的睡觉时间想打一会儿坐来调节一下，还没坐稳就被大队长孙爱勤上厕所时发现，她到办公室取来钥匙开开门就一把把住在我邻床上铺的王淑芳拽下来，脱下鞋来一顿毒打。
寇小坤是辽阳的法轮功学员，她就坐在我的对面干活，有一天她被警察霍艳叫出去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带回来了，她被带回来时脸、嘴、鼻子和脖子都是水泡和青紫，衣服都是湿的。因为那里不让讲话，我们就跟聋哑人一样，无法问到她那半个多小时发生了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警察翻号时在她的床铺翻到了一篇名为《浅说善》的经文，警察霍艳把她带到大队长室时，大队长孙爱勤和四个小队长早已把电棍准备好等在那里，她告诉我说：大队长孙爱勤手拿那篇《浅说善》经文，原来警察翻号时在她的床铺翻到了一篇名为《浅说善》的经文（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写的一篇短文），警察霍艳把她带到大队长室时，大队长孙爱勤和四个小队长早已把电棍准备好等在那里，上来对她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其他队长也一拥而上，然后由四个队长把她的头摁在桌子上，大队长孙爱勤把那篇《浅说善》经文撕碎、泡在水杯里，由其中一个小队长往她的嘴里灌，孙爱勤大队长拿起电棍就电击她的嘴，边电边发疯似的问她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寇小坤说那是一篇《浅说善》，请你看一看，孙爱勤根本不听，不说出经文是哪里来的就把电棍插到她的嘴里电，同时寇小坤还被四个队长摁著，她跟我说当时就感到人快要窒息了。
有一次小谭琪背经文，被警察张威发现后叫到了办公室，对小谭琪拳打脚踢。小谭琪遭到毒打后，张威并没有甘休，竟然拿出做活的针，用针去扎她的胸部。她是一个不到十八周岁的少女，警察居然用针去扎她的胸部，上厕所时，小谭琪把胸部衣服撩起来让我们看，她的胸部有好多红色的针眼，有扎出血的痕迹。
辽阳的法轮功学员吕艳英，在铁岭法轮功学员到这之前，被这个教养院电棍插到嘴里电击。我们看到她时，她的脸有电击的伤痕，嘴唇上方还流着黄水。
几个月来，辽阳教养院没有“转化率”，就到马三家“学习”。警察从马三家回来就强制我们轮流读诬蔑大法和大法师父的白皮书和看录影。我不读，恶警霍艳就把我叫到队长室毒打一顿。胡英、张艳，还有不满十八周岁的小谭琪因为不读，在我之前就被关进了小号。因为小号是临时为我们弄的，只能装下三个人，因为那里再也装不下第四个，我才躲过那场邪恶的迫害。
在小号里，恶警强迫她们整天双手抱膝坐着，不许动。当时正是夏天，把她们的屁股都坐烂了，流着脓血把裤衩都粘上了，上一次厕所就看她们要揭一次血痂。也不给吃饱饭，每次只给一小块苞米面饼子和几口苞米面粥。在小号里每天都给她们播放诬蔑大法的录音，她们所遭受的这一切迫害我们当时是能看到的，因为小号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是特意腾出的一个房间，这个小号房间被两个档板隔开，分别能装下三个人，每个非常狭小的小号里都有吊铐和地环，我们每次上厕所都会看到她们。她们这一被关进去，不“转化”，不写三书就不让出来了，后来张艳因为虚脱已坐不住，恶警们就把她大字型吊起来，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她的头已经无法抬起。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的眼泪无法止住，我的心滴血般的难过。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王东、王金萍、吕艳英被辽阳教养院扣上顽固的大帽子秘密押送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
四、罪恶的马三家
一九九九年的马三家教养院是为吸毒犯专门盖的戒毒所，建了一年多一直也没用上。因为一九九九年上访被非法劳教的辽宁法轮功学员特别多，这里就成了专门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基地，也叫“集中营”，这里的警察是为了迫害法轮功而专门组建的，都是从女一所抽调的一些专门管刑事犯的女狱警，所长苏境原是女一所的所长。
马三家女所旁边就是男普教，男普教的六大队就在马三家正门的左侧后面，离女所不到二十米，是一趟平房，男普教的六大队是女所每天到食堂吃饭的必经之路，他们出操、出工、喊口号、唱歌，女所都能听到和看到。有时男犯人会帮着女所抬饭桶。当年所长苏境跟男队的队长都很熟，经常看到她与男所队长在操场上谈话，当年男所各大队也非法关押了好多男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与王东、王金萍、吕艳英四个被辽阳教养院扣上顽固的大帽子秘密押送到了这里。辽阳的王东、王金萍不知道给弄到了哪里，我和吕艳英被带到了二楼，二楼的大队长叫王乃民，四十多岁（此人后因迫害法轮功提升政委了），四分队的队长是张秀荣（六九年生，后因迫害法轮功提升大队长）。
张秀荣把我带到大铁门的里边，叫来两个四防搜查我的行李和全身，然后又 把我带到办公室，她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个人的情况，然后叫来了两个包夹把我带到分队的室里，我到时，分队室里已有三十人了，两人一张床铺。张秀荣告诉我到马三家的法轮功学员必须都得“转化”，这里是劳教是专政机关，“转化率”已达到百分之百。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早晨不到五点就被包夹叫起来到厕所的门后面，强迫听犹大们游说到后半夜两点多。她们倒班说，嘴不停的说，我不明白她们说的嘴都冒白沫了为什么还说。我不理解她们被洗脑后的行为，听不懂也不理解她们被洗脑后的思想。她们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们都说一样的话，都变成了与“真、善、忍”理念相反的人。一个月后，我知道了答案。
半个月的洗脑，我没有被“转化”，张秀荣脱去了伪善的外衣，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她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她叫四防把方木棍拿来，四防很熟练的把那个木棍子放在了我的双腿腿肚子上，然后张秀荣二话不说挥拳砸向我的头，一个窝心脚把我踹倒半坐在方木棍子上，然后让我半蹲夹着方木棍跟她讲话，如果棍子掉下来就用电棍电击我。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的不知所措。她边拳打脚踢我边说：就你时间长，我们队是百分之百的“转化率”，就你没写三书，因为你，我的分队都进不来新人，今天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就是写假的也得写。我说：我不懂什么叫三书，你身为警察随便打人你在执法犯法。她说，谁看见我打你了，你给我找出证人来。她见我不写，就气急败坏的叫人把我带到铁门外的一个空屋里，那里没有人，是专门酷刑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她双手拿起桌上的两根大电棍直奔我杵来，边电边说：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电棍劈啪的闪著刺眼的蓝光，电击着我的脸、脖子、手和脚。我的呼吸开始困难，脸开始抽搐，人已无法正常站立，身体虚弱的向下倒去……在极度的痛苦中，我的眼光开始对视这个生命，好像一切都静止了，她在我的面前突然变得非常的渺小，可怜和卑微。我心中想起了我的师父，想起了师父的教诲：“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我无暇去想圆满，怎样去爱这个电击我的人？她在迫害大法的信徒，她的生命将会去哪里？……我没有了痛苦的感觉，师父慈悲的能量灌透我的全身。窗外突然狂风四起雷声大作，天都黑黄了，震耳的雷声在窗前炸响，我完全没有了惧怕与痛苦，我郑重的告诉她我生命的最后一念都不会放弃法轮大法。她扔下了电棍破门而出。
四防把我拖回了监室，等我醒来，看到我的手、背、脸和脖子都是电焦的痕迹和水泡，人瘦的也不成样，身体极度虚弱。我静静的躺在那里感悟师父的教诲和容量，心中对师父充满了感激和无限的敬仰，因为师父在我遭受巨大痛苦时教会了我如何做人。
我身边的阿姨见我的身体已不成了样，就眼含泪水劝我说：孩子啊你能坚持就坚持住，在这里没有几个能挺过去的啊，实在坚持不住能写就写一个吧。我看着那些年迈的法轮功学员心就在想，原来她们就是这样被马三家“转化”的啊。我难过的流下了眼泪。
马三家的警察对“转化”的学员不放心是真的“转化”了，就威逼她们写一些诬蔑师父、诬蔑大法的东西，同时还逼迫她们在大小会上说大法不好的话，然后还逼她们给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还有家里的人写信，就说炼法轮功错了，后悔了，等等。我看到那些受益于法轮大法曾经无病一身轻的学员，她们在写这个违心的东西时的内心痛苦。黑白颠倒、谎言的欺骗，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人？
虽然被非法关押到这里，作为人来讲，我不能去违心的说谎话。如果我在这里面因为承受不住迫害写出一份违心的“转化书”，马三家把它邮寄到我的家乡和公安局，那么它就会像一颗炸弹一样，炸向我的家乡，炸向我的亲人，他们会因为我的谎言而走到“真、善、忍”理念的对立面，那我的罪该有多大，所有参与的人的罪该有多大，要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该有多不容易。当时就这样想，用生命去坚持不被洗脑，做一个人应该做的。
因为我的不“转化”在影响着别人，张秀荣整天不让我睡觉，由一群包夹轮换著围攻我，最后把我交到了大队长王乃民那里。王乃民打人、电击人，很少让第二个人看到，进屋她就强制我蹲下，然后手拿两根电棍同时电我，问我为什么不写三书，这里是劳教是管制机关。我说我学法轮大法是自愿的，我不后悔，为什么要写悔过书，《转法轮》的作者没教我做坏事，你为什么叫我写揭批他的书，我揭批他什么？你不怕人家告你诬陷罪吗？你不怕，我怕。“我是被冤枉判‘扰乱公共秩序’进来的，你们教养院为什么跟我谈法轮功”你让我保证什么？我为什么要向别人保证什么。我们在这里是否有人权？警察打人是在执法犯法，同样是伤害罪。她说：你爱上哪上哪告去，你还想要人权呢？我被她电击十分钟左右，就又一次被抬回分队。我的身体被她们没日没夜的迫害已虚弱的不成人样了。她也怕我会死在她的电棍下。
马三家不会放过一个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张秀荣最后急了，召集一群打手给她们开会。晚上把我留在厕所的门后面，包夹们已分好了班，四个人一班，两个小时一换。张秀荣下令不“转化”就别想回去睡觉。她们有拿木棒的，有拿大号螺丝刀的，有拿针的，都准备好了。秦元清、魏宏伟，还有两个邪悟的，上来对我就一顿打，别的室的打手们过来五～六个帮她们打，秦元清和魏宏伟把我的头往墙上撞。我的脑袋耳朵被他们打得嗡嗡的响，整个走廊都听得到那可怕的声音。她们的嘴不停的骂大法，骂师父骂下流话，逼我写“转化书”。
后半夜，她们打累了就让我的手伸平，腿半蹲站着，旁边有人拿着纸和笔，逼写三书。我的手背被魏宏伟的右手手指甲掐起放下，她的左手拿着做活的针放在我的腕下，等著被她掐起落下的手腕，她们就这样掐着我手背上的皮提起来放下去，提起来放下去，来回扎，没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的手背被她们掐成馒头状，腕下被针扎得血肉模糊。我把手挪开，她们就用木棍子，还有螺丝刀打我、捅我，魏宏伟抡起手拚命地扇打我的嘴巴子，扇我的脸，我脑子被她多次扇得嗡嗡响。她的嘴不停的在半夜里说着阴阳怪气的话：“你知道吗？我已经等了你一千五百多年了”。她的话让我在剧痛杂乱中安定下来，我吃力地睁开肿得只有一条缝的眼睛，静静的看着她们，再也感受不到针扎、拳头、木棍、螺丝刀击打我的痛。看着她们被马三家洗脑后可怜而又可怕的表演，我的心在滴血，为她们流下了无法止住的泪水。我难过至极。我在心里不停地喊著：师父，师父，我对她们无怨无恨。（我被他们毒打逼迫“转化”时，苏境、王乃民、张秀荣都到厕所“审查”过，苏境、王乃民那时大小会都会讲：国家对法轮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投资的经费相当于一场国际战争，等等等等。）
那时全国各地教养院都要来马三家学习“转化”经验，省领导也会来。第二天张秀荣就命包夹们把我藏了起来。
