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是“学者”还是“学骗”？

yuwenfeng

宋永毅是“学者”还是“学骗”？

——宋永毅骗取智华80万字著述的Word数据文档的经过（简述）

颜智华

宋永毅的头衔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知名学者”；还有“曾经回国被共产党抓捕，经国际知识界营救才脱险回美国”的政治光环。于是，初来美国不久并陷于各种困境的颜智华误以为“学品即人品”，对从未谋面只是电话联系上的宋永毅信任无疑，当然更谈不上防范。何况颜智华也是70有余的老年人，来美国前妻子被重庆涪陵区中心医院医生公然谋财害命故意间接杀害（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均有报道），身心受到打击，遇事分辨力下降。上述都是其来美国后被宋永毅骗取走80万字著述《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的Word数据文档的个人主观原因（责任）。这个过程不在此述说，只对宋永毅“究竟是‘学者’还是‘学骗’”的文章标题设问谈一下缘由。

1、宋永毅得到并读了颜智华著述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今年3月，经过周某向宋永毅推荐，宋永毅知道颜撰写并出版了《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24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一书，并主动电话联系上了颜智华。颜马上通过电子邮箱发给宋自己著述的《前言》（1万余字）和《目录》（1万余字）。宋看后立即发函邀请颜参加今年9月份在纽约城市大学举办的“土改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布置颜撰写论文一篇。之后，宋收到颜送给的著述并用半个月阅读完毕（宋在电话上给颜说的），并赞赏有加，对颜说了很多恭维之辞。还说原来只知道文革中广西、湖南杀人。看了你（颜）的书，才知道文革中四川也杀人。特别强调颜在著述中提出了共产党干部的“土改情结”的观点很新颖（实际上颜此观点写入书中已经10多年了。颜在著述中用了四、五万字论述过土改运动对党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以及在特大饥荒中共产党干部非但见死不救，还残酷迫害、暴虐农民等政治思想根源与土改运动的联系。并结论：土改情结是党文化的核心。）。宋说：如果把“土改情结”作为土改学术研讨会论文的论题，一定会非常新颖出众的。还给颜拟定论文标题为“中共的土改情结与四川涪陵历次政治运动”。宋还对颜强调：论文要给稿费；去纽约开学术会议往来机票车票由会议报销；食宿由会议组织方提供。颜遵从宋拟定的文章题目，三、五天时间就写成了一篇3万3千字的学术论文，文中的论据信手拈来（颜著述中的），下笔行云流水。文章层次特别分明，条理非常清晰，语言规范流畅；特别是针对体制内外、国内国外学界大佬所撰写的党史、国史中存在的致命问题（历史价值观问题）作出批评同时提出了个人主张。观点新颖、犀利，论证充分，结构完整，是一篇很成功的论文。但颜智华没有预料到会遭宋永毅的封杀。

宋对颜说：“你这篇文章，我们几个都看了，都认为不合要求。”宋还主动承担责任说：“题目是我出的，与你没有责任。”并提出改正意见：把文章原标题改变成“四川涪陵专区的暴力土改及之后的政治运动”。宋还用红笔划掉了颜文章中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约五、六千字），这第一部分本是文章的立论，颜不仅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体制内外及中外学界中从党文化框架出发解读党史与研究的沉珂；还阐明了在党史国史的撰写与研究中，必须摒弃党文化的影响，否定整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内容、手段与整个过程（环节）。对土改运动，不论是暴力土改还是和平土改，都必须批判与否定。因为共产党的土改运动是它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任务与目标之一——“反封建”。

宋永毅砍掉文章的这第一部分，说明他容不下颜的论点与历史观。颜智华当即明白了自己的文章踩了宋的政治红线。宋不仅给自己设置了一条政治红线，还不容他人逾越他划的这条政治红线。这种情况在无学术自由的国内是常态，但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美国也出现这种现象，是匪夷所思的。颜联想起来美国后经常听人说起“有人搞小骂大帮忙”，“两边通吃”等流言蜚语。但还是从自己善良的本性出发，认为宋发起的这次研讨会是国际性的，各种人等混杂，要考虑避免发生大的争论，避免得罪来宾特别是学界大佬。再说宋是这会议的老板，也得尊重他的意见，体谅他的难处。于是颜忍让了。

宋除砍掉了文章的第一部分外，还砍掉了文章的结尾部分（结尾部分约二、三千字）。这结尾部分是对文章标题（也是论题）中第二个内容（土改运动之后的政治运动）与土改运动之间的政治思想文化联系（土改情结）作出归纳总结。它和文章的第一部分一样，同属于本篇文章的灵魂。也是文章结构必不可少的部分（前呼后应、归纳总结）。

宋砍掉了“头部”和“整个下肢”，所留下的中间部分文字都只是历史资料，但这部分也被宋删改得七零八落，文不成章。实际是要颜返工重写，只准按照宋新设立的文章标题（论题）的意思，罗列史实。笔者颜智华无从阐述个人历史观，更无批评体制内外、中外学界的沉珂的空间了。宋永毅确实不愧是学中文专业的。

颜智华还是遵从宋的意思重新完成其布置的作业。又很快改写成了文章约2万字（姑且叫二稿），仍然紧扣宋永毅重新拟定的论题，文笔流畅。发给宋永毅。

很快，收到宋的回复：我（宋永毅）想把你（颜智华）书（饿死在人民囚笼里的140万乡亲）中的精华内容和精辟见解归纳起来，补充进你（颜）的论文（二稿）里面去。需要加进两、三千字。但我不想（照书上）打字，费时间。请你（颜）把书的Word文档发给我，我采取复制的方法把你（颜）书中的观点添加进去。宋还特别说明不要PDF文档。

宋这种索要书的Word数据文档的要求确实让颜很为难。为打消颜的顾虑，宋除保证不会外传外，还在电话上再次给颜灌“迷魂汤”，宋再次说：自己是某基金会理事，只要我推荐，给你（颜）申请2万3千元基金是没有问题的。去年你们重庆来的谭松就是我帮助他申请的。不过要等到8月份，每年7、8月才能申请。在电话交谈中还很关怀颜在纽约法拉盛的生活窘况，说：“你的书还需要修改，至少需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行。要把书修改好，你需要先安居下来。一年的生活开支没有两万元不行。不过，我（宋）的能力也只能帮你申请两万元，最多2万3千元是上限。”情意之恳切，关怀之及时，确实麻痹了颜智华。宋还说：“给你的书拿去香港出版，我很熟悉。不过，也得给（香港出版社）赞助。不这样别人也不会出版的。”

颜智华为了著述的数据文档在电邮传输中的安全，用加密方式把文档发给了宋永毅，宋永毅也得到了加密文档的密钥数字。但宋用密钥下载不了文档。于是宋指责颜：“刚才我和你电话谈了1个多小时，你仍然不信任我……。我给你保证过不会把你的文档在网上去传播的。我把你当朋友，诚心帮助你，你还是不信任我……。”最后，宋还带威胁性的口吻说：“你不相信我就算了，不发给我也没有什么……”。言外之意是申请基金的事情会泡汤的。颜最后还是委曲求全，忍气吞声使用非加密把书的Word文档发给了宋永毅。

2、颜最后识破了宋永毅完全是设计了一个圈套，骗取自己的著述的Word文档的真面目，是在宋永毅又发回来的经过他批改过的（二稿）论文中（姑且叫第三稿）。宋使用他电脑Word工具中的“批注”功能，分别用不同的彩色线条把颜的二稿论文批改得一塌糊涂，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再次要求颜按照他这批改的（三稿）意图再次重新修改。颜智华仍然忍气吞声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被宋胡乱地大改大动后已经完全不成文章的东西理顺了。结果发现，宋非但没有把自己书中的精华、闪光点加入进去二、三千字；相反，还比自己发给宋的二稿少了2千字，只剩1万8千字了。这时候，颜智华才醒悟过来，自己受骗上当了。宋永毅以（主动提出）帮助颜申请出版基金二万3千美元；并在香港出版著述等承诺相欺骗。以帮助修改论文需要作为借口等手段。骗取自己的80万字著述的Word数据文档。

宋在骗取了颜智华的80万字的著述的Word数据文档后，很快露出来了狰狞面目……。

3、宋永毅邀请颜智华参加（宋的）新书发布会并安排颜智华发言，临开会前要审查颜的发言稿。4月底，宋又给颜发来一个邀请函，邀请颜参加在纽约皇后区明镜总部召开的新书发布会（宋给一名“89六.四”参与者所收集的资料出版了一本书）。开会时间是5月10日。并告诉说来往车费由会议组织者报销。临开会前夕，宋突然告诉颜：把发言稿发给他先看一下。明镜总部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东北边，虽然从法拉盛坐车去也不远，但颜内心说，对这种会是不感兴趣的。但考虑到既然宋永毅邀请了，也得去捧场。宋并安排了言，也得讲两句。想不到这姓宋的竟然要审查自己的发言稿，防范、控制颜智华到了这种地步。这完全是对颜人格的公开蔑视了。

之前宋在安排颜撰写9月份召开的土改学术会议的论文过程中，就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故意反复作弄颜智华（上面已经谈了）。最后还骗取了颜的著述的Word数据文档。到这时，颜已经完全识破了宋的人品与学品。不能再容忍宋在头上拉屎拉尿了。颜告诉宋：“在国内，学术会议是不审查参会者的发言稿的。报告会场也是开放的，未受邀请者也可以进会场参加会议。未受邀请者与受邀请者不同点在于会后吃饭与不吃饭、喝酒与不喝酒的待遇差别。因此，不能把邀请别人开会作为是自己对别人的恩惠；不能当做是恩赐给别人的荣耀。这样做是不好的。”颜还告诉宋说：“我们都是学中文专业的，知道‘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典故。”（意思是叫宋不要以为自己手中掌握有美国某基金会的经费的支配权，就盛气凌人甚至作威作福，乘人之危作弄欺压别人。）最后告诉宋永毅：“我（颜）在会上就不发言了，只参加这（5月10日明镜总部的新书发布）会议。”拒绝了宋要审查发言稿的侮辱性要求。

对此，宋恼羞成怒。马上给颜发出邮件：“收回邀请你参加会议的《邀请函》（指5月10日明镜总部的新书发布会）。”同时“收回土改学术研讨会邀请函”（指9月在纽约城市大学召开的）。“就当我们之间没有这次交往过。”到此，宋永毅的人品、文品（学术品质）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了……。

4、颜智华从今年3月到5月初的一个多月时间与宋永毅远程交往过程中，不但了解了被宋骗取自己花费近30年心血写就的80万字著述的Word文档所使用的手段的卑鄙；同时还初步发现宋永毅这位就职于美国大学的教授、知名学者，其学术品格的虚伪的一面。宋的“学术成就”实际就是收集了别人的文章、资料、档案等东西并制作成数据文档供人有偿使用（如光盘由香港中文大学某机构出售）。在学术品格上，傲慢、霸道、专制；打压不同观点，图谋操控国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方向。甚至有欺世盗名的现象。

最恶劣的是利用自己担任美国某基金会理事的职务行骗，这属于严重的个人品德问题。这是否违犯美国的相关法律？颜智华就不知道了……。

颜智华  2019年9月17日于美国

yuwenfeng

Is Song Yongyi a scholar or a liar?

牛哥HDF19990720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在美国即使闹上法庭，也不好搞：注定是个“持久战”，耗时、耗银两、耗精力不说，还很难保证官司能胜诉！

yuwenfeng

关于宋永毅骗取颜智华80万字著述的Word文档一事的
声  明
Statement on Yongyi Song's Defrauding Me out of the Word File of My 800K-word Book
By Zhihua Yan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职员宋永毅（自称教授）于2019年3月，经过周某介绍，与颜智华在电话上取得联系，并向颜智华索要其著述《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80万字）一本。之后，宋主动向颜提出“帮助颜申请出版基金2万3千美元（宋担任美国某基金会理事）；还要在香港找出版社出版颜的著述”等承诺相欺骗。后宋永毅又以“给颜修改参加2019年9月（纽约城市大学）土改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需要”作为借口。最终骗取了颜智华上述80万字著述的Wordw数据文档。
    In March 2019, Yongyi Song, a librarian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s Angeles (self-claimed to be a professor),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by a Mr. Zhou, contacted Zhihua Yan by the phone, and asked for a copy of Zhihua Yan’s book (800K words) 1.4 Million Folks Died of Hunger in the People's Commune Cage--A Record of the Rural Communism Movement in Fuling District of Sichuan Province. After that, Song offered (cheated) Yan with such promises as "helping Yan to apply for $23, 000 publishing fund (Song served as a director of a found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find a press in Hong Kong to publish Yan's book". After that, Song Yongyi used the excuse of "the need for revising Yan’s paper to matc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d Reform in September 2019 (I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o obtain finally the Word file of the above mentioned Yan’s 800K-word book.
    对于宋永毅这种卑鄙行径予以严厉谴责。
    Yongyi Song's such deceptive behavior should be strongly condemned.
    并警告如下：
    如果利用骗取了颜智华著述Word数据文档之便利，对颜的著述中的内容进行剽窃、抄袭、复制或者扩散等构成侵犯颜的著作权的，颜将依照美国相关法规追究侵权责任。
     Warning:
     If Song takes advantage of the convenience of the Word file defrauded from Zhihua Yan to plagiarize, copy or spread the contents of Yan’s book, which infringes Yan's copyright, Yan will prosecute for tort liabi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声明人  颜智华
                          2019年9月11日于美国

                              Declarant: Zhihua Yan
                                September 11, 2019
                             In USA

美國的學術

顏智華先生看來剛剛到美國不久，一方面自恃太高，另一方面懷才不遇，火氣就大了一點。暴露出對美國學界一些常識的無知：

1， 如他所説：他的著作《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已經在美國正式出版，不是未刊稿。這樣，宋永毅“騙取”他的WORD文檔還有什麽“盜竊”的可能和意義呢？看來如他後來承認的：宋只是爲了幫助他修改出席會議的論文時打字方便而已。

2，顏智華先生不瞭解西方學術會議的規矩，認爲都不需要審稿。一切可以自由且“無政府”。這真是極大的誤解。美國所有的學術會議都需要事先審稿，如是同人會議更是如此。組織者有權對你的文章審稿后要求修改，或不同意你與會。你如不同意修改要求，當然有不參加會議的自由。另一方面，會議的組織者也有不邀請你與會的自由。你當然可以自己組織另外一個會議，發表你獨特的學術觀點。但把這些正常學術規矩混同于“匪夷所思的”政治審查是非常荒謬的。從顏智華先生的敘述來看，宋永毅是好心幫助修改他的論文，以便符合美國的學術規範。他先同意了宋的修改，後來有翻臉想向，人家當然可以不再請你與會了。

3，顏智華先生指責宋永毅是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職員但自稱“教授”，這也是不瞭解美國州立和市立大學圖書館系統導致。美國大約有1/3的公立大學圖書館員有教授稱號，如紐約市立大學、伊利諾州州立大學、加州州立大學等等。因爲他們不是職員（STAFF）而是終生教授（TENURED　FACULTY）編制。他們的終生教職是經過和教課的教授同樣的嚴格的評審過程得到的。再説，評價一個人的學術成就，並不需要在職務上做文章，看看這個人出版了多少中英文著作就可以了。

無知者無畏啊！

美國的學術

另外，顏先生既然覺得你已經出版的書的WORD文檔那麽寶貴，爲什麽不向宋永毅先生討還呢？

在我看來，一本已經出版了的書的WORD文檔更本就不值錢，現在的科技，通過掃描就可以輕易取得。可見顏先生是想通過“大批判”宋永毅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吧？

yuwenfeng

宋永毅不但人品卑劣，同时还是一个学术骗子。这在主帖文章《宋永毅是学者还是学骗——宋永毅骗取颜智华80万字著述的Word文档经过（简述）》中已经做了简要叙述。
下面，把被宋永毅“枪毙”了的颜智华的3万3千字论文粘贴于下。该论文本是宋永毅在今年3月份主动邀请颜智华参加9月份在纽约城市大学召开的”土改研讨会“，同时安排颜智华写一篇论文，且论文的标题也是宋永毅在读了颜智华送给他的著述《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后受到书中观点的启发，特意给颜定下的论文题目。但后来被宋”枪毙“。原因是颜写的这篇论文踩了宋永毅的”政治红线“。就是只能否定暴力土改，而颜的文章是从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源头开始批判否定。不但否定暴力土改，同时也否定”和平土改‘。还批判了国内外“文人学者”在撰写与研究中共党史中的倾向性问题——不从根本上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些都是被宋永毅所不容的。
之后，宋又改变颜的论文的论题（标题），以此约束限制颜的政治历史观点写入论文中去。颜在与宋交往的1个多月中，发现宋根本没有真才实学，还专横霸道。下面是被宋“枪毙”了的颜智华3万3千字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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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土改情结与中共建国后四川涪陵地区的政治运动
颜智华
导论：中共建立至今已经100年。1中国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就是由若干政治运动前后衔接所构成的一部历史，即中共党史。依据唯物史观，由官方组织或者依据官方政治调子写就的党史，从政治本质上看是虚假的，从历史叙事上看是片面的，从立论上看是政治利己主义的，从论点与论据的逻辑上看是脱节的。这种现象是一党专政下舆论一律2的必然。这些年在党史之外，官方或者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又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国史。从某些代表性著述看，主要叙事大多还是中共高层的政治决策、决策分歧与纷争、政策推行实施的过程等内容，称其为中共治国史更确切。不论党史国史，都很少把视角放低，着眼于共产主义运动百年漫长岁月中社会底层亿万国民特别是农民阶层的社会生活史，苦难史，血泪史，命运史。另外，不少研究者从较单一的传统社会学角度去叙述中共政权统治下的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活动轨迹，忽视了中国共产专制社会是一个“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3，同时把这个专政“落实到社会基层”4的高度专制化的社会，几乎不存在一个民间社会空间。社会生活的所有侧面和层面无一遗漏地被高度政治化了，包括个人私生活在内。5作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一部政治史，迫害史，掠夺史。这种政治迫害的普遍性和残酷性；经济掠夺的全面性和严重性是没有历史先例的。编写共运史不写出它对亿万民众的迫害、掠夺的历史，就是完全虚伪虚假的了。与官方编修党史国史相对，民间学人应该编写一部百年共产主义运动真实的历史。本文就是从这个政治历史角度写就的以真实历史叙事作为论据的一篇学术论文。为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编写添砖加瓦，尽微薄之力。
概念约定。凡研究讨论问题，需要概念约定。
共产党政权或者以国家名义的土改，作为整个共产革命历程的阶段性政治操作。与古今中外历史上其它形态社会的土地政策、土地权利归属等问题变革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同日而语。本文所指是共产党建国前在北方解放区的土改和建国后在南方的土改。之前在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也是土改运动历史之组成部分。
关于土地革命与土改运动。中共党史把1927年国共分道扬镳到1937年“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止的十年称为土地革命时期，内容概括为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等三项基本内容。土地所有制变革只是土地革命的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闲暇之余，写就了《新民主主义论》，是为之后中共党史对中共革命阶段性理论定性和时间段划分的政治理论依据。依据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定性和阶段划分，从苏区开始，后来北方解放区土改和建国后的南方土改，没有政治层面上的本质区别，三个时期的土改都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所有或者使用权属方面的单纯的经济制度变革，而是完全服从于共产革命政治的，也是为共产革命筹集物力和人力资源的一种权谋之计划，完全服从于政治。在建国前，是为武装夺取政权服务的。建国后是为巩固共产党专政服务的，只是实现土地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化的一个过渡措施，所谓土地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实际是共产党党有制度。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6不论从历史的或者从社会的或者从经济等学科角度，共产国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质上都是党有制。对经济资源从属的法规制定与解释权、控制权、管理权、经营权、产品（包括利润）分配权等都为共产党。作为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中一个环节的土改，它是与党史教科书上宣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宣示之间没有正面关系的社会变革行为，更非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的社会革命。从俯瞰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高度；以人道主义价值标准；依据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等，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的土改运动，都是没有任何正当性和正义性的。也违反法理的。就是借用马克思以生产力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共产党的土改也完全是破坏生产力和阻碍生产力进步与发展的，这是经过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以中共为代表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所证实了的历史结论。对于北方解放区土改，这些年来有很多文章著述解开了它的真相，揭穿了党史教科书中的谎言。建国后南方的土改运动时间离我们更近，揭露真相的文章著述更多。
共产党的土改，无论暴力与非暴力都是应该全盘否定的。

