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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灾难，日本人的灵魂中有着坦然接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灾难愈深重，这种意识愈凸显。实际中的体现就是忍让、节制、自我管理与相互协助。
日本人具有这样的共识：个人对他所从属的社会负有重大责任，事态越严峻，就越应该管好自己。
在公共危机到来时，日本人更多地选择信任政府。国民与政府的良好互动与沟通正是这种信任的来源。
半个日本在下雪。大雪从
晚上，强烈的余震接二连三地袭击着这座城市。人们无声地承受着这一切，整个城市只有房屋在不断来临的地震波中挣扎的声音。
每次地震前10秒，政府都会给国民的手机发来预警短信。可人们已经习惯了，已经不太理会地震的烈度，只是低声念着一个个单调的数字。“刚才有7级，比昨天稍高。”
每一个人在提到余震的时候都显得轻描淡写。他们甚至会告诉你，如果摇晃的感觉还能承受，那就在7级以下；如果觉得房子要倒了，那就是7级以上。
在空前的灾难之后，日本人展现出的却是令人惊奇的平静与秩序。这是一个以怎样的规则组织起来的人群，这是一个有着怎样的性格特质的民族？
“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害，并能泰然处之。”在《日本人》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埃德温·赖肖尔试图分析日本人在自然灾难前的心态，“灾害助长了宿命论观点……日本人有一种承认自然界可怕威力的宿命论思想。与此同时，也锻炼出了在这种灾难以后重新开始奋发图强的巨大能力。”
很少见到哭泣者
在避难所，唯一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毛毯紧紧地盖住脸，她不希望打扰别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福岛，一位从核电站周边被转移出来的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句话是采访中的日本人说得最多的。
每个日本人在灾难面前看上去无可奈何，在他们看来，“地震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海啸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停水、停电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核泄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在过去的6天里，大船渡的4万人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说辞下，以一种让人惊讶的克制和冷静，生活在这个劫后余生的城市。
现在看来，恰是日本人口中的这些“没有办法”，造就了他们最初的镇静。陌生人互相问候，交换过往经历的地震故事。东京地铁车站广播员尽可能传递他们所得到的信息。但多数时候，广播里只是重复这句话：“东京地铁为延误了您的列车服务而致歉。这是因为一场很大的地震。”
地铁都停了，每一条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都是黑压压的人流在缓缓移动，不见头尾的巨大队伍，好像是全体国民开始一场悲壮的远征，静默的表情和步履，如《出埃及记》里的一幕。
街头的电视前，许多回家的人停下了脚步，画面上，是正被海水渐渐淹没的仙台机场。寒风中，所有的人都凝视着屏幕，没有人说话，好像都屏住了呼吸。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回忆海啸发生后的街道：一个小时里，虽然车辆几乎完全停滞，但两旁人行道的密集人流里，没有一个人走到车道上来。东京街头尽是步行回家的人群，仿佛数百万人都一起走上了街头，但都自动列队默默前行，秩序井然，毫无喧哗，眼前的一切，仿佛一部无声电影。
日本人在地震前的淡定令外来者惊奇。在仙台，3月11日大地震开始的时刻，东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惶恐地在跑到街上，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淡定。有日本人在遛狗，有日本人在悠闲地骑自行车，地震对于日本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趔趄。
旅华日本作家加藤嘉一回忆当天的情景：周围全是戴着安全帽的上班族，排成一队，像蚂蚁一样，有序地走路回家。无法坐上交通车，许多道路都被关闭的严峻情况下，没有人抱怨，安安静静地走路，大家走得相当默契，没有乱，只有完美的秩序。地乱了，心却不乱。硬件失控了，软件依然平静。
截至16日晚，此次地震已造成4277人丧生，8194人失踪。但即使是社会最纤细的血管也在冷静流通。“日本邮局你们要不要这么敬业！！现在这种时候还给我准时送包裹！”网友Special＿Yui＿Pan在微博上惊呼。