视察结束后，张秀荣让几个四防和大小室长把我拖到办公室，逼我写“转化书”，我不写，她伙同另外两个恶警队长打我羞辱我，逼我“转化”，写三书，我不写，张秀荣气急败坏地拿来剪子，上来就把我的头摁在地上剪我的头发，看剪得不到位就又把剪子给了四防，四防又接着剪，她们边骂边打边剪，我的头发被剪得男女不分。然后张秀荣狂笑着说这才像精神病呢？然后让一群打手围着我说，你看她炼法轮功炼得脸色这么不好，都炼出精神病来了。那时马三家进来好多新来的，因为我没“转化”就把我弄成这样吓唬别人，说我炼出精神病来了。
当年那里对强迫“转化”后的学员是半天洗脑学习半天劳动，我几乎就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整天被拉出去迫害。每天精神都处在了恍惚的状态，身体已极度虚弱，没有了人的样子。我想起了我年幼的儿子，如果我被她们害死，我可怜的孩子该怎么办？
我的妈妈打来了电话。一天张秀荣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让我接电话，这是我被非法关押一年来第一次与家人通话，妈妈在电话的那一头崩溃式地哭喊著让我快写个悔过书快回家，你爸出车祸人事不省了，在医院里抢救，外地亲属都来了，快回来见他最后一面吧，边说边号啕大哭，妈好不容易才打进来的电话啊，院长不批妈都不知你是死是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电话那头的妈妈已泣不成声。这时的张秀荣可抓住了机会，拿来了桌上的纸和笔让我赶快写悔过书，我说我不后悔，我为什么要写悔过书。
回到分队，张秀荣召集全队的人开会，说法轮功就是如何没有亲情，都不要家了，她妈哭成那样她都不管。面对这场迫害带来的家庭变故， 对她的话我再也没法忍耐。我当众大声说：到底谁是邪教，是谁把我们控制到这里来的，是谁不让我们要家人，我的父亲现在死活不知，到底谁把我们关在这，断我们的亲情，天天精神控制我们。法轮功想学就学，不想学没人强逼着学。张秀荣的脸都被气青了，叫来四防把我又拽到大队长室，当着王乃民和邱萍的面上来就照着我的肚子狠踹几脚，然后打我的头和脸。当时我就感到头晕、眼花、恶心，小肚子剧痛直不起腰来，大队长王乃民过来说我装的，后来看我的脸变了颜色，张秀荣才住手。因我的孩子是剖腹产，留下的那个刀口被张秀荣那几脚踹得仿佛裂开一般的剧痛，不来月经的我下身被她踹得流出了血。
从二零零零年的十月以后，多了刚来的赵素环，她被迫害得更加惨烈。三分队的邹桂荣、苏菊珍她们身上都没见过没有伤的时候，那时半夜里经常听到苏菊珍被电击的惨烈叫声，邹桂荣常被带出来羞辱游斗。
二零零一年的三月十六日不知为什么马三家买了好多体育用品挂在墙上，全所打扫卫生，手工活都放到楼下的库房里，停止了所有的迫害活动。早上八点多钟张秀荣拿著名单点到谁谁就出来，然后说分期分批去看电影，电影的名字是“抉择”，我们室三十二人点出十六人，然后被带到一辆大客车上。这次行动是全院统一的，别的队也是这样，上车的都是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和包夹她们的劳教人员。这样的学员从马三家拉到少管所共三辆大客车。我们到了马三家的少管所被关在大食堂里面。不是电影院。晚上才被拉回马三家。后来才知道那次的调离是因为马三家来了外国记者。
二零零零年的十月记不得是哪一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采访马三家女二所时，采访了我。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把我从厕所的门后叫回室。后来才知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李玉强（就是采访自焚伪案刘思影的那个）要采访一个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她的后面是一个青年男子，肩上扛个录影机，对着我就录，然后李玉强面带微笑手里拿着麦克风走到我面前，问：你好！你是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吗？我说：你好！是。她手拿麦克风对着我又问：你相信神佛的存在吗？我反问她：你相信空气的存在吗？你相信电话没线能通话吗？你相信因为修炼法轮功在这里被残酷的迫害吗？她没有回答，带着她的录影师转身离去。
下面是邹桂荣笔下纪录下来她所见到李玉强的那一幕，摘自明慧网：《我在马三家教养院的遭遇》
“在十月中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采访马三家女二所时，我们三楼三分队和一分队的大法学员被支出去倒煤，当我们满身黑尘回来时，中央电视台记者正在我所在室内采访那些叛徒，我们二分队八名坚定的大法学员被关到水房和厕所告知不许出来，即使身上黑灰洗漱完，衣服洗干净也得在水房呆着，并且由叛徒们看着，互相之间不让说话。这是邱萍的命令，这次采访就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演的邱萍警察如何关心学员，给学员衣服穿。邱萍为什么不谈在我丈夫给我送衣服时她一口回绝，拒之门外呢？邱萍及其马三家教养所女警察所导演的一出出骗人的把戏哄得了一时，哄不了一世。昨天邱萍又用欺骗的方式向全国百姓阐明马三家劳教所没有打骂学员，殊不知她就是指使学员并亲自动手打学员最残忍的警察，她现在还在继续欺骗世人，邪恶至极。”
李玉强她参加了马三家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女所对“法轮功政策的兑现大会”。为了向外界显示其所谓的“转化成果”，“马三家”举办了第五次所谓的“政策兑现大会”。当时辽宁省省委书记闻世震等省级官员和多家媒体出席了那次会议。那次大会把马三家“劳教所”改变成了“辽宁省马三家思想教育学校”，牌子上有闻世震的名字。闻世震在那次大会上发了言，肯定了马三家警察的转化“成绩”。参加大会的有辽宁和各个省市的电视台，“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央电视台那个记者李玉强就在其中。当时有很多录影机的镜头对著录那次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三分队的王春英代表解教人员在台上发言，当时她被邪恶的马三家“转化”了，成了她们的打手和帮凶（回家后听说她又清醒了），当她讲“马三家这里面‘春风化雨、警察像妈妈一样，这里没有迫害发生’时，法轮功学员邹桂荣在台下突然站起来指责她说：“你在撒谎！”
话音还没落，邹桂荣就被一群警察和打手围上按倒在地。当时坐在台上的闻世震和省里及马三家的院长十几个领导同时都站了起来。邹桂荣被带走了。《我在马三家教养院的遭遇》这篇文章里纪录了她被带走后的遭遇。
当时很多录影机都在对着主席台录影，突然的变故主席台上的人都很意外和尴尬地站了起来。录影师和记者们马上回过神来，把录影机掉转了方向，急忙快速地跑过去，十几台各大媒体的录相机，同时录下了邹桂荣被摁倒，被拽著头发，被一群男女警察押走的那一幕。
当时我们被迫害严重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身边的包夹摁住。会场一片混乱，马三家的恶警们全都气势汹汹惊恐万分。面对这突如其来如此尴尬的场面，台上站出个不知名的男领导，拿着麦克风出来打圆场，对着台下说：刚才那个是法轮功的“顽固分子”，不要被其影响。大会草草结束。
当年有十几家电视台的录影机录到了这一幕，我还没有看到有人站出来。希望心存正义的录影师，把你当年的录影拿出来，再让我们看一眼那个为了坚持真理而被中共虐杀身亡的邹桂荣。
尹丽萍：我被马三家秘密投入男牢的遭遇（二）
五、马三家把我秘密的押到了黑男牢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结束了我在马三家七个月与魔鬼打交道的艰难岁月，这一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那天上午张秀荣点了我的名字让我收拾东西，我不知道全室三十人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收拾东西并且连行李也要带上，正在疑惑，对面室的赵素环也被叫了出来，我们俩拿着行李被带到了院里，院里停著一辆大客车，很多男警察，这时各分队的队长也都出来了，恶警把平时被她们酷刑折磨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先后都带了出来，共十名。邹桂荣是最后被带出来的，因为那时她被单独关押。不知道哪一个队长说，这回给你们找个好地方，让你们好好炼。邹桂荣问：把我们送到哪里？没人再回答。
临走时，我意识到我们不会再回来，我望着迫害我的两个队长，很想对她们说些什么。我还是鼓足了勇气走到了大队长王乃民的面前，眼含泪水跟她说，请你在法轮功的这件事上摆正与你工作的关系，善待法轮功学员。她的眼里没有了恶意，向我无奈的苦笑了一下。我又看了一眼张秀荣，脑海里浮现出她迫害我的一幕幕，她只比我小一岁，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发生，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是朋友才对。我心生悲怜，张开了那瘦弱的双臂走到她的面前拥抱了她，我小声的告诉她，你一定要学尖一点，这件事到最后会清算的，你不要参与。她突然也慌张的快速的对着我的耳边，非常小的声音对我说：“你有病，记住你有病，你有病”。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句急迫的叮嘱是什么意思，但完全肯定那话没有一丝的恶意。后来才知道，她完全知道接下来我将被送到哪里，将会面临着什么。
我们十人（邹桂荣、赵素环、任冬梅、周艳波、王丽、王敏、王克一、曲姓阿姨等）被男警戴上了手铐押上了那辆大客车。车上放着几根大电棍，客车开到了男大队。两个男法轮功学员被几个男警察押上了这辆大客车上。其中一个男法轮功学员叫彭庚（已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另一个不知姓名。
车突然停了，到了一所关押男犯的教养院，当时我并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后来在明慧网得知那是张士教养院，那里有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牢。对外就是张士劳教所。
到了院子里，我们站了一排，我们的对面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群人也站了一排，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察其中一个手里拿著名单点过我们的名后，他就开始念一份上面下达对我们不“转化”学员的宣告条例：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还说了很多要命的话，现记不清了。这是江泽民的命令。另一个男警手拿电棍部署两个男犯给我们录影。
彭庚和另一男法轮功被带走，我们十个被带到了男教所的小白楼。到了那个小白楼，我们每个人都被量了血压，其中一个曲姓的法轮功学员被带走了。那里剩下了我们九个。小白楼的门口是警察的值班室，值班室的旁边是铁栏杆门，铁栏杆门里面是一层厚厚的隔音铁门。
我们九个被分别分到了九个房间。我被分到第一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大双人床，和一个木制落地衣架，四个男人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上厕所时看到一个大房间里至少躺着三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在睡觉。我有些害怕，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的男人躺在地铺上睡觉，到了晚上有了答案。
晚上十点多，我问一直呆在我房间里的中年男人，你们为什么不离开我的房间，我要睡觉，其中一个男的说：睡觉？你要睡觉？哈哈。这里不“转化”没有让睡觉的，有一个女的在这里“炼”到十八天都没睡觉，最后炼成了精神病。
不一会儿，他们被换了班去睡觉了，又进来四、五个，不一会儿又进来一群，他们在走廊里大声喧哗，吵闹，砸门，不停的说着难听的话语，到我的屋里踹门而入，手拿录影机对着我就乱录，突然走廊里传来了邹桂荣凄惨的喊叫，她不停的喊着我的名字，“丽萍，丽萍，我们从狼窝又被马三家送到了虎穴，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 了!”