土改情结。本文所指的土改情结，是作者在撰写1959-1962年4年大饥荒期间的专题史7过程中发现的在共产党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一种政治价值观，思想方法论。一种残暴的镇压手段和经济掠夺模式。苏共进行的共产主义运动所需的物力人力资源主要依赖于对农民的掠夺，中共更是如此。先在苏区后来在北方解放区对农民阶层的强征暴敛是中共政权的最主要最稳定的维持生计的衣食来源。在抗战结束后，特别是在关内解放区，单靠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税收是完全不足以维持和支撑与国民党争夺江山的战争的需要的。于是，在解放区进行土改（包括整党）运动，就成为中共获取包括物资、兵员（包括民夫）和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社会政治氛围的手段。在当时，除与国民党的战争外，共产党主要的精力都是集中使用在土改运动上面的。从一个侧面说，土改运动是支撑共产党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8大饥荒期间整个南方地区农村的区委以上，县委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大多是从北方解放区南下的，他们在北方直接参与、经历过血腥残暴的土改运动。之后又领导、指挥、参与了南方所接管地方的土改（镇反）运动，也是暴力血腥。南下的这批地方干部，先后参与经历的这两次土改运动，构成了他们人生最难忘、最惊心动魄、也是他们第一次最有成就感的历史记忆和政治功勋。他们在南下前夕，不过是村里、乡里、区里的干部或者政治积极分子，很少数是县里的干部。大饥荒中南方地区的区、公社一级干部大都是本地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南下干部一样是既得利益者。上述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活层级的、心理的要素构成了他们对土改运动的认同，热衷，热情与眷恋。谓之土改情结。和毛泽东眷恋阶级斗争一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9土改情结就是共产党阶级斗争情结，整人害人（包括财产掠夺）情结。
土改情结贯穿于中共建国后的所有政治运动。
一、四川涪陵的土改运动与镇反
据中共党史编纂的整体构架，建国后土改运动是纳入“巩固新中国国家政权”的革命阶段性主题框架中的。包括征粮、剿匪、建政、减租退押、反霸、镇反、土改等多项任务与环节，各个任务有先后当然也有交叉重合。一般都称为土改运动，特别在民间的记忆中。
1、“剿匪到那里征粮到那里。”1949年底，中共二野中两个兵团、华野一个兵团及四野两个军三面进入四川，没有遇到国民党军有效抵抗，数十万国军退缩成都后宣布起义，四川实际上类似和平解放。尾随野战军的是事先组建的各级地方政权的接管干部班子。军政人员约30多万。沿途又招兵买马，组建地方军政机构，总人数达到约四、五十万。还有等待收编或者遣散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等。需要给养的总人数约60万以上。当年（1849）民国四川各级政府农业实物税大部分没有征收，粮库空空。因此，征粮成为共产党入川后的首要工作，当务之急。征粮的对象首先是地主，地主家中大都无多余粮食，佃户普遍拖欠或者少交了地租。征粮对象更多的是非地主农户。考量到政治合法性，共产党政权以“借粮”或者抵扣次年（1950年）农业税收的说辞向农民要粮食。引起了农民阶层的普遍反感与抗拒。对“抗粮”不交的地主，征粮工作队采取捉、关、逼、搜等强制手段，也允许以其它物资抵充粮食。如内江地区可以用糖折抵粮食。所谓“土匪暴动”，多是国民党乡村旧军政人员利用民怨抗粮、抢走征收的公粮、打砸共产党乡镇政权，袭击征粮工作队等活动。征粮工作队同时是武装工作队。剿匪和征粮成为一项工作的两个侧面。江津地委提出“剿匪到那里就征粮到那里……”的工作指导方针。类似武装抢粮。在整个云、贵、川三省，都是这种征粮模式。其实从1928年初的湘南暴动开始，共产党在游击区都是用这种模式筹集粮草。
2、土改运动。
（1）涪陵县杀了多少人？
涪陵县为涪陵地委机关所在地，土改运动比其它县先行一步。除包括兴隆乡在内的两、三个乡作为地委、县委的土改试点乡而提前开展外，整个面上是从1951年1月开始的。
根据中共涪陵县委1951年6月8日《关于镇压反革命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涪陵县在土改运动的前期和中期（截止1951年6月8日前）共计杀了反革命3,561人。
涪陵县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情况统计表（第一阶段）10
人  案别 特务  反动会道门  政治土匪  惯匪  恶霸   放毒  暗杀  烟毒   其它   合计  备考
数
刑别
   死刑    284      32         1651     473   368    4     8      27    214   3561
  
十年以上  1       6           62      24     68                 5      62    228
   
三年以上  1      14           74      31     91    2           14      60    287
   
一年以上  2       7           44      17     37                29      75    211
   
合计   288      59        1831      545   1064    6    8     75      411   4287
备考：“其它”项内，系各区未将项别、罪恶、性质等分类分清数字。




根据上面的统计表：按当时全县总人口972，491人计算，死刑占总人口的3.66‰。如按照当时全县92个乡11平均每个乡杀人38.7个，如按照当时895个保12（相当于人民公社化时期的管区或者大队）计算，平均每保杀人3.98个。这还不包括之后（运动后期）杀的人。可谓村村流血，杀人如麻。
还搞突击杀人，涪陵县从1950年9月—1951年2月上半月的近半年中，“结合中心任务……全县镇压了323人”。“镇压结果群众较前满意，齐声叫好……但由于镇压（对象）的标准（定得）过高：要首恶具备、要解放前无恶不作血债多、解放后直接参加暴动。恶霸（也是镇压对象）条件（指定性标准）（要）条条具备才算恶霸。（另外）个别干部的右倾思想仍然严重存在。（因此）形成镇压不严，不及时，配合不上运动……”。
（1951年）“2月底，县委研究了彭真同志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条例及上级指示后，分别召集了治安员和区书（农村区委书记）会议进行自上而下的检查与布置，（对）犯严重右倾的两个区书，调动了工作。（然后）又逮捕了一大批，各分庭和区政府（指农村的各个区法庭和区政府设立的临时监狱）都装（装：关押）得满满的。……群众卷入镇反高潮，到处搜山捕人犯，自动的到重庆、陕西、南郑、汉口、贵州捕捉，造成一片杀声叫好声。……群众生长了斩草除根的思想，反对判徒刑，对已判徒刑者再三请求，重判死刑，并与他村他人作比较。区干部左的情绪随着群运的开展而滋长喜欢集体杀人，十三区（后划归垫江县管辖）有一个乡在追反斗争中，一天杀了三十个人。收集材料马虎片面的听取反映，不加研究整理，便送上呈批，县委领导上把镇压单纯的理解为杀人，重杀不重关管，认为‘判徒刑是增加国家负担，浪费公粮’，“留作（着）反革命分子和地主作恶终是祸根，特别是朝鲜战争形势如有变化更加麻烦，不如杀了痛快’，因此表现草率批条。（又）因（川东）区党委四月十五号前要从（涪陵）地委收回杀人权，五月上旬地委（又）要集中（农村）区以上干部整风（开会），（因此）怕各区所关（押）的案犯出乱子；怕（川东）区党委离得远（机关在重庆北碚区），批的不及时（指杀人审批时间延迟）。（于是，县委）连夜突击积案，只看罪状不看名字，一夜批了二百多案子，赶工镇压一批，杀人来不及出布告，把所杀人犯的罪状写错，张冠李戴或把名字写错，已批准杀的人到执行的时候，未抓起来。……三、四两月份共杀了二千七百三十二人（2,732人），占全县总镇压数的百分之七十七（77%）”。同时“三、四两月份全县地主自杀的有192人”。13
如按照两个月共60天计算，涪陵县在这60天中，平均每天杀人45.53个、自杀3.2个。血可以汇成河，尸体可以堆成山。杀人确实如麻。
①从“右倾土改”试点与“血流成河”的土改复查——涪陵县兴隆乡案例。
根据参加过涪陵专署土改试点工作队小组长的张亚贤先生告诉作者：
在土改运动全面开展前，涪陵专署土改工作队率先搞的试点，时间大约是从1950年11月开始到1951年1月底（春节前）结束。由时任副专员赵一川带队，队长是南下干部王瑞祥，副队长是本地的地下党干部周某某。“该乡土改（试点）运动中就杀了大地主郭凤阳一人，张亚贤负责的第六、七、八村也未有被判刑劳改的，但被斗争的地主很多。杀人少的原因是该乡不是土匪窝子，参加暴动的人少”。
从1951年2月开始，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右倾。据在土改运动时候参加工作的两名本地干部撰文14说：1951年5月，工作队又进驻兴隆乡搞土改复查，一次就“斗争100多人，判刑32人，其中有死刑16人，兴隆乡惠民村就有5名死刑犯”。那为何在几个月后又搞复查，并屠杀16人呢？“工作队转移到其它乡（松荫乡）去后，封建地主、恶霸土豪等反革命分子，疯狂地起来反攻倒算。他们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打起来了，共产党的天下不长久了’。如兴隆乡蔺家坝原住蔺家寨的地主蔺吉云，将分给农民的耕牛、农具、磨子和其它衣物都追了回去。还威胁农民积极分子”。于是，“地委县委决定对堡子、兴隆两乡土改运动进行复查”。
这兴隆乡里在土改复查中被一次枪毙的16名地主是否曾对土改运动搞过“疯狂反攻倒算”？地主蔺吉云是否真的将分给农民的耕牛、农具、磨子和其它衣物都追了回去？根据笔者调查，这纯属子虚乌有。首先，兴隆乡的土改（试点）运动结束于1951年1月底，而从1951年1月开始到同年4月份正是涪陵县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高峰期，也是镇反杀人的高峰期，与兴隆乡相邻的各乡村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正杀声一片，血溅四方。兴隆乡的地主们诚惶诚恐不及，谁还敢对刚结束的土改运动反攻倒算？其次，这兴隆乡里地主是不喂养耕牛的（耕田所用耕牛由佃户自行解决），只有富农才喂养耕牛，这蔺吉云家中也没有喂养耕牛。其三，这蔺吉云虽然有约100担田产，但他为人和善，也未担任过乡长保长等伪职。用中共当时的政治术语说，蔺吉云非“地主阶级当权派”，也无劣迹。土改复查运动枪毙他，给加的罪名是“私藏枪支不交”和“组织过土匪暴动”（与蔺吉云同村的退休小学教师刘廷福接受作者调查语。刘廷福土改运动时年30岁）。其实，在该乡土改复查之前的土改运动（试点）时，就已经搞了清匪反霸的，该杀的也杀了，该关的也关了，不可能还有“漏网”的土匪头头。但是，后来土改复查工作队一次屠杀就是16人，还劳改16人，这实际是对三个月前结束的由行署工作队搞的“右倾土改”的否定，复查工作队是有备而来的，专为杀人而来的。所谓地主“疯狂反攻倒算”，只是编造的口实。
邓小平为反右倾，杜撰地主“杀狗钉刀”。其实在这兴隆乡土改复查两个多月之前，即1951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的《报告》15中就杜撰了地主“杀狗钉刀”，反抗运动的故事，为反土改运动中的右倾提供依据。“在川北一个典型试验乡，地主杀了一条狗丢在村干部家门前，还把刀钉在门上，来吓唬村干部”。有何根据说“杀狗钉刀”这个故事是杜撰（或者是干部嫁祸于人）的呢？解铃还须系铃人，让邓小平自己来回答吧。首先，发生地主“杀狗钉刀”这事的是一个“典型试验乡”，所谓“典型试验乡”，就是由县委、地委或者川北区党委头头们亲自出马过问的，土改工作队人马配备充分齐备（都带枪）“大军压境”，地主们如惊弓之鸟，还敢“杀狗钉刀？”再则，运动中，城乡都处于“武装戒严”状态，村级政权组织机构强势有力，“有农会主任、副主任、村长、组织委员、青年委员、生产委员、妇女委员、武装队长等。大村发枪二、三十支（民兵），小村发枪10支（民兵），每枪子弹5发。16地主被严加监视（重点对象要拘禁）。所以，即使出现“杀狗钉刀”，多是嫁祸于人的假案。
张亚贤先生认为：后来土改杀人，主要在于朝鲜战争爆发，需要稳定后方。和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一样。
③如果说南下干部的土改情结始于老家进行过的北方土改，而南方本地干部的土改情结则是参与本地土改运动铸就的。
“当时上级已经指示枪毙人犯不准敲沙罐17，只准打背心。16名死刑犯每隔约两公尺并排跪在地上，安排16名民兵按号令同时开枪，只有一名叫刘国贞的女民兵一枪打中死刑犯的背心立即毙命，其它男民兵都未打准而死刑犯不死，又采取补充措施……”。“有一名枪手在拉枪栓时，三八式步枪的子弹退出了枪堂掉到地上，为了跟上统一开枪的号令，这枪手忘记了不打脑壳的指示，一枪把面前的人犯的头盖打翻了，脑花与鲜血喷溅……”。“打中人犯胸部一枪毙命的女民兵刘国贞因此受到地、县、区委的表扬，并安排到鸭江区工作（当干部）”。18
中国传统社会，一般女性本是温柔善良贤惠富于同情心的。西方社会，女性被赋予圣洁和天使的光环，“白衣天使”往往出现在杀戮的战场救死扶伤；死刑犯刑前也受到“神”的关怀。“一枪打中死刑犯的背心（使其）立即毙命”的涪陵县兴隆乡女民兵刘国贞，杀人时方寸不乱，真如后来毛泽东所赋诗歌“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中国特别是农村，重男轻女。让一名青年妇女充当刽子手杀人，不知是县委工作队刻意安排还是这名妇女主动请缨？不过在刘国贞充当刽子手前，邓小平就宣扬和夸奖（土改运动中）“妇女往往站在最前面。四川妇女勇敢、会说话，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妇女乡长和区长”。19笔者翻阅涪陵县委组织史资料，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农村里公社和区级政权里面，一般都有妇女担任副职，运动中整人的凶狠多数不亚于男性干部。在1959年—1960年反右倾且时值大饥荒中，涪陵县荣桂公社双桂大队支部书记熊某（女），还组织了由7名年轻姑娘组成的斗争小组，专事搜查、批斗、充当打手。人称“七姊妹”。这女支部书记和丈夫（大队民兵连长）权倾一方。在之后的（纠左）整风整社运动中，由于民愤大而被批判的社、队女干部不少。
④涪陵县清溪区土改运动杀人。作者的一位表哥周家德目睹了清溪区一次杀人场面。一次“杀几十人。清溪场上枪毙20几个，在河（长江）边。有个民兵扣动扳机时手发抖，一枪没有打准。死刑犯扭过头说：兄弟，瞄准点耶。后来是一个穿军服的把枪拿过去打的。一个七、八十岁的（死刑犯）走不动路，用滑杆（类似轿子）抬回平安（乡）打的。”20时任该区公安员的何家捷先生接受作者调查：“罗云（乡）一次杀了十几个，那里有一个暴动。” “和兴乡枪毙人打脑壳，脑花四溅。围观老百姓很恐怖，影响不好。后来叫民兵打胸部……。”这事在8年后1959年底县委反右倾运动，批斗已经担任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何家捷，还旧事重提算老帐，说他“同情恶霸地主，枪毙不打脑壳打胸部”。21
清溪区委上报县委审批的死刑名单中，有一人的姓名栏目里填写的“铁脑壳”，罪名是“惯匪”。看来区委连要判处死刑的人的姓名都没有问清楚。
⑤“赭衣塞道，囹圄成市。各乡各村抓捕的人犯都送区公所关押，判徒刑者再送县公安局关押。由于监狱无囚衣、囚被一类生活物品，公安局还发文件，要求各区把已经处死犯人遗留的被褥集中送公安局，物品再利用。监狱人满为患，疾病死亡率很高。据作者舅舅说，他的爸爸（作者外公）秦绍修就是死在涪陵专署监狱里。被抓时已经50多岁，村农会干部整他的把柄是其当过保长（解放前3年任职，按照共产党政策不属于反革命）。秦绍修入狱是遭村农会干部公报私仇，据知情的乡邻说，起因是两家因小事发生过口角。秦绍修是由丰都县押送到涪陵专署监狱的，如果不死不知还要押送何处去劳改？
⑥公报私仇的典型案例。私仇公报，还要“斩草除根”，杀了哥哥还要杀其弟弟。涪陵县蔺市区五马乡万松村村长邓某，本是杀猪匠，土改运动中当了村长。首先对同村农民周海荣私仇公报，周海荣曾和这村长邓某的妻子通奸，邓某就抓住周海荣参加过土匪暴动的把柄，让乡政府和土改工作队把周海荣列入死刑名单上报，枪毙了。斩草要除根，邓某又捏造编织罪名，报请上级判处了周海荣的弟弟周荣禄（19岁）死刑，且密而不宣；当在五马乡场上召开公审（杀人）大会，工作队宣布提审周荣禄时，本村的群众才得知要杀的反革命中有周荣禄，于是在会场上高声喧哗起来，整个会场随着轰动，还有人大声呼叫：“周荣禄不该杀，我们要担保……”。“土改工作队副队长王宗瑜立刻叫我（该乡干部张旭良）和桂质卿乡长到群众中了解一下。……”。“我将（了解的）情况汇报给王副队长后，王副队长深入群众中核实，立即采取措施，吩咐我把布告写过，当天只镇压（大恶霸地主）祖治轩一人，将周荣禄立即交与该村处理，由他们取保领回”。
（2）涪陵县世忠乡邓家坝村（人民公社化时期叫曙光管区）
土改运动划阶级成分，镇压“阶级敌人”简况
①土改时全村基本情况
解放前叫世忠乡第四保，解放后因全村范围内有一坝子叫邓家坝而取名邓家村。土改运动时全村人口：250多户，田土合计1，500多亩（水田1，042亩，土500亩）。每户平均有田土约6亩。
1951年土改，本村划地主9户（田地在邓家村的外乡地主一户不计算在内）。富农2户。
②镇反杀人与劳改人数：枪毙9人。枪毙的9人是：
石炳成（解放前死）家，划地主成分。石家有田、土共计100余担并出租。收实物地租：（稻谷）32担，稻谷一担为350斤，32担即11，200斤，如加工成大米有8，800斤；另收租有包谷不多（因包谷产量低）。
石炳成有五个儿子，未分家，即五个儿子尚未对父亲这笔遗产进行分割。其中四个儿子在外当官（国民党军队），还有一个叫石国基的儿子当本乡乡长。
石家有两弟兄被杀。
ⅰ石国基，解放前曾任本乡乡长，参加中共地下党，涪陵刚解放时，中共新政权初来乍到，中共地下党当然是依靠对象，石国基成为中共征粮队成员，鞍前马后协助中共征粮征物，非常积极。中共新政权先是平息了武装土匪叛乱，紧接着清匪反霸，然后镇反和土改，但这石国基还是未逃过镇反与土改运动这一关。石国基被杀的罪状据说他是“十人党”成员，这“十人党”是由十个人组成的“反对中共的地下反革命组织”。
ⅱ石成基，本在外当过团长，不知是何原因，刚解放时回家乡，被镇压。
另外3个儿子一直在外至今未回过家乡。
ⅲ况继余，有子女五、六人。家有田土60担。况继余在镇反土改运动中被枪毙。解放前未担任过任何职务，未当过土匪，未抢过人（抢人：指抢劫、偷窃等）。
ⅳ周春和，有田地几十担，乡村医生，且医术高明。是乡村民间一个自发性求神拜佛小团体“观音会”的头头，未做过坏事。枪毙。仅《涪陵市志》记载，在镇反运动中被取缔镇压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有6个。
ⅴ周习光，家有田土十几担，当过保长，拉壮丁（即征兵）时以权谋私，民愤大。枪毙。
ⅵ周某某（周习光的亲兄弟），乡村医生，小地主而已，也当过保长。枪毙。
ⅶ李伯其，成分不是地主，国民党政府中的旧人员。枪毙。
ⅷ孙根伦，寺院地主，位于本村的荫嘴寺（佛寺）的主持和尚，寺院共有和尚五、六人。有田土100多担，收地租56担（稻谷）。还招有佃客（又叫田客、土客，即雇工）。孙根伦担任佛教协会会长，未做过坏事。该寺香火很旺，农闲时节烧香求佛的人非常多，特别是在春节前后热闹非凡。烧香求佛者不需送任何钱物，只点上一柱香即可。孙根伦出门坐滑竿。据说暗中养有妻妾。枪毙。
ⅸ舒世超，有田土不多，只几十担，本乡乡长。有几个儿子，其中有在外当官的，在家中的一个儿子抢过人（抢劫）。舒世超听信中共《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的四项忠告》，转而拥护中共。继续履行乡长职责，维持本乡秩序，参加征粮工作，鞍前马后很积极，不曾想到共产党会杀他。结果在土改运动中杀第二批时被枪毙（潘克勤原话：“打的第二批”）。枪毙时50几岁。舒世超认为共产党不会杀他，因为这《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的四项忠告》是由中共西南党政军的两位最高大员邓小平和刘伯承签署的。但他不知道也不会懂得中共的整个革命战略部署和策略：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叫做“剥皮要一层层地剥，先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再打击一般主要的敌人，最后再做到消灭阶级的敌人”
250余户人家的邓家村，土改运动中有7家共9人被杀。笔者在调查时问：“象况继余虽然是地主，有田土60担，但全家人口六、七个，人均土地也就10担左右。一年的主要收入（实物地租）也就不到10，000斤大米，人均不到2，000斤。又未欺压百姓，未做过坏事。那杀他的罪名是什么？”潘克勤答：“地主嘛！有钱。大家说该杀就杀了。”又问：“周春和是医生，且医术高明，又未做过坏事，又为啥枪毙？”潘克勤答：“他是观音会的头头，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主要是这个……。那阵（当时）法庭就（设）在我们村上，只要有人说杀，就杀了……。”
判刑劳改一人：“夏某某（潘克勤一时想不起名字），国民党军队伤员，手掌被炸断一只，据说是坦克部队军官，有点文化。解放前夕回乡务农，佃中农（佃中农：即自己无田地，租种地主的田地，但生活好于贫农，即划此成分）。土改运动中晚上装鬼叫，吓唬在村公所（农会）里值班的民兵，使其害怕不敢晚上值班。以此定罪为搞破坏，判刑劳改。刑满释放后回村，熬到上世纪90年代才死去。”
未计入本村9名地主成分的还有一外乡（黄旗乡）农户，在邓家村有田地，其地主成分由居住地划定，其田地由邓家村分配。
富农2户：其中一户有田土60担。这户富农的土地面积和收入远远高于涪陵地区土改运动中所划的地主、富农中的多数，实际上涪陵地区被中共划成地主、富农成分的农户中，在解放前多数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艰苦生活。“自己下田劳动，不算地主，定富农成分”。潘克勤说。
小块土地出租（成分）一户。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中规定：家中人均田土面积未达到地主标准，但出租给别人种的，即划为此成分，政治上享受上中农待遇。
划中农成分的农户：占全村总户数（约）50%；其中自耕中农20%、佃中农30%，“土改运动开始时准备划有‘下中农’成分一个档次，但到最后确定成分时未采取，只分为‘自耕中农’与‘佃中农’两个档次”。潘克勤说。
划贫农成分：占全村总户数（约）40%多。（贫农分为“自贫”与“赤贫”两个层次。“自贫”即自己有少量土地，有房屋；“赤贫”即完全无土地和房屋）。
该村土改运动分配土地情况
潘克勤家情况：潘克勤，男，生于1917年，邓家坝村人。解放前在长江上当（木）船工约10年，解放时回村，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贫农（赤贫）。中共涪陵地委第一个示范农业合作社——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土改运动时家有三人（两成年人一幼子），分得田土2亩6分（水田1亩1分、土1亩5分），（幼子未享受成年人待遇）。
贫农分得好田好土好房屋，地主分配给瞥（pie）田地和茅草房。
由于本村分配后还有一点余地，分配给了由外村迁来的几家农户。
（2004-06-27笔者二访潘克勤于邓家村家中）
作者：涪陵县的土改、镇反运动，所杀人数（死刑）约占总人口数的4‰以上，远远超过毛泽东事先规定的“……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1‰，个别地区可以突破，但不应超过1.5‰的比例”。至于全国杀了多少人，据毛泽东自己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来自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人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名。
以被杀71.2万这个数目，按照当时全国人口5亿计算，比例达到了1.24‰.超过他事先预计的平均杀人比例在1‰的水平线。22这个百分比是按照5亿人口计算，是不正确的。中共建国后的南方土改地区的总人口，只有3亿多，由此计算，死刑占2%以上。
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事先确定一个按人口总数的百分比例来杀人的思路，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尚无专题研究文章可寻。应该是在北方土改复查与整党运动血流成河后，毛泽东叫“踩刹车”之后才开始的。之前在苏区杀人是没有设定比例的，如张国焘部红军在川北苏区杀人放火23就可与蒙古、满清军队屠城堪比。(接下页)
























