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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SARS-II型病毒）中国疫情简史（三）上

已有 371 次阅读2020-11-4 13:05 |个人分类:史地人物| 新冠, covid-19, 疫情, 实录

（本文作于2020年5月7日）

接续：新冠（SARS-II型病毒）中国疫情简史（二）

1月3日上

《中国经营报》1月3日文章《武汉肺炎患者多为打工家庭个别无力承担医药费》报道，已有多名发烧患者从武汉市内（其它）医院转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住院部南楼。3日中午时分，多位患者家属来到收治患者的四楼和六楼送生活用品，并向医护人员了解家属的治疗情况。

在六楼，一位患者家属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来自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道的农村，她儿子刘杰（化名）今年23岁（1996年出生），去年刚毕业，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一家药材公司做销售。刘杰大概24日开始发病，持续发烧，打了好几天针，也不见好转，到元旦那天连路也走不了了，送到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抢救了两天，现在又被转到金银潭医院继续观察治疗，刘杰的姐姐留在医院陪护。

家属提供的住院结算单显示，刘杰入住的是金银潭医院流感科。同济医院1月2日出具的CT检查报告单显示：“双肺多发斑片状实变影及磨玻璃密度影，部分小叶间隔增厚，考虑感染性病变可能，建议治疗后复诊。”

（患者家属提供的CT检查报告单。摄影/中国经营报记者万笑天）

刘杰妈妈说： “我儿子病得重，只能让他姐姐留在医院病房里照顾，他姐姐在里边照顾就不能出来了，得一直等到儿子病情确诊并出院。”。

“在协和医院抢救的时候，我跪在地上求医生救救我的儿子，他才23岁，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就几千块钱，他自己还在武汉市区租的房子。”刘杰的妈妈告诉记者，“我们都是农村人，没有多少钱，在协和医院抢救了两天，分两次预交了1.5万元，第一次交了5000元，第二天又交了1万元，协和医院那边还没有办出院结账，不知道具体花了多少钱。”

“我们是农村户口，只能报销30%，在小医院可以报销得多一些。”据刘杰的妈妈介绍，转到金银潭医院后，又交了3000元的住院预收款。

另一患者的姐姐王姐说，他们一家是东北人，在武汉落地扎根了20余年。弟弟在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一家经营鸡鸭鱼等冻品的档口打工，工作主要是每天搬运冻品，凌晨3点钟上班，傍晚5点半下班，“一个月工资5000元，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她弟弟大概在2019年12月16日或17日开始出现发烧症状，在家里“挺了8天”之后，因持续高烧约40摄氏度，12月24日住进了武汉市第六医院。当天医生通过CT拍片，发现弟弟的肺部出现近1/3面积的白色阴影，到了12月27日白色阴影面积扩散至2/3，“随即要求我们转院”。

转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后，他弟弟又于2019年12月31日下午两点转入金银潭医院，入住该院住院部南楼四楼。王姐说，每当有患者从其他医院转到金银潭医院，医务人员都会询问“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或有没有去过市场、吃过市场的海鲜。

王姐告诉记者，现在她弟弟在金银潭医院一天要打7瓶点滴，包括白蛋白等药品。今天（1月3日），王姐又向金银潭医院预交了1万元住院费，此前三天，已在金银潭医院共计花去4000元。加上之前的治疗开销，截至目前，王姐一家共花费了约4.3万元。

“我弟弟今年44岁，一直在武汉租房子住。”王姐说，“现在弟弟已经没有钱治病了，是我们两个姐姐在帮忙凑钱。”据其了解，在金银潭医院住院的病人大多是出苦力打工的，很多人东拼西凑，到处借钱治病。

一位患者手机发出的照片显示，当前，一个隔离病房内住有多名病人。

3日午后，新冠吹哨人李文亮因“在互联网上（微信群）发布不实言论”而被武汉市公安局约谈、训诫。根据3月19日晚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李文亮医生调查情况的通报，及同日武汉市公安局发布的《撤销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并致歉》通报，训诫经过如下：
在对网上传播的“SARS”传染病信息进行调查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联系了李文亮。2020年1月3日13时30分左右，在同事陪同下，李文亮医生来到该派出所。派出所副所长杨某安排负责内勤的民警胡某与李文亮医生谈话。谈话过程笔录在案，警方同时出具训诫书对李文亮进行训诫，李文亮表示，在微信群中发布有关SARS的信息是不对的，以后会注意的。李文亮在笔录和训诫书上签字并按指印，一份训诫书交李文亮本人持有。通报称，李文亮医生于14时30分许离开了派出所。

训诫后不久（1月8日前后），李文亮医生接诊了一位感染新冠的青光眼患者，1月10日，李医生出现了咳嗽发热等症状，12日入住眼科病房。发病21天后（1月31日），李文亮确诊感染新冠病毒。2月6日晚21时30分~10点间，李文亮医生去世。官方宣布的去世时间是2月7日凌晨2时58分。

关于李文亮医生感染情况，亦有其它说法。浙江援鄂医疗队医疗总组长喻成波说，李文亮被医院派到了抗疫一线，其负责的病人中，有一位华南海鲜市场的老板，这位病人病毒载量高，造成了李文亮医生感染。