在地震后的日本，很少见到一个哭泣者。摄影记者几乎无法抓到日本人悲痛的神情。他们去拍摄排队，日本人脸上没有一丝焦急的表情。他们去拍摄死者入殓，没有仪式，也没有入殓师，低着头的日本人让他们看不到一丝眼泪。
在仙台市县厅，避难的人们挤满了政府大楼的每个角落，人们排队等候着一个充电插孔。那天夜里，来自各国的记者们被一阵抽泣声吵醒。他们以为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循声走去。那是一个女人极力被克制的抽泣声，毛毯紧紧地盖在自己脸上。记者们不知道该怎么去打搅她，她的哭声很小，很显然她不希望打搅别人，更不希望被打搅。
“我们要观察的是日本的人民，他们坚忍、淡定、坚守秩序，洋溢着高贵的气质。” 震惊于日本人在灾难面前隐忍、克制表现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说，“日本人常常用一个词‘我慢’（忍）——英语里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对应的词——有点类似于toughing it out（勇于承受、坚持到底）。这正是日本民众展现出的品质，他们同心同德、勇于担当，令我敬畏。”
在没有路口指示的情况下，多年的规则开始生效，没有一辆车违规。没有人维持秩序，他们是自觉排成队的。
日本人在加油站前排队，在超市前排队，在电话亭前排队。只要他们看见前面站着两三个，都会自然而然地排在后面。地震后，整个日本的供油实行配给制，每座加油站前排队的车辆都超过了
经历了大地震之夜东京的大堵车，第二天的东京即恢复到了正常。来这里采访的记者们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这里哪里是灾区，这里是一座座平静的都市。人们看不见救援物资的行进，看不见志愿者的身影，也看不见募捐箱。偶尔能够看到海上自卫队的飞机。
普通人并没有改变步行的节奏
在直播灾情的报道中，主持人没有泪水，没有事实以外的词汇，一切事态都以动词和名词冷静地进行着。
城市里没有挂着抗震救灾的标语，也没有人游行。县政府外停着几辆自卫队的军车，马路上总是能听见急救车或者消防车刺耳的鸣笛。有时也会有广播新一波余震到来的预报。但普通人并没有因此改变步行的节奏。
11日的大地震导致一些核电站关闭后，电力供应出现紧张，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呼吁企业作出贡献节省电力，东京中央商务区大手町13日晚间漆黑一片，许多公司关闭了照明设备。
日本三大黑帮之一的“住吉会”亦以twitter为发布平台，在网络上发表紧急救援信息，并宣布旗下各区事务所均可作为“庇护收容所”，会供应食物并让灾民暂时栖身。有日本民众指出，这些不良分子不只没有趁火打劫，救援效率可能比政府更高。
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同样维持着一贯的高效、冷静和克制。
12日凌晨6时，菅直人的直升机从官邸起飞，为了让国民放心，他特意前往福岛县的第一核电站，去那个被认为有放射泄漏危险的核电厂视察。菅直人走出机舱，并未穿戴任何防护具。地震发生时，菅直人正在开会，地震波到达时，他看了看天花板，然后静坐在椅子上等待地震结束。
但日本媒体随后批评菅直人“使现场作业被耽误了一小时宝贵的时间”。
灾难刚刚爆发，应日本央行和政府的请求，各银行决定，受灾地区遗失存折者，只要能证明身份，一律可以办理提款手续。在此影响下，各大证券、保险公司明天也将决定对遗失有价证券者提供同样服务。
稍后，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则宣布受灾的17个县地的全部电话一律免费。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崔新京认为，日本人常常处于忧患生存环境的惶恐不安之中，并在此背景中，生成了集团主义与和谐观念。前者强调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强调团结，而后者推崇营造和谐融洽的纵型“家庭”，“可以说是促进日本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种精神原动力。”
“苦难的日子也许还会很长，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希望……
月14日下午的仙台市区，戴口罩的人数骤然增加。中午，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爆炸，紧接着2号机组又失去了冷却能力。
仙台的汽车站排起了长队，事实上，谣言在前一天就已开始流传。“有人说核辐射在季风的影响下会向北吹，所以一些人选择离开。”当地志愿者田中芳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更多的日本人保持了3天的镇静，并将继续保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