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鄢烈山: 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
读鄢烈山:从王石被迫“道歉”
想起卢作孚自杀
我在《莫拿“社会责任”强制他人》一文说:慈善捐赠本来是一种道德自觉，“社会责任”之类高调只可责之于已，不可强求于人；并对王石要求他的万科员工在公司捐款不要超过10元表示赞赏，称之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我这篇文章跟贴发表意见者很踊跃，不少人同意我的观点或表示有同感，也有人“强烈鄙视你鄢烈山 拿了王石的好处 出来替这帮为富不仁的富豪门说话!!!!!!!!”对于这样的网友我不生气，这就是他讲话的方式，也不好说他是“小人之心”。
我对中国人数庞大的网民队伍有一个粗略的判断，说话不着调的人大体有三种:一种是未成年或未完成社会化的网民，估计中学生、大一生居多，他们天真单纯，相信老师在课堂上灌的那些大道理，对历年多有发生的贪官污吏侵吞救灾款、移民款的现实拒绝承认，又缺少现代公民意识教育，没学会也看不惯别人质疑权力和政府；另一种是别有用心的真小人，比如制作“铁公鸡”榜单的家伙，因为别人没有选择他们所经管的捐款渠道，就蓄意中伤，哪怕人家捐了上千万他们也认定别人“一毛不拔”，他们知道很多网民轻信、容易激动，先骂了再说，不妨利用一把。还有一种网民是好起哄的，只要热闹，表现自己的“正义感”而不在乎真相，对于误伤了抨击对象也不在乎；或乃自以为是的轻薄儿，与风车作战，还自以为很英雄。比如我在上篇文章中分明说的是“救灾首先是、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他看都没有看清，就在那里正气凛然地批驳了:救灾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这种水平你还能对他说什么，只有可怜他。
有人对我说，你替王石辩护，可是王石本人已“为捐款门道歉 追捐1亿元用于重建”（金羊网-新快报），你怎解？
我说，我认同王石的道歉，因为王石是企业家是商人，要委屈求全，好比餐馆商店旅社的服务员，为了生意而对人陪笑脸，搞什么“顾客是上帝”、“顾客总是对的”，明明是对方无理取闹也要说对不起请包涵。王石这样做很好理解。可我不是王石，我是言说者，只在乎是非，不在乎得罪谁！
请看王石的道歉:“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我不是万科的老板，不必为万科的利益考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搞“和气生财”的公关；我也不怕“伤害”某些人的感情，我是帮他们分清是非，不干侵犯他们权利的恶事，帮他们从良积德。有些人一脑子浆糊，还自以为是圣人，不依不饶地谴责“万科追捐1亿用于灾后重建，是想拯救自己的信任危机”——动机还不纯，所以不可原谅，还要穷追猛打。
这就是一伙毫无公民权利和财产权观念的暴民，他们根本不知何为人已、群已、公私边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2日就所谓“铁公鸡”榜单表示:“如果大家对网上传的‘铁公鸡’的情况不够了解或者有误解,我想主要是我们商务部的工作没有做好,是我们对他们捐款的情况向社会宣传、报道得不够。”（这话说得多有风度，值得铁道部、教育部和军方发言人学习）。又说“我理解某些同志、朋友对这次大灾害的心情,他们希望更多的国际组织、内外资企业参与到捐赠活动中,提供更多的资金帮助灾区人民,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
请记住这句话:“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秩序，没有这个共识和秩序，何来宪政、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好不容易建立的“意识形态”，不然，外企不敢进来，国民也不敢致富。
对于部分民众号召抵制少捐的外企,陈德铭认为这是不理智的行为。岂止是不理智的行为，简直就是疯狂的自毁毁人的自杀袭击。对于王石等内企的逼捐，我不禁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卢作孚之死。知道中国的船王、抗战初期宜昌入川大撤退的头号功臣、一度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的卢作孚吗？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却服药自杀。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但政治气氛对资本家已相当紧张。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冲击。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信任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卢作孚……那种政治压力使卢作孚深感绝望，当晚服药弃世，遗嘱将他在民生公司股票全部献给国家。（参见《南方周末》2005-04-21日卢国纶文《卢作孚之死》)此后数年，全国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许多民营企业家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把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企业“捐献”给国家了！如果没有那场所谓“三大改造”，以城乡二元、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根本不存在，今日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不会这么难，国企垄断独大、民企发展艰难的局面至少不会这么严重。
如果我们不知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处置权利，中国重走极左回头路就非常容易，中国人就活该受穷。
[ 本帖最后由 读报人 于 2009-7-19 16:34 编辑 ] ——读《牟宜之诗》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鶏鸣.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做绝.