听到她凄惨的叫喊，我拚命的冲了出去。邹桂荣也拚命的冲到了走廊，我抱住邹桂荣死死的不撒手，看管我们的男犯不停的打我们，我拚命的护着瘦小的邹桂荣，我的右眼角骨被打凸起来，身上的衣服全被撕裂掉，裤子在脚面上，衣服在脖子下，几乎一丝不挂。我和邹桂荣都被拽回了房。他们四、五个男犯人把我扔到了床上，有摁胳膊，摁腿的，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骑在了我身上打我(后来得知此人叫武传金，几年前已死于癌症)。我被打的晕头转向，终于躺在了床上。
等我从昏迷中醒来时，我的身旁已经躺了三个男人，左边一个(武传金)，右边俩个，右边挨着我的男孩不停的在我的身体上乱摸，他的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他身后的那个男的手也不闲着；左边那个手脚都不老实，不停抓挠我的脸，用腿来回顶我的下身；我的头上方的地下也坐着一个，他的手不停的摸着我的头和脸，阴阳怪气的说着什么，我腿的间隙处还站着两个，一个在录影，一个站着看录影，嘴不停的说着脏话，脚下不知是几个，他们不停的抓挠我的脚心。嘴里不停的说着脏话和狂笑，还不停的说：你别装死啊，死了也得“转化”。
我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幕，一口鲜血涌到嗓子眼。我的思维又一次的静止下来，床上，床下，床左，床右一切的一切喧嚣，好像离我是那么的远，那么的遥远。我的思维定格在了学校：从小学到初中老师们教我的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社会主义好，捡到一分钱要交给警察叔叔，这的一切一切的思维瞬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然后瞬间崩毁瓦解，脑子里出现了邪党的党旗，党旗在灰暗的空间飘荡著，一群幽灵在镰刀斧头下狂笑悠荡著。这一幕绝非形容！是那 时脑中真实所见。那个声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原来如此的流氓。
我的耳朵从喧嚣杂乱中听到了邹桂荣凄惨的喊叫声，“丽萍!丽萍!”。我仿佛在梦里，不，不是梦，我确定那不是梦，这凄惨的叫声再次把我的思维带回了这可怕的人间地狱，我听不到了任何杂乱的声音，看不到任何事物，我拚命的起来在寻找那个熟悉的声音。我的头被门前守着的“魔鬼”用落地式衣挂砸中，我的头瞬间有一股热流流在了我的脸上，我拚命的站起，我的意识里再也没有了生死的概念。没有生命能阻挡我，我拚命的砸门，同时我的身体被拚命的砸著。我不停的呼喊邹桂荣的名字。邹桂荣冲到了我的房间，抱起我冲向了那罪恶的铁门。
我俩同时拚命的砸那铁门。铁门终于开了。我们俩已伤痕累累。面对警察我们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并质问他：这里是中国的劳教所吗？政府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耍流氓。你是否有母亲，有妻子，有姐妹，有七姑八姨。这里的一切流氓行为是否代表国家的行为。今天这些男人如果不离开我们的房间，我会记住今天，今天是二零零一年的四月十九日，是你在这天晚上值班，我们活着出去一定会告你，我们如果死在这里，我们的灵魂绝不会放过你。我们的忍耐绝不是无度。他听了我们的话，叫来了看管我们的男犯，告诉他们在他值班时不要叫这俩个人出事，让她俩今晚在一起，让她们睡觉。
我们俩被带回了我住的房间。这回一切都消停了，房间里只留下了四个男人看管我们，我俩眼含热泪对视一夜没有合眼，走廊里不时传来别的房间敲门砸门嚎叫声。
四月二十日，警察交接班，邹桂荣被带回了房间，我看到一个管事的男犯手里拿着昨晚的记录在汇报。不一会儿昨晚那些“魔鬼”拿著录影机又到了我的房间，这回多了个女的，他们拿来了好多大法的书，他们读一段，按着他们的意思邪悟一段说给我听一段，然后其中昨晚骑在我身上打我的那个男的(武传金)见我不跟他们学，就从地上一把把我拽到床上打我，然后问我为啥不学了呢？你不是想学想炼吗？我说我没有犯罪，这里不是我学法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学。为什么让人关起来学。他们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在一个本子上，然后让我看对不。到了吃饭的时候，面对这里的菜、饭，我再也吃不下了。身体虚弱的已不成样子。
到了晚上，昨夜那一幕再次上演，因为今晚值班警察换了，邹桂荣再次被追打到我的房间，我起身一口鲜血吐到地上，那一刻一切声音都停止了，邹桂荣哭着喊我的名字。他们汇报了队长，邹桂荣被留下来照顾我，这时他们还不忘迫害邹桂荣，让邹桂荣跟他们学断章取义的法，邹桂荣好久没有看到师父，看到师父的讲法，刚要拿那里的书，我无力的告诉她：我们不能在这里学，那是耻辱……她听话的看着我，把拿在手里的书放下了。我看着可怜的邹桂荣安慰她说：我们回家一定好好学。
那群魔鬼又一夜没有让我们消停。后来我床头的那个男的说：她的头和身上都烫手，别弄出人命，他们每个人都过来摸了我的头和身体，都消停了，那一晚我们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第三天，我和邹桂荣想起了任冬梅，她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被关在最里边的房间里。我俩已没有了生死的概念，冲到走廊大声揭露邪恶，呼喊著任冬梅的名字。三天没吃，没喝，没睡发烧的我找到警察，含泪告诉他任冬梅还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你们如果还有人性就不能伤害她。你们也有女儿。
第四天，来了一群警察，我和邹桂荣各被两个男警架走，临走时我们不停的呼喊任冬梅的名字，任冬梅最后也被架了出来。那六个法轮功学员不知在里面是如何度过的。后来他们九死一生的也被非法秘密关押到沈新教养院。
我们九个法轮功学员用生命才保住灵魂的纯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把那里的经历详细的写出来，是因为我的精神已经崩溃，不敢也不愿想起。因为想起它，我就会陷在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中。
注：后来才得知道，那里在我们去之前已经“转化”了三十三位法轮功学员，有被迫害成精神病的，有被“转化”后在那里跟男犯处男女朋友的。总之是群魔乱舞邪恶至极的地方。多年来那里没有停止过对男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六、打伤我的沈新教养院
这个教养院的院子很大，层层铁门，是专门关押男普教的地方，他们跟辽阳、马三家的男犯人一样，主要以劳役为主，每天劳役、唱歌、走步、军事化管理。男法轮功学员就在他们其中。如果坚定不“转化”，就会单独关押。当年女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关押一处，警察也是临时组建抽调来的。当年院长刘晶，主管迫害法轮功；队长郭勇，宋小石，邓阳（女）等，还有不到八名不记得姓名的女队长，她们二十四小时倒班看管迫害法轮功学员。
我和邹桂荣被带到了狱警大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队长叫郭勇（当年四十多岁）把我们带到队长室，我和邹桂荣向他讲述了我们被多家教养院迫害的整个经历，要求给我们提供笔和纸，希望沈新教养院不要参与迫害我们。我们要在这里控告各家劳教所对我们惨无人性的迫害。当时不知道那个“黑牢”是哪里，我跟郭勇队长讲了那里的邪恶，也讲了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了，竟能做出把男人跟女人关押在一起的事情。如果不是我亲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就是听说我都有可能不会信。因为那个行为完全超出了我思想意识的底线。我问郭勇你能给我们解释马三家为什么邪恶到这种程度吗？为什么非要这样侮辱我们？它们的所为是否代表政府？她们也是女人，为什么害自己的同类，动物都不会。我们被折磨的四天四夜都没有睡觉了，郭勇说：我们这里不会，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迫害过法轮功。我们这里是讲法律的。你们拿着行李让××（中年女队长，记不清姓名）队长带你们进房间好好睡一觉再说。我和邹桂荣、任冬梅在那里真的睡了一个好觉，几乎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睡过。等我们醒来时，我们才好好看看我们住的牢房，这个房间四周都是上下床铺，但人只有我们三个。我们身边没有了包夹，我们真的就像吃了生日蛋糕一样，不知有多高兴，简直忘记了这是劳教所。
第二天郭勇把我和邹桂荣、任冬梅叫到队长室，郭勇说：你们的事我们向上面汇报了，你们可以写上诉材料，这里是纸和笔你们拿去写吧，我和邹桂荣谢过他，拿着他给的纸和笔回到房里。我们三个在那里第一次写下了我们被迫害的上诉状。几天后，郭勇叫女队长把我们写的东西交上去，因为纸张少，我们交上去的都是原件，这一跤上去就没了音信。邹桂荣听队长说她快到期了教养院联系到了她的家人，让其家属来劝劝“转化”，不“转化”就不会放人，邹桂荣就跟我说要把那写好的材料要回来，让家人偷偷带出去曝光。然后她就走到铁栏杆门前，跟郭勇队长要那材料。要了几次都没有回音，不一会儿，从铁门里出来两个女队长骂邹桂荣，然后气冲冲的拿来铁门钥匙，打开铁门，她们俩一把把邹桂荣抓起来，来回在走廊里轮著打。邹桂荣几次被轮番打趴倒地上，我见两个女队长越打越狠，担心邹桂荣再被打伤，我就冲到走廊抱起邹桂荣把她搂在我的怀里，不让警察再打到她，那两个队长就一起来拽我打我。
见我抱着邹桂荣不撒手，一直站在铁门外观看的郭勇就一个健步冲进来，左手抓住我的头发往后拽，一条腿顶住我的腰部，右手猛击我的头、脖子和后背，我后背的骨头被他打得剧烈疼痛。两个女警队长同时拽打邹桂荣。我们俩就这样被他们打开。
之后我的头几天都抬不起来，头发被拽掉一地。
七、龙山教养院
二零零一年的五月一日，我被单独押送到龙山教养院，到那正好赶上放大假，刚一到那，值班队长就把我带到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分队，在晚饭前龙山教养院要求每个人都要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就写下了我被迫害的简单经过，然后写上各个教养院对法轮功的问题是黑白颠倒，整天无聊的让人讲假话等等。我的思想汇报交上还不到半小时，我就被值班队长叫出去，要求收拾东西，把我转移到对面的铁门里，那里关押的是女普教。晚上值班警察找我谈话，说：你要遵守这里的规矩，不许散布不利于“转化”的言论。我们龙山教养院二百多人几乎百分之百的“转化率”，不能因为你使她们反弹。我说：我的言论如果真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你不认为你们的理论有问题吗？为什么明知不对还要“转化”？他说：你以为我们愿意啊，这是我们说了算的吗？你到这里来没人给你“转化”，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这里是专政机关，必要时我们什么办法都有，什么都可以为你用。我说你对死人还有什么办法吗？我说我会在这里绝食抗议，抗议对我的非法秘密多次转押到底，直至生命最后一息。马三家没有把我迫害死，那就死到你们这里，这回你们龙山教养院也在全国出出名。
接下来，每个值班的警察队长，包括当年姓唐的院长和张教导员，他们每晚值班时，都找了我谈话。我向他们一一讲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被各家教养院迫害我的经历和手段。我的思想和感受也没忘讲给他们。我对他们说：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过程中，我分清了正义与邪恶，我不是你们说的是法轮功的顽固分子，我是宁死也不跟从你们做一个千古的罪人、打手和邪恶的人。我是在坚守着这个，是法轮功的理念帮助我做到了这一点。就单凭我的境界，我还真做不到，如果我不看到《转法轮》这本书，你相信我对针扎我的人会怎样？所有参与迫害我的人，都应该感谢李洪志老师才对。这种超然的境界是我用生命的代价，在正与邪的艰难选择中，才体悟、感悟到的。对于李洪志老师我本来不了解，“法轮大法好”、怎样的好，我感悟的也不那么深入，可是你们这一迫害，善恶一分明，我才越来越感悟到，这个老师他怎么这么好，这么了不起，我发自内心的敬仰他，因为他教会了我在最痛苦的时候，在失去个人利益的时候，如何的做一个人。这样正的人，你不认为我该去敬仰和尊敬吗？反过来，我为了说一句真话，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过程中，让我见证那么多丑恶的嘴脸，邪恶至极的程度让我用人间的语言都无法描述。
警察也是人，他们没有一个听不懂我的话，都表示这是他们的工作，上指下派，上面让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工作没饭吃。有一个警察队长说，你要不服就去找江泽民，去告江泽民，我们还解脱了呢。一天，龙山教养院的张姓教导员值班找我谈话，小声告诉我：你要把你的事一定要让家里人知道，要不然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江泽民已对你们法轮功下令，你们死了会白死的，对你们会杀人灭口的，明白吗？我谢过他，同时也给他不到七岁的孩子讲了真善忍好。（他值班时带了孩子）
在龙山教养院我见到了我的妈妈、孩子和弟弟。那个教导员智慧的帮助了我，偷偷的给我的妈妈打了电话。
