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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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来稿，曾发表在“自由中国论坛”。http://zyzg.us/viewthread.php?tid=195329&extra=page%3D&page=1





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及其他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不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于3月２日发表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1959年之前的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


白皮书的内容不过是重复了以往的宣传论调。长期以来，国内的媒体和出版物等一直对人们灌输说，在旧西藏的人口中，农奴占了95%以上，而农奴主阶级则不到西藏人口的5%。如《光明日报》1月28日刊发的署名文章《天翻地覆慨而慷——写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之际》中称“占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阶级占有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的人身自由。”（作者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研究员拉巴平措。）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虽然有时候宣传材料中也会略微变换一下说法，把“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改为“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如前面提到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但其实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差巴、堆穷、朗生被统称为“农奴”，只不过有些时候也将朗生称为“奴隶”。


在这些关于旧西藏的资料中，5%和95%这两个数字对比十分鲜明，特别是农奴的比例达到95%以上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为什么农奴占旧西藏人口的比例不是63%、74%或86%，而偏偏是整整齐齐的95%呢？这个数字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鉴于95%这个数字频繁出现在媒体和出版物中，特别是最近被作为抨击旧西藏和藏独势力的有力武器而被大量使用，因此有必要弄清这个数字的来源，以对其严谨性有个确定的结论。


（1）关于地域范围


要弄清楚旧西藏农奴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首先要确定“西藏”的地域范围。根据中国官方的解释，“西藏”所指的是目前西藏自治区这个地域范围，在解放前则为西藏政府的辖区（包括当时西藏政府辖下的昌都地区）。当然上述是从政治的角度所谈论的“西藏”，而除了“政治西藏”之外，还有“民族西藏”、“文化西藏”的说法。而藏语中的“图博”，英语中的“Tibet”，指的实际上是“民族西藏”之区域范围。许多国外学者在使用“西藏”（Tibet）这一名词时指的是卫藏、康和安多三区之总和，大致包括目前之西藏自治区和青川甘滇藏区。用汉语之“西藏”翻译藏语之“图博”、英语之“Tibet”时，很容易发生混乱。因此，国外学者的著作中提到的西藏人口情况往往囊括了更广大的范围，这一点需要注意。本文为方便起见，文中所用“西藏”一词均指西藏自治区或西藏政府辖区之范围，同样为方便起见，将1959年之前的西藏称为“旧西藏”。


（2）旧西藏的人口数


限定了西藏的地域范围后，接下来还要弄清旧西藏的人口数量，而这却是极为困难的。在民改之前（甚至民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藏从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各个历史时期的西藏人口数字均不准确，各种数字相差悬殊，让人无所适从。这里主要研究“解放后”官方统计的西藏人口数字。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次、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西藏的人口总数只有人口估计数而无普查实数（《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P178。另：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青川甘滇藏区的藏族人口虽有详细数字，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数字也并不可靠）。据国内资料记载，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西藏的人口数由西藏噶厦政府向中央申报为100万，但不包括昌都地区。100万人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数，并未经过实地的人口普查。作为中央直辖区的昌都地区上报的人口数为273964人，同样地在昌都地区也未进行实地的人口普查，这一人口数也未必可靠，国内的人口资料亦不清楚该数字是如何统计的，只是含糊其辞地写着“昌都地区由于是中央直辖区，故当地行政机构可能根据各县的户籍资料对该地区人口进行估算或统计。”（《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P179）这样1953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西藏的人口估计数为1273964人。而《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一书的编写者则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倒推出1953年西藏藏族人口（扣除了汉族人口数）为1213000人。但是他们所依据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有问题。他们为了倒推西藏藏族人口，假设1950——1959年西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甘孜州的大体一致，而1960——1965年则使用的是1965年的自然增长率，而这两种依据都有问题。首先，从1959年开始至六十年代初，西藏自治区经历了战争、阶级斗争、饥荒等劫难，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人口大量损失，因此这段时间内的人口增长率不可能与1965年基本相同。其次，五十年代甘孜州的人口数字原本也存在与西藏自治区类似的问题（未进行实地的人口普查），也是不可靠的。（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理塘县志》第96页记载：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理塘县正处于不稳定时期，故未进行人口普查工作。”）民改前中共对藏族社会的控制程度十分有限，户籍制度也不健全，人口漏查少报在所难免。更何况五十年代后期甘孜州发生大规模战争，人口统计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而为了掩盖人口损失的实际情况也要对人口数字做手脚，致使其失真更加严重。既然甘孜州的人口数字已经存在很大问题，又怎能根据甘孜州的人口数字推算出西藏自治区的准确的人口数字呢？用这种方法倒推出来的1953年西藏藏族人口数量，只会大大少于实际数量。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在80年代整理公布了1952年西藏总人口数，为115万（包括昌都地区），据说这是西藏自治区统计局根据当时所掌握的一些资料、数字进行推算而得来的（《中国人口·西藏分册》，P61）。这种推算的准确性令人怀疑。在这套人口数字中，50年代除了1952年和1959年之外，其他年份的人口数则付阙如。1959年的人口数也不知道是怎样统计出来的，那一年正是西藏极为动荡的一年，参加战争及逃难之藏人达到六位数之多，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之下居然还能统计出人口总数来，实在是难以理解，大概也是靠推算得来的吧。另据国内资料记载，西藏于1951年“和平解放”后，西藏噶厦政府曾调查了全西藏的人口，总数为120万。此外，我曾看到一部内部资料，其中翻译了一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据这份资料透露：“有一定可靠程度的最早的西藏人口统计是三百九十万，这是拉萨政府于一九五一年对大致相当于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这个区域内的人头税的记载推算出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兼并西藏：中国的进步和问题》，《国外藏胞资料丛刊》第五期P78）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西藏自治区历年人口数（单位：万人）：

