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08.6.25走访北京42天所见所闻所历

6月25日，向最高法沈德咏副院长、政法委周永康书记、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长、人大办公厅主任等领导投邮挂号四封诉求材料。

6月26日，又到最高法接待处交了填好的前天领的表格，半个小时后，接待室扩间器突然喊我名字，七年来，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被喊到，此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一边问同行魏英我进去了能出得来吗？会不会被截访者带回福建省？魏英不置可否地说不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努力让自己游离的心回到常态，七年等一回的召见怎能不去，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到了接待室入口处，工作人员让我把包搁在204号柜子里，拿了准备接待的案件材料到二楼的204房间接待，推开了半掩的门，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法官问我案子到了哪个阶段，把法院判决书拿来。我找到装订本里几次判决书折了结快速递给法官看。法官刚瞄了两眼，这时一名保安人员领着两个衣着光鲜的男人来到204房间介绍道：这是山西省高院的法官。他们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之余竟把正事给忘了。我只好在耐心地等待他们谈话快点结束，好不容易接待我，却碰到这档子事，真是好事多磨。从他们谈话间，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两位山西高院法官来求情的，山西省有一访民到最高法来上访反映问题，这两法官马上通过关系来“起火”之地的最高法“灭火”。待我还想听个究竟时，高法法官才意识到有个多余的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门外去，让我在门外稍等片刻，顺手掩上那扇刻着204字样的门。

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意犹未尽地出来了，我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刚开始的话题，法官看完判决书后，把材料推到我的面前责问道：省院没作出判决，还没有产生法律效率，你怎么就跑到最高法来上访？！最高法只接待经省院判决后不服的案件，你赶紧回到福建省向省院催问去。

正因为福建省法院一再压案不决，二审上诉后又逾21个多月不开庭审理，希望最高法监督这起严重超期羁押、严重超审限的案件。何况此案最高法曾因全国人大华侨委督查下发有法（2006）169号文，面对福建不堪司法状况，我只好再向最高法讨说法。

法官以自己的职责和有限的权限，只管接待省一级法院已生效的判决案，超期羁押和超审限范畴都不属于他接待范围，有的案子特殊，经院方向省政法委申请，经同意可以延期，那就不算超羁。

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判案的依据只能是事实和法律。我们国家只有一个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作为法官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案子界定只能是罪与非罪，哪有特殊之分？七年未决案于理于法最高法院应监督下一级法院违背法律的行为。

法官厉声告诉我，最高法只有事后监督，从没有事前监督，现有体制框架就是这样的。事后监督？事前不监督？事后监督，这监督还有意义吗？

法官惊诧道：来这儿诉求者都是要求事后监督的，你说事后监督没意义，没有用，这话敢在接待大厅里说吗？只要你这话在大厅说了，肯定会被底下来访者的唾沫淹死，你信不信？

法官说完话，就不再理睬我，自顾回到旁侧的电脑敲他的字。我深知多说也无益，这些被训化为工具的法官们，他们想的最多是自己的仕途和饭碗，哪管你百姓冤不冤，更何况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犹为渺小和次要。只好悻悻然离开这个给我带来无限期待，却幻灭我心中希望又伤我最深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前面“人民”二字到底在法官心中占多大的份量？

10点许，又到了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登记，得到答复却是：我们只是登记向下转催办，余下的需要你们回到福建省相关部门去反映问题。我顺便问了接待人员，电脑里有几次来访登记？新面孔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过3次登记记录。今天一次，今年3月一次，去年9月份也有一次。面对让我难以置信的3次登记记录，使我想起最近访民聊到国办有领导被“双规”的消息，其为地方政府销号访民的来访记录，欺下瞒上，为己谋私。从小道消息及《凤凰周刊》大接访报道中似乎找到答案，只是七年来数十次北京上访历程却被人为缩水成3次。感慨访民的登记记录也可以腐败，失衡制度，腐败无处不在。但事后再想想，“3次”进京上访者我也，百次上访者也不在少数，变数的是数字，不变的是问题。无良的制度，跟上访次数无关。

往返途中,遇到福建南平老上访户徐峰告诉我们，江西已有警车到北京了，想必福建警车也快到北京了，大家走访要多加防患，保重！

6月27日，为了能在七点前赶到东交民巷27号旁侧的最高检察院接待室领到表格，一夜醒来好几次，生怕错过时间。5点许我们利索地洗漱完毕，马不停蹄往前门方向赶路。总算在7点前赶到最高检察院接待室门口，一则《内部装修通知》将我们拒之高检的院门外。

此处不接待自有接待处。我们只好转到旁边的最高法院机关门口一侧等待，见一身着司法服装的年青小伙子朝我们方向走来，我迎面向前问道：你好，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登记？小伙子不耐烦道：怎么着？我欠你们的，6点就得上班？面对每天如潮般脸上尽显悲伤的访民，小伙子此刻泄愤心情，可以理解。一直等到7：50分，高法的工作人员陆续进入法院内，才开始排队，把省院的判决书和本人身份证件号码递给保安人员作了简要的登记，以示来过。

为了多播种希望，我们又马不停蹄到公安部、中央政法委等机关门口作了身份证件号码登记，它可以给省市施加压力，又可以让对方知道访民在京。

流动的冤民充满着期待，群情悲愤中透着无奈，如溪汇海般一起又涌向最检察院机关门口移动。停在门口的警车内外三、四名警察异口同声对来访者道：这儿不登记了。在与警察理论的过程，有一个外省约二十岁模样的年轻女访民与之斗嘴，在争吵她被带到警车上，准备送往马家楼。后听知情的访民说，她家的案件就卡在最高检察院，她天天在最高检机关门口守株待兔式的转悠，守卫在最高检门口的警察对此随时可能出现问题的她简直反感透顶。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个少妇，不知她现在还好吗？但愿她的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回归正常生活轨道。

10点许，来到国办接待室，门口等待下午1：30时上班排队访民多达五六百人。午3时，国办四号窗口女工作人员懒洋洋地接过我的身份证，随机作了登记。

出来进，同行的魏英还在忧虑今天能否安全离开国办，午三个小时的等待过程，排在前面的福州东站登云村民因拆迁问题群体来京上访，福州驻京办已有人跟踪而至。在聊天过程，该驻京办人说：福清信访局在京也设有驻京办······。期间，是撤退还是留下来继续等待？我们也作了一番思想斗争。想想刚有一老者访民感叹说8天的等待始终没能登记上，越来越紧局势，国办门前长龙式的队伍，何况福建已有驻应京办盯上国办，分析种种情况，最后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下午的等待都得坚持下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同行来京为儿子鸣冤的老陈已买好返程的火车票，于晚上17：15分登上开往福州的火车。原本想送其一程，结果因时间仓促，没能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