在龙山教养院的十天，被四个女犯人倒班包夹，行动受限。我就含泪跟她们讲我们被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功的美好，教她们背《洪吟》（注：李洪志老师的诗词集），帮助她们解开心结，引导她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一个好人，重德行，让家人少操些心。她们在变好，我做了警察做不到的事情。女警见犯人们的心不再那么浮躁，在变好，对我的一切所为避而不见。法轮功给她们减轻了工作压力，因为监狱和教养院最怕犯人年、节想家出事。
在那里我时刻没有忘记被它们洗脑后“转化”的昔日同修们。看到她们排著队去食堂吃饭，我想到了师父。我的心一阵剧痛，“耻辱”二字堵住了我的心脏，我的血液在倒流，眼含泪水冲到普教的窗口，对着大院食堂，我大声的喊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五月十号，十天没吃一粒米、没喝一口水的我，被龙山教养又给我推回了沈新教养院，因为他们怕我死在龙山教养院，又怕影响他们的“转化率”。
到沈新教养院我见到了邹桂荣、任冬梅、周艳波和赵素环等。赵素环等六个法轮功学员从那“男黑窝”也活着闯了出来。我们九个又被关在了一起。因为我十天没吃没喝，被沈新教养院的队长郭勇带着男犯人拉出去野蛮灌食。邹桂荣见我们超期关押的问题解决无望，为了减轻我被迫害的压力，她又一次的绝食抗议。先后又有两名同修绝食，我们以此行为强烈要求见沈阳司法局的局长。
不记得是哪一天，我和赵素环被灌完食后叫到楼上，在那里我们俩见到了沈阳市的司法局长 韩广生。他听完了我们的经历，我跟他讲了我被马三家残酷的迫害被针扎的事件和被关男所事件。我们已经面临超期关押，他问了一些事情，他说看过我们的材料。我们的事情他说回去会研究。于是我们都吃了饭，等着他回去研究的结果。
不记得是哪一天，结果出来了，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恶警王树增（音）拿着三个档案袋，到沈新教养院给我和邹桂荣、任冬梅加期，让我们在加期单上签字。邹桂荣无法接受这事实，精神都要崩溃了，把那个加期单撕毁了。我对邹桂荣说：不要撕毁，将来都是迫害我们的证据。王树增说，撕了也加期。拿着档案袋就走了。我们因此又一次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不吃教养院的饭了。我们身体虽被囚，但精神一定要无罪。
绝食期间，我和邹桂荣被关进禁闭室，我们俩被隔开，我在一号禁闭室，邹桂荣在三号，郭勇天天和宋晓石还有院长助理邓阳带着男犯人拖拽着我们去灌食，几天后邹桂荣被强按著扎点滴，她不配合拒绝扎针，拔掉针头，恶警郭勇就重重地打她，她的脸被扇红了，五个手指痕印在她脸上。我焦急的在禁闭室内看着这一切，不停的摇撼铁门大声揭露邪恶，很想把恶警们的注意力引到我这里来，来减轻邹桂荣的被毒打的压力。看到我的同修遭到如此的毒打，我心在滴血，在禁闭室里我不停的大声喊邹桂荣的名字，“邹桂荣!邹桂荣! 邹….!你们不许打她!不许打她!”，邹桂荣也喊着我的名字。我和邹桂荣每天两次被恶警和男犯人从禁闭室强行拖拽出去灌食。男犯人拖拽我的过程中对我有猥亵行为，我大声揭露邪恶，指责沈新教养院违反法律，利用男犯给我们野蛮流氓式的灌食。没有想到的是，那次的抗议他们竟听进去了。接下来给了我戏剧般的一个回复。
一群白衣中青年男子（其中有男狱医和郭勇）手拿灌食的各种器具，站在禁闭室的铁门外，当时把我吓一大跳，我还以为我到了医院了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回过神来一看他们都是平时给我拉出去灌食的队长，和男犯，那几个男犯人们也都穿上了白大褂，双手都戴上了白手套，面目表情非常严肃，好像刚被训过话，显得很正规。可是土豆就是土豆，永远冒充不了地瓜。简直太搞笑了，让人哭笑不得。他们穿戴虽然变了，“黑手”变成了“白手”，可是他们的恶性并没有改变。我被这群白影包围厮打，又一次被拉出去野蛮灌食。我的鼻子、喉咙和胃都被他们插出了血。
后来我的胃再不能插管，男犯就使劲捏着我的鼻子往嘴里灌，我几次被他们灌得几乎窒息身亡。
十一天后，我因尿失禁和血尿。教养院把我和伤痕累累的邹桂荣，还有周艳波，抬到沈阳大北地下监管医院，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了人的样子，骨瘦如柴，精神崩溃、伤痕累累。
五月二十七日这天早晨刚过九点多，沈新教养院的院长刘晶、大队长宋小石，郭勇，两名白衣男狱医、院长助理邓阳、矮胖中年（记不清姓名）女教导员，还有一群不认识的狱警和女队长，都来到了禁闭室。这阵势让我一阵恐惧。宋小石拿着圆盘钥匙，（那个圆盘上转圈都是钥匙孔，挂着各个牢房的钥匙）打开了禁闭室的门，又找到手铐的钥匙，放开了吊铐了一夜、血尿失禁的我。刘晶说你们还顽固不化，不要命了，江泽民有令，对你们法轮功顽固分子采取了灭绝政策，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你们还犯傻，还执迷不悟，你们死了这笔账可别算在我们身上。
中年女矮胖教导员走到我的面前急切的说：你是一个有孩子，有前途，有才华的女人，你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成功企业家，在法轮功的问题上你不要太强了，会没命的，写一个“转化书”还来得及，活着回去再炼吧，孩子。我说：谢谢你，如果我们不是在这里这样相识，我相信，我们的相处一定会像母女，但是，你希望我为了苟活背信弃义、违心的做出加害老师的事吗？一个母亲会教自己的孩子这样做人吗？你瞧得起这样的生命吗？
队长们七嘴八舌都过来指责我不知好歹，院长刘晶对宋小石说把她们带走吧。我和邹桂荣、周艳波被架出了禁闭室，上了一辆面包车，车上有两根大电棍伴随着我们。
八、沈阳大北监狱地下犯人医院
沈阳大北监狱地下犯人医院，我不知它的历史和由来。在送我们到监管医院来的前一分钟，我们都不知将会送到哪里。车开到了这个大院，宋小石，院长助理邓阳，（她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办理了一些手续，然后从大院的铁门里出来个中年男子，宋小石和邓阳走过去向那人交代了几句，然后让我们三个下车。我们互相搀扶著下了车，那人把我们带到了院中院，向铁门内的一个通往地下的通道口走去。
我恐惧万分，停住了脚步，不敢再向前迈步。我的皮肤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身体瞬间冷的直打牙骨，我颤抖的问那个男的，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他看着我惊慌失措的眼神，对我说：这里是监狱的犯人医院，我姓郭（后来知道他是郭勇的弟弟），你们不要害怕。我们都颤抖著身体跟着他走了下去。走到再也看不到洞口时，我看到了一个铁栏杆门，门前有个办公桌，桌上放着登记册。那里坐着一个没有着装（穿的是便服）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凳子的右侧开着一扇厚厚的、看样子很重的隔音铁门（我在那男黑窝，和马三家的小号见过这种门，但这里的门要比那些地方的重和厚，重厚度至少多出一倍），等我们走到跟前被登记时，我看到了那个开着的铁门里，是个凹状的水池子，里边有水。看样子我们到 那时，那里正在放风，那个小伙子见我看到那里，就把那门关上了，等我再想看时，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面墙。我的思维瞬间被这一幕弄乱了，在怀疑自己的视觉。（后来回到家，我看到石家庄女法轮功学员丁延被迫害致死在水牢里的报导，我脑海里瞬间出现了在地下监管医院看到的那个凹状的水池。我现在确定那就是水牢。
九、犯人被警察恶行激怒
2001年6月14日伤痕累累、下肢不灵便、尿已失禁的我和全身是伤的邹桂荣第二次被沈新教养院秘密押送到沈阳地下犯人医院，即沈阳监狱的犯人医院，那里关押的人除了法轮功学员是被非法劳教的，其他都不是被劳教的。
这次的到来，吓坏了犯人们，因为我俩已没有了人形，管房的王大姐见到我们是又高兴又担心，叫人赶快给我腾出了个床铺，叫我快躺下。邹桂荣被分到了一号房。我不放心邹桂荣，管房王姐明白我的心意，就派人到那屋看看邹桂荣怎样。王姐告诉我，那屋的管房也给她腾出个床铺你放心吧。我对她流下了感谢而又感激的泪水。
我昏昏沉沉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全身疼痛难忍，一个小个微胖的女人站在了我的床前问我：喂，“法轮”，（那里的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的称呼）怎么了，说说你的案子让我听听，那时的我已经没有回答任何问题的能力了。王姐代我回答了一些她的问题。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监狱的戴医生来到地下2号房，看一位癫痫病人，管房王大姐等戴医生问诊完，就跟医生说：我房昨天新来了一个“法轮”伤的挺重，你看看。那个戴医生没有回话就走了。管房王姐木讷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可要命大点啊，看样子你们“法轮”没有主治医生。
我被灌食灌得鼻子、嘴、喉咙、食道胃都不行了。无法进食，王姐为了让我活命，就把自己的豆奶粉拿出来，冲好调凉后一点一点的喂我。每一次的吞咽我都痛苦无比。我看到王姐焦急的样子，就吃力地跟王姐说，王姐，唯一能救我活命的就是大法，你最好能把邹桂荣叫到我这里来，她能给我背法听是最好，因为那法是很超常的。王姐听了我的话，就到了一号房，跟那屋的管房说，我这屋里的“法轮”生活不能自理，没人照顾，让“法轮”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吧。就这样，我和邹桂荣除了睡觉又能在一起了。
伤痕累累的邹桂荣见到我就喊我的名字：丽萍，丽萍，激动地哭着说，你咋样啊？我说，你给我背经文吧。她说，你要听经文啊？我说，你背给我听吧，我不会背。她想扶我坐起来，我没有坐起来。她坐到我的身边给我背经文，她会背40多首经文。王姐又找来了纸和笔让邹桂荣把能背的都写下来，她说她也要看看。
慢慢的我能坐起来了，一点点能下地炼功了。
我们房间里10多人每天大量的听邹桂荣在背大法经文，在学炼功，那个矮胖女人她是邹桂荣那个房间的，她每天都到这个房跟着学炼功。有一天她跟我要我家的电话号，我也没问为什么，她也没说，我就给了她。后来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她对我说，法轮，你记住，只要我能出去，我第一个电话打的就是这个号。她把我家的电话号码记在了她的脑子里。（注：后来在我们生命攸关的关键时刻，她神奇的被释放了，她的案子是涉嫌倒卖杜冷丁。她完成了她的诺言，回到家就给我的妈妈打了电话。她在沈阳接待了我的妈妈和孩子，还大胆的跟着我的母亲与监管医院理论。请我的妈妈和孩子吃饭，还帮我妈妈付了打车的钱。我一直想感谢这个人，可是我一直都不知她现在在哪里，如果她能有缘看到这篇文章，就请她接受我的谢意，非常感谢你当年的正义所为，谢谢你！）
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管房王姐被狱警叫了出去，那时气氛凸显紧张了；中午王姐回来了，跟我说：狱警给我们管房的开会了，让我们看着你们“法轮”，不让你们炼功，如果发现有谁炼功，就让我们报告狱警，给你们铐起来，挺吓人的，你说这可咋办？我说：“我被非法关押一年半多来，遭了无数的罪，你已经看到了，现在我没吃一片药，也没打一针，用炼功来调整我们被残害的身体，你说这法超常不，你看到没有，那你说我能不炼吗？”他们不让我们炼功又不给我们医治，这不明摆着让我们死吗？
管房王姐马上明白我的意思，然后对着全室里十多人说：今天监管医院给我们两个房的管房开会说，不许“法轮”在这里炼功，如果谁发现、谁就自己去报告，会有减期的机会。然后狱警会把他们铐起来。他们如果被铐起来，生活不能自理了，谁报告的谁就负责照顾她们，接屎接尿，听到没有，警察问你们可别说我没有告诉你们。
每天我的功都是这样炼完的，中年女警官从来就不到犯人的病房，因为这里骚臭味道，熏人。一天她突然的进到我住的2号房，警告我不许炼功。然后抽调犯人出去了解我是否炼功，我房所有人都说没有看到过我炼功。
我还活着，我还能下地了，还能走几步了，这位女狱警，她是不相信犯人的话的，因为她知道我们法轮功在这里是没有医生给医治的，没有医生给我们问诊的，没有任何生活用品的，我们是奄奄一息被抬到这里来的。我们还活着，向她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年近七旬的法轮功学员李素珍阿姨帮助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活用品，我们非常的感激这位老人家。）
不知是什么时间，法轮功学员周艳波也被沈新送到监管医院来了，法轮功学员赵素环被沈新送来不到两天就被带回去了。沈阳市第五看守所又送来了法轮功学员李素珍，沈阳市看守所送来了法轮功学员王杰，王杰被抬来时瘦的没了人形。新城子公安局送来了一个叫吕国芹的法轮功学员，这时监管医院里，法轮功学员先后共有六七人在这里。
我和李素珍阿姨在二号房，邹桂荣、周艳波、吕国芹住一号房。王杰、赵素环住走廊。一号房的管房叫王素玲、杨恕、申福实。她们几个人为了表现自己，不让法轮功学员炼功，她们管房24小时分班看着法轮功学员炼功。一天邹桂荣坐起来炼静功时，被杨恕一拳打倒，邹桂荣的头撞在了铁管子上。当时邹桂荣休克五分钟之多。然后王素玲、申福实叫来了狱警，狱警拿来了手铐把邹桂荣铐在了走廊的床上。（因为走廊有监控，王杰调进了一号房）我房里的犯人急忙跑过来跟我说这事。
当我见到邹桂荣时，她的脸就像发烧一样的红肿，嘴里不觉的会流出口水，头抬不起来，昏昏迷迷的，吃不下东西。
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向管房的王大姐报告，要求管房向监管医院领导反映，我们法轮功学员要求监管医院给邹桂荣医疗鉴定，我们要起诉追究这起伤害罪的责任人。
监管医院听到我们法轮功学员的报告，怕承担责任，就要求沈新教养院来人解决问题。几天后，沈新来了四个狱警，三女一男（男的是往禁闭室送我妈妈饺子的那个，女的有院长助理邓阳）把我先找到提审室谈话，他们手里拿着一个表和笔，问我是否还炼法轮功，看样子是想让我填表，炼或不炼。我说；请你们弄清楚我的案子，我是被冤判“扰乱公共秩序罪”进来的，你的问题跟我的案子有关吗？如果你们谁说有，那你就写下来，签上你的名字，给我留个证据，以后等我活着出去告你们好用。