年份	年末总人口	对比：第一、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数字
1952	115.00
1953		127．40
1959	122.80
1960	126.98
1961	129.87
1962	130.17
1963	132.38
1964	134.61	125.12（藏族人口为120.87）

由该表格可以发现，自治区统计部门与全国人口普查部门统计的人口数相比，前者明显有缩小民改前西藏人口、夸大民改后西藏人口的倾向。


除了上述数字外，关于解放前西藏的人口数国内外资料中众说纷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记载。1929年中华民国内政部估计当时的西藏人口为3722011人。1934年出版的《西藏年鉴》称西藏人口为105万。1937年出版的《西藏问题》中则写道：“据内政部最近统计，（西藏）人口统计372.3万人”。等等。外国人的著作中关于西藏人口则有五百万、六百万等等不同的说法，不过其指的多是卫藏、康、安多三区之总和。显然，民国时期的国内外资料中，关于西藏人口和藏区人口的记载，经常大大高于解放后中国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包括据称是西藏噶厦政府申报的数字）。


关于国内统计的1959年以前的西藏人口数，127万也好，115万也好，我认为都是偏少的。《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一书也承认：50年代初“在西藏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又缺乏专门的户籍统计系统的条件下，人口的统计或估算之大量遗漏乃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P182）该书认为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后来公布的1952年之115万人口数“可能是偏低的”，虽然该书用自己的方法倒推出来的1952年西藏人口数1204600人只比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1952年西藏人口数多出五万人而已（如前所述，其推算方法大有问题）。


（3）95%比例的由来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明了，旧西藏的人口数量缺乏准确的数字。那么在没有准确的人口资料的情况下，农奴和农奴主阶级的各自的人口数又如何得知？这当然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关于农奴占旧西藏人口95%以上的说法，我在有关资料中还没有找到对这一比例的直接的、合理的解释。或许是我看过的资料太少的缘故？还是压根儿就没有人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一比例的根据？但我在《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一书的前言中却看到这样一段话：“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西藏藏族人口不过121.3万人，其中基本群众约有100万左右，即通常所谓“百万农奴”，……”根据该书的说法，“百万农奴”是指121.3万人口中的100万左右的“基本群众”。可是100与121.3之比为82%，距离95%还有很大距离。其实“基本群众”的数量只不过是粗略估计，而121.3万之人口数如前所述，是该书用不可靠的方法倒推得出的。因此归根结底，“百万农奴”的数量及其比例还是两眼一摸黑，不得而知。


而大陆学者王力雄其所著《天葬》一书中则直言不讳地写道：“旧西藏的上层社会一概被划为剥削阶级，比例是事先规定好的（百分之五）。其余人都属于劳动阶级。”我相信王力雄的说法是正确的。不仅旧西藏“农奴主”与“农奴”的比例是事先规定好的，“反革命分子”、“右派”等等的比例也是事先规定好的，并无科学根据。了解我国政治运动历史的人都熟悉这种操弄数字的手法。不过，“剥削阶级”并不等于农奴主，“劳动阶级”也并不等于“农奴”，何以变成了“农奴主”占5%，“农奴”占95%？这当然也不难理解，因为在国内关于旧西藏的介绍中，旧西藏的居民被分为“农奴”和“农奴主”两大对立阶级，所以只有这两种阶级可以存在。


我认为这是关于95%比例之由来的最合理的解释。


（4）旧西藏人口的组成


但是将旧西藏的居民划分为农奴主和农奴两个阶级是否合理？这一整套脱胎于左倾时期的理论，是否无懈可击？这是大可怀疑的。


过去的西藏拥有独特的文明，但她毕竟不可能与其他文明完全相异，不可能单调到只有两种人即农奴和农奴主。关于过去的西藏社会，国内外留下了大量资料。很明显的，旧西藏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她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她的居民包括签契约的农民、非签约的农民、商人、贵族、官员、牧民、猎人、僧侣、尼姑、手工业者、演员、艺术家、仆人、军人、乞丐、强盗等等。将整个社会简化为只有农奴和农奴主存在，是无法正确地阐释西藏社会的真实情形的。