“明日再谈诗，不觉又扬眉”
——读《牟宜之诗》
两周前一个晚上，正在香港朋友家做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突然门外闯进一个北方大汉。此人神采飞扬、声若洪钟，扒拉几口饭后，便开始高声朗诵一本诗集，那就是刚刚出版的他先父的诗稿——《牟宜之诗》。
我以前从没听说过牟宜之这个人，也很久没读古体诗了，但那晚那北方大汉铿锵的朗诵一下子又把我拉回到那个仁人志士以格律诗抒情言志的辉煌传统，令我魂牵梦萦。网上一时订购不到那书，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我便趁出差的机会频频在几个城市里搜寻，都没有收获。沮丧的我径直给那大汉打电话，他说你现在快去书店，刚刚上架！
终于，这本书现在躺在我手心里了，愈发显得珍贵。这里我摘录几首我觉得有代表性的诗篇，和朋友们共享。
牟宜之1909年生于山东日照一个书香士绅之家，早年就有“救国图存”之大志。1929年，二十岁的他写下了：
少年行
一九二九年
少年颇负倜傥名，
略触谈锋举座惊。
足涉八荒志在远，
胸填五岳意难平。
王侯将相了无意，
农工学商各有情。
踏平坎坷成坦途，
大道如天任我行！
1931年，日寇入侵，二十二岁的诗人拍案而起，投笔从戎：
惊闻“九一八”
一九三一年
雁影横秋豆荚黄，
辽东消息断人肠。
廷犹舞鹤卫允灭，
羊不补牢宋必亡。
将伯狂呼徒缪策，
隐忧无计掩萧墙。
神州哪许陆沉了，
投笔从戎事国殇！
1932年，牟宜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日照暴动，失败后遭通缉，被迫东渡日本留学。在客居东京时，他得以享受到片刻的柔美和温情：
客居东京一九三三年
东瀛居处亦清廖，
水竹萦回远市嚣。
纯真少女勤照料，
落难英雄暂逍遥。
柔情莫把仇雠忘，
清酒且将块垒浇。
木屐宽衣谁识我，
雨中缓过樱花桥。
多年以后，诗人之子还是在整理其先父的诗稿时，才发现父亲当年在东京，曾与女房东的女儿产生过一段热烈的爱情（《赠枝子小姐之二》，一九三三年）：
窈窕婷玉立，谁家此女郎
在赞颂她细心、勤俭、朴素、端庄、性情温润、意志刚强等迷人之处后，诗人坦承与她“相交半载后，绻缱情意长”。同伴们开始“怂恿”，女房东也表示愿将小女嫁给他。这时，国难当头、流落敌国的诗人，反陷入深深的彷徨：
乍觉感荣幸，熟虑反惊惶。
彼心如明月，我意倍彷徨。
日夜苦焦思，饮食为之忘。
神志颇颠倒，天地觉玄黄。
间不容发迹，锥心作主张。
最后，他不得不做出那最痛苦的抉择：
迷魂速极返，头脑转清凉。
我本江海客，浪迹漫八荒。
微服出国门，逃难滞异邦。
常立拿云志，效力在疆场。
何况中与日，交恶为对方。
迎娶帝国女，是为大不详。
我欲归国去，携伊渡重洋。
伊亦难安置，愧对老丈娘。
不敢枉薄幸，岂能任轻狂。
迷海回头岸，悬崖急勒缰。
顽石不可碾，白璧无瑕伤。
决然舍之去，各在天一方。
终生不复见，有如参与商。
祝伊结好运，永世遥相望。
牟宜之旋即于1935年秋返回“关山破碎”的祖国，投入兵戈铁马的生涯：
反扫荡之二
一九四一年
鏖战终天日黄昏，
宿营收队入荒村。
几家房屋罹兵燹，
到处墙垣留弹痕。
誓拼顽躯歼敌寇，
欲凭赤手正乾坤。
今番又是何人死，
愧我归来暂且存。
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终于结束了。在新中国时期，诗人体验到的却是另一种人生沉浮。1957年，诗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剥夺公职，受到批判。诗人不平地写道：
抒怀
一九五八年
岂有扶摇力，难为霄汉间。
麝珠适自戗，木石愿同顽。
谬负贤方举，难逃贝锦奸。
仰天搔白首，浑欲不胜冠。
自1959至66年间，诗集中收录的多为怀古之作。诗人借古喻今，抒发对古代高洁志士的崇敬和对当下世事的慨叹，如：
纪念杜少陵之一一九六〇年
经论堪作帝王师，
终生坎坷不遇时。
爱国忧民秉至性，
抒怀言志托名诗。
千秋怅洒同情泪，
异代悲歌有所思。
援笔狂吟呼杜老，
期从旷世结相知。
1966年6月，“文革”伊始，诗人被流放到黑龙江“劳动改造”。五十七岁的他，仍不减当年的大将军气概和一个傲岸独立的诗人本色：
碧血青山一九六八年
那堪往事已如烟，
兴致还疑似少年。
和璧隋珠皆粪土，
清歌妙舞不流连。
一口酒渴思吞海，
几度诗狂欲上天。
金戈铁马每入梦，
愿将碧血化青山！