他们叫人把我带了回去。又把邹桂荣提了出去，邹桂荣被提出去不一会儿，就听到邹桂荣惨烈的叫声：“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喊声断断续续不断。听到喊声，两室的犯人能起来的都跑到了铁栏杆门前观看，我和王姐、周艳波和其他犯人们焦急的摇撼着铁门喊“警察打人了”，对着走廊王姐就大声的喊：沈新教养院警察也太倡狂了，打人打到医院来了，原来电视说的都是假的。那个矮胖跟我要电话号码的妇女，不停的在走廊里大声的喊；警察打法轮了，警察打法轮了，法轮被警察打了，快来看啊。另一个胖妇女大声喊，监管医院为什么让警察到这里打人。这回我们可知道电视说的都是假的了，警察到这里打人监管医院管不管。
监管医院的门卫就这样被喊过来了，进到提审室说几句话就出来了。他刚一走，就又听到邹桂荣凄惨的叫声，铁栏杆里的女犯人们这回就更愤怒了，就又一次的集体呐喊沈新教养院的警察到监管医院打人了，警察执法犯法，电视说的都是假的。男病号的犯人们听到喊声，就手拿小镜子，把手伸到铁门小窗外，用镜子反光照想看个究竟。
这一次门卫惊慌快步跑过来，对着愤怒的女犯们吼叫，你们喊什么喊，不想活了，都给你们扣起来。随后就进去把邹桂荣带了出来。沈新教养院的四个警察随后就跟了出来，他们没有人敢看铁栏杆里那群愤怒的女犯们，低着头，快速的在女犯们的喊声中消失了。
经过此事，女犯们在我的心里再也不是劳教犯人了，她们的灵魂在这次正义之举中升华得高尚，谱写了她们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
下面是邹桂荣笔下记录那时她在里面真实经过的片段，《我在马三家、张士、沈新、大北等邪恶场所历尽磨难不屈不挠》：
“一天，沈新教养院院长助理邓阳奉院长刘经（音）的指令，领着教养院的三个恶警：徐X、唐X、王X到地下监管医院，说是找我谈话，我被叫到女房外的一个屋子里，他们问我一些事情，并作了笔录，让我按手印。我看笔录不符合事实，于是我撕毁了笔录，他们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四恶警一起上来，把我按倒在沙发上，暴风雨的拳头急促砸在我头上，我大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执法犯法！’喊声惊动了女房里的尹丽萍、周艳波等人，她们跑向铁门，尹丽萍对我所在的屋子方向大声喊：‘沈新教养院打人了，沈新教养院警察打人了！’光光的门声使门卫赶向我的屋子并拧开门，四恶警立即停止对我的毒打，站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等门卫一走，两个恶警又上来强按我的手让我在另一份询问笔录上按手印，我不从，他们又要按我，我大声喊：‘警察强行逼供！警察强行逼供！’门卫警察听到喊声打开门不让我喊，我说：‘他们又打我，又逼我按手印，我不喊，他们还要继续折磨我。’门卫警察只好带我回女房，常人王姐说：‘沈新警察太倡狂了，打人打到医院来了。’女房人看到我颈部被抓挠出一道殷红的伤痕。当时我被四恶警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打哪儿了。”
邹桂荣出来后被打得晕头转向，她的嘴、脖子、脸都是伤痕，上半身几乎都是被抓挠的血道子。等她冷静一会儿才得知，沈新四个警察强迫她在“死也炼法轮功”的诱骗书上按手印。
邹桂荣因炼功被打伤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被四名沈新教养院警察来监管医院打伤。监管医院又不管，法轮功学员和愤怒的女犯友们要求监管医院马上派医生给邹桂荣照相验伤，王大姐报告门卫说，沈新教养院到我们这里把人打伤，出人命这算谁的，快叫医生过来拍照看看吧。过了好一会儿那个姓代的老年男狱医来了，我们向他要求给邹桂荣头部拍片验伤，身上被抓挠的血道子希望监管医院给拍照下来。面对我们的要求，代医生向我们无奈地说：法轮功的事他说了不算。说完就走了。
我们又向监管医院反映了几次，没有任何回应。面对眼前这一切，大法弟子王杰（被中共这场迫害致死）、周艳波、邹桂荣，和我还有李素珍，吕国芹两位老年大法弟子，目目相对，我们的心此刻凝聚在了一起。看样子面对此事此刻绝食绝水是我们争取合法权利的唯一出路了。
监管医院面对我们的绝食先是无人理睬。没有人过问。
李素珍阿姨，年已近七十，在她坚持绝食绝水一个星期左右身体突然出现不适，被她的办案单位接走了，后听说回家了。之后吕国芹阿姨也被办案单位接走了，监管医院里就剩下了我们四个：王杰、邹桂荣、周艳波和我。周艳波不知绝食了多少天，心跳和脉搏出现了异常，倒下了；王杰人瘦得脱了像，也倒下了，她们俩都被挂上了点滴。他们由监管医院的男犯杂役冒充护士天天给扎针。邹桂荣本来伤的就重昏昏沉沉的也倒了下来。
我们绝食期间，跟我要电话号码的矮胖妇女不知什么时候被放出去了，我房又新进来一个家里很有钱的沈阳人，叫田某某，不知什么原因被王立军抓捕判10年，还不许她减刑。因为监管医院早已知道管房王姐维护我们，就让她俩一起管2号房，刚开始她对法轮功不太理解，只知道学法轮功的人都不坏。
看到我们绝食，她不断的规劝，她的家里天天能送进来水果和很多好吃的，每天都会拿荔枝、西瓜等水果到我的面前，每次拿来，我每次都会给她讲我们绝食的原因，每次拿来，我都会给她讲我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经历，她知道了真相，骂警察都不是人，没有人性，王立军更不是人，判她10年，还不许减刑。
〔注:王立军当时任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田女士被捕后王立军与法官勾结判她十年刑。
王立军曾任辽宁省铁岭、锦州、重庆公安局局长等。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王立军积极参与迫害，更直接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贩卖。
听杂役们讲，监管医院从来就没有做过猪肉豆角炖粉条的菜，这回打饭的男杂役，欢天喜地有节奏的敲著菜桶打着菜，边敲边吆喝着，猪肉豆角炖粉条了，每人一份，快来打，打晚了就没有了。肉香传遍整个走廊。女犯友们见到了荤腥，不舍的慢慢地品味着每一口菜。看到这一次次食欲的诱惑，我脑子里有过对食水的渴望。可是想到我们的责任，那一点点的欲望就必须得割舍掉。
我们四个法轮功学员的菜分给了犯友们，监管医院了解到我们无一人吃，对我们就一反常态了。
绝食到九天后，邹桂荣就被一群男杂役摁著强行扎点滴。因为我们长期被灌食身体都很糟糕了，这次是先打针了。
我们的集体绝食是要解决被非法关押到这里的种种问题，绝食到这份上监管医院没有一个人出来解决问题的。
邹桂荣不配合他们，就被男杂役拿来几十斤重，锈迹斑斑的脚镣子，两脚“丫”字型铐在床的两边，床单瞬间锈迹斑斑。双手被固定铐上动不了。邹桂荣反抗，男杂役就打她。这一切的发生吓坏了两个房间的女犯人们，因为她们还没有见过这场面。
两个房间的门都被男杂役们反锁上了，我焦急的在门缝里看着这一切。我拚命地晃动房门，喊著邹桂荣，呵斥着男杂役的粗鲁行为。
十、放下生死 继续劝善
看到邹桂荣遭受的魔难，管房王姐和犯友们的恐惧，王杰、周艳波的昏迷，我冷静了下来。我预感到监管医院要对我俩下手了。我跟王姐要了纸和笔，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给监管医院的领导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信中大意说：在法轮功的问题上，我们只是单纯的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心里话。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莫名其妙的被判了个“扰乱公共秩序罪”劳教了。可是到了教养院就不提“扰乱公共秩序”了，跟我们大谈法轮功，转化法轮功。我们用生命鲜血和泪水谱写着每一天的劳教生活，见证了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邪恶与流氓，认清了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六家教养院的迫害，把女人跟男人关押在一起，这无人性、血的见证，人的都不敢相信。超期的关押，无休无止的迫害。命在旦夕时，跟你们监管医院建立了这样特殊的关系。我不明白的是，我们法轮功跟你们监管医院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智商如此的低下，非要充当那个人家牵的驴，你非要把那橛子拔下来的人？监管医院就这智商吗？你们以为我们会惧怕生死吗？你们认为我们的灵魂会放过每一个死不悔改、迫害死我们的人吗？监管医院如果执意要插进来这脚，趟这个浑水，那就冲我来吧，放了那三位母亲，谁家都有孩子。
管房王姐和田某某看了我写的信都为我捏把汗，王姐报告了门卫把那封信交了上去，并嘱咐门卫狱警说，这是“法轮”给监管医院每个领导的，最好让院长看到。
王姐看到危险已向我走来，就急着要了我家的电话号码，给了当晚值班狱警好处，晚上她的姐姐来见她。王姐回来告诉我：她把我家电话号码给了她的姐姐，让她的姐姐先不要跑她的案子了，什么都别干，就接我妈，让我妈妈快来监管医院要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听了这些话，不知要对这位大姐姐说什么好，两行感激的泪水再次无法止住。
第二天上午10点多，监管医院终于来人了，监管医院中年女狱警站在走廊里，询问哪位“法轮功”是大学生？一号的管房说，我屋这两个，一个是护士，一个是单位的主持人，都不是大学。走廊里的邹桂荣是中专生，我住的2号房新来的管房田某某马上过来问我，“法轮”你是啥毕业？我说我是初中毕业。
女警官见没找著大学生就又说：怎么有人敢写，没人敢承认了呢？这回王姐、田某某我们三个才明白，她是在找我。管房王姐说，你是在找她吗？那信是她写的，我报告了门卫，是门卫交上去的。然后王姐又问我，你没有写上你的名字吗？
这个女警官进到了2号房，走到我的床前，我尽量的起身坐起来，我对她说了声你好！她见我的身体很虚弱，就让我躺下。她说，那封信是你写的吗？是你一个人写的吗？然后看看王姐，王姐向她点点头。我说是我写的，我们的经历已经超出了我所学的那点文化能表达清楚的了，是吗？我是倾尽了我的一切所学，向你们表达我们凄惨的遭遇。
她说，你的信写的挺有力度啊，全院的领导都看了。她说；这是监狱医院，这里不许炼功。绝食就得灌，你们和办案单位之间的事，我们监管医院解决不了。我说，你们解决不了，那监管医院为什么配合沈新教养院到这里来打我们。她说不要用配合这个词。我说，那就用“允许”，为什么允许，你能解释吗？邹桂荣的身体被4个警察和一个犯人打伤在监管医院，我们要求拍片和照像，为什么这里没人管，这不是医院吗？这里强行灌食是你们的工作范围吗？我们愿意不吃饭吗？我们现在已经是超期关押在这里了。她说这个我不清楚，然后把两个房的管房的都叫了出去。
回来王姐偷偷告诉我，狱警给他们开会了，让她们配合看着你们给你们灌食。
第二天，监管医院就来了一群穿白大褂的男杂役，门卫让管房的把我看好。就先把我住的房门锁上了，然后门卫狱警把邹桂荣的手铐脚镣打开，又命两个男犯驾着，把她拖了出去。那时的邹桂荣已吐血多日。
下面是邹桂荣笔下记录的那次灌食经历，让我们重播一下。摘自《我在马三家、张士、沈新、大北等邪恶场所历尽磨难不屈不挠》：
“男犯把我从床上拽下来，拖到灌食屋，他们把我撂倒在一条长椅上给我灌食，插了十几次管子也没插进去，都叫我把管子给吐出来了，他们有点急了，就把我按坐在靠墙边的一张椅子上，两个男犯一边一个死死的按着我的双臂，后脑杓被重重的顶着墙，继续给我灌食，插了十几次还是没有插进去，又叫我从嘴里吐出来了，气得男犯扯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坐着插不行，又把我拽倒在长椅上躺着，两腿被两个女犯压着，头发男犯按著，嘴被报纸和毛巾捂著，当它们还插不进去时，医院里一个护士朱姓老太太上前扇了我两个耳光，并用脚踹我的腿，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今天非得给你灌进去不可。我是法西斯，你是刘胡兰，我这法西斯就对付你这刘胡兰。’并恶毒攻击谩骂师父和大法，还说些低级下流的话，侮辱大法弟子，此时我已经身心交瘁，他们还是不放过，当我被插了三十多次管，历经两个小时的折磨，把我拖出灌食屋时，我已分不清东南西北”。
“我被拖回住的走廊时，呼吸已经困难，我在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被四个女恶警同时用四根电棍电，被她们打得眼部充血，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死去活来，被女恶警邱萍体罚五昼夜没让睡觉，连续五天五个半宿马步蹲桩，我也没有哭一声，可是这次我被法西斯折磨得痛苦不堪”。（大北监狱地下监管医院就是被折磨致死的绝食女大法弟子孙宏艳备受折磨的地方。）
在我绝食到第十三天，那群白衣男杂役和门卫狱警拿着手铐，脚镣，走到了我的床前，两个男杂役刚要架起我，我就告诉他们，不要用那肮脏的黑手碰我。不然我就会撞死。门卫刚要强行弄我，王姐急忙过来说：她的腰可是折的，可别粘包。门卫狱警叫来了一号房的管房再加上王姐和田某某。她们五个把我拖到了灌食室。这里也有一群男杂役，和一个姓朱的老太太护士，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女护士正在那里兑灌食的东西。
他们把我强行摁倒在长条椅子上，我拚命地反抗。他们一群人摁着我全身所有部位，我的身体无法再动弹，我就感到马上要窒息了。一双黑手死死的摁住了我的头，一条罪恶的管子插进了我的鼻子。不知灌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我不停地呕吐。