根据国内对旧西藏的介绍，农奴包括差巴、堆穷、朗生三种人。可是用“农奴”来定义这三种人，实在是过于简单武断了。差巴实际上是签契约的农民，通过领种差地承担相应的义务，根据差地多少支应差役或缴纳赋税。堆穷则是没有领种土地之人，实际上是自由民，可以通过打短工等等方法谋生，堆穷由于没有土地所以生活相对艰苦一些，但生活比较自由。至于朗生，常常被称为“奴隶”，实际上包括家庭佣人等，甚至在政府工作的伙夫、衙役或马倌，以及教员等也被算成朗生。朗生的待遇好坏视主人之好坏。但在西藏，残害人、虐待人的事情即使有，也并不太多。朗生也常常被当成主人家庭之一份子，关系较亲密。虽然国内关于旧西藏的介绍中充满了骇人听闻的描述，但其中暴露出很多常识性的错误，如将藏人死后捐献身体之一部分用作法器的风俗（如骨号一般用过世的尼姑或僧人的胫骨制成，藏语称为“罡洞”， 此法器所吹奏出的乐音象征着驱散一切邪魔），偷梁换柱地描述为任意杀害农奴而取得人体器官用作法器，等等。对这些哥特小说般的文字，早已有人指出其不合理之处。“西藏是一个以宗教为本、全民信教的社会，连对草木和动物都充满怜悯之心，不可能会有那么多残害人的事。……西藏宗教不仅使西藏下层人民服从天命，逆来顺受，也对西藏上层社会有一种神谕式的制约，使他们为了来世不致沦落苦命，而在今世就积德行善，慈悲为怀。这使得他们多数对穷人并不残暴，也往往表现得乐善好施。”（王力雄：《天葬》）阿沛·阿旺晋美之子阿旺·晋美说：“象过去说的剥人皮，挖眼睛、人头骨呀，还有把小孩活埋在寺庙的墙角，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剥人皮、挖眼睛的这种事情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一百年里有过那么一次两次，而且都是私刑。……”藏人夏尔宗德丹也说：“西藏一些地区抓到盗窃者后，私自将其致残，这种现象不是没有，但很少，所以中共才找了十几年也找不到一个。更重要的这一切都是违法的情况下的私刑，不是国法。”（转引自《天葬》）所以无论是对差巴、堆穷还是对朗生，其待遇都比控诉旧西藏的文字所描述的情形要好得多。


即使将差巴、堆穷、朗生这三种人全都算成是“农奴”（他们是否能算作农奴其实很难说，有太多疑点存在），但是西藏社会还存在大量其他职业的人民。以牧区为例，牧区与农区相比，其情况有很大差别，不存在牧民对牧主或头人的人身依附关系，绝大多数牧民都有自己的牲畜并能保证温饱。如根据1959年对藏北安多多玛部落的调查，在民改前拥有二百只羊、三十头牛以上的中等牧户占全部落总户数的80%，而黑河宗门堆如瓦部落中即使是贫牧和赤贫牧户，平均每户也有羊二百一十七只。（《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转引自《天葬》）虽然中共在牧区划分了牧主和牧工，但根据中共的调查材料，即使是贫穷牧民家里也经常雇有牧工。“以黑河赤哇部落为例，牧主户雇的牧工三人，富裕户雇的牧工三人，中牧户雇的牧工二十人，贫牧户雇的牧工九人。再以比如宗热西部落为例，该部落没有牧主，牧工分布在富牧、中牧、贫牧三个阶层中。富牧的牧工有十七个人，中牧的牧工有五个人，贫牧的牧工有八个人。安多县一九五九年统计，全县有牧工二百九十二人，其中六十八人是二十户牧主雇的牧工，其余二百二十四人的雇主是劳动人民（包括富牧、中牧、贫牧等阶层）。这就是说，牧区的雇佣关系，不但发生于牧主与牧工之间，而且发生于一般劳动牧民之间。”（《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转引自《天葬》）显然，这种牧主与牧工的关系，更多的是有牲畜而缺乏劳力的牧民与有劳力而缺乏牲畜的牧民之间的一种互补关系，谈不上谁奴役谁。毫无疑问地，牧民与“农奴”毫无关系。


此外，西藏社会中还有大量僧人。僧人作为宗教职业，更与“农奴”沾不上边。在西藏社会，僧人十分受尊敬，成为一名僧人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显然，没有人会把成为一名农奴看成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至于其他职业，不用一一考察也能看出来与农奴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由于牧民和僧人的数量很大，仅仅排除掉这两类人，就完可以完全否定所谓农奴占人口95%以上的说法。据国内资料记载，1958年西藏的喇嘛有114103人（也存在其他说法）。关于旧西藏牧民的数量缺乏准确的资料，但据国内资料记载：到1960年底，在87万人口的农业区中，已有85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民主改革；到1961年5月，在牧区28万人口中，已有25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三反”、“两利”运动。（此外在寺庙和僧尼中也进行了“三反”、“三算”运动）我们可以用这些情况作为参考，虽然农区之人口并非都是农民，而牧区之人口也不都是牧民。旧西藏的牧民数量巨大是非常明显的事实，熟悉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牧民是西藏人口之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畜牧业是旧西藏主要的经济生产活动，有论者称西藏传统的经济生产活动中“农业生产约占四分之一，牧业生产占四分之三”。（黄万纶《西藏经济概论》，P155）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1959年西藏人口数为122.80万人（1958年的人口数缺），若将1959年西藏的牧民数量保守估计为25万，而僧人数量以11万计算的话，则牧民与僧人数量之和为36万，一共约占1959年西藏人口的29.3%。再加上农奴主阶级，这三种人一共约占人口的34%左右。根据这个结果，即使假设剩下的人口统统都是农奴，那农奴顶多也只占人口的66%左右，远远低于95%的比例。虽然上述的人口数字未必准确，但并不影响结论。


我们还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法来估计农奴占人口的比重。既然有关资料称农奴（有时又说成“农奴和奴隶”）包括差巴、堆穷、朗生这三种人，那么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这三种人在人口中的比重。遗憾的是，缺乏关于差巴、堆穷、朗生这三种人的总数及占人口之比例的确切资料（有的资料提到朗生约占西藏人口的5%，《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P42）。但有一份“西藏山南地区1961年各阶级人口数、户数统计”，内容如下：