在北方茫茫原野中，诗人写下充满温情的 “关系民生”的《自炊》系列，在寂寥中“无言独自舒清香”的《野花》系列、在暮春中“为济灾荒聊撒钱”的《榆树》系列，以及对亲友的热切怀念等等。就这样，岁月在无情地流逝，诗人豪劲的诗风中也开始融入一股苍凉之气：
岁月
一九六八年
无情岁月去悠悠，
花样年华似水流。
一阵凉气吹落叶，
漫言老气已横秋。
六十多岁的诗人深深地为当时国家的状况感到悲哀：
重阳之四一九七〇年
时光荏苒物华休，
萧瑟西风亦悲愁。
生活困顿无肴肉，
稼穑艰辛有忧愁。
五谷丰登人犹饿，
九月衣寒布未酬。
形势依然称大好，
回天乏力泪长流。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乘机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几丧生。诗人写下《咏史》三篇，这里抄录其中两篇：
咏史之一
一九七一年深秋
寒林落叶岁月秋，
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
宫闱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
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
江河无语任东流。
咏史之三一九七一年
周公王莽事可参，
自古由来信史难。
世上美名尔享尽，
人间坏事君做完。
水落石出终有日，
云开雾散见真颜。
天道无邪不容欺，
评说还需待后年。
李锐在诗集前言中这样评价《咏史之三》：“这是1971 年写的诗，正是‘文革’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林彪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林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四人帮’等他人”但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做出如下宣判：不管等到何时，必将水落石出，云开雾散之日，历史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只是时侯不到而已。在左祸横行的上世纪70年代初，能发出这种振聋发聩之声者，实为凤毛麟角！
”
诗集中一篇篇作品排列起来，呈现出诗人四十多年的心路历程。那个四十多年前曾豪言“大道如天任我行”的自负少年，四十年多后只能将悲愤浸透在文字里，将希望寄托在一个理想化的“后年”了；而那个四十多年前“木屐宽衣”，携东瀛少女之手， “雨中缓过樱花桥”的美少年，在四十多年后面对的则是饱受连累、历尽困苦的老伴和子女：
补衣
一九七二年
老妻寂寥夜深时，
坐对孤灯补破衣。
自责妻儿多被累，
锥心味道有谁知？！
晨炊一九七三年
一夜未成眠，旭日已东升。
平沙千层雪，荒原万尺冰。
老妻事苦作，早期寂无声。
弱女尚酣睡，未忍俱相惊。
悄然披衣起，篝火为残羹。
默默复何道，依依不胜情。
困顿极边塞，晚年迫偷生。
当诗人偶尔看到四十年前的旧照时，怎能不为人生坎坷和世事沧桑而感到悲怆！
题旧照之三
一九七三年
缅怀往事感凄凉，
昨日青丝两鬓霜。
双袖龙钟忍老泪，
泪多恐溢黑龙江！
《论作诗》（一九七五年）是诗集中收录的最后一首诗，可视为作者最完整的精神自传。在诗中，诗人回顾自己这“忽然闹天宫，忽然掘泥犁”的一生，既为自己的“诗性淋漓”而自豪，也以自己一贯的光明磊落为荣——“喜爱真面目，厌恶弄妖姿”。在结尾处，诗人这样写到：
飞驰复飞驰，神志总不迷。
掷笔一长叹，泪为荒唐滴。
明日再谈诗，不觉又扬眉。
在一个癫狂的年代里，诗人度尽劫波，却始终保持神志不迷——这是何等骄人的成就！回顾过去，面对现实，诗人掷笔长叹，为这荒唐的世界洒泪；而想到“明日”，想到明日的诗歌写作，诗人“不觉又扬眉”——这是多么豪迈的气概！
诗人的精神和诗艺，将通过其作品长存。而此时的诗人本人，实际上已经没有“明日”了——他已临近生命的终点。1974年邓小平鉴于牟宜之的历史贡献，在信件上批示让他从北大荒搬回山东老家度晚年，然而当时的山东省领导人拒不接受。1975年4月29日，牟宜之在济南忧愤而死。
牟宜之(1909-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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