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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5 13: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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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omment 于 2017-8-5 13:06 编辑
和理非”为何成死路？因当今中国和平转型的条件已不存在
作者: 曾节明
刘晓波先生被害后，胡平不遗余力地鼓吹：非暴力抗争没有失败，反对派要坚持非暴力抗争！
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试问胡平先生，“六四”屠杀已经28年了，这28年来非暴力抗争一直是中国反对派的主流，反对派28年来的非暴力抗争，促成了一丝一毫体制改善吗？没有！中国社会反而出现了变本加厉的倒退，习近平治下的政治自由度，不仅不比江泽民时期，比起僵硬的胡锦涛时期都是大幅倒退，更不要去比“六四”之前了！
今天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骨干分子都被抓捕下狱，或者遭非法软禁、监控、打压、骚扰，动弹不得...所有反对派组织都无法公开存在、公开运作...
甚至连刘晓波先生这种“没有敌人”、温和得不能再温和的绝对“和理非”反对派，都被故意耽误成晚期癌症患者，禁锢到死，死无葬身之地！
而专制却更加强横，甚至第一次连美国都不放在眼里！在大大强化的极权洗脑之下，民众之麻木和冷漠，远远超过了“文革”后的任何一个时期。
任何一个有客观之心和良心的人，睹此都无法否认：
“和理非”抗争的方式，在中国彻底地失败了！“和理非”之路，在今天的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和理非”之路，为何成为走不通的死路？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具备“和理非”抗争成功的基本条件。
这些基本条件至少有：
一则，统治者能够让步。实事求是地说，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都是能够让步的统治者，甚至包括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也能够部分让步。
统治者能够让步，“和理非”的抗争就容易取得进展，反之就困难重重，代价高昂。因统治者主动让步而“和理非”胜利的经典之一，是1988年蒋经国的主动放弃镇压，取消党禁、报禁...
但是统治者能够让步，并非“和理非”抗争成功的必不可少条件，因为如果如果“和理非”的抗争引发了非常巨大的社会参与，到了颟琀坚持镇压的统治者指挥不动军警的地步，则统治者想不让步也不行，因为这时候专制政权崩溃了！捷克和东德的共产党政权，就是这种方式垮台的。
然而，“和理非”式的抗争，要想引发了足以导致军警失控的巨大社会效应，至少需要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就是在统治者不能让步的情况下，“和理非”能够成功的两个必要条件（必不可少条件）：
其一，一定程度的和平抗争空间，如一定的聚集、结社、公开活动、旅行等自由，以及一定的言论空间。
七十年代末和“六四”前的整个八十年代，中国一定程度地存在这种空间，尤其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政治警察很少，基本上没有对异议人士的贴身紧盯、打压、骚扰，也没有现在的火车票“实名制”...“六四”前的八十年代，国内结社、集会、言论已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虽则“不合法”，但当局基本睁眼闭眼，很少打压，由于胡耀邦、赵紫阳不愿反自由化，至“六四”前已几乎形成事实上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唯缺《新闻法》等法律来确认“名份”而已。
“六四”后江泽民时期虽则大为收紧，但仍有一些自由的缝隙，当时的异议人士也没有遭到后来这样的普遍打压、监控和骚扰，这也是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人能够进行组党活动的条件。若换了胡锦涛时期、特别习近平时期，就不可能有组党活动，因为连仅有的这一些缝隙都被堵死了，知名异议人士普遍受到严密监控封堵，几乎在家中坐牢，连人身自由都没有。
从胡锦涛时期开始，中共实施大维稳工程，政治警察（国保）系统呈数十倍扩编，对民运异议骨干分子、知名人士，中共采取全面打压、监控、骚扰...“不给空间”、“不留缝隙”、“露头就打（胡锦涛语）”的滴水不漏高压政策，几名警察软禁、骚扰一名异议人士渐成常态，于是国内的反对派人士，就失去了进行反对活动的起码人身自由，他们连江泽民时期那点空间都没有，处境甚至不如缅甸军阀统治下的昂山素季，更不要奢谈英、美政府治下如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那种“和理非”抗争的条件了。
在这种严密的高压专制下，自胡锦涛时期开始，国内反对派人士根本形不成任何聚集效应，甚至什么事都做不成。
君不见：秦永敏先生释放期间，连结个婚，都倍受武汉国保流氓下三滥式的打压和骚扰，连举办婚礼都搞不成，有什么条件去效法甘地、曼德拉呢？
“六四”后曾旅居波兰六年的一平先生告诉我：即便在波兰共产党统治最严酷的时期，波兰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仍是私有的，而且波兰的天主教会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接受教皇领导），波兰的反对党团结工会长期合法存在，被取缔后仍有数百万人，仍然半公开地存在...这就是波兰和平演变的条件！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程度，远不如现在的中共国严酷，这就是东欧和平演变的条件！胡平以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和平演变”（其实并非完全和平演变）的成功，来证明“和理非”在今天的中共国，仍然可行，应该坚持...这不是生搬硬套、胡乱类比么？
其二，一定社会道德基础。毛泽东的阶级屠杀、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重创了中国的社会道德，令中国人在政治领域道德败坏、告密成风，邓小平“六四”后的“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向右转”、“不管黑猫白猫”、“贫穷可耻”、“发展是硬道理”...中共政府带头全面搞假，婊子树牌坊，令中国人道德败坏，超出了政治领域，滑向全面败坏的深渊。
今天的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势利麻木，见死不救普遍成风，大陆中国人之间一盘散沙，相互仇恨，整个社会充满戾气。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德，不仅不比前东欧、前苏联，比八十年代都远不如，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尚有巨大的理想、良知激情，举国上下，尚能够踊跃支持和参与八九游行示威，今天的中国人，理想主义早荡然无存，而市侩成风，民众普遍决不会再为自由民主而献身（虽则为了个人眼前利益，可以拼命的人不少）。
这样的社会道德基础，是无法因政治、良心人士受迫害，而引发聚集效应的，试问：现在见死不救都已成常态，高智晟、秦永敏等人受到国保的打压、迫害，又怎么激得起公愤呢？
在前共产党的罗马尼亚，一个神父受到共特的迫害，可以激起数十万人的大游行，最终导致共产党的垮台；在今天的中国，这种事情如同神话，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为何高智晟、郭飞熊、秦永敏、刘晓波夫妇等人长期遭受黑社会式的打压、迫害，却象孤岛一样，激不起任何社会反抗涟漪的道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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