西藏山南地区1961年各阶级人口数、户数统计

阶级	户数	%	人口数	%
农奴主、领主	152	0.4	606	0.4
农奴主代理人	1460	4.0	8611	5.5
富裕农奴	1195	3.3	8574	5.5
中等农奴	5413	14.8	34567	22.1
贫苦农奴	18413	50.4	74271	47.4
奴隶	7245	19.8	18251	11.7
牧民（未划阶级）	2327	6.4	10064	6.4
其他手工业者	130	0.4	555	0.4
小商人	113	0.3	438	0.3
游民	104	0.3	510	0.3
总计	36552	100.0	156447	100.0

这份统计资料是中共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统计的结果，其阶级划分法未必科学。其中的“奴隶”，可能指的是朗生之类。山南是西藏主要的农业区之一，而西藏各地经济情况不同，这份资料不能用来代表整个西藏、尤其是广大牧区的情形。另外，僧人不在该表格统计之列。


根据这张表格，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和奴隶一共占山南人口数的86.7%，但须注意的是，“富裕农奴”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说法，“中等农奴”也面目可疑，而后两种人更接近中共所说的“农奴”。这后两种人即贫苦农奴和奴隶，“共占人口总数的59.1%，构成西藏社会最基本的阶级。其他研究也介绍了类似的西藏社会结构：贵族（5%）、僧侣（15）、牧民（20%）、农奴”（60%）（Grunfeld，1987：13）。”（《西藏的人口与社会》，P172。该书所引用的加拿大人A. Tom Grunfeld（谭·戈伦夫）的结论是缺乏实际价值的。Grunfeld的政治倾向决定了他对西藏的观点几乎是中国官方观点的翻版，这从他的著作《现代西藏的诞生》的内容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该书存在大量错误和不实之处，例如他在书中否认罗布林卡在拉萨战役中被炮火破坏——有趣的是他暧昧地承认了布达拉宫遭到了“严重的损坏”。还有，书中认为，1956年西藏东部地区发生战争后，“即使真的发生了干预宗教活动，那也可能是局部现象。”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班禅喇嘛在1962年给中央的上书《七万言书》中谈到自治区以外藏区的宗教情况时写道：“宗教的前途已实际被毁灭”，“兄弟藏族地区平叛后，宗教工作方面由于极其严重的左倾行为，使藏族中除去小孩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惊讶透顶而失神，从而现在对藏人谈及佛教时，就不由自主地伤心落泪，……”《阿坝州志》亦承认四川阿坝州在民改期间只保留七座寺院，而推行民改的中共干部由于受到藏民的抵抗，在阿坝州蒙受了极大的伤亡。整个康和安多的情形也都差不多。总之引用Grunfeld的著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官方非常喜欢引用他的著作，包括《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也利用他的著作来抨击旧西藏，其实不过是把自己这边的宣传出口转内销而已。）注意在刚刚引用的这段文字中，已经暴露出中共对“农奴”的定义含混不清，在这段话中实际上指的是贫穷农奴和奴隶这两种人。另外，在有关资料中提到的农奴、富裕农奴或者差巴中，应该包括数量不少的牧民。


即使将表格中的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穷农奴和奴隶全部包括在内，农奴也只占山南人口的86.7%，与95%仍有一段距离，何况僧人还未计算在人口数中。即使假设其他农区的情况与山南大体一致，但牧区的情形却是另一回事。中共在牧区当然也划了农奴，被称为“牧奴”，包括占有较多牲畜的差巴户和贫穷牧户，显然贫穷牧户更接近中共所说的“农奴”，但也只是更接近，其实不是农奴。如果说农民和朗生对上层还可能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话，那么牧民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也跟“农奴”扯不到一起。


饶有趣味的是，在中共划分的西藏社会各阶级中，出现了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穷农奴的说法，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按照国内关于旧西藏和农奴生活的描述，旧西藏农奴制是最反动、最黑暗、最落后、最顽固、最残酷、最野蛮的社会制度，旧西藏宛若人间地狱，农奴的生活十分悲惨，怎么关于农奴还会出现“富裕”、“中等”之说呢？


