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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父亲刘书朋大人
2013年11月4日凌晨3点，我接到弟弟的电话，弟弟只叫了一声哥哥，就痛哭失声，他哭了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除了弟弟的哭声，我还能听到一片哭声，有男音，那是我的弟弟、妹夫、侄子、外甥们，也有女声，那是我的妹妹、弟媳、侄女、外甥女们。我知道，父亲走了。我无言，除了满眼热泪，只有满腹愧疚。
我是一个罪人，无论怎么说，我都是一个罪人。我的最大的罪过，就是不孝父母。
我离开中国13年了。十三个365天，十三个365夜，我都没有再踏上中共统治的领土。而我的父母，也没有离开中共统治的地区。十三年，我没有再见到我的父母。
一年前，父亲心脏病发，住进医院。我多想看望他老人家。可是，我没有中国护照，被禁止回国。我曾经想偷渡回去，那怕看父母一眼，就被抓进监狱。和几个朋友商量过几次，他们都认为我那样做太冒险。如果被中共发现，坐牢是一定的，不但见不到父母，很可能，还会给父母弟弟妹妹带来麻烦，甚至永远回不来美国了。
父亲已经知道了我在海外做的一些事情,也一定知道我的思念。每次打电话给他，讲到思念之情，父亲总是说，我和**都很好，都不想你，你不用想我，你别回来，回来见个面，有什么用？在电话上听听声音，在视屏上见见面，我就很知足了。
每当听到父亲这样说，我就特别难过。我有儿子、女儿，我知道父母对儿女的思念之情。哪有父亲不想儿子的？他说不想我，那是让我的心里好受点。我知道，他在说这句话时，心里会是多么的苦痛。
我父亲深爱我们，为了我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还很年轻，就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把他的生命献给了我们。
那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准备开展“第二次镇反”运动，先选择一些地区进行试点，我们村不幸被选上。潍坊市委工作组一行10余人，在一位叫鞠昆仁的科级干部带领下，到我们村蹲点。他们进村后，立即召开全体社员【那时，村民都叫公社社员】大会，鞠昆仁给大家讲解这次运动的必要性，动员大家揭发阶级敌人。可以公开揭发，也可以秘密揭发。秘密揭发的，可以到工作组的办公室--大队部谈，也可以写匿名信，投到匿名信箱中。揭发者有功，揭错者也无过。他讲到最后，声嘶力竭喊道：这场第二次镇反运动，比第一次镇反更重要，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在石龙河大队，不揪出一大批阶级敌人，他们决不收兵。
动员大会不过一个星期，第一批嫌疑分子就被叫到大队部坦白交代罪行。不出所料，我的父亲成为首批嫌疑人之一。每天早上，他就被叫到大队部交代罪行，直到晚上很晚才回家。我父亲实在想不起他有什么问题，鞠昆仁却告诉他说，他的问题非常严重。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村长，他是投机倒把份子，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是个历史、现行都有问题的双料，这一次，一定从重打击。
怎样从重？怎样打击？鞠昆仁不明说，却暗示他，他完了，他的全家也完了。我父亲反复说明，他想不起有什么问题，请鞠昆仁提示一下。鞠昆仁便讲出了两件罪行。一件是私自杀猪，一件是低价买的青岛铁路局处理的废弃木材。我父亲听后，大呼冤枉。他向鞠昆仁讲明真相，鞠昆仁不但不采纳，反而说他狡辩、抗拒，要“抗拒从严”，严惩不贷。
这哪里是两条罪状啊。所谓私自杀猪，那其实是我的“罪行”。我们几个弟兄姊妹捡了几篮子杏核、桃核。利用晚上砸开，取出杏仁、桃仁，春节前，用锅煮熟准备腌制当下酒菜。煮出的水，我用盆子倒在猪圈里。冬天猪圈结冰，水渗不下去，谁知道，杏仁水是有毒的，一头大肥猪喝了杏仁水，竟被毒倒了。父亲看到口吐白沫的肥猪，心痛不已，赶快请来本村外号叫“三飈”的长者，请教办法。“三飈”看后急急说，猪中了杏仁毒必死无疑，趁猪还没死完，赶快捅上一刀，放出血，清干净肠胃，猪肉还是可以吃的。如果等猪被毒死了，那么，毒素就进入肉中，血液也放不出来了，这肉就不能吃了。我父亲情急之下，请三飈杀了那猪，卖了那肉。
所谓贱买木料，纯属巧合。我父亲到青岛，顺道看望了我大姑母的小叔子。他在青岛铁路局工作，他问我父亲，买不买木料？我父亲问：什么木料？他说，是建房的支架，现在房子建好了，没用了，堆在那里占地方，领导让卖掉。我父亲问明价格，感到比市场价便宜，便答应买，他随那位表亲到办公室交了钱，雇车将木头拉回家。木头是不少，足可以盖十几间房。父亲想以后将旧房翻新，给我和弟弟娶媳妇。
鞠昆仁说，不经批准，私自杀猪，就是投机倒把。所谓杏仁水药昏了猪，纯属胡编。买了那么多木头，不可能自己用，是想以后卖高价，这是贱买贵卖，投机倒把。更重要的是，我父亲态度不好，拒不交代罪行，又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当然要新帐旧账一起算，从重打击。他下令，将木料没收到大队部，将杀猪卖肉的钱交给工作组。赃款、赃物俱在，就等收网了。