（3）丰都县包鸾区弹子台齐心大队（公社化后行政单位）
土改运动划地主、富农成分及处死、劳改情况一览表
全村农户总数：60几家人；划地主7家、富农2家。枪毙1人、酷刑斗死1人。劳改6人。
耕地面积单位：担（也是粮食重量单位，即1担=350市斤稻谷（175公斤）

家       族     户  主   被划成分    田产（担）  收租（担）  刑  罚     备  注
秦铸九          秦铸九    地主      50—60                             （1）
秦铸九长子      秦石琴     -----      未分家                  死刑枪毙   （2）

秦锡山          秦锡山     地主      40—50                             （3）
秦锡山长孙     秦率西     富农                               判刑劳改  （4）
秦锡山二儿     秦某某     不详                                          
秦锡山三儿     秦三军     富农                               判刑劳改  （5）

秦顶山         秦顶山     地主     13—14              
秦顶山之弟     秦协辅      地主    13—14                               （6）
秦顶山之弟     秦良辅     地主     14—15                    酷刑整死   （7）
秦中辉         秦中辉     地主       5                       判刑劳改   （8）
秦绍修         秦绍修     地主       8              4        判刑劳改   （9）
秦尊山         秦尊山     中农                               判刑劳改   （10）
刘会风          刘会风   小块土地出租                        判刑劳改   （11）
耕地面积单位说明：在解放前和土改运动中，涪陵专区的水田面积单位采用“担”，如某一块水田在平常年景的稻谷产量为1担（350市斤），则面积就视为1担。由于田（或者土）有质量和自然条件好坏之差别，相同单位面积的产量有高低之分，所以田土的单位面积“担”不是一个固定的面积单位，而是一个随田土的质量和自然条件的差异等级而有大小差异的面积单位。实际上“担”是一个以产量（350市斤稻谷）作为量度标志的耕地面积单位。在租佃或者产权的买卖交易活动中有方便之处。土的面积则以种植包谷的产量计算，包谷1担=400市斤（200公斤）。
在山区，地主出租耕地一般是水田和旱地一同搭配出租，一般只收取水田的租金（实物稻谷），不收取旱地的租金。水田实物地租一般按“五、五分成”（地租50%）或者“四、六分成”（地租60%）计算。
对上列调查资料的综述：丰都县包鸾区弹子台齐心村一带本是海拔一、两千米高的两座高山的山峰下一条很狭窄的沟壑，喀斯特地貌。齐心村与相邻的光明村在解放前同为一“保”，土改运动时废除保甲制，改名棕桥村，隶属于包鸾区云台乡。后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村，即齐心村和光明村。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分别叫齐心大队和光明大队。
齐心大队在解放时约有60户农家，由于生产力低下，除一、两家农户外，就再无人家能够敞开肚子吃饱饭的（饭：非指大米饭，主要是指玉米、洋芋、红苕和糠菜等），但土改时划了7家地主、2家富农，占农户总数的15%，远超过中共划地富成份比例为8%的政策规定，并把其家中的一点点粮食及生活用品给强行没收了。
该村一个约7家人居住的农家小院子叫“月亮坝”，都姓秦，同宗，就划了四家地主（秦良甫、秦顶山、秦协甫和秦绍修等四家），分了他们家中老小们用以糊口的那点点粮食不说，还要强迫他们交出“隐藏”的财物、枪支（莫须有），类似老解放区土改运动时“斗地财”，前述那名叫秦良甫的“地主”，就是因为交不出农会干部们认为隐藏的财物而被活活整死的。该农家小院先后共有3人被以莫须有罪名弄去劳改（秦绍修、秦樽山二人在土改运动中被劳改；秦中永本是公办小学教师，在1960年“三反”中也被劳改。该大队另一个被整去劳改的秦中辉，押解到涪陵关押不久被释放，回家后饿死，临死前饥饿难耐，吩咐小儿子秦宣昂去离家10里外的亲戚秦秀珍家讨饭，秦秀珍给这讨饭的小孩先吃了一碗杂粮掺和着野菜煮的“干饭”，然后拿出从牙缝中省出的一小碗麦面和几个洋芋，叫这小孩带回家，算是救济。小孩回到家兴奋地告诉父亲：“我在大嬢（大姑姑）家吃的干饭”。此小孩现在已经老年。
上表备注：
（1）秦铸九，有田土五、六十担，全村首富。为人和善，未斗争。
（2）秦石琴，中共地下党员，秦铸九的长子，解放前曾当过弹子台乡长，与该乡联防大队长谭某某不和，把谭谋害（活埋）。解放初以中共地下党员身分去中共石柱县政权当干部，土改运动时有事回家（可能是被诱捕-作者），即被农会扣押，枪毙。1980年代中共给予平反，说是错杀。
（3）秦锡山，本有三个儿子。长子解放前死亡，后跟随长孙秦率西家庭生活。
（4）秦率西（抗战时当过国军青年军201师的连指导员，抗战结束后回家务农），划富农成分。统购统销运动时被以“闹粮”罪名判刑劳改。
（5）秦三军，秦锡山第三子，划富农成分，因“闹粮”劳改。
（6）秦协辅，解放前死，其妻为户主划地主成分。
（7）秦良辅，被酷刑整死，前面已经叙述。
（8）秦中辉，职业本是教师，仅几担田产，划地主成分。可能与解放前任袍哥（哥老会）大爷，当过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极端贫困的三坝乡的乡长一事相关。解放初曾经任中共征粮工作队队员，村文书等。被押送涪陵专区监狱劳改，后释放回家，饿死。
（9）秦绍修，前面已经叙述。
（10）秦尊山，前面已经叙述。
（11）刘会风，划小块土地出租成分。国民党员，湛普（乡）小学校长，土改运动时因为“造谣”被判刑劳改。24
奇怪的是，该村农户夏良安，有田土五十多担，耕地面积与该村首富地主秦铸九相当，却划“自耕中农”成分。估计，即使未出租田地，但不可能不雇工。
（本文中关于齐心大队土改运动前后的有关情况分别根据该村农民秦禹九-中农成分、秦尔植-贫农成分等人所述整理。二人在解放前都曾在本村读过书，有点文化。秦尔植在抗战后期还在“青年军”中当过勤务兵，由于上司秦维明后来逃往台湾，秦尔植虽然是贫农成分但在解放后的20多年中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
这丰都中共县委，还为土改运动中“有些山区土多田少，土地又分散，群众生活贫苦，在减退工作中贫雇农问题很少获得解决的地区”制订了《反贪污草案》，地委在批示中指示：对无押可退25的地区，可提出清匪、反霸与减租退押相结合。通过追匪的赃款赃物去清理地主、恶霸和匪首的财产。以追匪根为题，归债群众的损失。这不仅在政治上打垮封建势力，在经济上也同样可以解决部分贫雇农的困难。由上述丰都县委和涪陵地委的文件中，暴露出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在政策和策略的制订上不择手段的真实面目，即把划不上地主富农阶级成分的农民打成“恶霸”或者“匪首”，以此没收其财产。两个半月后，即1951年4月，地委在一份工作总结中表示：这场运动在经济上削弱了地主，政治上打垮了地主，农民掌握了三把刀——农会、武装、政权。26由此，暴露了由北方南下的这批中共官员们根本不曾想要把土改运动按照中共自己宣布的法规操作。也从来没有按照法规操作。仅凭借共产党字面文书与政治宣传来解读共产主义运动是完全不靠谱的。

邓小平作为西南行政区27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指挥了西南全区的土改运动。他把征粮、土改比喻为比淮海战役还要困难与大得多的一场战役。28邓小平出生四川广安县农村一土豪家庭，16岁随由重庆商会资助的留法勤工俭学团去法国学习“实业救国”。在巴黎补习法语半年后国内资助中断，为生计到工厂做工，后被周恩来罗织去莫斯科进东方大学，回国后成职业革命家。邓小平率共军“解放”后，重庆工商业萧条，工人普遍失业，物价飞涨；农村特别是川东、川南、川北农村普遍发生灾荒，严重缺粮，百姓苦不堪言。邓小平还应中共中央要求，紧急调粮由长江东下运去南京、上海救燃眉之急。为调运川中、川西粮秣物资，邓小平下令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修筑成渝铁路。还大兴土木修建重庆人民大会堂。参与修建铁路的劳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土改运动中被判徒刑的犯人。
如果说北方土改运动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但共产党以此成功地把农民阶层捆绑上了与国民党争夺江山的战车；南方土改运动，则让贫农阶层给共产党交了一份“投名状”。29

