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江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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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江湖中国
---- “江湖”阅读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 曾祥一 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出版）一书深入挖掘出了一个中国隐性社会，可以说是发现了“另一个中国”；而于阳先生的《江湖中国---- 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则以“江湖”角度深入解读中国社会，认为江湖是对近代和现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看不见的手”，该书中的“江湖”不限于狭义的江湖----帮会或秘密社会，同时更涵盖了认同和实践江湖规则的一般百姓普罗大众即被江湖化的社会。在我看来，尽管王学泰先生和于阳先生他们的观点虽然有些各异，但更多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发现另一个中国”既是王学泰先生以文史题材写的随笔选本的书名（《发现另一个中国----对江湖、庙堂与民命的历史考察》，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同时也是李慎之先生为王学泰先生《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最初出版时为该书作序时的序言标题，我想有理由认为李慎之先生当初的意思是想以此题目来突出王学泰先生在发掘中国隐性社会方面所做出的特殊努力和贡献。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江湖形成于宋代，这与宋代工商业的发展繁荣、城市的发展、游民群体的形成有关，那些脱离宗法宗族的游民在城市仍是随波逐流的一群，权利没有保障，工作饭碗也极不稳定，住所也是临时的；而中国统治者一贯的既定政策方针是“驱游民”，把游民赶回土地上去，欲把游民又重新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因此这些所谓的城镇“市民”无论是从实际生活上还是从心态心理上来看都是游移不定的，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游民”，是他们构成了中国游民社会。王学泰先生进一步认为，中国这种城镇游民社会本质上是不同于西方的城市市民社会的，西方的城市市民社会承认个人权利，是由有一定的独立主体资格的人们所组成的契约社会，且也有一定的独立的行政和司法保障，可以以其自身的工商业活动维持其正常生存和运转；而中国的古代城镇更主要的是中国皇权专制极权统治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城镇经济的暂时繁荣也主要是靠官僚权贵阶层及其附庸的畸形奢侈高消费支撑出来的，同时也是牺牲和剥削中国广大乡村的稳定和发展为基础和代价的，这种城市的繁荣发展最终又将迅速地拖跨整个社会，并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逐渐崩溃，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代城镇经济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不可能实现其持久的良性经济循环的；在中国古代城镇里就连有钱的商人、手工业工场主实际上也是没有正当权利保障的草民，其利益的维护或获取也经常更多地依赖于形形色色的向官员行贿或收买官员或取媚于权贵，处于社会底层由游民转变而来的出卖劳动力的人们其低下艰难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商人、工场主和打工仔充斥于中国大中小不一的城镇当中，成为浮游浪荡的一群。以上人们加上还有另外那些许许多多源源不断的从古老宗法乡村走出并涌入那并不真正具备现代特征的城镇的游民，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所谓的书本上的上层主流社会的社会，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隐性社会，这也就是中国真正的江湖社会。而所谓的游民---江湖人的最高理想或向往也不过就是想成为韦小宝式的人物，如妻妾成群，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有做皇帝一般的尊严（那时还不时兴流行出国移民拿绿卡），可事实上江湖人大多或迟或早或多或少挣扎或周转或埋葬于深浅不一的江湖沟壑之中，实实在在体会到江湖的险恶，富贵如过眼烟云或梦中花镜中月，富不过三代，同时堪怜江湖市井草民生活之多艰。而于阳先生的《江湖中国》一书取名则依样画瓢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在于阳先生看来，乡土中国和文化中国是中国传统的正道，而江湖中国是歪道，是游离乡土的游民群体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颠覆，可其实际意义和真正影响估计并不会比所谓的正道小。在中国，谁忽视或小觑江湖谁就必定吃亏，办不成大事，也就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正不压邪是常事。以上事实发现确实令人悲叹揪心不已，但确又是无可奈何的客观事实。中国人要反思民族现代化的进路，绕开江湖是不可能的，要实现社会现代化，中国社会不“去江湖化”是不可能的。于阳先生断定，江湖是儒教国家的一种老年病，儒教国家的特征之一是信奉家族主义，其结果诉求主要是聚族而居、多子多福、人丁兴旺，儒教国家的另一特征是排斥技术创新，中国古人斥之为“奇技淫巧”，这导致了中国农业技术及其他技术徘徊不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于阳先生认为以上二点特征是儒教操作系统的bug（虫子），一种程序冲突，自春秋时期以后，中国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停滞的矛盾反复激化，中国形成了人满为患、人地紧张的格局，聚族而居的宗法家族社会开始解体，产生了举国甚至举世流窜的游民大潮，在这个大潮之中，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江湖社会。再经过数百年的发育，至20世纪清末民初之际，江湖化的组织和秩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正统组织和秩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结构之一，中国社会也由此开始了全面江湖化的历程。在于阳先生眼里，中国的江湖文化及社会类似于人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写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一书中所描述的意大利南部乡村“非道德性家族主义”文化及其制约下的社会，于阳在该书中的结论也与其惊人相似：社会结构因素（人口与制度矛盾）引发了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非道德性泛家族主义”江湖，同时江湖也内化了国人的心灵和旨趣，以其破坏性制造、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贫困，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别具特色的贫困恶性循环。上述这种文化在意大利孕育出了至今仍困扰意大利政坛和社会的黑手党，在中国则孕育出了我们现在也欲罢不能、挥之不去的江湖。所以于阳先生在《江湖中国》一书的序言最后感叹道：“本书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谈我们民族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家的老年顽疾。简言之，中国的将来有无希望，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克服和超越江湖，超越社会结构的江湖化。这一切都要从清算江湖开始，清算那个积习已久的江湖中国，混混们的中国，那个习惯于糊弄人、捣糨糊、巧取豪夺、混日子的中国。” 以上是笔者闲来无聊之际看了两本“江湖”闲书后做出的类似盲人摸象式的简略介绍。对“江湖”有进一步兴趣的朋友还可以通过浏览下列有关图书增进对“江湖”的了解：如果对江湖的有组织有纪律的组织机构帮会历史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江湖中人的性情中人刘联珂先生写于民国时代的《中国帮会史》（团结出版社）；该书原名为《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通过该书你还将可以看到具有封建落后性的“反动组织”江湖帮会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在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民主革命中，它曾起过特有的积极作用，“帮会曾发挥过革命的先锋队作用，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民族的独立自主，帮会曾流过许多血，作过很大的牺牲。” 若对江湖的规矩、行话或者说江湖中的坑蒙拐骗内幕有兴趣则可以去读读评书大师连阔如先生同样写于民国时代的《江湖丛谈》（当代中国出版社），苏叔阳先生认为该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空前绝后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书”；假如有谁想对江湖流氓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泛滥成灾（或者说深入骨髓）的状况希望有所了解，建议可以去品鉴一下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批评家之一朱大可先生写的《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流氓叙事》（新星出版社）一书；假如有谁想知道江湖是如何渗透中国现代经济社会的金融核心的，那就可以去看看袁剑先生写的《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该书读起来令人非常愉快，有位著名的评论家评论道：“袁剑先生的观点一向尖锐而刺耳，但其严密的逻辑以及对汉语的纯熟运用，让你不得不服从他的思维。……他的绝大多数预言今天都已经以一种几乎残忍的方式变成了现实。” 当然要真正了解江湖的核心规律，我认为最好还是去阅读洞察了中国历史隐秘和真相并系统发现了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规则----潜规则体系的吴思先生写的《血酬定律》（工人出版社）一书，看过了吴思写的书后，估计善良的你会有认为自己看透了历史和江湖玄机后心脏忍不住一阵抽缩的紧张之感以及悲怆苍凉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