父亲眼看就要被专政了。鞠昆仁将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话，要我和父亲划清界限，主动揭发父亲的罪行，争取当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晚上，父亲和我做了一次长谈。他说，他不能活了，他从今天开始，就不吃饭了，他准备饿死。他求我，在他死后，顶起这个家，将弟弟妹妹拉扯大。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别说你没有罪，就是有罪，也罪不至死啊？你何必自杀？他说：儿子，你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我一定会被判刑，那样，你们弟兄姊妹五个，就是反革命子女，你们怎么活？谁敢嫁给你们？如果我在被判刑以前，就死了，就不会连累你们。我不吃饭，饿死，他们以为是病死的，不算畏罪自杀。我想好了，你就不要劝我了。我哭着劝他，他怎么也不答应。从那时起，父亲真的不吃不喝了。眼看父亲一天天瘦弱下去，我快急死了，但急又有什么用啊？
就在我父亲眼看就不行了的那一刻，奇迹发生了。和我父亲一起被整的第一生产队保管员周文成，被人诬告为监守自盗，不堪折磨，上吊自杀了。第二天，他的儿子周登起，当时的大队团支部书记，披麻戴孝，手执铁锨，嚎啕大哭着向大队部冲来。几个人小伙子抬着周文成的遗体，紧随其后。周文成的妻子、女儿大哭随行。看到的老少爷们无不落泪，有几个热血青年，也拿起铁锨、禾杈、扁担，跟随周登起，冲向大队部。鞠昆仁见状，慌忙命令关起大队部的大门，打电话给派出所求救。但周登起等人在门外大哭大喊，敲打大门。眼看大门就要被撞碎，鞠昆仁慌忙爬墙，带领他的工作组逃跑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到石龙河村。鞠昆仁跑了，我父亲也从鬼门关回来了。他的罪行，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了了之了。
想起这一幕，我除了感激周文成、周登起父子，也由衷敬佩我的父亲。他，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啊。
我父亲更伟大之处，是他的孝心。
我父亲十三岁时，我爷爷就死在中共监狱中。我奶奶，一个小脚女人，我小姑，一个10岁的孩子，一家三口艰难度日。十三岁的父亲，就顶起了这个破败的家。那时的石龙河村人，都以为老刘家完蛋了。可我父亲，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硬将这个家撑持起来，成为石龙河村首屈一指的人家。而他对我奶奶、我大爷爷的孝道，到今天，还是石龙河人的美谈。
对我奶奶的孝道，我三天三夜讲不完，讲了也会羞死我。仅讲讲对我大爷爷的孝道，就能羞我半死。
我爷爷的哥哥，给过我父亲一些帮助。为此，我父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几乎搭上了自己和全家的前途。
1958年，我们老家也飘起了三面红旗，不久，就吃不上饭了。眼看要被饿死了，父亲便带着全家到了吉林市，投靠到我的小姑母家。靠姑夫亲戚的帮助，父亲在砖厂找到了工作，由于他的勤恳工作，不久便转了正式工，成了骨干，全家也有了吉林市的城市户口。1961年和62年，大爷爷的妻子和儿子先后饿死了，他也病了，他写信给我父亲，希望我父亲回老家，给他养老送终。我父亲回信，请大爷爷到吉林市，他愿意为他养老。可大爷爷表示，他不愿意死在他乡。1963年，大爷爷说，他病重，请我父亲一定回来，否则，就见不上他的面了。父亲看到这些，竟然辞去了工作，带着全家老小，回到了给他无数痛苦的石龙河村。经过我父亲的调养，大爷爷恢复了健康，又活了8年，才安然寿终。这八年，大爷爷和我们吃住在一起，我们的好饭，先给大爷爷和奶奶吃。大爷爷逢人就说，书朋比我的亲儿子还孝顺。
想起这些，我真得惭愧啊。我与父亲比，他是巍峨的泰山，我只是泰山脚下的一座荒丘。我不禁对自己说：刘因全，我呸你。
再过6个小时，父亲的遗体，就要火化了。我想象不出，父亲的灵魂看到自己遗体进火化炉时，自己的儿子、女儿、儿媳、女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还有外甥子侄辈都来为自己送行，独缺自己最喜欢的长子，会怎样想？
我的心在绞痛，我的手在拍打我的心。人啊人，怎么就这么难？
我知道，随着火葬场工人按下焚烧父亲遗体的按钮，我的心，也随着父亲的遗体一起，被烧成灰烬了。
哀莫大于心死。
父亲的肉体死了，我的心死了。
父亲的灵魂会永生，我的灵魂会怎样？
我哀嚎，向着天空，只能向着天空！
我的天啊！
刘因全
2013年11月5日19时
于洛杉矶父亲牌位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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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3-11-6 12: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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