二、以行政命令为手段，以专政机器作后盾，普遍制造劳改、枪毙等案例以恐吓，
强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如果不谈1930年代前期张国焘红军部在川北的苏维埃政权搞的赤化运动造成的巨大人道灾难30（当年的报刊记载：烈者如闯献31），则中共建国后的土改运动是四川老百姓共产主义运动历程中社会性灾难的开端。
根据薄一波《回忆录》，32毛泽东是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农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翼来设计的。
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包含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两项内容。为叙述简要，本文把涪陵这两个运动中，党委以铁腕镇压手段推进运动的进展情况合并起来谈论。
粮食统购统销，是共产党在高额农业实物税收的基础上，变相再增加税收额度的竭泽而渔的经济掠夺政策。还包括棉花、食用油料，后来还扩大到畜产品、林产品等。
统购统销还可以作为惩罚不加入农业合作化的农民的手段，多摊派统购数额。
时间从1953年10月开始至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前。
如果说土改运动的既得利益阶层是贫农，受打击的是地主，则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运动受打击面就是整个农民阶层，所谓二次土改。二次土改也非和平。中共当局事先预料到必然遭遇农民阶层的对抗，为镇压农民的对抗，公安部向各级公安部门发出了《关于保卫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紧急指示》的公文。331953年11月25日和27日，涪陵地委就统购统销工作如何运作先后两次向各县委发出策略性指示：一是“要防止急躁，和简单惩办，加强耐心宣传动员工作”。二是“让各级干部和群众充分暴露真实思想后，再反复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讲清道理和政策。同时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作法。但必须采取民主和人民内部自我教育的方法，切忌用斗争会和乱戴资本主义帽子等简单粗暴的办法”。地委这一指示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一厢情愿的事，但如果另一方即农民对统购统销这一巧取豪夺的要命政策不顺从不配合，即党委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贯彻统购统销政策失败，那就只得动用阶级斗争的模式了。阶级斗争就是暴力。
1、涪陵县农民的对抗与被镇压。
据时任涪陵县龙潭区共青团干部的夏淑碧（女）回忆：“1953年10月被派到同乐乡搞第一年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当时因征粮任务重，群众也不理解，所以抵触情绪很大，如我们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是为了支援工业化，为了将来过苏联式的生活以及割资产阶级尾巴等等，我所在的新胜村一个农民周某说：‘你们说割资产阶级尾巴，结果把屁股都割了半边，还说将来过猪儿生活（涪陵话“猪儿生活”与“苏联生活”谐音），现在就要过猪儿生活了’”34。又据时任涪陵县蔺市区白鱼乡（后合并归堡子乡）文书的郭昌荣回忆：“在粮食统购统销中，主要问题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下硬指标，把农民的粮食统购多了，当时叫‘农民卖了过头粮’。农民在生产中缺粮少吃，意见很大，找到村社干部扭扯，有的甚至闹到乡政府，把乡政府伙食团的甑子都端了”35。（甑子：涪陵普遍使用的蒸饭用的木制炊具）。
为应对干部进家门查抄“余粮”，涪陵县凉塘乡蚕溪村农民洪传普（土改划贫农成分）把粮食藏在茅厮粪池中。“把包谷装了7个榨菜坛子，用绳子捆起，吊在猪圈屋茅厮里……”。榨菜坛子（罐子）属于陶器，如果装包谷，一个可以装50余斤。用绳子捆绑后吊下粪水池中，只露出罐子的口在粪水上面，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万一粪水灌进去，包谷就吃不得了。万幸的是，干部既未进洪传普家中来搜查，吊在粪水池中的罐子也安然无恙。
还有被迫自杀的，涪陵县白涛乡兴隆村一名叫肖恒钊的农民，土改划贫农成分，担任村里的会计。终年省吃俭用，勒着裤腰带过日子，由此家中余下来的一点粮食被统购工作队强行统购走了，一气之下上吊自杀，其妻子后来嫁给了当兵退伍的肖恒钊的亲弟弟，涪陵民间把此类婚姻叫“填房”。
1954年10月16日和10月29日，涪陵地委就先后两次批转专署政法党组《关于粮食统购统销中严厉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的紧急措施和加强巡回人民法庭工作的意见》文件：“各县应及时研究贯彻《意见》精神，以便及时有力地打击富农、奸商、地主、反革命分子搞破坏活动。在执行政策中，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以镇慑敌人，可选择典型案件，掌握火候，适时公开处理……”。
“有的地方对打击反革命现行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打击的对象不够明确……，今后工作要加强对有关政策的学习和理解，提高对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的认识，加大对破坏统购统销工作的（敌对分子）的打击力度，严惩重点对象，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做到稳、准、快……”。36
从1953年底到1954年底，根据地委部署，农村里打击破坏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的行动就展开了。如丰都县包鸾区弹子台齐心村就有农民秦率西、秦三军（土改划富农成分）被抓捕劳改，罪名是“闹粮”。劳改一去不返。
涪陵县插旗乡群沱子村5组农民黄长义（土改划中农成分），也是被以“破坏粮食统购统销，套购国家粮食”的罪名被抓捕判刑10余年，押送新疆劳改的。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1953年底，上级给插旗乡政府下达统购粮食数量的任务后，乡政府又分摊到各个村，分摊时要加码（即分摊数量超过上级下达的总任务）。村里又再分摊到户。每个村开始实行“自报民评”。就是农户自己根据党的统购政策规定，申报自己愿意卖粮数量。第一轮自报结束后，如果总数未达到乡政府分配的数量，就“评”，即由干部对“少报”的农户增加数量。乡政府管辖的村组，经过几轮“自报民评”，统购粮食的任务在绝大多数村组都分摊下去了。唯一剩下这高石3队（后来的名称）分摊不下去，自报的总数量少于分配的任务数量，“民评”过程中，各农户间为分摊统购粮食数量的多少争议激烈，矛盾很大，开了几个晚上农户会议都落实不下去，都认为自己分摊多了，别家分摊少了。统购粮食数量落实不下去，延误了全乡整体工作进度。于是，乡干部把情况汇报城郊区委，并说明闹得最凶的是黄长义。区委果断指示坚决打击。于是，抓捕劳改这黄长义的罪名就罗织起来了。抓捕了黄长义，这高石3组的统购任务很快就落实下去了。
这在统购统销运动中被祭旗的黄长义，男，土改划中农成分。勤劳持家，喂猪缺乏饲料，就起早贪黑过乌江对面涪陵城里国营粮食加工厂购买米糠。购买数量有限制，黄就“雇佣”加工厂附近玩耍的小孩帮助排队领取购买米糠的票证，报酬是给能够买一个小麻花、小油饼的钱。买回米糠除自家喂猪外，还给老丈人家送去部分。这成为套购国家粮食的罪证。买米糠一事原本无罪，只是党委给黄罗织的一个“罪名”，实际起因还是未顺从，不配合村里分摊统购任务的工作，黄“闹得最凶”，搞得会上“七拱八翘”（指各户在分摊粮食数量上互不相让），不愿多分摊的理由就是粮食不够吃（这是事实）。这就构成了“闹粮”、攻击党和政府政策——破坏统购统销罪。这黄长义在新疆劳改10余年刑满释放，就地就业后，还把在老家当人民公社社员的妻儿接去新疆，安家落户。虽然新疆气候恶劣，劳动强度很大，但吃饱肚子的程度比老家生产队社员强。
各级党委对农民实行大张旗鼓地镇压高潮是从1955年开展“社会镇反运动”开始的，又称第二次镇反。
插旗乡营盘村农民况世福（土改划中农成分）被劳改案。况世福解放前在重庆参加国民党军队虽然只是士兵，但是有小学文化程度，被发展加入了三青团。1950年初，中共刚接管涪陵政权，即公开告示国民党的党政军群团等人员自首登记。老实的况世福看到《告示》即到人民政府登记，不但交代当过兵，还交代参加过三青团，就为后来发生牢狱之灾留下祸患。据时任插旗乡副乡长的况世昌（况世福的亲弟弟）说：1955年镇反运动，为给新疆输送劳动力，把解放前的国民党旧军、政、群、团人员（包括保、甲长）大都弄去新疆劳改了。在笔者进一步了解逮捕判刑时所加之罪名时，况世昌回忆说：罪名是“破坏统购统销”。“判了10年徒刑”。“在新疆煤矿挖煤，劳改1年后，况世福本人申诉，后来四川方面的法院改判成1年徒刑，认为不构成破坏罪，属于“落后、牢骚话”。留新疆就业后，也把妻儿接去新疆。
涪陵地委在部署（1955年）的社会镇反运动时，就事先下达了抓捕人犯的数量，这和新疆方面需要输送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应该有联系。
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凡被干部认为心怀不满的，说缺粮及粮食不够吃者都称作“闹粮”，既是一顶政治帽子，又是犯罪条律。“闹粮”既是破坏统购统销也是破坏农业合作化。社会镇发运动主要是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保驾护航的。
在分配和摊派统购任务时，各级党委及干部们往往层层加码，年年加码。根据1954年1月6日地委《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初步总结报告》中透露：1953年“全区统购粮食任务为15，745万斤，到1953年12月底，已统购粮食和归还欠粮共18，797万斤，占任务数的119.79%，估计还能入库一部分”。37
1954年9月19日，地委《关于涪陵北雁乡统购统销试点情况的通报》中所谈的情况，也证实了四川省委和涪陵地委决定1954年度涪陵专区统购粮食数量又在1953年度的数量上加码的事实：“全区今年统购任务为26，196万公斤（52，392万斤），比上级分配数超1，350万公斤（2，700万斤），加上其它收购共计46，297万公斤（92，594万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1.2%”。38
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分析：
省委分配给涪陵专区1954年度的粮食统购数量为24，846万公斤（49，692万斤），比1953年度增加58%；而地委又自行再加码1，350公斤，变成了26，196万公斤，实际比1953年度增加66%，
1954年涪陵专区粮食征购数量比全面完成土改后的1952年翻了一番多，即1954年征购（公粮和统购粮）粮食数量是1952年征粮（公粮）数量的2.06倍。是1951年征粮（公粮）数量的2.53倍。完全不顾农民阶层死活。土改对既得利益阶层（贫农）实际是一个陷阱，政治身份上升，吃进肚子里的粮食数量下降。
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对于农民来说，犹如过一道生死关口。据1954年1月6日地委《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死人问题的报告》中承认：“全区自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以来，自今已自杀17人”。39实际自杀人数肯定不止此数。有勇气自杀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在饥饿中慢慢死去的更多。
2、彭水县铁腕镇压农民闹粮案例（1954-1958）
彭水县在涪陵专区的10县中属于大山区，山高、坡陡、峡谷深，喀斯特地貌。县里超过半数的居民为苗族、土家族。耕地贫瘠，农民贫穷。涪陵县民间所谓的“养儿不用教，武隆（县）彭水（县）走一遭”的谚语不仅反映彭水县一带地貌险恶路难行，同时还反映该县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缺粮——终年“红苕洋芋包谷粑，想吃大米生娃娃”的困苦生活状态。自1953年底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的血腥风暴，仍然无一遗漏的扫荡了这边鄙县份里的所有村寨，批斗、抓捕、劳改甚至枪毙了一大批闹粮的农民。其中汉葭镇学坝农民雷  杰被检举煽动闹粮，1955年6月8日被逮捕，10日就被公开处决。40从抓捕到枪毙就3天时间。
强征强购过头粮。1953年底，地委给彭水县委分配了（1953年度）统购2,000万斤粮食的任务，至次年1月初实际统购了粮食2，735万斤，超过地委下达任务的36.80%，按全县总人口（包括城镇人口）41计算，人均被统购“余粮”75.56斤，相当于全县人民3个月的口粮（按照人均25斤/月计算）。
1953年度的征、购结束不久，1954年度的征、购工作接踵而至，从当年5月夏初小春粮食作物成熟又开始了，到秋收结束，该年度（1954）统购入库数为2,820万斤，比上一年度增加85万斤；征收（农业实物税）1,758万斤，比上年度增加23万斤。全县人口人均承担征、购粮食两项合计126.5斤。
铁腕手段残酷镇压农民闹粮。彭水县至1954年底，以“破坏统购统销”罪判处23人徒刑。
案例：
“清平乡直到（1954年）12月中旬尚欠统购粮三万余斤，巡回法庭深入当地调查，将历年抗交征购粮的许永伦逮捕法办，扫除了障碍，打开了局面，全乡迅速完成了征购任务”。42
“大河乡农民陈仲波按家庭产粮水平可卖一千斤以上，但在评议时只愿卖350斤，而且平时对统购统销牢骚满腹，但陈参加了巡回法庭公判地主分子刘在群的大会后，当晚即自报卖粮1400斤”。43陈仲波家庭究竟有无余粮？即使有余粮其数量有多少？真实情况已经无法知晓。但是，在坐牢与卖掉口粮饿肚子这两者之间选择，他还是识时务的，两两相害取其轻。以铁血手段镇压典型人物，形成恐怖氛围，是迫使农民们交纳粮食的最有效的手段。
仅在1953年冬—1954年春的数月中，四川全省处决了512名破坏统购统销的反革命分子。44
涪陵专区逮捕212人，处决36人。45
（接后）