我全身被灌得哪都是脏水，男杂役退了，我起身就向墙撞去。一群女犯们把我抱回了屋，我叫王姐把盆子给我拿来，我不停地呕吐，吐到胆汁都吐不出来为止。这一天我手脚都被扣上了。绝食的第14天的上午，他们那一伙又来给我灌食，他们刚一进我的房间就把那个癫痫病人吓抽了。一个医生赶紧赶来，一伙人忙活抢救她。医院见事不好，就在我被拉出去灌食前，就给那些血压高的、心脏病的都弄到一个室去。
我被架了出去。昨天那个医生正在配灌食的东西，我跟她说，今天咱们谁都不用麻烦了。请你们把你们的领导叫过来。我有话要对他说，要不然你们把我灌死你们还有责任。就这样他们找来了杨主任。杨主任个子不高，进到灌食室就跟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是有要求，我说今天这食谁都不用麻烦了，就你一个人灌就行，我绝对的配合，绝不反抗。因为你们监管医院执意要插进来这只脚，非要拔那橛子不可，那我也没有办法，那你就亲自来灌吧。不知趣的朱姓老太太在一旁大声的骂师父，骂难听的话。我让她闭上那张臭嘴。她低着头跟着杨主任出去了。
不一会儿，给我灌食的那伙人接到一个电话都走了。食没有灌成，把我带了回去。
刚过下午，监管医院的院长（50左右男的）来到了我的病房，摸了摸我的脉搏，然后说，等一下沈阳法院的两个院长来看你们，请你配合一下，我们先给你挂一瓶点滴。然后你有什么话，什么冤屈你跟他讲。他见我明白他的意思，就吩咐房里的所有人看好我，别出事。
我被狱医护士挂上了一瓶点滴，（不是男杂役）不一会儿，沈新教养院的院长助理邓阳和打邹桂荣的那几个警察都来到了地下监管医院。
管房田某某上去接见回来告诉我，沈阳市看守所叫来了120车，抬着担架下来了。1号房一阵慌乱。昏迷不醒的王杰被抬了出去。
王杰被送走后，邹桂荣突然又大口吐血。狱医赶快让杂役把邹桂荣背到上边去检查。回来后，邹桂荣不停地喘著粗气，昏迷了。医生下了药，杂役又把邹桂荣铐了起来。男杂役几次都扎不进去，找不到血管了，最后找来了监狱护士，护士也找不到血管了，最后就说要给邹桂荣的动脉割开。我躺在那里动不了，向王姐投去了求救的眼神。王姐马上对她们讲，把动脉割开那出人命算谁的。
我被女管房们抱到一个房间里，进屋的左边沙发上坐着沈新教养院的两个女警，其中有一个是院长的助理邓阳，前方的办公桌坐着两个沈阳市的法院院长，监管医院的院长叫我坐到沙发上，然后向我介绍那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姓张的院长。我向他们讲述了我们的被迫害的经历，然后说要起诉这些部门。那个胖院长说，这些警察的所为是违法的。你好好吃饭，回到沈新教养院好好养一养，然后你再写个起诉书。我说，我现在就是在非法超期关押。我看你这院长当得也不清醒了。
我顺手拔下了那点滴的针头，药水血水淌到了地上。监管医院的院长马上喊来了人，把我抱了出去。这回他可真的怕充当那个拔橛子的了。
我被抱回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什么时候，我脑子里看到一片金黄色，两条金色的金龙四目注视着我，飞舞著。旁边还有个天女在向我散花，不一会儿我又看到了高档的家俱，上面刻着龙和凤。那时的意识里我们已不知道我在哪边了。隐约间我听到田某某趴到我的耳边告诉我，杨主任让我偷偷的告诉你，你们三个“法轮”今天都回家。
我的两个胳膊被手铐固定住了。两瓶点滴以最快的速度流进了我的血管里。我的胸膛像烈火一样燃烧，烧得我无法忍受。王姐见我折腾得难受就给我不停的用凉水擦身子，田某某把她那20多元的毛巾送给了我，然后对我说，你一定要活着，以后我家的生意一定让你帮着打理。她也亲手给我擦身子。最后我的胸膛就像要烧炸开了一样，昏迷中我在喊著“冰，冰，冰”。
晚上六七点钟，监管医院来了最少二三十个男女警察。监管医院的院长再次来到我的床前，再次摸了我的脉搏。不知几瓶点滴下去，我平稳了很多。王姐含着眼泪守在我的身边，不再叫我“法轮”了，她说：丽萍啊，看样子你今天晚上就要回家了。你要挺到家啊。等我回家后一定到你家去，我大姐和你的妈妈已经处成好朋友了，她都去过你家了。我无力的点点头。
这时监管医院的杨主任叫管房的给我们三人收拾东西，给我们收拾收拾。王姐给我洗脸洗手时，我发现我手的五个指甲只剩下两个了，另外那三个手指没有了指甲，只有一层薄薄的透明肉皮。我的牙齿全都松动，头发全都白了，身上除了骨头没有一点肉。我13、14天没吃没喝又没死，成了监管医院的奇迹。周艳波先被背了出去，邹桂荣有护士跟着也被背了出去，就剩下了我。
我望着帮助我的女同胞们，对她们说了声谢谢，然后把我还能用的东西分给了她们。面对王姐和田某某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叮嘱她们记住“法轮大法好”，记住为了坚持佛法真理不畏生死的我们。你们的正义相助将会记录在我们修炼的故事里面。我会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看的。
沈新教养院的邓阳和宋小石都来了，他们见了我，让人把我搀扶出去。当我走出铁门再回头看那一群同胞们。她们都哭了，王姐就在她们中。我无法止住泪水，含泪向她们告别。当我走到另一个铁门时。快看不到他们时，我意识到我将再也没有机会与这里的与每个人相遇，于是我停下了脚步，运了运气，然后我就掉转过头来，向监管医院的每个铁门里的生命喊出了我心中的叮嘱：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好”……
邓阳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你们几个可是生死之交啊，回去你们好好珍惜吧。这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我感到有些吃惊。原来她不糊涂啊！
到了上面，我被架到了一辆高级的小轿车上，邹桂荣的车是辆面包车。她的车上配了七八个穿白大褂的男女警察。周艳波不知给送到了哪里。路灯下二三十个警察们在晃动着。我的车门突然被打开，一只手伸了进来，竖起了大拇指，然后低头看着我说：你真了不起，你给你们师父洗清了清白，如果法轮功都像你们这样，我们早解脱了。不一会儿，他又把手伸进来，这次是想与我握手，我把手伸给了他，他又说：江泽民没配，他完了。
不一会儿，监管医院的院长也过来与我握手，告诉我多保重。司机和邓阳不知去办理什么去了，这会儿回来了，车就要开了。那个杨主任再次把手伸进来，与我重重的握了最后一次手说：请你多保重。邓阳说：你看我们警察对你都多好。我说，那是对正的生命的一种尊重，跟好没有关系。
一路上我的脑子里都是邹桂荣，不知她是否还能活着。邓阳怕我路上死掉，就拿来一瓶高档的饮料给我。我没有接受，她说，你喝吧，你喝了我们也会给你送到家的。我都不知道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周艳波在临走时喝了她们的一杯牛奶，当晚就没有放她，第二天她的家人交了三千元才放回。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也就是晚上10点多，我被沈新教养院偷偷地送回了家。到了家以后，邓阳就跟我家要住院费，我妈妈说；我的女儿是站着进去的，怎么躺着回来了呢？她原来体重有160，现在你们咋给整的光剩骨头没有肉了呢？你还跟我白呼（撒谎）啥呀。我女儿怎么跑到你们教养院去了呢？今天我告诉你们，我的女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告你们去。
邓阳见要钱无望就走了，他们的汽车消失在了黑夜中。
后记：我的妈妈在我绝食期间，接到了那个矮胖妇女的电话，然后我的妈妈又接到了王姐大姐的电话，那个矮胖妇女先到沈阳车站接到了我的妈妈，然后向我的妈妈介绍了我在地下监管医院的情况，打车领着我的妈妈和孩子到了监管医院要人。到了晚上，我的妈妈又给王姐的大姐打了电话，王大姐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的妈妈和孩子。后来这位王大姐就天天带着我的妈妈和孩子到各个公检法去告。
王姐出来后就到了我家，在我家里跟我的妈妈讲了我被迫害的事，我妈妈才知道那么多我的事。王姐在我的家里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写下了《我在狱中见到的三十四位法轮功弟子》，那里记录了三十四位大法弟子永不磨灭的伟大瞬间。
因为家属被抓捕关押，心理压力承受到极限，没能及时写完这后续部分，很是抱歉。其实对我的迫害并没有因为我的释放而结束，之后还有两次被关马三家。以后我有时间还会写出后面的经历，还原历史，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不再麻木与消沉。
十一、阴魂不散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那晚回到家里，妈妈和亲属见我已奄奄一息，就给个体诊所打了电话，弟弟马上找来录音机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昏昏沉沉的我不知挂了几天的点滴。我清醒了些。但还是吃什么吐什么。只能喝进去一点汤水之类的食水维持生命。
大约不到一个星期，当地小明派出所、街道的就又来我家了。来我家的目的是看看我是死是活。然后他们告诉我的妈妈和家人，说我是“法轮功”的顽固分子，整个辽宁省都出名了。派出所和公安局对我这类人物是要随时掌握情况的。我妈妈对他们说，我的孩子被六家教养院迫害成这样，我们还没告他们呢，……还想不想让我们老百姓活了。我跟来我家的所有警察和街道的工作人员都讲了我是在顽固的坚守着什么。他们都无话可说，无趣的都走了。
他们走后，我妈生气的跟我说：这下完了，这大帽子一扣上想摘都摘不掉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跟文化大革命时是一模一样的？你咋给家里惹这么大的祸出来，就你这小胳膊能拧过那大腿吗？六四那学生咋样了，政府对他们开枪时，我就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的地下通道，那枪声听的清清楚楚。这下好，这个家以后就别想消停了。
没过两天，调兵山的国保大队长张福才，刘福堂率领一帮街道派出所的又来我家了，家里的孩子吓得不知哪里躲藏，邻居们也交头接耳，那阵势又有抓人之式，我妈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见我还是卧床不起，就对我妈说：尹丽萍现在这下可出名了，是辽宁省的重点人物了，是“法轮功”的一个顽固份子了，她的性质变了，还说了很多威胁的话。我妈妈说，这孩子“法轮功”都没学几天，功法都没太学会。这你们都是知道的，怎么在教养院呆二十个月就成了“法轮功”的顽固份子了呢？ 她是被抬回来的，现在还没脱离生命危险，这你们不也知道吗？他们见我的身体状况真的是不好就走了。
后来的日子，街道、派出所的就经常的到我家骚扰，他们说是“看看”。被逼无奈，我想起了沈阳的大法弟子王杰，我们在地下监管医院时，她给我留了找她的方式。为了不再被他们抓捕，我必须得离开家了。我妈妈说：你去逃命吧，就是你的儿子可咋办呢？谁照看都不如自己的亲妈照看哪。看到熟睡的儿子，我难过极了。
九月初，我流离失所到了沈阳，在沈阳我找到了王杰，王杰还活着，就是身体很虚弱，瘦得不到八十斤。王杰见到我来很是高兴，让我猜谁在这里？我说邹桂荣吗？她说；是。当时听到邹桂荣也还活着，我真的不知是在哭，还是在笑了。眼泪都哭笑出来了。原来王杰也给邹桂荣留了电话。她在家里也呆不下去了，抚顺国保、派出所、街道天天上门骚扰，搅的家无宁日。
因为我们身体都还没有恢复，王杰就给我们俩找了个亲属家的房子，让我们俩住下来。就这样她们俩每天大量的学法炼功，我的身体当时因为伤的很严重，每天只能躺着听她俩读书，炼不了功。几天后我才能小坐一会儿和她们俩一起学法炼功了。
到了沈阳我才知道，原来监狱、劳教所的外面世界跟监狱、劳教所的区别也不太大，诬蔑法轮功的谣言铺天盖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人谈“法轮功”而色变。我和邹桂荣商量，先把我们被迫害的经历写出来曝光，然后告他们。不知是哪一天，沈阳的赵素环找到了我俩，就这样我们三个都写好了上诉材料。 赵素环建议到北京去告。
九月份，我们三个带着上告材料来到了北京，先是我们三个被盘问，后我们三个被跟踪，最后在我们住宿时被北京警察抓捕。（记不住是哪里抓的）我们随身带的东西被翻个底朝天。我们三个被分开审问，他们翻到了我的上告材料，因为上告材料上有我的名字和地址，然后他们就到网上去查我的信息。我想既然我们已被抓到这里，就没有必要回避，于是就跟北京的警察讲我们是东北的，因为炼法轮功被当地残酷的迫害逼迫“转化”等等，然后我就又跟他们说，正好我们上告还找不着门呢，这回好了，遇到你们警察了，那就请北京的警察给我们指条上告的路吧。警察说，你们告状得一级一级的告，东北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不能隔着锅台上炕”，就是不能越级的意思。我说，你们是让我们到迫害我们的人那去告他们吗？他们无话说。
我们三个状没有告成，分别被驻京办的警察带回当地，我被关押在调兵山（原铁法市）的看守所里。
当地公安局提审我时，我如实的向他们讲了我去北京是要告状。我向他们提问，为什么要抓我回来，你们不是让我有能耐去告吗？我这不是去告了吗？你们为什么把我关起来，为什么不让我告了呢？安保大队警察说，你们告的也不是地方啊，也不看看眼下是啥形势，我看你是在白日做梦呢吧？你们应该到联合国去告，那里能为你们立案调查。我说：你们警察现在就是在执法犯法，有一天我一定会站在国际法庭告你们。
不记得在看守所里关了多少天，调兵山的安保大队方建业还有一个胖警察（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和小明派出所的两名干警（其中一姓王）把我从看守所里提出来，然后给我拉到了沈阳的沈新教养院，车停在沈新教养院的门外，调兵山的国保警察进去跟院长谈送我的事，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沈新教养院也不收，最后调兵山的国保大队方建业把从我随身抢去的八千三百元钱给了沈新教养院，沈新教养院才收下我。然后他们伙同小明派出所的人把我拖拽到沈新教养院的禁闭室，然后国保大队的方建业到禁闭室把那张八千三百钱的原件收据给了我。