（5）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我认为所谓农奴占旧西藏人口的95%以上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没有任何材料能够支持这一说法。不仅如此，其他许多关于旧西藏农奴制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近年来，国内的藏人知识分子中已经有人对旧西藏农奴制的情况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如媒体人、作家才旺瑙乳写道：“西藏有数百万人口，西藏民族在历史上的社会构成主要是僧人、商旅、草原上的游牧人和河谷地带的农民。在幅员辽阔的青藏高原上，西藏人以游牧人居多，“农奴”极少，属于政体松散的族群。”（《妖化西藏：敬请李敖先生止步——才旺瑙乳致李敖的公开信》，2007年3月）还有网友说：“在西藏有天葬的习俗，是一种奉献精神，人皮、头骨等都是捐出来的，人生在世时大多是拿予，生离死别后尽力给予，肉体布施给饥肠辘辘的鸟，是一种回馈自然的感恩的精神，从佛法的感知就更深了，但是就像现在提倡捐献器官一样，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事在西藏人人皆知的事情。当初为了鼓舞解放军的作战精神和正当性，歪曲西藏人文的做法怎么会卷土重来，令人匪夷所思。一些刑法处置后砍断手挂在那边或割舌、挖眼的工具，都是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是百年里难得有几个祸害极大的人受到此惩处，只有一座监狱能容下几十人，西藏的监狱都长年是空的，与现在相比过去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见“藏人文化社区”中网友对李敖关于西藏言论的批评， http://bbs.tibetcul.com/dispbbs.asp?boardid=14&;id=11604&page=1&star=1）。甚至一些汉人也对西藏农奴制的资料产生了怀疑。如有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动了西藏农奴的人皮？》的文章，对农奴主残害农奴的证据进行了嘲讽，文章结尾写道：“所以，让我悄悄告诉那些还在大喊西藏人民被咱金珠玛米从活剥人皮的奴隶社会解救了出来的同志们小声点，最好是别说了，免得把其他许多有常识的同志们的牙巴笑掉。”而理论家年大六甚至认为：“把西藏传统社会等同于“封建农奴制社会”不仅意味着理论错误，而且意味着政治错误。”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完全否认旧西藏存在农奴制和农奴，旧西藏是否存在农奴制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本文无力就此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并得出最后的结论，何况即使存在农奴制也不等于旧西藏是农奴制社会，这使问题更加复杂。但在考察了各种资料后，我不得不认为旧西藏的实际情况至少与国内的宣传材料存在很大差距。就以农奴占旧西藏人口95%以上这一说法为例，我竟找不到任何材料支持这种说法。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却在出版物和媒体中广泛流传，俨然已经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种无法证实的观点，即使重复千万遍，它也不可能变成真理。


（6）人口数字的真伪与藏区人口的损失


这里再谈一谈几个其他的但绝非不重要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五十年代后期甘孜州发生大规模战争，官方为了掩盖人口损失的实际情况对人口数字做了手脚，致使人口数字失真更加严重。其实在各藏区都存在这种情况，即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人口数字有造假的迹象。下面举出一些证据。以青海省果洛州为例，1958年果洛州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很多人在战争中被杀或逃亡，而逃到外地的也大多被消灭。还有很多果洛藏人被逮捕或俘虏后死于监狱，还有难以计数的人死于饥荒。据党秋巴桑著《果洛史》记载：在果洛的战争中，许多部落都在战斗中灭亡，如康萨部下属的洽阔措瓦有15户人家、83人，1958年在逃往拉萨方向的途中消失，后来有该措瓦的嘉阿德、松洛、扎措三人返回家乡，才知道整个措瓦的男女老少除了他们三人之外其余全部在途经玛多时被杀，类似情况非常多，因此称果洛三部为寡妇三部；1959年藏历三月，阿俊三部的两千余名僧俗集中在吉库不知所从之时，突然被大量中共军队包围，在六架飞机的轰炸和地面部队的进攻之下，二千余名藏人中除了几百人被俘虏之外全部被杀死；由于发生了饥荒，果洛地区饿殍遍野，宋日玛部有600余户人家，约3000余人，其中有百分之四十饿死；在阿竣贡玛部所属的嘎突温隆有1500余人饿死。（转引自跋热·达瓦才仁著《血祭雪域》第八章）1959年至1960年聚集在二号地区（约在西藏自治区与青海省玉树州交界处）的藏人组成了七个兵团共约六千人，其中之一为安多果洛部，在二号地区战役中该部全部阵亡或被俘，无一人逃脱，而被俘者也性命难保。据当时参战的百嘎成列回忆：“从索德部所在处再往北，一路上到处是死尸，大部分都是果洛人，因为他们脚上的卓郎靴子是最明显的身分证明。”又说：“…… 当时除了索德部落损失几尽，果洛的死亡也差不多而外，……”（《血祭雪域》第十五章）可见死亡人数之多。还有班禅喇嘛在1987年3月28日人代会西藏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说：“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并架起了机关枪，在那不管参叛不参叛把机关枪一扫，牧民的帐篷都打下去了。” 除了在战斗中被杀的藏人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人被逮捕，甚至没有进行反抗的部落也被抓走了几乎全部的成年男性。王力雄在《天葬》一书中写道：“我有一个朋友是位藏族县长，名字叫昂强，她爸爸是当年果洛一个小部落的头人。她告诉我她爸爸一直比较喜欢汉人，也拥护共产党，所以在整个果洛全部参加叛乱时，只有她爸爸管辖的部落没有参加。但是厄运照样落到他头上，他被抓走并且死在了监狱。”


那么国内的历史资料是怎样反映“民改平叛”时期的果洛州人口变化情况的呢？据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果洛州志》记载：1957年果洛州人口为58109人，1958年为54660人，1959年因有大批河南青年迁居果洛（实际上是准备建立汉族青年的防叛武装）使人口增至64200人，1960年为60389人，1961年为53740人，1962年为53662人。1958年到12月为止从内地迁入果洛建设青年9000名。1961和1962年分别迁入人口1334人和1399人，迁出人数则分别为6714和3700人，到1962年为止共迁返了万余名支边建设青年。1961和1962两年中迁出人口比迁入人口多7681人。因此，从1959到1962年，果洛州的迁入和迁出人口到最后大部分都互相抵消了。根据这套数字，1958年果洛州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三千多人。1962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四千多人。

然而藏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果洛藏族社会》一书所记载的果洛州人口数字却是：1957年7.33万人，1958年5.17万人，1959年6.31万人，1960年5.87万人，1961年6.89万人，1962年5.29万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人口数竟然比1957年骤然减少了两万多人，这暗示了果洛州在1958年即战争爆发的那一年确实损失了大量人口。