yuwenfeng

(接上）
即使在铁血镇压，恐怖氛围之下，严重缺粮的农民们仍然闹粮不断。
1955年5月至同年6月25日，“彭水（县）逮捕的127名反革命犯和刑事犯中，破坏统购统销的犯罪分子113名。6名处决的反革命犯中破坏统购统销的4人”。
其中：汉霞镇学坝农民雷  杰（1949年前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低级军职）被检举煽动“闹粮”，6月8日被执行逮捕，10日被公开处决。1
“随后，凤鸣乡高宗楼、龙泉乡谢刚显、大河乡彭信忠、乔子乡张镇儒（等）皆因‘煽动群众闹粮，抢、骗、套购国家粮食’”罪被判处死刑和死缓。2
“清平乡清平村农民王友庆（1955年）3月对几个农民说：你们去乡政府闹，他们（指乡干部）耍都吃得，我们劳动还吃不得？王还对人说：互助组搞得再好，粮食收得再多，还是只留那点，政府也要你卖粮。王友庆以‘闹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3王友庆历经大难不死，在28年后的“1983年向彭水县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要求平反。（同年）4月19日，彭水县人民法院以《彭法申（83）字第31号》复函：“（原判决）情节属实，本人供认”。“当时开展统销整顿工作，根据你的历史身份（地主子女），按当时的政策，对你的判处是正确的，不属冤假错案，不予纠正，望你服判。”法院拒绝给王友庆平反。
从（1955年）5月开始至七月底，彭水县逮捕各种犯罪分子178名。
之后，县委向地委请示，要求在原计划半年逮捕275名的基础上增加250名，共525名。4
经过1954—1955年两年的强力镇压；又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快速推进把个体农民加入进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去了，其社会身份发生了转变，成为社员了，丧失了闹粮的主体资格。向国家交纳统购粮的主体变换成了农业合作社这一机构，而非社员个体。地里种出的粮食在分配给社员前，每一颗粮食都不是社员个体的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国家政权的终端触角的属性。作为社会风潮，闹粮基本平息。
但是1957年底至1958年初开展的农村大鸣大放运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第一个阶段）让闹粮风潮死灰复燃。这时饥寒交迫的农民们淡忘了两年前镇压闹粮风潮时期的恐怖场景，龙溪乡（农民们）共提鸣放意见11,409条，关于统购统销方面的意见3,030条，（在各类意见中）数量最多5
1958年4月20日，彭水县委发出《关于坚决彻底作好粮食工作的紧急通知》，通报了全县（鸣放时期）“闹粮”情况，“至4月19日止全县闹粮的有22个乡，占（全县）总乡数的23.27%，其中严重的（有）14个乡。闹粮社868个，占（全县）总社数的43%。闹粮农户9,011户，占（全县）总农户的11%。闹粮严重的乡、社的农户占（所在乡、社）总农户的20-30%，个别的达50%。其中猴狸乡685户闹粮，占全乡农户的53.82%”。县委《紧急通知》分析闹粮原因，“主要是富裕农民有粮闹粮，部分乡、社干部思想右倾，对粮食问题是阶级斗争认识不足，抵制斗争不力”。解决的办法是：“开展群众性的关于粮食问题的大辩论（此处的大辩论即大批判、整肃的意思）。（批判、整肃之前）新田乡43个社，（共有）1,582户，有27.41%的农户要（求）10万斤供应粮，（批判、整肃后）降为只有13%的农户要求供应，共计（只需要供应）36,210斤粮食。结果，（上级分配给）该乡的返销粮食指标43,000斤，使用（评定结束）以后，余粮（还剩余返销粮食指标）6,790斤”。
“秋后算账”。凡是在大鸣大放阶段“闹粮”的农民，“因为鸣放（了）这类意见而被划为四类分子的（农民）比例达70%以上”。如果你土改运动时被划中农成分，因为闹粮，改变成分为地主则毫无道理，但把你定为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或者坏分子则有政策为依据。在农村对农民不划右派，只戴“地、富、反、坏分子”帽子。
对闹粮具有代表性的富裕农民摸清情况进行重点辩论（批判），现场教育。连湖乡樱桃二社富裕中农罗云治经常闹粮，经过辩论，将他家所存粮食700余斤现场展览，他不敢再闹粮了。对煽动闹粮，破坏农业大跃进的敌对阶级分子毫不手软，坚决打击。（1958）5月后，彭水县人民法院重判了一批煽动“闹粮”的反革命犯罪分子。6
陈辉云，清平乡人，富农分子。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主要案由：（1958年）4月8日在大青堰工地对农民说“没有粮食吃，我们不修堰回家去”，煽动50多人离开工地回家。该犯经常到清平、郁山等场镇抢购熟食，蓄意制造粮食紧张空气。经查，该犯家中尚存粮食400余斤。
庹本生，双龙乡人，地主分子，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主要案由：2月，该犯用假意借粮给农民的阴谋手段煽动群众闹粮。该犯说：“你们没有吃的找社长，不解决再找区乡，再不解决就背起被条到法院去要粮。”经查，该犯家中尚存粮500余斤。
昌远如，清平乡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主要案由：1957年12月说：“退粮把我家留的五升谷子都收了，小孩饿死了（实系病死）。“（1958年）1月以来，公开叫喊没有粮食吃，到处煽动闹粮。经查，该犯家中尚存粮448斤。
李永良，普子乡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主要案由：4月3日带着全家四口人普子场合作食店两次抢购熟食，当对他进行教育时，该犯公开煽动群众说：“老子是没有饭吃......”,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经查，该犯家中尚存粮200余斤。
（以上关于彭水县的史料，均见于彭水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研究人员纯世华《粮食的历史（四川彭水1959-1961）一部实证的三年饥荒的地方专题史》）
涪陵专区1950—1956年逮捕总人数。
据涪陵地委官方文件：“解放后至1955年底，涪陵专区共逮捕反革命和刑事犯8，864名，占总人口的万分之十八”（上列数字不应该包括土改运动中就地枪毙的数千人，就地枪毙不存在公安局逮捕的程序-作者）
1956年逮捕人数。1956年3月，地委在批转专署政法党组《1956年度镇反计划》中作出部署：“各县要订出逮捕计划。政法党组提出今年的逮捕计划是3，000—3，500人，占总人口4，934，865人（当时涪陵专区有11个县-作者）的万分之6.07至万分之7.09”。这一年中平均每个县抓捕约272—318人。一个万人的乡约抓捕6—7人。
从解放截至1956年底，逮捕总数达到11，864—12，364人，7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二十五，即一万人中，逮捕了25人。假设总人口中少年儿童占一半（不被逮捕），则一万名成年人中，就有50人被逮捕。又由于妇女被逮捕的很少，假设其在被逮捕的人中妇女只占十分之一，那一万名成年男子中就有90人遭逮捕。
1956年后，对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逮捕仍然在继续。经过从1953年底开始延续到1958年上半年，前后达4年半的对“闹粮”，对破坏农业合作化的农民的铁腕镇压后，毛泽东于1958年下半年很顺利地把6亿农村人口赶进他设计的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里面去了。作者经过研究推算，从1958年底—1963年上半年的4年半的特大饥荒中，中国大陆饿死了7500万—1亿2千5百万人。
三、1959年—1960年反瞒产运动——地道的土改模式。
反瞒产过去三、四十年后，在涪陵农村访问，问及反右倾运动，多数老农可能一脸茫然。如果问及反瞒产，他们思绪骤然打开。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那场反右倾运动，在包括涪陵、四川乃至全国的农村，其具体任务和内容就是反瞒产。多年来，彭德怀被塑造成为民请命的英雄，受难者的化身，这是从党内政治的宗派的纷争角度，唯物史观框架内作出的判断。大跃进运动不过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平台上演出的闹剧罢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第三次土改。是之前的二次土改，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更高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反粮食瞒产是这个阶段与形式躯壳内的一个实体性内容。它是在共产主义天堂8躯壳内对农民赖以救命口粮地掠夺，同样得延续土改暴力。在涪陵，地委领导们则直接从北方土改运动经验中获得灵感。
涪陵专区4年特大饥荒，饿死人数约为140万人左右，约占1957年总人口的三分之一。9其中涪陵县饿死人数约33万—38万。四川全省饿死人数约1200万—1500多万之间。这场惨绝人寰的人道灾难，完全是人为，党为，毛泽东所为。其间各级党委进行的反粮食瞒产运动，给大饥荒中冻馁的农村饥民们雪上加霜。否则死亡人数不会有这样多。
涪陵反瞒产运动。
1959年涪陵农村反瞒产运动时，地委提出：“拿出土改运动的劲头，比淮海战役和三反、五反打老虎的更大的决心，把反瞒产搞好”。“先打第一线（指农村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当时的反瞒产私分运动中俗称‘四大柱头’），然后打富裕农民和小偷小摸。要层层试点”。10
地委所指的“土改运动”包括他们这批“南下干部”在鲁、豫、皖、苏等老解放区所参加的土改运动，主要指山东的土改复查与整党运动。地委头头们要照搬山东农村土改复查与整党运动中对干部“搬石头”11与普遍滥打乱杀的经验，在反瞒产运动中首先要反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认为主要是他们在瞒产私分粮食。要像斗地主一样反农民偷盗粮食。打击面之大，酷刑之烈，超过1957年反右运动不说，从另一种角度看，甚至过之土改。但被共产主义运动史叙事与研究轻视了。
涪陵农村，在反右倾政治运动的背景下，反瞒产包含4项主要内容，即反“富裕农民”；反粮食（包括瞒产、私分、偷窃）；反榨菜（加工腌制咸菜的生鲜蔬菜）、反毛猪（指饲养的活猪）等，概括为“四反”。从1959年8月开始，持续到1960年夏、秋。其间，干部在公共食堂里打死人可以无需任何理由，公社党委开批斗大会当场殴毙人命司空见惯。区委、县委开会捆绑吊打与会干部。被打死、害死最多的是普通农民。
在饿殍塞于道，千里无鸡鸣的涪陵农村，地委县委仍然如狼似虎，强征农民口中粮。开反瞒产现场会打人特别恐怖。
案例：
1959年10月地委召开十六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者公社党委委员以上2500余人）反右倾，地委委员、曾任涪陵县委第一书记的刘洪山被批斗时候被涪陵县龙潭区委书记和同乐公社党委书记跳上台子去殴打（作者分析可能是推搡）。
1959年11月丰都县委第一书记刘维梓召开反瞒产会议，打伤多人，打死3人。之后全县“违法乱纪”打人成风。1960年5月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去该县指示地委逮捕包括刘维梓在内的县委主要头头4人，逮捕区、公社、大队干部及群众上人，还枪毙几人。是为丰都事件。对四川大饥荒，很多人知道荥陉事件不知丰都事件。
涪陵专区反瞒产首开打人先河的1959年9月涪陵县委召开的全县各公社会计辅导员会议。由分管农业的县委书记高新建（山东南下干部）和县委农工部长主持。事先运来竹条竹板几大捆。对各公社会计刑讯逼供。被打得最惨的是龙潭公社会计辅导员刘再德。有的小组会场为了敷衍主持会议的县委领导，板子打在地面上。
涪陵县委反右倾，把副检察长何家捷、文教科长任家员、工业科长陈国栋、 商业局长刘维新等4人划成右倾分子批斗，何家捷被酷刑几天几夜，“是公安局那边的人出面”。打任家员的有一名校长。陈国栋很会“表演”，凡有人动武，就很夸张地大喊大叫并抗议，结果还有收效。
涪陵县龙潭区委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使用酷刑案例。
冯世贵，男，时年29岁，小学文化，龙潭区同乐公社共和（雪峰）管区人。在1959年11月的区党员大会上被整，事出有因。
本公社的一把手，党委书记罗于民虽然和冯世贵是同乡，但却与冯有隙，还在当年初夏，就想从工作中找副手冯世贵的岔子，未果。
冯世贵性格刚直，工作踏实苦干。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造成水稻生长不良，稻田里快成熟的稻谷“白吊吊”（即无籽粒的稻穗）很多，他心中有气，把从田里扯来的白吊吊拿着去给在本公社检查生产的区委副书记李成淑（女）看，不言而喻，以无声无息的事实否定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有毛主席钦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法。这说实话也为他日后挨整埋下了祸根。
龙潭区这地方田多地少，1959年初夏收获的小春粮食很少，到大春（水稻、包谷）粮食作物将成熟前的青黄不接时候，公社里就开始饿死人。一晚，在同乐公社驻队的该区区长张祖成接区委开会的通知，孤身一人连夜赶往区委驻地龙潭镇。弯曲不平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急冲冲往前赶，忽然一脚踩着一个软呼呼的东西了，吓一大跳，直觉使他马上意识到是饿死的人的尸体。
“十月初二（即约在公历1959年11月13日）下午吃过饭，来了三个人，把我从区粮站（同乐公社的与会党员的住处）押到区公所里斗争”。在这次会议上要整冯世贵是区委事先就安排策划好了的。当天上午在龙潭场镇上公社的“大礼堂”里开大会时，区委书记余国民就点名批判了冯世贵，说冯在家中还隐藏了3担谷子，是代表富裕农民的。余国民还是考虑到“内外有别”，这公社一级的干部还是不放到大会上去批斗而在区公所里开小会批斗为好，参加人员只有几十人，范围不大，除区委和各公社的主要干部外，专门把区供销合作社的职工中的积极分子组织来了20多人，一是压阵，怕公社里的干部有与被批斗者同命相怜的人捣乱；二是充当打手。区公所离场镇还远，本是一大地主的宅院，四周高墙，内有碉楼，涪陵及整个川东一带农村凡小有田地的地主院宅里大都用石块土木等修筑有这种防守自卫的建筑物，农村匪患不断，治安不好。土改运动枪毙了宅院的主人，中共龙潭区委、区公所就一直设于此。会议还是由区委书记余国民主持，余简单讲完话后，有人高叫：“冯世贵，过来交代（坦白）清楚问题”！“我过去，还没有说到三句话，就开打……，原来他们打人也是先准备好了的”。会上的打手有区委的文书舒善祥、龙潭公社副社长何光兰（女）……等人”。
“给我定的罪名有三条，一是瞒产；二是私分粮食；三是反党”。
瞒产问题，起因是1959年上半年在重庆召开万人大会（省委五级干部会议）时，把1958年的水稻定产每亩600斤，实际亩产只有三、四百斤。冯世贵作为公社党委副书记，所驻点（直接指挥）的本公社共和管区（大队），按照亩产600斤计算1958年的水稻总产量，该管区稻谷收割后数量尚差32万斤，以此说是冯世贵隐瞒了产量。区委给冯世贵定的罪名是：“与共和管区分支书记蔡登国组织瞒产集团，在1958年和1959年两年里瞒产19万斤粮食”。
私分粮食的罪名，实际是本公社的一名叫传如兵的管区分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罗于民一起制造的冤案，传如兵的目的是想打击顶头上司冯世贵，以达到自己上爬升官的目的。传如兵是如何抓到“把柄”的呢？1959年共和管区把地主富农子女们集中起来，强迫去偏远的雪峰水库处干活，还派有人监督。一名李姓的地主子女从家中带了点稻谷来工地，用石磨推磨成谷粉煮了吃，结果被参加公社生产检查组来此地检查生产的传如兵看见。当时农村的区里、公社里的头头们对下级普遍不信任，凡检查生产，都采取不同公社或者不同的管区之间相互交换人员检查的方式。这传如兵马上追问稻谷的来历。这李姓地主子女惶恐万分，坦白说是队里分的，每人20斤。又追查谁指使私分的？有人说是驻该管区的冯书记指使的。这个管区是冯世贵的老家，冯世贵“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其实冯世贵根本不知情，只是管区和队里的干部私下搞的，稻谷刚收割，分一点给社员拿回家去煮吃，填补一下在公共食堂里喝的大锅清水汤的肚子，很正常的。事情露了马脚，就把责任推到冯书记头上——以推脱自己的责任，认为打出公社冯副书记的牌子能镇住这外管区的支部书记。但这传如兵知道冯副书记与公社党委的一把手罗书记不和，正好可以借这事整冯世贵以邀功请赏，于是就汇报给罗书记。罗书记早想整治身边的副手冯世贵但愁未抓住把柄，这下正好有了证据。罗就向上司区委一把手余国民书记回报，于是“冯世贵指示老家所在的队里私分粮食”，“共和管区有一个瞒产私分集团”的冤案就这样炮制成了。
关于反党，在那个时代凡是所说、所作、所写的，只要与上级领导或者与毛泽东所讲不合的都可以给戴上反党的帽子。
“还强迫我把裤子脱下去，光着髁膝头（髁膝头：即膝盖）跪在剖开成两块的竹块上，竹块的内侧朝上，竹块锋利的两条棱把髁膝头划磨得鲜血长流，往下流把脚上穿的草鞋都浸透了”。“把我周身都打烂了”。参加过该会议的龙潭区丛兴公社关副社长记得当时会上打人，是把几根细篾条用麻绳捆扎起来，抽打。
“在区公所里被批斗的一共有9名干部，除我（冯世贵）外，还有增福公社党委书记梁国民和社长姚志强、龙潭公社文书姜鹤鸣、龙潭区邮电局长冉太清……等。轮流被批斗被毒打被折磨，酷刑！
批斗者们要的是冯世贵承认三条罪名，最关键的又是管区里藏匿有粮食，并指使私分粮食每人20斤一事，冯世贵就是不开口承认有此事。冯被酷刑折磨到第五天的晚上，29岁的壮汉自己觉得提不上气来——呼吸困难，实在挺不住了，有快死到临头的感觉。不逃跑是活不出来的，冯世贵想到逃跑。深夜，打手们肚子饿了，吩咐供销社的营业员送来副食品，打手们一拥而上抓食品吃，有浑水摸鱼白吃未付钱的，营业员给余国民书记告状。余大怒，粗鲁地骂了一番并命令清查，吓得有打手往厕所躲藏。天亮吃饭时，冯世贵借口上厕所，从厕所逃跑了，朝老家跑。在进入同乐公社地界，被人捉住，区委早把电话打回公社里了，叫捉拿他。被人追赶时跳下河水里自杀，身上穿着棉衣一时沉不下去，被捉，捉他的就是公社的吴医生和信用社会计余帮德，二人当时还挺碍情面犹犹豫豫的。在公社里，原先的下级郭昌福（公社财粮干事）端来一碗面条给冯吃，还把冯湿透的衣裤烤干。又被送回龙潭区里。凡逃犯被抓回都无好日子过的，被打得更加惨，余国民怒气冲冲叫喊“给我打死……”！还被捆住了双手，防备再逃跑，鼻涕老往下流，无法揩。被批斗毒打了七天七夜，至会议结束。然后押回同乐公社，未再打我。后把我下放去生产队劳动，开始在本公社，后在龙潭公社，1960年春种包谷，还是搞定向密植，叫我把种子一颗颗地往地里摆，未完成任务，不给我饭吃。前后21个月未给我发工资，直到1961年9月。到10月份新任县委第一书记张令安给安排工作官复原职。九死一生。
案例：
社员张天碧“偷吃”红苕种被干部当众凿掉牙齿并灌尿液。
张天碧；女；1929年（中国农历）的十月二十四出生，涪陵县龙潭区太平（双石）公社永兴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当时张天碧一家共五口人，夫妻二人，另有三个小孩。老大是男孩名叫杨代福，1960年年初饿死时9岁；老二杨代琼，女孩，1960年下半年饿死时7岁；老三是男孩，因为过继给孃孃当干儿子，孃孃的丈夫姓罗，取名叫罗正元，1960年饿死时4岁。
在伙食团，张天碧的吃粮标准是：早上2两（一斤为16两的旧制，按一斤500克计算，1两等于31.25克-下同）、中午3两、晚上2两，一日一共7两，合218.75克。劳动一天评8分（工分）。
老二的吃粮标准是：早上1两、中午2两、晚上1两（一日125克）。
“我上坡（出工）回来，顺便挖的折耳根，斯茅草根（都是野草），刚放下地还没来得及用火漂（火燎，指煮熟），就被几个娃儿从背篼里拉出来生吃了”。野外能吃的野草也很难找得到的。“记得有一次，得到一块骨头，老头（指丈夫杨万钧）吃了骨头上的肉，娃儿把骨头捶来（捶细烂）吃了。”
“偷吃”红苕种，被干部凿掉牙齿。
为了尽早让红苕种发芽，生产队决定采用“温床催芽技术”，即在伙食团大院中的小坝子上搭建了一个温床，温床用竹条编制而成，大小相当于两张吃饭用的方桌的桌面（估计约2平方米），里面垫上稻草和泥土，再把做种用的红苕摆放在温床里，再盖上一层厚厚的稻草和泥土。然后在温床下面烧微火使温床保持适当的温度。永兴大队的农民们把这种“红苕种温床催芽技术”俗称为“殡火芽子红苕”。“殡”，即埋葬，指把红苕埋在温床里的泥土中，然后烧火提高温度，很快红苕就发出芽子来了。当天在温床里殡了几十斤红苕，第二天早晨发现里面的红苕种被偷了不少。于是怀疑张天碧。
在发生温床里的红苕种被偷盗事件以前，张天碧曾偷吃过伙食团大锅里正煮着的一只死猪的脚杆（脚杆，涪陵俗话，指猪蹄）。大饥荒中，生产队的猪也是饿死的。趁炊事员不注意，张天碧悄悄把锅里一只蹄子偷走，狼吞虎咽啃吃了。“是半生不熟的，里面还有血”。后来追查猪蹄的去向，张天碧偷吃一事暴露，遭一顿暴打。打手叫陈世贵，永兴2队人，“用棒棒打，浑身被打青、打肿”。当时张天碧30岁，少妇年纪，几个孩子的母亲。
张天碧偷吃红苕种是被冤枉的。不由分辩，几个人把张天碧按在地上，生产队长张天雨手拿“打钻”把张天碧的上门牙凿掉了。当时本队木匠杨柏仲正在伙食团做木工活，“打钻”是木工钻孔用的金属工具。
“牙齿抖落后，杨永祥舀小粪来灌”。涪陵的农民习惯把人尿叫小粪，茅坑里大便与小便的混合物叫大粪。为方便，往往把小便解在一个专用的容器里，积存起来，专用来给蔬菜施肥。这杨永祥用来给张天碧嘴里灌的小粪，大概就是从专门积存小便的公共粪桶里舀来的，发了酵的。杨永祥只是社员，不是干部，算队里的积极分子。
这凿掉张天碧牙齿的生产队长张天雨曾拜继给张天碧的母亲，是张天碧母亲的干儿子；与张天碧是干兄妹。这张天雨完全六亲不认，丧失人性。 “当时你就让他们抖，没有反抗”？“我只是哭、叫喊，人又有病（患肿病），当时人都融了，不晓得反抗了”。“只是张天雨一人，是按不住你的，肯定还有其他人按你的头，压你的脚”。“当时人恍（惚）了，不晓得还有无他人……”
时任龙潭区委书记余国民，曾经在大会上讲过：谁偷红苕种吃，就抖他的牙齿……。张天碧被抖牙齿与区委书记余国民会上讲话是否有因果联系不得而知。几年后文革武斗时期，余国民被造反派打得惨。
城郊区荣桂公社沙溪大队代理大队长陶永庆在食堂打死两条人命。当场打死富农成分的张耀武，驻队公社干部问其打人的因由？回答：“打个样子出来看看。”意思是显示个人威风。还用小刀割破偷吃地里嫩胡豆的几岁小孩陈纳元的舌头。据说小孩的舅舅上城里去法院告状，法院叫其去公安局告发。后陶永庆被抓捕，肇因应该还有1960年上半年“三反运动”的政治背景。特别是次年（1961年）的整风整社运动，批斗、抓捕了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中残害老百姓特别凶狠的人。虽然是挂一漏万，但对煞住干部“五凤”起了震慑作用，老百姓出了一口气。作者重点调查的荣桂公社（现在龙桥镇），凡经历过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乡亲们，不论年龄大小，都有一本苦难史、血泪史。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也从父辈祖辈口中知晓那段历史。
该公社党委召开“四反”批斗大会，无端打死妇女吴朝淑，被群殴暴打。吴朝淑4个小孩，她死前两个女孩已经饿死，死后留下两个儿子成为孤儿。
公社党委召开反毛猪批斗会，打死公社养猪场场长庞德荣。
有人偷吃了饿死病死的小猪儿被毒打致死。
反粮食瞒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大多数被斗被打，甚至打死。
反榨菜，红旗大队有妇女被当场打死。李渡区马鞍公社一妇女自杀。
城郊区荔枝公社黎明管区5队社员沈素芳（女）煮食自己饿死的女儿尸体，被大队干部黄柄清押送公社党委，几小时后饿死在公社机关大院里。
……
中共党史国史编纂文人们把这段历史命题为“反映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社会主义在探索和曲折中前进”等说辞，是对亿万受苦受难者包括悲惨死亡魂灵的亵渎、侮辱。
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弹北方土改复查、整党运动时的政治老调。
1963年开始在农村逐步开展的社教运动，是按照毛泽东在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并在次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中，把阶级斗争为纲写入会议决议中。1963年5月—1966年底的社教运动，以1965年初出台《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为时间分界成前后两个阶段。运动前一个阶段的社会政治理论基础基本是北方土改复查与整党运动的老调重弹。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12和陈伯达的《天津小站经验》13作为政治模型。王光美受刘少奇派遣，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到河北唐山地区桃园大队搞社教运动试点，化名董朴担任工作队副队长。后写成《桃园经验》。经验称，运动是按照“双十条”14进行的。“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的确是这样，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按照双四条，桃园经验等作为政策和蓝本进行的社教运动，除了没有地主土地和财物可分外，其它过程基本是土改运动的重演。
以涪陵县为例，凉塘公社蚕溪大队支部书记洪传国，被工作队定为“蜕化变质分子”，退赔粮食几百斤，说洪是搞资本主义剥削所得。其实是洪在大饥荒末期的1962年上级党委政策范围内多开荒种自留地所得。“后来有人说：不要饿死人。”“才给我们留下了一点。”还把洪家中的毛衣，棉被也拿走了，作为“退赔”的款项。“《二十三条》下来后，退还了毛衣，毛衣已经被别人穿成了‘刷刷’（刷刷：方言-很破烂）”。粮食被人吃了，没有退还。
县委社教工作队在这个公社还改变一、二十户农民土改时候划的阶级成分，说是当年漏划的地主、富农。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是山东南下干部侯饶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时期任职涪陵县委第一书记，斗死、饿死三十几万人。整风整社运动中民愤极大受批判，降职为县委书记。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搞社教运动矛盾向下整农民，他又找回了自我——土改情结。
时任涪陵县委第一书记张令安，在四清运动也被整。张是1961年初随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涪陵分团来涪陵参加整风整社运动的干部，当年下半年接替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努力“纠左”，在干部中很受欢迎。四清工作团总团长地委书记孙俊卿为何要整张呢？原来在1961年时，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涪陵分团负责人梁歧山强烈提议省委处分孙俊卿，追究饿死100多万人的责任。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保护孙俊卿继续稳坐了地委书记宝座。运动结束梁歧山回省里了。社教运动，孙俊卿借机报复梁岐山的亲信老下属张令安。要把张的家庭出身由富农改为地主。张不服，要去和孙俊卿理论。张的老婆劝解说：“富农、地主都是差不多的，你就算了吧。”张随后调回省城去了，担任某个省局的中层干部，躲过了文革批斗，祸兮福所依。拱走了张令安，孙俊卿马上调亲信南川县委第一书记宫某接任涪陵县委第一书记。
作者在自己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探讨过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发动社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重新拾取三面红旗运动导致的大饥荒，而丧失的政治合法性。其政治灵感仍然来源于北方、南方的土改运动。
五、华国锋暴政期间，土改干部群体土改情结的再次迸发。
1976年10月华国锋政变“粉碎四人帮”与1979年开始的部分非毛化运动没有政治上的逻辑联系。
华国锋在17年时期是党内红人，官运亨通。又是文革受惠者，由省委副职务蹿升至中央副主席。以伪善面孔欺骗了毛泽东，毛尸骨未寒就主导了颠覆毛泽东文革理论和成果的政变。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两个凡是。”等，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华要回到文革前，四清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与专政模式。恢复文革前的政治权力结构。由他取代毛泽东位于权力的金字塔的顶端，他之下是从高到低的各级官僚阶层，把老百姓压在社会的最底层。15作者认为毛泽东通过文革实现了由17年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他和官僚集团的集体专政）转变为其个人独裁。这是文革政治结构与17年政治结构的重大区别之一。华国锋搞政变是宫廷内斗，争权夺利，组织清洗，是共产党内的帮派斗争。他只否定毛泽东文革理论，组织上要清洗党内文革派；社会上要歼灭文革中形成的以造反派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反对派。采取极其凶狠的手段搞阶级斗争，镇压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对派，同时大整老百姓。有人把华国锋政变抓捕四人帮说成是历史转折，实际只是邓小平一伙旧官僚个人命运的转折。华在台上实际掌权两年多时间，他采取的整人手段是土改、镇反、反右、社教和文革运动整人的模式的综合，非常残酷。与文革不同的只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对造反派秋后算账，如还乡团。两年中把逃过毛泽东杀害的人都杀了，如在江西杀李九莲杀钟海源并活摘器官。对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制造大量的冤狱。华国锋就是一个变形的小毛泽东。当年作者在涪陵一个70余人的国营工厂里当工人，有两名工人（赖德光和李应才）曾经用业余时间给外单位做工挣得几十元工钱，被当成资本主义批判。农村里对土改时期划成地主富农成分的农民普遍搞无端批斗。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时期的“五风”16死灰复燃。限于文章篇幅，不列举详细案例。
华政变后在文化艺术领域解禁的第一部电影片，就是《洪湖赤卫队》。故事演绎与歌颂1930年代贺龙在湖北洪湖地区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及苏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幸福生活。华国锋共产革命生涯自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开始，后南下湖南当县委书记，一直当地方干部，指挥过前后两次土改运动，土改情结深入骨髓。
中共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特征，毛泽东自己用一句话概括了：马克思加秦始皇。17这种统治的野蛮、愚昧和残暴，颇具有自秦王朝开始至满清王朝灭亡为止的中国二千余年中间，不断出现过的皇权暴政的原始性和皇权制度下如宋朝梁山草寇18、明朝末年闯王张献忠造反队伍19的嗜血性；同时，它又全面吸收了现代德国法西斯，最主要还是承袭了列宁、斯大林共产极权暴政的社会理论、制度模式、运作程序及现代技术手段等，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发展创新，达到“第三个里程碑。”20
自列宁建立共产党专政初始的1918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二国际领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卡尔.考茨基就揭穿了共产主义的本质，论断共产主义等同于恐怖主义。21之后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招牌的共产党专政下的反人类暴行完全证实了考茨基的论断。
结语：
土改情结是毛泽东全部革命理论中的内核。其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它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情况中，毛泽东“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22上述对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革命元勋的功绩的褒扬和毛泽东思想的颂扬，是邓小平在1981年时候力排党内众议，23为保住毛泽东作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这面旗帜和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同时镇压政治反对派的一把“刀子”，而执意写进中共中央全会决议文件中去的。邓小平革命生涯中杀人无数，整人凶狠，他虽然在文革开始后两次挨毛泽东整，但他与毛均属于共产党高层中的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头领，血债帮帮主，深知丢掉毛泽东这面共产党的政治旗子和这把杀人的刀子，他和共产党被清算的日子就来临了，连祖坟也可能被复仇者挖掉。他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只是因为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没有如同以往的政治运动那样（如整高岗饶漱石、反右运动等）委任他担负整人杀人的“前委书记”24而已。如果毛泽东像依靠周恩来、林彪一样也同时重用他去整刘少奇一伙，他绝对会甘为鹰犬的。25邓小平就是这个政治性格与人格。抱大腿，有奶便是娘。他更深知：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包括他在内的同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哪有当年一名流落巴黎街头的小混混26后半辈子的杀伐决断，权倾一党的威风呢？至于文革中被毛泽东“修理”（小整），不过属于共产党内权斗的潜规则而已，他潜意识中原本就认同与谙熟。寄望邓小平文革后与毛泽东政治决离，立地成佛，这不过是对其邪恶本性的认知缺乏罢了。邓在文革被打倒后第一次复出所主导的对工业交通行业的“整顿”工作，实际就是对后文革时期造反派维权活动的一场阶级斗争，邓小平是复出的官僚集团在政治局里的领军人物。不久，这场“整顿”因触犯了毛泽东文革理论底线戛然中断。毛泽东，在他的最后革命——文革中，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外，其余现象27都无不折射出他地地道道的土改运动情结。所以说，土改情结也贯穿于土改运动之后的所有政治运动之中。