没过二十分钟，和国保大队方建业来的另一个胖高警察就气喘吁吁的冲进了禁闭室，然后给了我一张复印的八千三百元的收据，他见从我身上找不到原件，就气呼呼在我身上乱摸、厮打，我被他在禁闭室里抡来抡去，他的大手到我的裤兜里一阵乱掏、又把我的胸罩拽断从衣服里拽出，然后从罩杯里翻出原件抢走。我止不住大声哭喊：你是什么人民警察，简直就是个流氓。小明派出所的小王向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感到有些气愤和无奈。我捡起地上的八千三百元的复印件一看，那个年份写的不对，二零零一年写成了二零零零年，月份也看不明白是哪月哪日。
这一次，沈新教养院无人理我，无吃无喝的我被关到一个星期就把我送到了监管医院。那里的女犯人从地下都搬到了地上，她们都说保护法轮功学员得福报了，见到天日了。
到监管医院三天后，我再次被抬回家(意思是被抬回当地的小明派出所)。这一次被抬回来后，我的妈妈拒绝接收我，跟公安局、派出所的人说：公安局不抓被告，抓原告，这是什么社会？我的女儿谁给接回来的，谁就接走。人都这样了，送给我，你让我这老太太怎么办？我家再也没钱给她治病，也没人照顾她，她的孩子我还得照看，我们这个家折腾不起了。我女儿死了就告你们。我妈就走了。小明派出所赶紧开车赶在我妈到家前把我送到家就开车跑了。
这一次回来，我动了一个强大的念头：我一定要站在国际法庭上指证这群邪恶之人。这次回到家，当地公安局，街道、派出所就没有那么阴魂不散了，因为他们尝到上次送我的艰难。
二零零二年的新年，这是我自一九九九年以后第一次与家人过新年。妈妈高兴的为这个团圆的年炒了八个菜，包了两样馅儿的饺子。年三十儿的上午，我们一家围坐在饭桌前，我的孩子和邻居的小孩在院子里玩耍，放着鞭炮高兴的不想吃年饭。
一位流离失所的男法轮功学员来到了我家，妈妈非常热情的招呼他坐下来吃饺子。当我们俩同时拿起筷子、夹起饺子时，我们俩的筷子都在颤抖，同时我们俩的头都低下了，我尽力让那止不住的泪水咽回去，就强忍着把那饺子送到了嘴里。妈妈看在了眼里，就没有好气儿的说我：这大过年的你哭啥？好几年都没有在家过年，好不容易在家过个年还哭，这时的我再也止不住那泪水。我放声大哭，那口饺子也喷了出来。我哽咽著说：妈呀，你知道吗？就在这此时此刻有多少法轮功学员的妈妈们在等她们的女儿回家过年啊？有多少女儿在等妈妈回家过年啊？她们每时每刻在监狱里，劳教所里遭到酷刑折磨。就是现在，这大过年的，从昌图流离失所来的一家子就在那租的房子，他们一家就住在水泥地上，地上铺的纸壳子和报纸，孩子都不敢出屋，因为怕人看见登记住房被抓啊。
妈妈嘴上有些埋怨的味道，可她的心里知道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有多难，心里也不好过。我和妈妈从新剁了酸菜、肉馅、和了面(面)，给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们包了三盖帘的饺子。年三十儿的下午三点多，我和那位男同修把刚刚冻好的饺子分给了一家一家流离失所到我们这地区来的大法弟子们。
十二、铁岭血案
二零零二年的新年刚过，邹桂荣就流离失所到了我家。我全家人都高兴她来到我家。她跟我说，她要从新写被迫害材料，因为上次写的被没收了，这次还得重写。考虑我的家也不能保证她的安全，我的妈妈为了躲避耳目就把她（有时我们俩）锁在我家的后院空房子里，妈妈每天两次送饭过去，其它时间不过去打扰她写东西。
邹桂荣就在那寒冷的空房子里静静的写下了她短短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我在马三家、张士、沈新、大北等邪恶场所历尽磨难不屈不挠》。没有想到那篇文章竟成了她的绝笔文章。我也没有想到，我们的相见竟成了最后的一面。
二零零二年的四月二十三号传来了邹桂荣的噩耗，她被迫害死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多方打听都告诉我那是真的。我全身瘫软了，欲哭无泪。我的妈妈也不敢相信，因为她刚从我家离开没有多长时间。我的妈妈一边干活一边难过的说：那孩子多好啊！到咱家就干活，尽挑剩菜剩饭吃，还懂事，还有礼貌。多好的孩子啊！她还有个孩子吧？这也太可惜了……
沈阳大法弟子王杰听到邹桂荣的离世，特意到我家这边来看我。我们俩在流离失所大法弟子的出租房内，四目相对。邹桂荣的音容在我的脑子里展现：她个子矮小，但她的正气与精神超凡的伟大，她对法轮大法的正信与放下生死的坚强意志令一切邪恶胆寒，她的坚信与坚定给后者开创了环境，她的坚信与坚定给后者减轻了压力，她在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她顶着“天”那么大的压力，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写下了一篇篇揭露马三家邪恶迫害的文章，及时的曝光了邪恶，减少了同修的被迫害。
我的心意已决，我一定要站在国际法庭上控诉这群人间的恶人。我跟王杰商量要搜集辽宁各省市被迫害严重的大法弟子资料，人证，物证等，录完像就想带到国际法庭告他们。
二零零二年的十月八日，我住的房门被铁岭公安局拿着万能钥匙打开了，一群警察进到屋里，当时我正在写上告材料。王洪书和刚来的张波在那个屋里还不知进来人。警察对我们一阵吼喊，然后就开始抄家，洗衣机、米袋子、碗架子、大小衣柜、床底下，所有衣服翻个遍。然后把我们三个带到铁岭银北派出所，王洪书被调兵山的国保大队张福才把腰踹折，瘫痪在银北派出所。我们到了银北派出所并没有害怕。我就在想，既然你没收了我们这么多的证据，那么就让我们就地起诉告状吧。没有想到他们根本不听，把我反铐起来，派出所所长还要拿电棍电我，我就大声问她，你身为警察，不去抓真正的犯人，你们反过来电击我们。这是什么理？这时调兵山的国保大队张福才和刘福堂带领几个警察来了，然后他们说这两个人是我们那的我们带走。我们两个被带回调兵山看守所就被看守所野蛮灌食。后因王洪书腰的钢板断裂，被放回家。
（当时铁岭市公安局局长还是王立军，为了政绩往上爬，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人为地制造“大案要案”，铁岭市银州区刑警大队的恶警用胶皮管子毒打、上大挂等方式酷刑逼供法轮功学员，制造所谓的“罪证”，扬言要判法轮功学员无期徒刑，极其嚣张。半夜里，隔壁的房间都能听到胶皮管子打人的劈啪声和惨叫声。当时，法轮功学员王杰等三人被吊在墙上两天两夜，头被胶皮管子打得嗡嗡响，分不清东西南北，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吊在两臂上，疼痛难忍。王杰大拇指半年没有知觉，大脚趾趾甲脱落，右臂八年抬不起来。）
十三、再次被劫入马三家
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铁岭市银州区法院开庭，非法对法轮功学员王杰、蔡邵杰、张波判刑七年，被铁岭公安局刑讯逼供致残的李伟绩被非法判刑八年。（王杰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的辽宁省女子监狱，七年刑满后回到家里只一年多就离开了人世。狱中惨遭折磨 辽宁铁岭市王杰女士含冤离世）
我想出国没出去，状没告成，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三年的六月左右，我第二次被家人从马三家抬回家。历经七个月的迫害，奄奄一息、下肢瘫痪，就跟废人没有什么两样，什么都干不了。我妈妈说：这回你要是还能活着，就再哪也别出去了，也别告了，你小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没有说理的地方了。我这次真的哪也去不了了，因为两条腿不太听使唤了。
我小孩儿的一帮玩伴儿都喜欢到我的家里来，因为我的家人对他们这几个小朋友都很友好。时间长了我了解到，这几个孩子，有一个爸爸进了监狱（二十年的刑期）， 妈妈不知去了哪里，（这个孩子的表姐爸爸就是警察方建业）；还一个孩子妈妈不知去了哪里，跟爸爸艰难度日；还一个小一点的妈妈整天打麻将。这样我就成了他们几个的妈妈和好朋友了。我能下地走了，就给他们每个人洗澡。给他们讲故事，讲法轮大法好。
七月份，铁岭一位男大法弟子来到我家，他带来个孩子，那个孩子我认识是铁岭的，他小名叫大亨，大名叫黄春霖，他的妈妈叫金红玉是朝鲜族。他见到我很高兴，然后跟我讲他前段时间被铁岭国保大队抓起来好几天。铁岭公安局的警察俞德海、孙立忠、杨东升一天一宿也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大法弟子的其它住处和大法弟子们做资料的地方，还逼问他的妈妈在哪里。他说高洁（现已瘫痪）阿姨没有被抓。“我什么都没有跟他们讲，他们就吓唬我，我就大哭了，他们白天开着警车拉着我找阿姨们住的地方。”
二零零三年的七月十九日的晚上九点多，我和往常一样，把孩子们都安排好睡下。突然我家的房门被打开了，进来好几个调兵山的国保大队警察，其中为首的是张福才、刘福堂，他们冲到我的房间，其中一个警察把我左胳膊摁到后背，抓住我的头发往地下撞。我的妈妈跑出去叫邻居时，被一个高个子年轻警察一拳把妈妈右锁骨打凸起来，这时邻居也冲了进来，（爱打麻将的孩子妈妈）见我妈被打，又见我被打倒在地就上去向那位打我的警察讨饶。警察放下我就去打她，说她袭警。孩子他妈说，谁能看出你们是警察，我袭的是流氓。这时送小大亨的那位大法弟子正好赶来给孩子送东西。一群警察见我已倒地，我的妈妈受伤，邻居们的愤怒，就把来我家的男大法弟子带走了。我妈妈不知这又发生了什么事，就叫来了弟弟，弟弟说，可能是七二零吧。我妈妈说快叫车把你姐送走吧。
就这样，我们（包括妈妈、儿子和小大亨）连夜逃离了家。一路上那两个孩子还惊魂未定。
调兵山的国保大队把那位男大法弟子劫持到看守所后，就又到我家抓我。接下来就是我所有亲戚被排查。被逼无奈，我跟妈妈商量，妈妈留下来帮我照看流离失所的孩子们，我回铁岭。
回到铁岭，我第一件事就是搜集所有相关绑架我及那位男大法弟子的警察们的个人及家庭电话。我打通了他们所有人的家属和他们个人的电话，向他们讲述了铁岭这几年法轮功学员被他们迫害的惨不忍睹的事实真相。大法弟子只要被你们抓到，大笔一挥就是三年马三家，导致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学生辍学。这个千古大罪你们一定要偿还的。
二零零四年的十月十四日，我第三次被调兵山的张福才、刘福堂带到看守所劳教三年。在马三家三个月后我第六次奄奄一息被抬回家。那一次回到家时，我的血压都是零了。没修炼的妈妈为救我活命，不离不弃的给我连续读了四讲《转法轮》，我又一次奇迹的活过来了。
这一次回来给我的打击是太大了，跟我关押在一起的秦清芳（抚顺）老人家在我回家后，被马三家迫害死了。她老人家生前给我留了她儿子的电话，她说，如果我能活着先出去就给她的儿子讲一下她被迫害的经历，不要让她的儿子相信马三家的谎言。我回来后，发现那电话号码缺少一位数，没有完成她老人家的嘱托，难过极了。
我后两次进到马三家，那里崭新的大楼里面设施现代而又齐全，警力充足、男女警官搭配有序。里面像迷宫一样，天天攻坚战，夜夜逼“转化”，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精神恍惚，昼夜被酷刑中的法轮功学员两耳被强迫插上mp3大声听毁谤、攻击法轮功的话。禁闭室里的超分贝喇叭非要压过法轮功学员高雅贤的声音。导致我留下了听到嘈杂超大声音就崩溃的后遗症。铁岭大法弟子王玲被马三家迫害的一个牙齿都没有了，崔振环、李春兰被马三家迫害的完全成精神病人了。（注: 高雅贤,女，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家迫害的非常严重，导致瘫痪。在禁闭室，高雅贤天天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音响彻整个马三家上空。恶警非常惊恐，所以把“高分贝噪声广播”放成快转，发出一种刺耳的磨铁轨的超高倍声音，震耳欲聋的从早响到晚，持续近半个月。高雅贤被迫害的耳聋、血压高压二百一十以上，低压一百三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迫害。）
我所写出的经历只是中共迫害我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因为被迫害的严重，有一段时间失去了记忆，无法再想起。以上我的叙述可能在时间上和一些细小的部分有些出入，但整体是我真实的亲身经历。
对我经历不信的人，我想说上一句：你这样想我理解，因为确实太难相信一个政府会对一个女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只有你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就像在《小鬼头上的女人》中揭露马三家的刘华女士一样，她没有经历前也有可能不信，我能理解。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打听我现在的状态和传播我如何如何的，我想说明一下，我走出来说这么多，为了什么呢？为了让公安局再关注我家人、骚扰我家人吗？我今天的状态如何，那不是中共邪党迫害造成的吗？我还能活着，这不是奇迹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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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间的重大抉择》
【大纪元2016年05月13日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面临着诸多迷题和困境。物质的丰盈、科技的发达，都无法根治社会的乱象。心灵的方向，决定着我们的前途和命运。
十七年来，在中华大地，演绎著一场正义和邪恶的较量，惊心动魄、悲惨壮烈。中共的凶残暴虐和法轮功学员的坚忍不屈，让世界见证了善恶的两极，把道德与良知的考验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