而《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一书中的记载则显示：1953年果洛州人口为100343人，1964年为56071人。这是1953年和1954年青海省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根据该书提供的数字，1964年果洛州的人口比1953年减少了44272人。而从1953年到1957年即到1958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以前，果洛州的人口一直都是增加的，而1963年和1964年的人口也是在增加的。也就是说，1958年至1962年期间减少的人口数量，还要比44272人多得多。如果说在这几年间果洛州的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恐怕不能算是夸张。


以上三种资料中，关于果洛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人口数字，竟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记载，这是十分奇怪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由于1958——1962年果洛州的人口损失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对“民改平叛”的正面形象构成了严重威胁，有关部门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对人口资料做了手脚，使得人口的减少程度看起来不是那么可怕。1993年出版的歌颂果洛州在新时期发展成果的《果洛四十年》一书中，所采用的人口数字与《果洛州志》相同，显示两者为同一来源。毫不奇怪的，这本书对果洛州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包括臭名昭著的大饥荒时期的惨状基本上只字未提。


另据《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透露：1956年果洛有14万人口，而1964年的调查表明果洛还剩下七万人。作者贾斯柏·贝克在中国进行了实地调查，包括对青海干部也进行了采访。此书的记载也可算作是一家之言。


有关资料中记载的果洛州人口变动情况（单位：人）

年份	果洛州志	果洛藏族社会	中国人口·青海分册	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
1953	54662		100343
1956	56747	6.67万		14万
1957	58109	7.33万
1958	54660	5.17万
1959	64200	6.31万
1960	60389	5.87万
1961	53740	6.89万
1962	53662	5.29万
1964	56936	5.59万	56071	7万

又如同一时期青海省玉树州的人口数。据2005年出版的《玉树州志》一书记载，1957和1958年玉树州的人口都是162171人，甚至所属各县（玉树县、称多县、囊谦县、杂多县、治多县、曲麻莱县）的人口数在这两年也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历年人口数分别为：1957年162171人，1958年相同，1959年168005人， 1960年100527人，1961年93095人，1962年95589人。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大量干部职工派往玉树工作，并从河南等地迁入大批“支边青年”，1961——1962两年共迁出14374人。


《玉树州志》记载的玉树州历年人口数（单位：人）

年份	历年人口数
1957	162171
1958	162171
1959	168005
1960	100527
1961	93095
1962	95589

在《玉树州志》记载的人口数字中，1957年和1958年的人口总数及各县人口数完全相同，这是不合常理的，两个年份的人口数不可能相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显然玉树州的人口数字也造了假，没有真实地反映那段时期的人口变化。玉树州也是在1958年爆发战争的，反抗与镇压的战斗相当激烈，死亡及逃亡的藏人数量非常多。1958年4、5月份左右，百日麦玛部落征兵1013人准备反抗，后来在这一年的夏天，百日麦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扎巴南嘉等六十多人冲出包围圈，其余大都伤亡，少数被俘者也大都死于监狱；喀纳、休玛部落的军队也绝大部分战死或被俘后死亡，未参战的僧俗民众也死伤惨重；8月下旬的让娘寺战斗中，有近千僧俗防守寺院，除少数突围外，绝大部分在战斗中阵亡，其余被俘者也几乎全部死在狱中；巴甘寺也和让娘寺一样，守卫寺院的僧俗民众与寺院玉石俱焚；布日寺有三、四十名守军，除一人装死外其余全部战死，躲藏的百姓也全部被打死；然觉寺遭到中共军袭击时没有任何反抗，寺院中的僧人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大部分都被逮捕。雅拉部落的图登吾色回忆说：“……五八年剩下外逃的三百余户在历次的战斗中又被杀的很惨，我们一个措瓦（一起放牧的圈子）有五户人家，我叔叔家五个僧俗兄弟和儿媳以及一个女儿，除了女儿全都死了，我的父母及三个兄妹只有我一个人活著，我们措瓦五户人家，最后剩下的就只有我和叔叔家的女儿，其余全都死了。另有我的两个姑姑，一家有五口人，另一家是都嘎家，有六、七口人，全都死了，没有一个活下来，象这样的太多了。”1958年5月18日，增达村发生了玉树州境内最早的反抗，中共干部项谦被藏人打死，不久反抗军被劝降后，领导人格扎及其他人共九人被活剐处死，增达村的其他男人全部被逮捕，无一幸免，后来到八十年代初只有一个人活著返回家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据仲达村的卓玛拉莫回忆：“……当时每个村都有三、四名成年男人，有的村可能超过这个数字，有的则不到这个数字，如增达村，一个成年男人都没有。”“仲达村被捕的男人无一幸免，全部都从此消失了。”1958年藏历五月，结古镇附近的禅古寺举行宗教法会时，中共军突然包围了禅古寺和禅古村，大肆抓人，同时在结古镇抓走了几百人，被抓的人从此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一段内容主要根据《血祭雪域》的记载整理）


中共资料也承认在玉树州平叛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当时由于省委指导思想的错误和州委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缺乏冷静的分析，未能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军事围剿、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导致打击面过宽，犯了扩大化错误。”八十年代初，对于纠正“平叛扩大化”的问题，“经过半年多努力，到1981年12月，圆满完成。凡属冤、假、错案，除着重从政治上解决外，根据不同情况，在经济上给予抚恤和救济、补助。”全州共抚恤和救济、补助23414人，金额4418975.39元（平均每人不到二百元）。（《中共玉树州党史大事记》P67—68）类似地，据《果洛州志》记载：到1982年12月为止，果洛州对“1958年平叛扩大化案”进行了复查，平反改正平叛扩大化冤假错案8525件。平叛中被打击的藏人之多，可见一斑。