美國的學術

看完顏智華先生的大作，才知道他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的可悲。文章中史實和史料錯誤的硬傷實在是太多了，難怪宋永毅要他修改，他不同意修改當然就不能參加美國嚴肅的學術會議。

在上面的結尾的第一句中，顏智華先生擺出一副“大理論家”的架勢說：”土改情结是毛泽东全部革命理论中的内核。【？？？】其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它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情况中，毛泽东“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土地改革“是中共在1945年以後從國民黨那裏偷來的概念，三十年代叫”土地革命“。你連這一點也搞不清楚，怎麽在西方做研究？

你自己承認：你這篇文章的題目還是宋永毅給你起的。到底是你盜竊了別人的知識產權？還是別人盜竊了你的那些錯誤百出的破玩意？！

yuwenfeng

美國的學術 发表于 2019-9-27 07:44
看完顏智華先生的大作，才知道他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的可悲。文章中史實和史料錯誤的硬傷實在是太多了，難怪 ...

下面是颜智华给劳改基金会下明先生的信。专贴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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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老师：你好！
来信无别，建议你把我的论文收入你们这次土改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里。理由如下：
1、首先我不认为宋永毅是“对共产党土改运动历史解读”的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更非权威。仅从他和我在不到两个月的“学术交往中”，我就看穿他是一个欺世盗名，沽名钓誉，嫉贤妒能，专横霸道的“学骗”。就共产党的土改，早在1949-1951年，我们的四川老乡董时进（民盟创始人之一）就先后给毛泽东写信、在香港出书（5万字），董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从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从农业经济学）、从社会学、法学；从社会公平、正义等全方位论述共产党的土改是错误的。其中对共产党以“土改”作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实际是其“反封建”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合理性赖以立足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的真实历史和当时（民国时期）的真实现状，做了详细的充分的也是比较全面的陈述。颠覆了共产党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字间里面的臆想）原理炮制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它的封建土地制度的说辞。同时还用“乡村建设派”的中国乡村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反驳了共产党为政治图谋编造的当时（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土地高度集中，占10%左右的地主占有80%左右甚至以上的土地的谎言。董时进的文章从根基上挖掉了共产党反封建土地所有制（革命）的伪命题、假命题。
还从农业经济学角度，说明并预言：共产党土改是破坏农业生产力的。粮食会减产，会出现饥荒。（论证的非常系统）
还是社会道德层面揭露、批判共产党土改是一场痞子运动，抢劫、杀人。由此社会道德伦理将颠覆无存。还揭露了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的血腥，罪恶。并从法理（法律）层面否定共产党土改运动的非法性。从社会伦理和法理法制层面、从社会公理公义层面否定、批判共产党土改。
董时进的这篇文章（书）既是一篇对共产党土改的政治批判檄文，也是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特别是农业经济学）优秀论文（著述）。至今（70年）还没有人超越他这篇文章对共产党“反封建土地所有制革命的土改运动”进行批判驳斥的全面性深刻性。共产党体制内外的“学者”（包括跑到美国来的读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长大的人），绝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党文化深层（潜意识），还认为（或者不敢、不愿）否定共产党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发展5阶段说，还认可中国（如民国时期）土地占有制度的政治经济属性是如共产党编造的那样是封建的。或者土改是合理的，只是暴力是错误的。
共产党反封建革命的主要内容土改，只是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反人类罪行中的一个环节。共产党体制内的人根据个人厉害关系出发，有的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巩固新新民主主义秩序；有的不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只否定毛泽东个人独裁（如只否定文革运动而基本肯定文革前17年）；被打成右派的只控诉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打压迫害而不关心农民的苦难。
宋永毅是看到过董时进的批判共产党土改的文章的。但是他抬举的是一些土改的“田野调查”。如北京一个叫高王凌的，根本不是学历史也不是从事党史工作的，跑到塞外农村搞了个田野调查，写了一篇文理性非常糟糕的文章（文章层次条理非常糟糕）的东西，宋永毅也跟着国内个别人炒作吹捧。还吹捧湖北一个作家写的《软埋》小说。把一些小儿科的东西抬出来，也可见宋永毅这个所谓“研究土改”专家的真实层次。图书管理员（资料员）与土改（包括共产党其它政治运动）研究专家之间不是等号关系。宋欺世盗名的表演确实可以蒙骗很多人。我之前也被他蒙骗。比如3个月前自由亚洲小王搞那个《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节目，小王把宋永毅拉去给他节目站台，宋永毅在节目里面基本是打胡乱说，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这个从事专题研究的、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有真知灼见的学者。
宋花费半个月看完了我送他的书（他自己说的），说不知道四川文革也像广西那样杀人。他说“你的书谈土改有系统性。谭松只是乡野调查。不是一个层级的……。”
但是我和他谈及董时进的书，谈及北京那个只是个业余的土改研究者王高凌的那个乡野调查文章。宋贬低董时进，抬举王高凌。为何？当时我就明白宋如此操作的用心的——有意无意把对共产党土改运动批判的完整历史掩盖起来，模糊起来。给后来者（董时进之后）一个假象。切割老一辈先知（如董时进和他那一辈的反对共产党土改的人）的专题批判文章，把批判土改炒作成是现在这一辈学者（包括那个业余的高王凌）的“首创”（学科、学术）。居心我不在此说透了。
共产党的土改，是它的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革命运动的环节之一。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革命、政治运动，是一个反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在共产党专制社会，只能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委婉含蓄地批判它。这完全可以理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而在美国，也把这原本政治的问题像在国内一样，当成学术问题，搞什么研讨，这是一种打“假球”的方式。比如有恐怖组织搞了集体屠杀后，有人召集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说屠杀不能用血腥方式……的学术研讨模式类似。
其实共产党从土地革命开始直到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其血腥暴行在台湾政府的档案库里面应该存放有大量的档案资料。何不用劳改基金派人去台湾看看呢？这些都是历史学人应该有的常识。
2、有真才实学的专家绝大部分人都还在国内。来美国几个月后，我就发现不少人不管其学的什么专业、不管自己是哪个学科的博士、教授，甚至不少人还是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但是这些人说起党史国史，说起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以专家学者内行自居，夸夸其谈。其中不乏欺世盗名之徒。很多人连对历史真相的常识都不具备，说的东西或者认知的出发点都是在国内读中学、大学时候从政治、历史教科书中学来的东西。反正观众基本都是在国外的人（国内封网）。连那个台湾籍的“大学者”也在“五四运动”百年前夕鼓噪在中国需要继续搞“五四新文化启蒙“。可见党文化影响不只在国内，对台湾人，西方白左们（学界）影响之深之大。
宋永毅告诉我说：你只是接触的（看见听见的）中国学者的文章言论，不懂英文不了解白人学者的学术成果（指对中国的东西）。意思是白人英语世界学者对中国的共产党运动的解读、研究水平是很高的。我和辛颢年先生对此看法相同：这帮老外只不过是隔岸（太平洋、或者台湾海峡）观火；浓雾中看花。也就道听途说罢了。那个美国白人写的《文革的起源》算个什么东西呢？还有那个《邓小平传》在国内图书馆里都能看见，作者名利双收，都是共产党财政买单。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有那个英语世界的学者写出了一本稍微有点真知灼见的关于共产党政治运动历史或研究的书。
3、我建议你把我的被宋永毅枪毙了的这篇论文收入你们这次会议的论文集里面去，我认为不会降低你们论文集的学术品味的。据宋永毅给我发的通知，你负责英文论文的选编。为了避开宋永毅可能装怪，只要你认为可以够得上你们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水平原因收入论文集，我可以找人翻译。目的是通过你们这个平台我我的文章介绍给美国英语世界的中共党史专业学者。
4、这封给你的信可以公开讨论。
我们是老乡，直言快语了。
谢谢！
颜智华2019-09-26下午于美国

yuwenfeng

夏老师：你好！
来信无别，建议你把我的论文收入你们这次土改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里。理由如下：
1、首先我不认为宋永毅是“对共产党土改运动历史解读”的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更非权威。仅从他和我在不到两个月的“学术交往中”，我就看穿他是一个欺世盗名，沽名钓誉，嫉贤妒能，专横霸道的“学骗”。就共产党的土改，早在1949-1951年，我们的四川老乡董时进（民盟创始人之一）就先后给毛泽东写信、在香港出书（5万字），董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从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从农业经济学）、从社会学、法学；从社会公平、正义等全方位论述共产党的土改是错误的。其中对共产党以“土改”作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实际是其“反封建”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合理性赖以立足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的真实历史和当时（民国时期）的真实现状，做了详细的充分的也是比较全面的陈述。颠覆了共产党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字间里面的臆想）原理炮制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它的封建土地制度的说辞。同时还用“乡村建设派”的中国乡村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反驳了共产党为政治图谋编造的当时（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土地高度集中，占10%左右的地主占有80%左右甚至以上的土地的谎言。董时进的文章从根基上挖掉了共产党反封建土地所有制（革命）的伪命题、假命题。
还从农业经济学角度，说明并预言：共产党土改是破坏农业生产力的。粮食会减产，会出现饥荒。（论证的非常系统）
还是社会道德层面揭露、批判共产党土改是一场痞子运动，抢劫、杀人。由此社会道德伦理将颠覆无存。还揭露了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的血腥，罪恶。并从法理（法律）层面否定共产党土改运动的非法性。从社会伦理和法理法制层面、从社会公理公义层面否定、批判共产党土改。
董时进的这篇文章（书）既是一篇对共产党土改的政治批判檄文，也是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特别是农业经济学）优秀论文（著述）。至今（70年）还没有人超越他这篇文章对共产党“反封建土地所有制革命的土改运动”进行批判驳斥的全面性深刻性。共产党体制内外的“学者”（包括跑到美国来的读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长大的人），绝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党文化深层（潜意识），还认为（或者不敢、不愿）否定共产党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发展5阶段说，还认可中国（如民国时期）土地占有制度的政治经济属性是如共产党编造的那样是封建的。或者土改是合理的，只是暴力是错误的。
共产党反封建革命的主要内容土改，只是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反人类罪行中的一个环节。共产党体制内的人根据个人厉害关系出发，有的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巩固新新民主主义秩序；有的不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只否定毛泽东个人独裁（如只否定文革运动而基本肯定文革前17年）；被打成右派的只控诉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打压迫害而不关心农民的苦难。
宋永毅是看到过董时进的批判共产党土改的文章的。但是他抬举的是一些土改的“田野调查”。如北京一个叫高王凌的，根本不是学历史也不是从事党史工作的，跑到塞外农村搞了个田野调查，写了一篇文理性非常糟糕的文章（文章层次条理非常糟糕）的东西，宋永毅也跟着国内个别人炒作吹捧。还吹捧湖北一个作家写的《软埋》小说。把一些小儿科的东西抬出来，也可见宋永毅这个所谓“研究土改”专家的真实层次。图书管理员（资料员）与土改（包括共产党其它政治运动）研究专家之间不是等号关系。宋欺世盗名的表演确实可以蒙骗很多人。我之前也被他蒙骗。比如3个月前自由亚洲小王搞那个《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节目，小王把宋永毅拉去给他节目站台，宋永毅在节目里面基本是打胡乱说，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这个从事专题研究的、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有真知灼见的学者。
宋花费半个月看完了我送他的书（他自己说的），说不知道四川文革也像广西那样杀人。他说“你的书谈土改有系统性。谭松只是乡野调查。不是一个层级的……。”
但是我和他谈及董时进的书，谈及北京那个只是个业余的土改研究者王高凌的那个乡野调查文章。宋贬低董时进，抬举王高凌。为何？当时我就明白宋如此操作的用心的——有意无意把对共产党土改运动批判的完整历史掩盖起来，模糊起来。给后来者（董时进之后）一个假象。切割老一辈先知（如董时进和他那一辈的反对共产党土改的人）的专题批判文章，把批判土改炒作成是现在这一辈学者（包括那个业余的高王凌）的“首创”（学科、学术）。居心我不在此说透了。
共产党的土改，是它的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革命运动的环节之一。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革命、政治运动，是一个反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在共产党专制社会，只能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委婉含蓄地批判它。这完全可以理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而在美国，也把这原本政治的问题像在国内一样，当成学术问题，搞什么研讨，这是一种打“假球”的方式。比如有恐怖组织搞了集体屠杀后，有人召集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说屠杀不能用血腥方式……的学术研讨模式类似。
其实共产党从土地革命开始直到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其血腥暴行在台湾政府的档案库里面应该存放有大量的档案资料。何不用劳改基金派人去台湾看看呢？这些都是历史学人应该有的常识。
2、有真才实学的专家绝大部分人都还在国内。来美国几个月后，我就发现不少人不管其学的什么专业、不管自己是哪个学科的博士、教授，甚至不少人还是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但是这些人说起党史国史，说起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以专家学者内行自居，夸夸其谈。其中不乏欺世盗名之徒。很多人连对历史真相的常识都不具备，说的东西或者认知的出发点都是在国内读中学、大学时候从政治、历史教科书中学来的东西。反正观众基本都是在国外的人（国内封网）。连那个台湾籍的“大学者”也在“五四运动”百年前夕鼓噪在中国需要继续搞“五四新文化启蒙“。可见党文化影响不只在国内，对台湾人，西方白左们（学界）影响之深之大。
宋永毅告诉我说：你只是接触的（看见听见的）中国学者的文章言论，不懂英文不了解白人学者的学术成果（指对中国的东西）。意思是白人英语世界学者对中国的共产党运动的解读、研究水平是很高的。我和辛颢年先生对此看法相同：这帮老外只不过是隔岸（太平洋、或者台湾海峡）观火；浓雾中看花。也就道听途说罢了。那个美国白人写的《文革的起源》算个什么东西呢？还有那个《邓小平传》在国内图书馆里都能看见，作者名利双收，都是共产党财政买单。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有那个英语世界的学者写出了一本稍微有点真知灼见的关于共产党政治运动历史或研究的书。
3、我建议你把我的被宋永毅枪毙了的这篇论文收入你们这次会议的论文集里面去，我认为不会降低你们论文集的学术品味的。据宋永毅给我发的通知，你负责英文论文的选编。为了避开宋永毅可能装怪，只要你认为可以够得上你们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水平原因收入论文集，我可以找人翻译。目的是通过你们这个平台我我的文章介绍给美国英语世界的中共党史专业学者。
4、这封给你的信可以公开讨论。
我们是老乡，直言快语了。
谢谢！
颜智华2019-09-26下午于美国

