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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加、王静雯
为兴建三峡大坝，无数居民家园被毁，面临离乡背井居无定所的困境。（AFP）
文革后为拉动经济，三峡工程虽屡遭反对却一再被提议，八六至八八年间，国务院又召集张光斗、陆佑楣等四百一十二位“专业人士”重新论证，得出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其中过程“猫腻”重重……
“三峡工程是凌迟中国百姓的一把刀”。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三峡问题专家的旅德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接触三峡工程，九三年就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福兮祸兮──三峡工程再评价》，随后十多年里，他一直就三峡工程的危害隐患提醒世人，最近又以通俗的方式写了《三峡工程36计》来剖析其黑幕。在接受专访时，这位德国埃森市CORS工程评估事务所的博士工程师，对发生在祖国的这一幕幕闹剧悲愤不已。
旅居德国的国土规画专家王维洛著作《三峡工程36计》五月在台湾出版。（博大提供）
可笑的“三边工程”
“当时我还在上大学，参加了三峡地区的国土规划，这也是三峡工程的前期规划。很多人以为三峡工程当时规划就是为了发电，其实相反，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在那里造个什么工程，能把三峡发的电吃掉。从一九八零至八五年，我到德国前，都一直在三峡地区跑，那时年纪轻跑得地方多，所以对那地方情况比较熟悉。”
“当时我们看了一些以前做的三峡工程论证，包括五八年做的论证，当时中央已决定上马，后来因大跃进失败才暂时搁浅。六零年后，三峡工程受到黄河三门峡水库失败的影响，毛泽东对建大坝不感兴趣。到七八年，水利部和湖北省委要把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作为给毛的生日礼物。毛当时还做了批示，‘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也就是说，搞工程不需要计划，就这样一边建一边改就行了。以后这个‘三边工程’还成了中国建筑的主要‘方针’，很多工程就这样上马。”
据说，当时周恩来督办三峡工程时，支援工程上马的林一山等人，和反对方黄万里、李锐等人，争论得非常激烈。后来毛决定先建葛洲坝水电站。
文革后为拉动经济，八三年水电部提交了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八五年遭到周培源、李锐等多名政协委员强烈反对。于是八六至八八年间，国务院又召集张光斗、陆佑楣等四百一十二位专业人士，分十四个专题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
作假的评估论证过程
这么多专家为何都同意？美国AATA公司副总裁王平博士对谈到三峡工程评估中的“猫腻”：“我当时还在国内，就知道这个所谓论证，不是请真正专家，而是事先问你，你要不同意建三峡，就不请你参加论证会，我知道很多在地质上、地质灾害上有名的教授专家，因此没有参加论证委员会，所以那个论证报告结论都说好。”
王平还介绍了国外对三峡工程的看法：“国外一个工程上马前，必须经过严格的可行性论证，我搞了二十多年环保，在美国或西方任何民主国家，三峡大坝绝对建不成。就说这么大的移民，任何国家都做不成，社会成本太大了。所谓论证也绝对行不通。比如蓄水滑坡，这是地质结构决定的，尤其是水位升高一百米，由于水的润滑作用，还有压力，必然出现滑坡等地质灾难。”
“当时很多国家都给中国提出过忠告，美国甚至有一个行政命令，所有美国环保公司不能参加任何关于促进三峡工作的工作。我们公司老板本来想参加，后来都不允许了，因为这种灾害非常明显，事先也都知道，可中国政府就不顾百姓生活。当然中国缺电，但这种不顾一切的方式非常危险，他说利大弊小，实际上这种利大只是暂时的，而弊端却是成千上万年、永久的。”
从“弊大于利”到“利大于弊”
“三峡大坝最大的危害应该说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破坏。”王维洛介绍了当时三峡生态论证组的报告是如何出笼的。
“当时所有参与三峡工程生态环境论证的专家，都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弊大于利，结论也是这样写的。只是当时的组长、科学院院士马士骏，为了缓和跟上面领导的关系，在结论后加了一句话，‘很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而院士侯学玉就不同意，他认为三峡工程是灾难型的，是无法限制和补救的，于是没有签字。
不幸的是，九一年这两位老先生都去世了。当时国务院以一个程序上的小失误，否定了这个‘弊大于利’的结论，然后提拔原来的论证副组长方子云做了组长。方只有四个月时间，他也没去做新调查，就在原来数据的基础上，把结论改成‘利大于弊’，交出了新报告，就这样用自己的笔写出政府所需要的东西。”