古今中外，不同民族的预言都提到，在一个特定的终结时刻，人类将要经历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一位圣人将出现、拯救世人于危难之中。灾难是来惩罚和淘汰不信者与恶人，而信者和善良人会得到拯救。历史上有三大预言详细地描述了这场大灾难，其中以西方预言《圣经．启示录》的内容最为生动细致。古时的预言家们用隐喻的方式留下警示，提醒人类不要错过最后的希望。
1997年，在韩国京畿道仪旺市清溪寺冠岳山龙珠寺恋主庵的佛像上，发现了仙界奇花──优昙婆罗花。据《法华文句》四上记载：“优昙花者，此言灵瑞。3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此后十数年间，优昙婆罗花在世界各地悄然开放。释迦牟尼佛当初预言，优昙婆罗花在人间开放之日，就是法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之时。
在古老的印第安霍比部落预言石“霍比石”上刻绘著霍比预言──“大人与卍字圆轮”：一个带有卍字符的圆轮光芒四射，许多人模仿著大人的动作，似乎表达“某种与卍字圆轮有关的奥秘。人们会因此而受益、升华。”
古代玛雅人的预言明确指出：公元1992～2012年前后二十年是地球更新期，将有宇宙的法弘传和出现能与宇宙意识共鸣的新人类。更新期后，地球将迈向另一茬新的文明。
唐朝的《推背图》，诸葛亮的《马前课》，北宋的《梅花诗》，刘伯温的《烧饼歌》、《金陵塔碑文》，法国的《诸世纪》，韩国的《格庵遗录》以及《圣经启示录》等著名预言，其中都有内容指向一件大事──法轮大法洪传于世。
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公开向世人传授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有史以来第一次揭示了高层次的法理，阐述“真、善、忍”的宇宙特性，明确指出：生命的意义就是返本归真。法轮大法的出现，是在人类道德低落的时期。很多人沉迷于表面的物质文明，只重现实，不再相信神佛等高级生命的存在。此时，法轮大法照亮了亿万颗迷蒙的心。人们惊觉：这是能够使人修炼得道的正法，是千古难遇的机缘。
陈运川是中国河北省怀来县北辛堡乡蚕房营村的农民。在陈运川十多岁时，一生敬佛的祖父郑重地叮嘱他说：“将来会有佛祖来传大法，你等五十年，到时候，一定不能错过啊！”陈运川谨记老人的话，等待着。1997年，法轮功传到了村子里，陈运川开始学炼，炼功后，陈运川多年的腰腿痛不治而愈，他喜出望外。随后，他的老伴、四个子女和外孙女都走上修炼之路。原来这就是祖父说的“大法”！陈运川一家人万分珍惜法轮大法，他们用生命守卫信仰，用鲜血实践了誓言。
独立网路作家、芬兰华人唐夫说：“由李洪志先生身体力行而引申出来的、以划时代的意义、以真、善、忍的三字真经、以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人获得健康而产生的信仰，在普遍道德沉沦的当今社会，无论四海八荒，无论天南地北，或九霄云空，都为之震撼，令人不由自主的投入献身，热衷于传播扩散。无论怎么说，这对芸芸众生，对人类，对朦昧大众都是一种开导，是未来的路标，对历史的奉献。”
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和海外迅速洪传，缔造了数不胜数的人间奇迹：重获健康，心灵净化。李洪志大师在传法教功时展现出伟大的觉者风采，令亿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民众无比敬仰。正所谓：“有圣人出……四海讴歌。”（隋朝步虚大师预言诗）
觉者出，正法传。邪恶势力拼命阻挡，“恐怖大王从天而降”。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以恶毒的谎言诽谤李洪志先生、诬蔑法轮功，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谎言铺天盖地，散布在大陆和海外。法轮功到底是度人的正法，还是如中共攻击所言？
这一场正邪之战，和《圣经启示录》预言里所描述的何其相似！
《启示录》的故事波澜壮阔：一个叫“羔羊”的人和他的信众代表正义和神的旨意，对抗以“大赤龙”和“兽”为首的恶势力。“兽”迷惑了普天下的人，它任意而行，对神、神的名誉和住在天上的使徒进行了大规模的亵渎。《启示录》中明确地指出，“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由于许多人都受到了“兽”的迷惑，助纣为虐，犯下了大罪，所以人类会经历巨大的灾难。
《启示录》中提到了规模空前的火灾、地 震、冰雹、烟雾和硫磺、蝗虫、瘟疫、异常的高温与战争，水变质害死人，海中生物的大量死亡等等。最终，羔羊和圣徒们战胜了邪灵怪兽，之后所有的罪人都会经历“最后的审判”而受到毁灭性的惩罚。而后，人类会进入一个新天新地、空前美好的太平盛世。虽然读来好似神话故事，《启示录》告诫人们：这是真实的，是一定会发生的。
有人或许会想：迫害信神者真的会遭天谴？历史早有明鉴。公元33年，耶稣受难之后，基督徒在古罗马帝国连续遭受了将近三百年的残酷迫害。基督徒受到各种蓄意制造的谎言的陷害，只要不放弃信仰就会失去财产，沦为奴隶，失去生命。统治者把基督徒和干草绑在一起点燃，或是把他们扔到竞技场里喂狮子，而当时的许多民众却以此为乐。
古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残酷的，而上天对其的报应也是毁灭性的。在这期间，先后有四次大瘟疫横扫古罗马，夺去了超过一亿人的性命。公元542年，罗马爆发的第四次大瘟疫异常凶猛，波及整个欧洲大陆。一天当中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万人不幸死去。强大的罗马帝国就这样被摧毁了。亲身经历了这次瘟疫来袭的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记载道：“在有些人身上，它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当中消失了。”伊瓦格瑞尔斯说：“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曾与死者有所接触，但是他们却完全不被感染。”看来瘟疫是有选择性的发动攻击。
《圣经启示录》还预言：“最后的审判”到来时，将淘汰所有在右手或额头被印上兽记的人。何为“兽记”？在修炼界，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在另外空间的显象就是红色恶龙（即“大赤龙”）。人们在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都要举起右手宣誓。随着誓言的发出，在宣誓者的右手或额头就被红色恶龙印上了一个兽记。因此，要想在大灾难中安然无恙，就必须要抹去兽印，别无选择。当你面对神佛、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时，神佛便为你抹去兽印，其生命便获得新生。
中共迫害“真、善、忍”，罪不容恕。当神清算邪恶时，谁站在邪恶一边，谁就会一起被销毁。由于受到中共的谎言欺骗，许多民众仇视法轮大法，犯下了大罪。一个生命一旦仇视佛法就会救度无望。中共的迫害实际上就是要毁灭人类得救的希望。因此，退出中共、抹去兽记，就是脱离邪恶，走向光明。
在法轮功蒙难之时，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依然尽全力挽救世人。真相广传──法轮大法是什么、中共的本质、迫害事实、为何要退出中共、生命的真意。大法弟子们苦口婆心，守候在天南地北，把真相送到大陆同胞和各族民众面前。真相，铺就希望的道路。真相，开启明天的大门。
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曝光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随即触发中国大陆民众退党大潮。大批中国民众纷纷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迄今为止，已有2亿3千多万华人退出中共，见证著世界上最强暴的共产独裁政权的解体与消亡。
2005年1月，《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有些人曾认为，法轮功学员发起的“三退”和“解体中共”是在搞政治。事实上，法轮功作为精神修炼团体，历来对世间的名利不感兴趣，而中共拉人入党才是真正的搞政治。三退恰恰是要退出中共邪恶政治，拒绝中共的搞政治。作为三退大潮的主力推手，法轮功学员用这种和平理性的方式反迫害、传真相，帮助同胞获得心灵觉醒，是真正的在挽救被中共欺骗的广大民众。明了真相，选择正义，对生命的未来至关重要！一个生命，是要选择同化真善忍（编注：并非让人都来修炼法轮功），还是坠入无底的深渊？
2016年4月23日，广州高中教师余春光先生在纽约的集会上发言说：“通过三退，我们选择与善为伴，我们拒绝与恶为伍；通过三退，我们重拾信仰，我们活出人生的‘真、善、忍’；通过三退，我们获得了尊严，我们得到了安宁。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捍卫我们的信仰，对抗中共的邪恶，就非常有意义！”
十七年来，大陆和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顶住了中共的残酷打压，在迫害中持续讲清真相，力促“三退”，是慈悲于世人的大善之举。他们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从中共的谎言中觉醒、认识到：相信法轮功学员的劝善之辞、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是得救的唯一希望。那些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退出中共的民众，那些善待大法弟子的民众获得福报的例子，数不胜数。
2015年11月11日，明慧记者从法国巴黎发出报导，讲述了三退义工在拉法耶特商场向大陆游客劝“三退”的故事。有一天，一位大陆游客告诉法轮功学员张女士，他已经到年龄、算是自动退出了。这时，同团的另一名游客听到后，说：“你这种退不行，要在他们（法轮功学员）这儿退，那才是真正的退。你这种退，你还是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不起作用。”他又接着说：“你别说，法轮大法真是神奇得很，自从我在电话上听他们讲‘三退’，我退出以后，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就没病过，真的就没吃过药。太神奇了，我就感觉有什么东西罩着，保护着，我觉得太好了，你也赶紧退了吧。”还有一次，一位六十多岁的大陆游客对三退义工陈女士说：“中国有你们法轮功，有希望了。”
今日，亘古的天机已经显现，正向人类开启最重要的一幕。走过多少兴衰更替，崩溃重生，这个历史的转捩点，是期盼的终结、希望之所在。莫失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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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读者：
共产邪教组织为害人间已久，为祸之烈亘古未有，尤其以中共邪党罪恶滔天为甚。“天灭中共”是日益临近的巨变、劫难（中共以及中共组织成员的），绝非迷信、绝非诅咒，这是宇宙永恒天理的展现。慈悲的法轮大法弟子将这一重大信息传达给世人，目地是挽救被邪恶中共欺骗劫持即将走向生命毁灭的广大中共成员。请中共组织（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成员，抓紧稍纵即逝的机会，惊醒自救，退出中共犯罪组织，在天灭中共到来时免遭为其陪葬的悲惨结局。明智者已经听懂了这大灾变降临前的疾呼，目前已有过亿的中共党、团、队成员声明退出中共。为帮助人们正确理解退出中共的自救，在此有几点需要進一步具体说明：1.所有被该组织自己认定的已经不是该组织成员的人，如，超龄的、逾期不交党团费的、开除的，等，都不算数，都仍然是该组织成员，都需要退出。2.这里所说的退出中共，并不需要人们去本单位的党团组织，做退出组织的行动（当然你若有此勇气完全可以同样算数），而是以口头或者书面（包括互联网）对外界明确的表示自己退出该组织，就是退出该组织了，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公开的、明确的退出该组织的表示，才是退出了该组织的有效标志。说白了这是你在向“天”表明你对中共犯罪组织的态度，你在做、天在看。3.被骗入少先队组织的少年儿童，不在天灭中共淘汰之列，但是，一旦成年或者加入过少先队的成年人，必须退出。4.退出声明在任何网络发表或者户外张贴均可，向本单位所在组织发出声明同样有效。网络发表或户外张贴的声明落款用真名或者小名、化名均可。5.给别人代办退出的，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否则无效。6.退出后该组织的党团费是否缴纳或组织活动是否参加均无关紧要，但是，诽谤法轮功的活动不可涉足。下面提供两个在网络上办理退出的途径：（1）http://jiu03.nicolas.gr/10/（这是海外专门办理退出邪党组织的中文网站，打开页面后按要求填表即可。）；（2）gczxkx@outlook.com （笔者的电子信箱。为避免您的邮件被拦截，请你：1，邮件标题随便填一个数字，别的不要写。2，邮件内容写上退出人的名字、曾加入过的组织，就可以了，别的不用写。为你代办退出后，会以电邮告知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