老实人-1

顏智華的論文僞造論據、錯誤百出，實在不堪卒讀

在這裏看到這位顏先生不僅通過大批判宋永毅來提高自己，不懂英文，還要進一步大批判所有的美國中國研究學者。不僅來了興趣，看了原爲宋永毅出題，後來又被宋永毅認爲必須修改的顏的大作“中共土改情结与中共建国后四川涪陵地区的政治运动“. 我只看了第一頁""导论和他的9個注解，便為這位“大師“的僞造論據的膽大妄爲震驚！另外，這位顏某人不知道是哪一個野雞大學畢業的，連標點符號都連連用錯，還想擠進嚴肅的學術圈，出版自己的破東西。我不由对他整本书的内容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這些學術僞造如下：（注解部分可查博讯网和独立作家笔会的网站）


注释：

[1] 以1920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计算。
【第一个注解出自颜智华说：“中共建立至今已经100年。“ 中共是1921年正式成立的，迄今只有99年。而颜智华非要从1920年算起，是为了小拍马屁、帮它凑成“100年”呢？还是在数字上哗众取宠？】
颜智华说： “中国共产专制社会是一个“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3，同时把这个专政“落实到社会基层”4的高度专制化的社会”

[3]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这里颜智华连简单的标点符号都全部搞错，比如“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必须有双引号；（《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必须有两个括号--（）】

[4] 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人民日报》编辑部 1075.02.09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社论
【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文，根本没有这个” 把这个专政‘落实到社会基层’ “的词句，這是颜伪造的第一个论据。更可笑的是：颜竟然把1975年都错写成”1075“年？！】
[6] 林彪《“五.一六”讲话》
【无论是文革史，还是整个中共史上，都从来没有过一个“林彪《“五.一六”讲话》“，这又是颜智华伪造的第二个论据】
[8] 见党史教科书中关于“解放战争”一章。
【史上“党史教科书“成百上千，请问哪一本？！】

[9] 见毛泽东语录和《》

【这一注解的论据出自于颜智华所说：“毛泽东眷恋阶级斗争一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查整本《毛主席语录》里根本没有收这一语录。颜智华竟然能在注解里无耻地列出”《》“这样空白书名来，可见实在是个”白卷英雄“！？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前十条“文件里有。颜智华竟然连这都不知道！】

夠了，夠了，是在太不要臉了！

yuwenfeng

        从吴宏达到宋永毅——如何预防美国公益基金贪腐问题的发生

                                                 颜智华

2016年4月26日，被冠以“人权活动家”、“人权斗士”的吴宏达从华盛顿带领朋友去南美洪都拉斯度假，淹死在游泳海滩。其贪腐千亿美国劳改基金大案进一步曝光。之前，吴用手中控制的巨额劳改基金的支配权，中饱私囊；性侵逃亡到美国的受共产党迫害的政治异议人士的妻女，罪恶昭彰，完全是一个衣冠禽兽。
        2007年，雅虎公司在美国国会的批评和压力下，捐资1730万美元（约合1亿2千万人民币）设立基金，用于救助中国受共产党迫害的政治异议人士及家人。这笔巨额款项，不知什么原因，被吴宏达操控。至吴淹死为止，用于资助受迫害的政治异议人士及家属的费用，还不到基金总额的2%；吴宏达甚至以手中掌握的基金的支配权，以卑鄙手段性侵逃亡来美国的政治异议人士的妻女。吴死后查账，基金仅剩余不到300万元。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经济贪腐大案，更严重的是一个政治丑闻，世纪性的。早就有人质疑和揭发吴宏达“中国人权斗士”、“人权活动家”的虚伪和虚假，但吴仍然能够把美国国会及其他政要哄骗，为其站台，成全了他假中国人权的名义招摇撞骗，行玷污、损害、侵害中国民主人权运动之实。危害惨重，教训深刻。
还有非常蹊跷的事情是，劳改基金会内部早就有人向基金的提供者雅虎公司举报吴的贪腐问题，而雅虎公司置若罔闻。还有，1亿7千多万美元的巨款，为何就轻易交给吴宏达一个人掌控？这里面是否案中有案？
      上面所述都是已经被人质疑过了的事情了。我在此是要对剩下的不到300万美元的这笔基金，接手吴宏达掌控权力的人之一宋永毅的行为进行曝光。
宋永毅在今年3月份主动提出帮我申请2万3千美元的出版基金，同时还要联系香港的出版社出版我的书（也要给出版社好处）等相欺骗，以帮我修改参加9月份在纽约城市大学召开的“土改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需要”作为借口，骗取了我的80万字著述《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的Word文档的卑鄙行为已经在9月份曝光。本文中要对其中一些细节做补充，并对这笔基金现在的管理、监督问题提出看法。
       1、劳改基金的用途，获得资助和申请资格应该向社会公开。
       我事先根本不知道宋永毅是新任劳改基金会理事。是宋在收到我送给他的书后，主动告诉我说：“要帮我申请基金2万3千元。”还说：“这是上限。”“虽然不是我个人说了算，但只要我推荐，一般都能够申请到的。”“去年你们重庆的谭松，就是我帮他申请的。”“不过去年已经过去了，今年要等到七、八月，每年七、八月是申请时间。”
       从宋永毅上述对我所说的话，可以看出现在这劳改基金的用途，谁有资格申请谁没有资格申请，得看你和某个理事是否相识，关系是否密切。得看某个理事对某本书，某作者，某个事物的好恶。
      2、宋利用基金会理事职权，为个人沽名钓誉。
今年4月，宋又给我发来一个邀请函，参加5月10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明镜办公处召开的由他搞的新书发布会。什么新书呢？据当时宋告诉我：是某人士在国内收集了数十份“六.四暴徒”被判刑的《判决书》，辗转交到了他宋永毅的手里，他就把这数十份《判决书》汇集印成一本书，由他写了一篇类似“出版说明”（我没有具体看见）的文字放在书的前面。于是就成了他的成果。对此我不置可否。我要说的是：宋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跑到东海岸的纽约市的远郊法拉盛明镜办事处，专门开新书发布会。还请来若干“名人”给他站台，捧场。所需经费都是由基金开支的？如果是，这是否主要为个人沽名钓誉？
      3、借“学术研讨会”的召集主办权，专横跋扈，打压真知灼见观点；封杀高水平论文，借组稿、审查权搞一言堂。

宋永毅更霸道的是，5月10日在明镜办事处开他的“新书发布会”，原本是他主动安排我发言的，开会前夕，他还要审查我的发言稿。由于我没有遂他的意，马上露出他的狰狞面目，收回他自己主动给我发的参加新书发布会和土改研讨会的邀请函。因为他已经把我的80万字著述的Word文档骗到手了。还同时强调：“我们就当没有交往过……。”自1979年至今，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内，也不会有如宋永毅这样的人品卑劣的“学者”。
宋永毅在国内学的是中文专业，并没有受过历史（包括中共党史）专业训练，也没有从事过相关工作。从他跑到美国来后的期间看，也没有其独自创作的专业著述。多是收集别人的资料汇集整理成册，写一个“前言”、“出版说明”等一类的东西印成书，或者制作成光盘。如十几年前就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一机构出售的光盘，当年就卖七、八千元。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员的日常工作，宋以此吹嘘，欺世盗名，沽名钓誉。其实宋对中共建国后历史的解读（如若干政治运动）大都是人云亦云，照他人的文章鹦鹉学舌罢了。根本没有个人的创见。且不少看法、判断、结论非常肤浅，与历史真实根本不相符合。
      举个小例子：在4个月前，自由亚洲电台出了个节目，名叫《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这个节目原本是我主动找该台某制作人联系，商议做一个“历史专题访谈”节目的。我为此专门给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素材等，还和制作人之间做连线访谈等。由于制作人非历史党史专业学者，于是制作人和我之间还多次交换意见，我在许多社会历史常识知识问题上给制作人解难答疑，深入浅出讲解。制作人最后还是把宋请出来当成学术权威在节目中给他站台，如宋在节目中有一个结论说：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造成了后来的大饥荒（大意）。肤浅到极点。
根据宋的意思，节目制作出来成了一个政治宣传片，根本不是历史专题访谈片。节目中把我事先和制作人连线访谈中许多关键性的，独到的，有真知灼见的对造成饿死7千万人以上的4年大饥荒的制度性（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制度）根源，故意砍掉，只字不提。而把某一写个人家庭逃荒故事的作者与书，在节目中作为重点表述。可见宋报复、打压如我这样的具有真知灼见的作者与观点的嫉妒心之下作，强烈。
       1959年开始的特大饥荒时期，5亿中国农村人口都被禁锢在人民公社这座监狱（类似劳改农场）里面，如囚徒，完全成为被宰割的草芥，被虐待的饥民们根本没有反抗能力。他们（囚徒）和共产党官府之间怎么会有“粮食战争”呢？“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这个题目很可能也是宋永毅给节目制作者想出来的。不少公社人口饿死过半，有的生产队饿死人比例达80%以上。没饿死的也奄奄一息（除干部和积极分子外）。整个农村饿殍塞于道，千里无鸡鸣，“悲歌”这个词汇不知怎么臆想得出来的？

本文前面谈的在共产党土改（运动）问题上，宋分明知道在68年前，有一位农业经济学专家，在共产党建国前就亲共产党的“民主党派”负责人董时进给毛泽东写信，后来出书，从人类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社会伦理道德，特别是从经济学（重点是农业经济学）层面，讲述了共产党土改是错误之举。还对共产党借以搞土改的理由，如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地主所有制，是罪恶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农村土地高度集中，不到人口10%的地主占有80%以上的土地，占人口90%的农民只有20%左右的土地等不实之辞，从理论上并用社会调查获得的详实资料（如数据）进行了澄清与驳斥。还预言：土改一定会破坏农业生产力，粮食减产，造成大饥荒。全书约5万字。董时进68年前对共产党土改的批判，不论从哪个学科上看，至今没有学者超越过他。而宋永毅却不以为然。宋推崇的是如高王凌的一篇乡野调查之类。高王凌根本不是学历史（党史），也非从事党史撰写的人员，只是业余闹腾闹腾的业余爱好者。且文章结构毫无层次条理，文笔粗鄙。宋还欣赏一本叫《软埋》的以土改为背景的小说。
      对于共产党土改，是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目标（反帝反封建）或者叫任务之一，原本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是反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是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完全没有历史进步性。没有任何的正当性、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运动中的整人、斗人、杀人（包括掠夺财产）都是反人类罪行，因为这些行为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自发的，而是共产党政权（包括建国前和建国后）以政权的力量，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动实施的。完全合乎反人类罪构成要件。
     不论是暴力土改还是假设的和平土改，都是必须否定的，全盘否定。
把政治问题“学术化”，原本是在1979年非毛化运动开始后的30年中，国内的政治言论管控松弛的背景下，国内的良心学者们打的“擦边球”。是委曲求全，迫不得已的事情。如避免触碰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等政治原则问题，只在技术性的“暴力”或者“和平”土改的是非曲直问题上做文章（也可以起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效果）。
       而在美国有言论自由，也无共产党打压。宋永毅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还要像在国内那样划一条政治“红线”，限制思想、学术自由，就凭借他掌握有基金的支配权力。这也算“以权谋私”吧！某什么私呢？一是以此作为项目，申请基金、领取奖金。二是在美国操控中共党史“学术研究”地盘，打“假球”，两边通吃……。
      当然宋永毅这种下三滥的小伎俩还不属于吴宏达那种贪腐的性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吴宏达从小混迹在上海滩，又在监狱里面和杀人、强奸、盗窃等罪犯同囚一室达一、二十载，铸就了敢于贪腐千亿美元，并趁人之危设计性侵人之妻女的类似东北胡子的熊胆；宋永毅不过把温州小贩的奸猾带到美国来了。不过美国的民主人权基金被这类人操控确实非常悲哀。
                                                                                                201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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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对于北方土改运动中的广泛的酷刑，暴行、血腥杀戮，在当年国民党政府的档案、资料、报刊里面应该有大量的记载。建国后南方土改中的斗、打、杀等暴行在共产党的档案里也有应该有大量的记载。所谓田野调查，当事人回忆，只是一种补充。还有如1959-1962年的大饥荒，官方档案中，主要是某些地方的地、县级档案中，有大量记载。对当事人、见证者的调查，也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属于“活档案”。它补充官方档案库里基层单位，如公社大队、生产队、农民个体与家庭等资料数据缺失的问题。）

2019-10-6

yuwenfeng

刚才在明镜网上随便看了一下主持人何频与宋永毅对话，话题是共产党的土改。宋永毅在视频中瞎侃的东西，大都是看了其他人写的，老得掉牙的，关于共产党土改的文章中的内容后，鹦鹉学舌，东拼西凑，然后用他的嘴巴说出来，就成了他宋永毅的“研究成果”了。
其实，他在视频中胡说八道的一部分东西，才是他的“研究成果”。宋胡说八道的东西，完全是小儿科，根本不值一驳。
宋在其中讲了几句邓小平在西南地区的土改，是在读了颜智华的书后才知道的事情，但是从他嘴巴中讲出来的，连鹦鹉学舌都完全没有学会，完全失真了。
宋9月份在纽约城市大学搞的这个土改国际研讨会，是一场游戏。

yuwenfeng

美國的學術 发表于 2019-9-27 07:44
看完顏智華先生的大作，才知道他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的可悲。文章中史實和史料錯誤的硬傷實在是太多了，難怪 ...

从宋永毅在美国之音所做的一个节目，再看他学术骗子真面目

洪老师您好！

昨晚在网络上偶尔发现有你与宋永毅一起在美国之音的节目。打开节目视频之前我就有心理准备，即要耐着性子把宋永毅的拙劣表演看完。

女主持人郑裕文说宋永毅是“研究土改的顶级专家”，这个“顶级专家”的头衔应该是宋永毅自己封的，当然这不能责怪女主持人，她只是事先受托于宋永毅的一名媒体记者。

宋永毅在这个名叫《中共当权70年不倒，靠的是什么？》的节目中完全是在东拉西扯，语无伦次，言不及义——鬼扯。我费力的归纳出宋在节目中说过几个观点。姑且择其两、三点常识性错误作解析，再揭他学术骗子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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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在节目中鬼扯的，一是共产党土改前中国农村有一个“乡绅阶层”，这个阶层是“农村的社会精英”，农村就是由这帮人在治理，即所谓“乡绅治理”。这个说法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而且因为时过境迁，与土改运动前中国农村的社会政治形态的真实完全不符合。所谓乡绅治理，是1930年代初期开始，由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乡村建设派”所提倡与践行的中国乡村建设的一种模式。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愚、贫、弱、私”造成的,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乡村从而改造整个社会。这一个社会改造工程首先得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支持并率先在山东一乡村实验。工作当然依靠（实验区）当地乡村里文化教育程度较高，家境相对富裕的又热心公益的人，有人把这些人称呼作“乡绅”。又衍生出所谓“乡绅治理”等概念。1930年代，民国政府属下的山东、河北已经是一个法制社会，在践行乡村建设的实验地区，乡绅治理是在法律框架下施行的一种思想文化良性改造；生产（经济）活动技术提升；生活习惯文明教养的社会文化改良活动。其与中华民国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没有任何抵触，或者说是在国家制度框架下进行的。不属于政治变革问题。这个实验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终止。

共产党的土改运动前夕，中国乡村不存在乡绅治理。

共产党土改分为建国前的北方“解放区土改”（下面称北方土改）和南方“新解放区土改‘（称南方土改）。先说北方土改。北方土改一般搞了两次，即1946年《五.四指示》后开始的土改。在8年抗战期间，以”抗日民主政府”为招牌的实际是共产党“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专制政权以抗日为名，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军政（包括社团）官僚机构，所需给养主要靠“刮地皮”，即强征豪夺（包括绑架人质）方式索取名目众多的税赋捐……。致使辖区内平民穷困，富人破产，到日本投降时，乡村里已经罕有在经济资源上够得上共产党划地主阶级成分的人家了。在共产党地盘里政治上就是共产党军事专政，乡村里党、政、军和名目繁多的群团组织构成了共产党在乡村里的政治网络，可谓一张天网疏而不漏，哪里还有什么乡绅阶层？此时，土改已经是一个虚假的政治命题，如在河北、山东所谓土改主要是“除奸”，清算镇压汉奸，即在日伪政权里当过差做过事的人。杀头，没收财产。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土改工作会议，制定《土地法大纲》的前后开展起来的二次土改。这二次土改与“整党”同时进行。刘少奇把整党叫做“搬石头”，即认为共产党基层政权里的干部多数烂掉了，很多人本身就是地主富农，是压迫贫苦农民的石头，是妨碍土改运动的绊脚石，要先搬掉。（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刘少奇就是沿用这种政治模式）。在土改中搞平分土地，原因是很少有够得上地主标准的农户，只得一群矮子中间挑高个。土改中最热闹的主要是分浮财（地面上的）、挖地财（埋在地下的）。“为了分人家的财产，就拔高人家的成分”（毛泽东语）。土改积极分子对分土地并不感兴趣，热衷分浮财、挖地财，分银两，这可以先吃饱喝足。这是在北方乡村，土改不存在消灭乡绅阶层的事情，原本就没有这个阶层了。