八九年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时，有九位参加论证的专家没有签字支持，当时任《光明日报》记者的北京政论人士戴晴采访了他们，并整理成书叫《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当年二月在北京公开发行，由于六四学生运动，人们对三峡工程并没有多少兴趣，戴晴也没有支持学生运动，六四后却被作为天安门事件黑手抓进监狱，这本书也就被当作毒书被禁，书中接受采访的专家也受到审查，从此他们再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王维洛分析说：“这就是李鹏采用的‘趁火打劫’手法。抓了戴晴以后就可以株连所有的三峡工程反对派，让他们无法发声，在政治上进行打压。”
三峡工程在一连串可笑与作假的评估论证过程中爆破动工。（Getty Images）
九二年国务院向全国人代提交了三峡工程建设议案，让这些非专业人士来决定三峡工程的命运。当年四月七日表决，两千六百三十三名人大代表中，赞成的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反对一百七十七票，弃权六百六十四票，未按表决器的有二十五人。这个67％的赞成率，是迄今为止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王维洛称这种审批程序是“有意推卸责任”。“只有采取人大决议这个程序，才会没有人要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责任推到另一方面去。无论是李鹏或江泽民，或人大代表，还有那四百一十二个专家，都可以说自己没责任，是上面叫这样做的。这就是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策’，到时候大家都走脱了，都没责任了。”
违背常识的论证结果
“至于说三峡水库水面是平的还是斜的，三峡工程泥沙组的说是斜的，因为他们冲泥沙时需要一个水的坡度，而三峡移民组的人说是平的，因为他们要这样算移民人数才最少，两个报告一个说平的，一个说斜的，这本身就是错的。”王维洛在谈到三峡决策论证混乱程度时，还举例说了航运组的论证。
“航运组是做船闸的通过能力的，船闸的通过能力不是他们做出来的五千万吨，是领导告诉他们要做出五千万吨。一九八零年邓小平视察三峡库区时，下面官员就以“万顿轮船直达上海”，点出当年邓小平坐船出国求学极为不便的心态，哄着让邓点头建一百五十米的低坝，说只需移民三十六万。结果二零零六年水坝一百五十六米时，被迫迁移一百二十八万人口，多出了七十八万人。这就叫“瞒天过海”。那些科学家为了配合领导的指示，就加了很多前提，说假如所有的船都是万吨船队，而且所有的船都满载的话，每年航运就能达到五千万吨，但实际这是不可能的。”
重庆万州的一对夫妻，居住在一百七十五米的移民线以下，面对背井离乡的生活不知路在何方。（Getty Images）
重复犯错的南水北调工程
同样荒唐的决策是南水北调工程，“南水北调的前提就是要先建三峡工程，从长江上调水，输送到北京，北京海拔才五十米，他认为随便挖条沟就过去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特别是南水北调的中线方案，它由南到北想修一条运河，结果要横切中国近七百条河，破坏这七百条河的自然流型。按中线方案，每年调水四百亿立方米，相当于一条黄河。他开始说花一千亿人民币、到二零零八年就能保证让北京人喝上长江水，但现在说到二零一五年也做不完，费用至少五千亿。
从生态环境来说，北京并不缺水，当初那些皇帝们选北京做京城，就因为北京水土条件好。看看北京那些地名，就知道北京不缺水。什么中南海、颐和园、金水河。一九四九年时永定河每年给北京提供十九亿立方米的水量，后来在永定河上建了五百八十多座水库，现在永定河每年只能给北京提供三亿立方米受污染的水。它不想办法去恢复永定河的水资源，而非要到南方那么远的地方去调十亿立方米的水，这和永续发展的理念是完全相违的，今后南水北调工程的后果比三峡工程还要严重。”
王维洛直指中共对三峡大坝工程政策的错误心知肚明，“以前中共所有重要文件都把三峡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但二零零三年后，政府主要领导人都不去三峡露脸，在全会上、公报里、五年计划中也都不提三峡工程了，跟六四一样，==不敢提六四和三峡工程，可见它自己也知道错了，但就是不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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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 1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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