年仅35岁的李文亮医生是首位在新冠疫情中去世的医护人员。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并非个例。

据中国新闻周刊2月18日的文章《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截至2月11日前后，中心医院职工中，达到新冠肺炎临床确诊标准的已有230多人。

截止3月9日，中心医院已有四位医生殉职，另四人濒危（据南方周末3月11日文章《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殉职医生中，有三位是眼科医生，他们是：李文亮、梅仲明、朱和平。

中心医院殉职的四位医生，从左至右：眼科副主任梅仲明、眼科医生李文亮、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和平、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南方周末何籽/图）

中心医院众多医护人员感染的原因，是该院领导（党委书记蔡莉、院长彭义香、纪委书记李蜜等人）严苛压制医护人员预警，并迫使他们严重缺乏防护地暴露在巨量病毒之下。

环球时报3月16日的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镜》披露，疫情发生后，该院领导同意急诊科、呼吸科和ICU的医护佩戴（N95）口罩，但同时又要求其他科室的医护都不允许佩戴口罩上班。许多医生只能自己掏钱去购买口罩。

1月3日，在中心医院的周会上，医院领导批评了几个戴口罩的科室主任。中心医院医生赵辰（化名）说，“一月初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刚刚被医院相关部门训诫完，原计划是要被医院开除，我们医院的一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你们会像李文亮一样被开除。”

赵辰还提到，在疫情大爆发的那段时间，大批量的患者恐慌性地涌入医院各个科室，不论哪个科室都能遇到疑似感染的患者或者潜伏期患者。病毒是不挑科室的，它只会挑那些没有防护的人，武汉市中心医院，那些不允许佩戴口罩的科室，例如甲乳、泌外、心外、眼科、耳鼻喉、超声科就是在一月份倒下了大批医生。

在南方周末3月11日的文章《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中，中心医院一名医生陈小宁（化名）对记者说，早期院里统一要求，“不能说，不能戴口罩，怕引起恐慌。”

多位中心医院工作人员证实，“不能说”，“不能戴口罩”这些要求，均为口头层层传达。

陈小宁说，之前眼科要求设备科、院感办给相应的物资，为医护人员做防护，但当时的院感办主任只给了一级防护，“一级防护是最差的，三级是最好的”。

另一名医生杨珥（化名）说，在12月底已经频繁上报之后，院领导并未示警，没有通过任何途径让人们紧张起来。甚至有科室负责人戴着口罩去开会，还遭到了批评，“大惊小怪，扰乱军心”；同时，院领导通知每个科主任，逐个电话告知每个同事，一律不得外泄病毒的任何消息，“那个电话我接到过”。

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主任医师，兼党支部书记）是因戴口罩去开会而被院领导批评的科室负责人之一。之后，江学庆不仅自己频繁不戴口罩，还提醒同科室人员：“别戴口罩，影响不好。”不久，江学庆被感染、住院、确诊，之后做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体外膜肺氧合，一步步衰竭。3月1日，江学庆殉职。

一张江学庆会议笔记的截图在网上流传，笔记所录的就是1月3日医院中层会议的口头传达内容，院领导要求与会者将这些内容再口头传达给每个职工。江学庆的笔记上写着：“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到处乱讲乱谈……”

江学庆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不可多得的医术精英和“重大先进典型”。在3月10日的人物专访《发哨子的人》中，艾芬医生这样评价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他肯定是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1月3日下午5时，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第二次疫情通报（首次是在12月31日）：截至当日8时，共发现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4例，其中重症11例，其余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目前所有病例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已经追踪到121名密切接触者并进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中。

通报中还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病原鉴定（包括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培养）和病因溯源工作正在进行中，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感染等常见呼吸道疾病。

关于通报中的数据，以下是几个对照数据。

根据中疾控冯子健、湖北省疾控中心杨波等人1月29日在国际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在武汉的早期传播动态》中采用的病例样本数据可知，至1月2日，武汉已至少有51（45+6）例不明肺炎患者。

武汉市首批42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NCIP）确诊病例发病情况分析

中国疾控中心新冠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2月12日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投稿了一篇论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论文对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国内地报告的所有病例进行了流行病学特征描述和分析，披露了很多关键数据。论文中的数据显示，按照发病日统计，2019年12月31日前有感染者104人，这些人中（已）有15人死亡（截止论文发表前）。

《南华早报》3月13日报道，一份该报获得的政府内部数据显示：11月即报告9例（不明肺炎）病例，12月15日病例为27人，突破两位数，12月20日有60例，12月31日达266例，2020年1月1号增加到381例。

关于人传人。本系列上一篇文章的篇首，已经总结了五个既有的人传人信号；此外，

在南方周末3月11日的文章《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中，一位中心医院医生杨珥（化名）说，1月初就有很多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但有了临床症状和影像学依据。此外，陆续有医护人员在接触患者后出现了同样症状。“这就是人传人的直接证据”，杨珥说；

中国青年报3月5日的报道《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则披露，一位首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首批专家组12月31日~1月4日在武汉工作）成员告诉记者，‘专家组当时并未得知人传人信息’，这位专家还说，‘当时询问过的一位武汉医生，在很多天以后曾给自己打电话，承认当时感染了新冠病毒，却没对专家组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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