南方地区土改前也不存在政治层面的乡绅阶层，更不存在政治上的所谓乡绅治理。在南方（共产党叫新解放区）。民国政府一般是在县以下设区，区以下实行乡（联保）、保（村、居委会）、甲（村民小组）等多层级行政管理制度。保长已经实行民主选举，当选者也不一定是所谓“乡绅”，其中也有按照共产党划阶级成分之财产标准应该划贫农者。真有钱有文化者多进城谋职或者投资经营商业去了。乡村里文化稍微高点的只有小学教员，包括公立学校和私塾，教员在乡村里收入微薄，无政治权势，谈不上是乡绅。行政、司法权都集中于县级政权机构，政治层面根本不存在乡村由乡绅治理的机制。保护私有财产、人身自由、诚实守信、尊师重教……都是乡村社会文化传统。这些与所谓乡绅治理也没有联系而是由整个中华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

共产党军事打败民国政府，夺取政权，这就颠覆了保障人身自由权、财产私有权以及诚实守信、尊师重教……等社会行为准则的政治制度保障，或者说摧毁了人身自由权利、平等权利的政治保护神。在共产党政权下，不论你是乡绅还是愚民，有产还是无产，都是听候蹂躏宰割的羔羊。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成员是集中在城市而非乡村，随着共产党军队接管城市，这个所谓精英阶层也就和旧政权一道灰飞烟灭了。乡村里的乡长、保长、甲长和“地主”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哪还平地冒出一个乡绅阶层？况且在土改开始前，乡村里（联保、保、甲）的政治权力已经控制在由共产党县委，县委以下的各区委领导的农会（有民兵武装）的手里了。宋永毅所说“土改消灭了乡绅阶层”。只是子虚乌有罢了。臆想出来的。

二是责怪“知识分子犬儒化”导致共产党当权（70年）不倒。

宋永毅与美国之音该主持人一起做的节目的题目叫“中共当权70年不倒，靠的是什么？”宋在节目中敢于自问自答这个庞大又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问题，可以看出作为图书管理员的宋永毅的自不量力与张狂。宋认为“知识分子犬儒化”是共产党当权70年不倒的三大主要原因之一。

先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它是20世纪初自西方引进的一个词汇。从社会分工角度，它指的是现代社会中一个职业群体。从社会政治角度看，这个群体受教育程度高、文化知识丰富，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对于社会现实持有一定批判精神等特征。但是在毛泽东的词汇中，知识分子被贴上了阶级标签，划入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中去了，在政治上具有贬义性。特别在中共建国后，不仅完全封杀了政治言论自由，连在经济建设的技术层面都实行一言堂，因此，作为一个职业群体范畴的附着在共产专制国家这张皮上的“新中国知识分子”，与有言论自由的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属性、人格特征完全不是同一概念了。这应该是常识。

再说犬儒主义。原本是古代希腊罗马的一个哲学思想或者派别，不存在贬义。其概念经过几千年演绎，到现在的解释众说纷纭，争议性非常大。在中国国内一般是作为贬义词汇使用。

至于宋永毅给中国知识分子扣上一个“犬儒化”的政治与道德帽子，还认为这是导致共产党执政能够维持到今天（70年）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完全是信口开河，混淆视听。前面段落中已经讲过，自共产党建国后就没有言论自由，违者不人头落地也会坐穿牢底。建国前就参与共产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建国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体上都信仰共产主义。因此“知识分子犬儒化”是一个假命题。这是指1978年前的情况。自1978年下半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标志在共产党建国30年后体制内外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开始冲破政治禁忌第一次登上思想政治舞台。但这是在中共党内高层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政治权力的支持下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与西方民主社会“知识分子”独立发挥对社会政治发展的导向作用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即使在10年（1978年下半年-1989.6.4）改革期间，也没有形成如西方民主社会那种属性的知识分子阶层。原因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高层实权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打压。当年在社会经济形态上也不支撑如西方自由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即这10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仍然是依附在共产党专制政权这张皮上的，端的还是共产党的饭碗。吃人饭受人管。在共产党专制社会，特别是中共专制社会，所谓“知识分子犬儒化”完全是一个假命题，共产党从来没有给与这个职业群体政治上的言论自由。

如果说江泽民、胡锦涛时期还留有一丝关于“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村委会选举）讨论的空间，自习近平上台后整个所有社会机构都姓党，连高校教师课堂讲课都受学生中的信息员（实际是业余特工）监视，红色恐怖弥漫校园。这怎么叫知识分子犬儒化了？胡耀邦儿子胡德平（本身是省部级干部）担任社长的《炎黄春秋》期刊都根据习近平的指示被官方接管，你能说胡德平（文革前进入高校）犬儒化了？胡扯！

宋永毅在语言逻辑上也是混乱的。如之前在自由亚洲电台上的一个节目中，以《知识精英互相撕咬——谈另类反右运动》为标题，下结论说：“反右运动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了毛泽东的谋略外，与知识精英的互相撕咬也不无关系。”宋为他得到的结论举了几个例子：

（1）民盟中央负责人兼《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是毛泽东点名的大右派，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是他聘请的《光明日报》主编。储安平发表了有名的‘党天下’言论，那个言论章伯钧是同意的。当时章伯钧就把储安平抛出来，而且发表文章和主持对储安平的批判会。他以为把储安平抛出来毛泽东会放过他，结果毛泽东根本没有放过他。你说笑话不笑话，章伯钧明摆着成为最大的右派了，竟然还希望通过揭发、批判储安平来逃脱毛泽东的整肃。”（宋永毅上述说法的历史真实严重存疑？-笔者）

（2）“王若望先生后来投身于民运，和共产党奋战不息，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在反右中间也有不光彩的表现。比如说1957年6月18号，上海外语学院法语教授徐仲年，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鸟昼啼》杂文，批判中共把广大知识分子说成是‘带坑臭’——生来就带着茅坑里的臭。但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当时发表过更多、更厉害这一类杂文的王若望先生，他竟然在三天以后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题目就叫做《带坑臭——驳徐仲年》，指责说：‘近读徐仲年之《鸟昼啼》，对共产党人咬牙切齿之情溢于言表。’这个纲上的非常高，很难想象王若望这样后来数一数二的大右派，竟然在把人家打成右派的时候也如此声色俱厉。”

（3）“有一个杂文家叫徐懋庸，这个人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担任过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他极左的做法和武汉大学的一些著名的教授，比如说中文系教授程千帆，闹得非常不愉快，程千帆等人就把他告到中南局去了，中南局处理了徐懋庸，调他到社科院当了一般的研究员。反右斗争中，程千帆等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徐懋庸非常愉快，他未能忘怀旧事，就写了篇杂文，题目叫做《大学里的右派》。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当然为了泄私愤和为自己翻案。好，共产党有一条，历次运动不许翻案，你徐懋庸竟然这个时候要翻案，同样是反对党的领导，结果徐懋庸就划成右派。”

对于宋永毅上面三个论据，姑且不考虑其事情的真假，但他犯了一个简单的认知错误，即上面事情的当事人，特别是宋所说的三个加害人都不是西方社会分层方法中的“知识分子”，而是共产党官员。比如章伯钧是共产党政府的高级干部——国家交通部长。至于他以民盟负责人的政治身份入阁，并不等于他在政治上就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章在1920年代就加入共产党，后“脱党”，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一直和共产党藕断丝连。抗战开始后成为民盟负责人，是共产党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大佬级人物。所谓民主党派，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里面一些人具有双重党员身份。在共产党打江山过程中，他们和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军政机构里面的特工人员的作用是异曲同工。建国时论功行赏，这些大佬都被授予一官半职，分杯羹。这些人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中根本不存在要颠覆共产党政权的本意。当时在共产党中央高层受苏共20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主义并开展平反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启发与鼓动的大有人在。章伯钧、罗隆基等民主党派高层人物不过是中共党内一部分受到赫鲁晓夫政治改革运动的启发鼓动也希望中共也仿效其改革的人们的高层代言人罢了。宋永毅所谓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互相撕咬”，是毛泽东反右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原因的论断实际是在移花接木。按照宋的这个逻辑，国共战争也是知识分子在互相撕咬（两党高层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知识精英）；1947年共产党在晋西北根据地搞土改，在“斗牛大会”上，儿子牛荫冠（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斗争他的父亲牛友兰（受到毛泽东夸奖过的原边区兴县首富、开明绅士，几乎把家产全部捐献给共产党）也是知识分子互相撕咬（父子都读过大学）？1942年延安整风、1954年高饶事件、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包括追随他的党内高层）和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高层（包括文化教育界的学术权威）的政治斗争（包括文革运动）等都是“知识分子在互相撕咬”啰？荒唐！从上述中，暴露出宋永毅对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的解读、认知不仅肤浅，还对受害受难者缺乏同情怜悯，极尽嘲笑奚落之能事。这和他所谓共产党统治延续至今（70年）不倒的原因（之一）是“知识分子犬儒化造成”的胡说八道的思维方式与对他人的灾难幸灾乐祸心态是同出一辙。

三是把社会腐败的主体扩大到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两个社会阶层。非常荒谬。“共产党当政70年不倒的原因？”宋在节目中抽象归纳为三点：暴力；谎言；腐败（统一战线）。

　　腐败作为社会政治概念，“是特指掌握公共权力者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背离公共权力的授权目标，违反公共权力的使用规范，牺牲公共利益谋取个人或者少数人利益的行为。”主体是官员或者政权机关。

宋永毅认为“（共产党）制造了一个御用知识分子阶层”是中共当政70年不倒的原因之一。

自中共建国到现在，高校毕生或者在校的已经有近亿人，高中毕业升高校入学率已经达到30%以上。如果按照高中以上学历计算，中青年人群中知识分子已经占多数。总人数至少也有几个亿，作为整体，这个阶层不是腐败主体，也搞不了腐败。

宋说的“御用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在节目中说出一个界定。是指的共产党各级政权机关里面的干部吗？还是也包罗了所有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这个吃财政饭的社会阶层中除勤杂工外，一般都具有高校学历，也算知识分子。其中可以划为腐败主体范畴的也只是其中的领导干部，占少数。但作为官员，按照社会政治学分类不属于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范畴。这个问题在本文前面一个大段落中已经把道理说清楚了的。

可能宋所指的“御用知识分子阶层”是专指的在共产党的宣传、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或者其它搞意识形态工作的单位就职的高学历人员群体。这个群体都是上共产党政府办的公立学校，读共产党下属机构编写的教科书长大，就业的，是事实。把这个社会职业阶层都定性为御用知识分子阶层，那全中国凡是成年人都可以被定性为是受共产党御用的。因为共产党从建国之日起直到现在70年都是由它独裁专政。由此看，宋的定性是没有道理，离开了社会政治学学科特指范畴。共产党所掌握、控制的资源与作为它所御用是两回事。共产党确实培养了一批专业御用文人，如思想政治课教师（主要包括中学、大学、党校、军校以及其它成人教育培训机构）；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哲学类、政治类、历史类（包括党史）、文学类以及其它社科类教科书编撰人员；某一类专业作者；媒体中相关的撰稿人员。以及“自干五”等。其实上述人员中多数是为混一口饭吃的；从1980年代开始，整个社会没有几个人真相信他们说的那一套东西。到现在，有文化有阅历的人谁还在相信政治教科书和媒体的政治宣传？宋永毅跑到美国几十年了，还以为国内老百姓都是像毛泽东时期那样的愚民？相反，国内老百姓很多人都是从共产党宣传内容的反面来解读宣传内容的。笔者理解宋永毅在节目中的意思，是把国内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两类的：一类是“犬儒化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共产党培养的“御用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都是中共当权70年不倒的社会基础。除上述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外，还剩下的与共产党不合作的就只有如刘小波几个搞“和理非”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了。其实，刘小波何其不是进共产党办的学校，读共产党的教科书长大的呢？宋永毅自己也是如此嘛。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一夜变天前，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共产党操控的，为何一个晚上就翻转了呢？胡平先生说，“原因是共产党不杀人了。”这无疑是说对了。共产党为何放下屠刀不杀人了呢？是变天前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还有共产党军队的军官士兵们认为不能镇压（屠杀）要求颠覆共产党政权的人民，甚至站到人民一边颠覆共产党政权。

中共当权70年不倒，要分析其原因，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学术工程。不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卖嘴皮子就能糊弄人的。

宋不但骂知识分子阶层腐败了（犬儒化、御用化）。还指斥“老百姓满足眼前利益……。”即把老百姓安于经济收入提高，生活得到了改善而不在政治上和共产党斗争，也作为共产党当权70年不倒的原因。说老百姓作为整体，在政治上没有和共产党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就朝代更替而言，远的不说，辛亥革命有多少老百姓参加？国民党军队北伐推翻民国北京政府有多少老百姓参加？共产党军队颠覆民国政府的“人民解放战争”，参加的老百姓又有多少？共产党在苏区也好，在北方解放区也好，从来没有得过民心。当年那个责问“雷公劈死的为何不是毛泽东？”（当时雷电劈死了一头馿）的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发自心底的呼喊就是代表整个北方解放区老百姓的民心。据说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期间山东解放区有百万民工支前，共产党教科书说是“解放区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军参战”。实际是共产党在根据地里搞整党、土改运动中，斗地主普遍滥杀村村流血，人人恐怖。平分土地，分浮财挖地财人心惶惶耕地荒芜，穷困潦倒满目疮痍。唯有跟共产党跑，参军参战一条路可以吃碗饭喝口汤。多年前国内一位研究共产党北方土改运动的学者在其文章中叙述解放区的社会场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只有活不下去（生活无来源）的人才去当兵；而经过土改运动的解放区的人只有当兵（追随共产党）才活得下去。”共产党打倒了国民党主导的民国政府，颠覆了中华民国的原因，根本不是老百姓搞政治斗争或者其它维权斗争的结果。完全是军事实力的较量的结果。

宋永毅还把共产党当权70年时间与“明、清两个王朝”存在的时间长短比较，笔者仔细听了也没有听清他究竟要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其实，中共最终军事打败民国政府军队，有一连串偶然的原因，既有国内国际的历史原因，也有蒋介石个人因素。共产党当权至今70年不倒，其中也有大一串偶然原因。这是从政治历史哲学角度考量。宋永毅敢于把非常复制的政治的社会的个人的原因简单的具象化，只有“美国之音中文访谈”这种节目才会将其发上网络的。据说从郭文贵直播事件闹开后，海外就没有几个人看它的中文节目了。国内观众一般也翻不了墙看不上美国之音的。

（2019-11-28于美国）

yuwenfeng

颜智华开始被宋永毅骗走了80万字著述的word文档后，还没有想到宋会拿去卖给共产党国安，后来才想到的。因为骗取word文档前，已经从颜智华处要走了这部书的纸质书1本，开始说要拿钱买，后来就没有付钱了。为什么还要骗取word文档呢？因为国安从2013年开始就找颜智华要这部书的书稿（当年还没有出版）。国安需要知道书中引用了哪些共产党官方的历史档案资料。2019年宋在美国骗走颜智华书的word文档，可以轻易卖给共产党国安，赚取一大笔钱。宋永毅在巨骗吴宏达淹死后（在南美某国家一海滩游泳时淹死），就联合其他几个人把吴宏达手里的劳改基金剩余的300万美元搞到手了，并打着他是劳改基金理事，可以帮助人申请这个基金的名义，到处欺骗不明真相的人，并从中中饱私囊。如给国内某政治异议人士实际申请了2万多元的基金，但是该异议人士只得到1万6千元。还指示该异议人士在美国不得公开参与反共政治活动。宋作为浙江人，奸狡巨猾。宋永毅和共产党在美国的特务机构明镜（媒体），来往密切，是特务网络中的重要成员。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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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时报报道，颜智华新书发布会

新唐人新闻-颜智华被共产党政府停发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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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纪元时报2022年4月6日大篇幅报道
颜智华著述《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
（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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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智华《中共江山：蒋介石拱手相送》24万字

打倒习近平

明镜电视台（媒体）是共产党在美国境内的特务机构，它的老板何频是人人皆知的共产党国安派出的特务。宋永毅和明镜特务是一伙的，他多次用他掌握的劳改基金的钱，在明镜总部（位置在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社区的长岛）搞活动，包括给他的”新书“开研讨会。宋永毅印书的钱也是从劳改基金”申请“来的，他自己是劳改基金的理事，他和劳改基金理事长夏明（人人皆知的共产党派来美国的特务）关系最亲密。宋永毅经常上明镜电视台的节目。他参与那个”中国研究院“（实际只是一个空头公司，成员们经常集会的地点在法拉盛市政厅附近的王军涛的民主党总部里面。成员大都是闲得无聊的跑来美国的老头，基本上每周聚会一次，聚餐一次，打发时光。
（几张照片中的宋永毅都是在明镜电视台上搞节目，不是特务5毛，明镜电视台一般是不会让你在它电视台上露脸的。露脸的不是特务就是5毛。个别不是特务5毛的，也是他们觉得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上它电视台的节目）







从下面这个明镜电视台的节目，也暴露出明镜是特务机构，它在为习近平直接掌握刀把子兴高采烈。（”国安委“的主任就是习近平，由习近平直接掌握刀把子。之前直接掌握刀把子的是政法委。习近平没有直接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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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研究院”就是由被张晓玲杀死的共产党大特务（由共产党国安派来美国的，挂民运招牌的专门接手假政庇者案子的律师，特务洗钱机构-“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老板的李进进（父亲是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退休）拿钱资助的。里面的“研究者”不是特务就是5毛。宋永毅出版印刷这本书费用是宋永毅当理事的劳改基金拿钱的。劳改基金原掌柜是巨骗吴宏达，这笔基金原本是1700万美元，是雅虎赔偿被它泄露个人资料而被共产党抓捕判刑的中国国内人士的。奇怪的是雅虎把这笔巨款交给吴宏达（巨骗）个人管理。吴宏达在南美某海滨度假地海滩淹死后，结果只剩下300万了。查账，只有20多万用于中国国内的受迫害者，1千3百多万美元不知去向。剩下的300万被包括夏明、宋永毅等几个共产党特务、5毛搞到手了。夏明当基金理事长、宋永毅等4-5人当理事。实际是几个人的私人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