实际上，得到抚恤金是有条件的，只有认定为是冤假错案、有人作证才能得到抚恤金。《血祭雪域》的作者跋热·达瓦才仁在记述二号地区平叛的惨状时写道：


“这一地区的藏人被大量的屠杀，本书作者八十年代初曾作为中国工作人员前往这一带为平叛扩大化中无辜被打死的藏人分发抚恤金，抚恤金分三等，一等200元人民币，二等150元，三等80元，四等是慰问，发一些茶砖而已。


作者去的是索加乡当曲大队第一生产队，原属于藏举、布举等部落的人，生产队共有一百零几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只有死难者的直系亲属提出自己的亲人不是战斗人员（战斗人员没有资格享受抚恤金）而被打死或死在监牢中，而且必须有三个当事人证明确实如此才能得到抚恤金，结果当曲一队需要分发70余份抚恤金。


据了解，更多的是已经绝户而没有人可以申请领取抚恤金，当时有一本厚达几百页的被捕后死在监牢中的藏人名单，作者和同事从中能够找到为他们申请抚恤金的直系亲属寥寥无几。


当时有一个百余岁的老太婆，和与她同样年老的女儿和孙子相依为命，她的五个儿子和丈夫都在那一次的战斗中死去，但她只能领到一份抚恤金，因为她的儿子都是在作战中阵亡或被俘，只有她的丈夫由于年老没有参加战斗，得知儿子被俘后，由于儿子没有任何的食具，因此前去送碗，由於是男性，竟被敌军一起抓去，从此消失。”


而青海省黄南州隆务寺的卡索活佛在1958年突然和其他人一起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七十年代末被释放，81年落实政策时被平反，得到补偿二百多元，另外还有不少活佛和高僧死在监狱里的，补偿的就更多一些有三百多元。1960年卡索活佛的生父和养父都饿死了。（《郭宇宽：一个活佛的回忆和念想》）


总之在“民改平叛”开始后，藏区许多地方陷入了“处处起狼烟，无村不戴孝，户户闻哭声”的惨境！这就是强制藏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后果，这段血泪史至今没有在大陆得到正式承认。


再回到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数字上来。根据前引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西藏自治区历年人口数，1959年至1962年西藏自治区的人口从1959年年底的122.80万人增加到1962年年底的130.17万人。实际上，从1959年到1962年，仅流亡境外的藏人就达近十万人，而被平叛部队消灭的“叛匪”也多达9.3万人。当然，这些藏人中有一些是自治区以外藏区的藏人，被消灭的“叛匪”也不是全都被打死。但是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大量藏人（非战斗人员）被平叛部队打死或者被逮捕、批斗。降边嘉措著《班禅大师》第96页记载：“新调去的平叛部队……他们根本不熟悉西藏的情况，绝大多数人在到西藏之前，甚至没有见过一个藏族人。不少指战员甚至认为留着长发、穿着长袍、佩带腰刀的藏民都是“叛乱分子”。”


至于那些被俘虏或者被逮捕的藏人，他们在监狱中的死亡率极高，例如有大量藏人俘虏或犯人被送到藏北无人区挖掘硼砂，结果绝大部分就死在那里，生还者为数寥寥。类似这样的事情非常多。据《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记载：在拉萨郊外的某个监狱中，从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一万七千名犯人中有一万四千人死亡；西藏自治区的被采访者们认为，在大跃进引起的饥荒中，约有百分之十的人死亡，也有人认为是百分之十五，这都不包括监狱中的死亡人数。我认为：包括流亡者在内，保守估计，西藏自治区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损失了大约15万——20万人口。而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却显示1959年年底至1964年年底西藏自治区的人口一直在增加，其中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底就增加了四万多人。这种事情明显是不可能发生的，只能解释为造假。1960年是战事激烈的一年，中共军对三万多“叛匪”进行了围剿。而在定日地区，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万多人大批外逃的事件，阻止边民外逃的工作组还被外逃者用石头砸死了两个人。（朱秉乾《西藏二十年回忆录》P44）在这一年里，流亡者不断到达境外，很多人死在路上。不计其数的藏人在监狱中面临死亡。在这样悲惨的背景下，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怎么能在一年内增加四万多人呢？难道幸存的藏人闲着没事干，热衷于生产人类？实际上那几年里各藏区都在发生着可怕的事情。据藏人贡秋（他的家乡在甘南）回忆：“一九五八年，中国人在我们寺院（贡保纳嘉）逮捕了一百五十余名僧侣，寺院并未参战。当时也不仅仅是我们寺院，到处都在捕人，被捕者中，我们寺院回来的不过二十余人，我被关押在合作寺法座的经堂，开始关了三千余人，我出狱时只有四百余人活下来。其中中国人只有几名而已。那些死去的人，共产党在寺旁挖了一个大坑，全埋在里面，每天死十几个人，都是因饿而死。冬天土冻，尸体就堆在寺院的马厩里，后来死人太多，马厩也容不下了。……”（林照真著《喇嘛杀人》第三章）在青海等地修建的超大规模的劳改营中，包括藏人在内的各民族的犯人大批地死去。据《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记载：一名四川阿坝州的藏族僧人告诉作者，他的家乡由于反对中共干部的所作所为而进行了反抗之后，三分之二的男人被逮捕，大部分被送到成都附近的灌县劳改营，那里的犯人有70——80%饿死。没有被送到劳改营的人也在人民公社里过着悲惨的生活，有的人不堪忍受而逃进山中住了很多年。该书还记载：安多藏区的死亡率极高，同仁的某个村庄里，原有人口906人，其中20人逃亡、267人饿死，67人被送往青海的某个劳改营，结果仅有24人生还，总计有三分之一的村民死亡；一名藏人告诉作者，他的八名家人中，有四人饿死、两人逃到印度；他的三个叔父被迫害殴打致死；另一名藏人则告诉作者：他所居住的村庄原有210人，到1964年只剩下127人，男人们几乎全部被逮捕而再也未能回到家乡。关于西藏自治区及所有藏区的藏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准确数字，恐怕将永远成谜。所能肯定的是，从1956年到1962年，藏区的三百万到六百万藏人中，有数十万人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6）谁是反抗军的主力？


