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推动政改主客观条件分析

习近平到底能否推动政改，许多人对此持悲观看法。理由包括新一届常委会保守色彩浓厚，刚当选的几个思想保守老龄常委“看住”习近平，使他难以有所作为，无法保证江泽民和其他退休元老从此死心塌地永不干政，既得利益集团异常强大，通过政改削弱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庞大势力难度太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政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改指推动法治建设，废除政法委和劳教制度，实现司法独立，削弱和取消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和管制，实现言论自由，扩大党内民主和基层直接选举，领导干部和官员财产公示，平反六四和法轮功等等。通过这些改革举措为推行广义的、全方位的政改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广义的政改指实行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一人一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和直选省市长等等。

领导人推动政改，需要具备最基本的主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包括领导人的家庭出身背景，主要家庭成员以前在政坛或民间的影响力，领导人个人素质、能力、性格特征，在官场的人脉、受欢迎程度等等。推动政改的客观条件包括领导人能否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集权，在所配备的班子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具有比较广泛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做到令出必行。以及改革触动多少权贵官僚的利益，会遇到他们多大程度上激烈顽强抵抗，执政危机和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程度，重大突发事件爆发所造成的广泛社会影响等等。

从习近平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素质性格等方面来看，习推动政改的主观条件不错。习近平出身高干家庭，其父习仲勋在官场虽屡遭整肃，但始终宽仁厚德，从来不搞整人使坏，落井下石之事，他反对罢免胡耀邦，反对六四屠杀。其正直、善良、开明的改革者形象为习近平凝聚人心，广受支持加分不少。习本人在文革中屡遭磨难，16岁就去插队，在艰苦的农村跟农民“打成一片”，了解民间的疾苦。从政后不搞花架子，求真务实，这种执政风格为他赢得“勤政爱民”的公众形象。习近平曾在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历任各种职务，积累的管理不同层级经验和形成的实干精神有助于他治国和推动有限政改。

习近平没有一般太子党的锋芒毕露、傲慢自大，他甚至比很多平民出身的官员更平易近人，这是他为人处事、广结人缘的制胜法宝。跟习共事过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他非常平易近人，很容易共事，作风很民主，不打击不喜欢的人和对手，低调而善于交际。这样的性格不仅使人容易接受和喜欢，从而积累丰富的人脉资源，而且有助于认真对待和接受各种不同意见，宽容善待异议人士甚至与之沟通。而这一点对启动政改十分重要，缅甸的政改就是从跟反对派接触、交流、协作开始的。

习近平不看重金钱，没有敛财的欲望，也不喝酒，不同女人应酬。我家就在省会城市福州，在这里经常听到有关省市领导贪污腐败的传闻。但在习近平主政福州和福建时，民间人士提起他，都说此人没有贪污。领导人为政清廉对推动政改相当重要：首先，领导人一旦腐败堕落、包二奶搞女人，往往就会变得胸无大志、利欲熏心、鼠目寸光，不大可能为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冒险推行政改；其次，领导人贪赃枉法的劣迹很容易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搜罗，作为要挟领导、攻击反对政改的杀手锏；第三，卷入腐败的领导人即使有心政改也会有后顾之忧，害怕政改以后由于以前的贪渎而被清算。

习近平推动政改的客观条件虽然不容乐观，但比起胡温时期已经大为改善。胡温执政十年，江泽民紧抓军权不放，往常委会中塞进过半心腹亲信，牢牢控制文宣和政法大权，政法委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形成第二中央对抗胡温，致使胡温政令不出中南海。江系常委贾庆林、周永康之流还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后台和靠山。这样的权力格局，别说政改无望，就是经改都会扭曲变形，向既得利益严重倾斜。而习近平掌权就不一样，18大前夕胡、习就从江泽民手里夺回军权，胡锦涛在18大裸退给老人干政致命一击，文宣和政法委被踢出常委会。新的常委会比较廉洁，虽然其中有四个江系色彩比较浓的保守常委，但他们并非江的嫡系和心腹，相对比较低调、弱势，而政治局和书记处中江系势力大大削弱。这样的权力分配格局有利于习近平树立领导权威，成为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只要适度集权，成为凌驾各派之上的“共主”，习就有底气和实力启动有限政改。

老人干政遭到重创，习近平头上还顶着两个太上皇，还不能保证他们永远不会干预时政。但江胡两派你死我活缠斗十年，他们的势力相互削弱，对将来政局走向的作用和影响互相抵消。习近平若善于利用江胡之间的矛盾，游刃其间，反而可以趁机扩大自己权势，拓展自主空间。胡锦涛18大裸退，不仅是对江泽民干政致命一击，而且也是对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掌控国企和经商的太子党试图影响高层决策的沉重打击。如果连曾经权势显赫的江泽民都无法干政，那些国企商界的太子党为既得利益游说上层、或透过作为退休元老的亲属向高层施压就不容易了。虽然太子党和官僚权贵利益集团势力异常庞大，但不准老人干政、阻止商界太子党影响和干扰高层决策的局面形成，自然有利于打破现行利益分配格局，实施有限政改。

当今中国民怨沸腾，各种社会冲突都进入白热化：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官场腐败触目惊心，强拆征地有恃无恐；官民双方形同水火，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维权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但不断加剧的社会冲突和危机也是启动政改的契机。深刻的社会危机使人进一步看清政治体制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当下政治格局才是产生各种严重社会危机的总根源，不政改就只有死路一条。处于危机四伏、无路可走的困境才会另辟蹊径、勇闯新路。把社会危机转化成推动政改的动力和机遇，尤其需要抓住处理重大群体事件的有利机会，利用强大的社会压力突破现有政治框架的禁区，为政改打开新局面。

总而言之，习近平推动政改的主客观条件都比胡温在位时强得多。习刚上位就接掌军权，又恰逢第二中央完全被废，两个太上皇同归于尽，带给他填补最高权力真空，树立领导权威的绝好机会，为今后获取更多更大权力推动政改奠定坚实的基础。胡温执政十年，始终处于江泽民的阴影之下，胡锦涛甚至屡次三番遭到暗杀，差点性命不保，温家宝普世价值的讲话甚至屡被官媒封杀。胡温没能推动政改，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点情有可原。而习李一上台就占据比胡温有利的推行政改条件，虽然习近平不可能一下子启动广义的、全面的政改，但如果连狭义的、有限的政改都不敢去尝试和推动，就必须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从政以来所获得的某些美名赞誉也会毁于一旦，甚至还会留下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