在国内的各种文宣中，对于藏族地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反抗战争，统统都说成是“少数上层分子”或者“极少数分裂分子”、“少数农奴主”发动了武装叛乱，强调进行反抗的只是少数人。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到底是哪些人构成了藏族反抗军的主力呢？


《班禅大师》一书中这样写道：“全西藏的领主、代理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子女，总共不过六万人左右。据有关方面统计，不算逃亡国外的叛匪，在几年的平叛斗争中，包括战场击毙、俘获和投诚的，共消灭叛匪X万多人（应为9.3万人——笔者注）。这个数字，比全西藏领主、代理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子女的总和还要多。这里还不包括各级政府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实行专政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当时把“领、代、反、叛”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反、叛”分子里，绝大多数是贫苦农奴和牧奴。”这本书里还没有提到大量跟随反抗军逃亡的、未能逃到境外的非战斗人员，即所谓被解放军从“叛匪”手中“解救”出来的群众。至于这些群众是否希望被解放军“解救”，则是件值得推敲的事情。据《西藏平叛纪实》一书记载：在1959年的麦地卡战役中，解放军在进攻由阿羊、洛桑、群沛率领的藏军时，藏军在山上一边用排子枪向解放军射击，同时数百名男女百姓为他们呐喊助威，并帮助藏军用石头砸向进攻的解放军。（《西藏平叛纪实》P174）


在青海省，虽然藏人数量少于西藏自治区，可是被消灭的“叛匪”竟然达到十二万多人！这还不包括作为非战斗人员的“被裹挟的群众”。有如此多的藏人造反，怎么能说成是“极少数”、“一小撮”呢？


当时在藏族的上层人物中，有很多人经过中共的统战工作而选择了同中共合作或者至少保持中立，典型的如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喜饶加措大师、晋美彭措法王等等。扣除了这些人物后，事实更加明显：藏族上层人物在反抗军中仅占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官兵都是普通百姓。当然，上层人物由于其声望和组织能力等，容易成为反抗军的领导人，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也并非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上层人物。如1958年5月18日在青海省玉树州打死中共玉树县委书记项谦、打响了玉树州反抗战争第一次战斗并号召全村人造反的格扎，就是一名普通藏人，是从德格地区流浪到增达村、入赘到增达村觉格家的，他在投降后惨遭活剐。《波密记趣》（作者：晓帆）一文记载：波密县则普乡的打让村约四十多户人家，“大多数是农奴，没有领主，也没有代理人（他们在叛乱中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押或者外逃了）。但此地是全叛区，家家户户都出人参加过叛乱，有的还参予过攻打波密县委，可他们都是受胁迫的贫苦农奴。其中有一个老猎人，赤贫户，边坝会战时，曾利用外国敌对分子空投的美式武器，狙击我平叛部队，打死打伤我半个班。”按照中共划分阶级的方法，这个赤贫的老猎人无疑属于农奴阶级，可是他却在战斗中重创了中共军，怎么看也不像是“被胁迫”的。总之在藏族反抗军中，被中共称为“农奴”的普通藏人是主要力量，他们的反抗是不能用“被裹挟”、“被欺骗”、“不明真相”之类的陈词滥调来解释的。

更加有说服力的是，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自治区许多地方再次爆发了武装反抗，在当时被中共称为“再叛”而遭到了镇压。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个别中共资料承认在这次平叛中也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造反的藏人都是中共所说的“翻身农奴”，没有一人是过去的“农奴主”。例如在尼木领导反抗军的是贫苦尼姑赤列曲珍，她后来被残酷地处死。中共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后，却又有这么多最底层的藏人冒死反抗中共的统治，这是对中共的所谓幸福美好的“新西藏”的绝妙讽刺。当然，对这样一场波及范围很大的战争，除了个别历史资料以外，在国内的宣传中是绝对不会提起的。在中共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看不到在中共的镇压和统治下藏人遭受的屠杀、饥荒、监禁等灾难，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看不到班禅喇嘛撰写的《七万言书》，能看到的只是类似刘文彩的水牢和周扒皮半夜鸡叫这样的谎言。但是，这些谎言虽然可以欺骗一部分人，却终究不能抹杀掉斑斑血迹的历史。


2009年3月27日完稿



[ 本帖最后由 xiongzeshangren 于 2009-3-29 20: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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