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反贪腐与开新政

最近，孙立平先生提出了一条改革分三步走的路径，即由反贪开始，撬动权力，然后除恶政，施宪政。另有人则不赞成他的想法。认为现在的反贪腐，只是一种权力斗争，是政治清洗，既不可能彻底，更不可能导致宪政法治。只有建立民主制度，依靠人民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体制转型。

其实，任何体制变革，都伴随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不一定带来体制变革，但体制变革一定有权力斗争。专制体制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或明或暗的权力斗争，绝大多数的斗争是争权夺位，但也有带来体制进步的。1976年毛逝世后，权力中心倒塌，引发一场权力斗争。抓捕“四人帮”，正是这一权力斗争的表现。而这种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带来改革开放，即体制的重大变革。虽然后来改革开放走样，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矛盾确实得到根本性缓解，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正规。也就是说，文革结束后的高层权力斗争，是八十年代体制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现在的形势与毛逝世时相仿。如何摆脱困境？历史经验或可借鉴。

一，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文革结束时相仿

1，经济处于崩溃前沿。房地产危机，债务危机，超发货币引发的通胀危机，以及环境恶化的危机，正处于全面暴发过程中。中国GDP可由货币堆积起来，也可由货币打入深渊。中国以前所有能够提升GDP的措施，如四万亿，现在都成为诱发经济崩溃的原因。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也处于崩溃前沿，虽然现在的经济与那时的经济不处于同一水平，寻致可能崩溃的原因也不尽同，但经济岌岌可危，却是同样的现实。

2，民间积怨甚深。那些下岗工人；那些失地农民；那些因思想信仰获罪之人；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民众干部；那些因谋生，因上访，而被打，被劳教，被精神病的人；那些私有民营财产被无端剥夺的人等等，已经构成中国目前社会动乱的根源。文革结束时，也有地富反坏右，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阶级敌人，有投机倒把分子等等。从人数上看，现在对政权抱怨之人，决不会比文革结束时更少。

3，政治思想领域争论激烈。中国是要搞市场经济还是权力经济，是实现宪政法治，还是党领导一切。争论的焦点在“中国模式”上，这样一个少数官员致富，依靠出卖资源，剥夺人民，污染环境的发展方式究竟是成绩，还是祸害？现在有不同看法。文革结束时同样政治思想领域争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文革究竟该不该搞，是一场灾难，还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方法？直到现在，这场争论还未止息。

4，权力同样出现多中心，权斗激烈。而且现在激烈的程度甚至过于毛逝世时，那时只是政治争斗，现在还有利益原因。反腐败必然表现为权斗，因腐败份子皆为有权有势之人，他们也会运用权势反击，因而使这种斗争显得更为激烈。

二，开启新政与否定旧政

改革实质上是开新政。开新政的一个前提是否定旧政。如果旧政一切都好，那就不用改革。文革时高叫“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那还能否定文革？现在主流谋体唱赞歌“中国崛起了，世界老二了”，那还能否定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否定需要勇气。据说党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但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那一位党的领导，党的干部能够否定自已。毛泽东知道很多人对文革有看法，所以他一定要挑选一个不会否定他的人来作接班人。更不用说如果他没死，有谁能胆大包天，否定文革？

目前的反贪腐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确实是一场权力斗争。但不通过某种方式如反腐，拿下那些该为旧政错误负责的权势人物，剥夺其权力和影响，新政就建立不起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由腐败份子掌权，官员财产公开就永远实行不了。文革结束时抓“四人帮”，当时确实是权力斗争。但如果没抓“四人帮”，剥夺其权力，清除其影响，他们仍处于权力中心，以后能否定文革？地富反坏右能摘帽？冤假错案能平反？能有以后的改革开放？

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可以在不进行暴力革命的条件下，为废旧政开新政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它不一定能废旧政，却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共历史上有很多权力斗争，如高饶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等。都没有带来废旧政。但抓“四人帮”，则完全不同。为了使抓“四人帮”有合法性，必须对其进行揭批，清算其错误和罪行。而“四人帮”是旧政的掌权者，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就是清算旧政的罪行。这就为否定旧政开启新政带来可能。

权力斗争能不能转变为体制进步，其可能性取决于两因素。A，权力斗争获胜者是否是旧政的主要执政者，如果不是，他便可以不为旧政的错误或罪行负责。因而他既可以这些错误或罪行来批判权斗对手，又会提出一些与旧政不同的施政方法。而这些方法大多比旧政更进步或更开明。B，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开新政无法摆脱危机。权力斗争胜利者要稳住他的权力，必须变革施政方法。

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一触即发，通过反腐败能否开新政，受复杂因素影响，确实不可预知，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

三，危机对权力斗争产生倒逼影响

毛逝世后华国锋抓“四人帮”，当时号称是路线斗争，但实质上是权力斗争。如果是路线斗争反倒好了，因“四人帮”的路线就是毛路线，如果真正是路线斗争。那就必须否定毛路线，由此可带来体制进步。显然，当时对华国锋等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华既不具备毛那样的强势，又面临毛路线带来的巨大社会危机。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建国以来，在阶级斗争理论下，受打击迫害的人，数量达到以亿计算，波及农村、工厂，知识界以及官场。不清理毛路线，这些人便得不到解放，社会就无法得到安抚，华的政权就难以稳固。

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尤其是受害的官员和知识份子，他们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必然不满足于抓“四人帮”只是一种权力斗争，而要求清算旧政，否则他们中的大部分便得不到平反和解放。所以抓“四人帮”之后，高层仍然权斗激烈。不过这种权斗，已然和路线斗争交织在一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正是权斗具有路线斗争性质的表征。华以后丢失权力，只是由于他坚持旧政。而旧政完全不得人心。所以邓对华的替代，不仅是权力的替代，而且是新政对旧政的替代。邓时代，平反冤假错案，给地富反坏右摘帽，既是对旧政的否定，又给新政带来合法性和巨大威望。84年，北京大学生打出标语“小平你好”，那确实是人民真实的心声。

现在中国的政治形势与1977年前后相仿。反腐败已经引发高层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中也交织路线斗争。如处理薄熙来，就有一个重庆模式，审查周永康，也涉及“维稳”体制。其中充满争议。而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对政权压力最大的，与文革结束时相仿，那就是人权危机。由于我们后来的改革走样，即没有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阶级斗争在巩固政权的理念下卷土重来。经过二十年的累积，又出现一个个人权利受到政府侵害的庞大群体。我想数量不会少于文革结束时。这些人要解放，要平反，要自由，必然对高层权力斗争产生倒逼影响。

如果中央派出一个巡视组，就被成千上万的上访人员包围；如果政府要征农民的土地，农民拿起棍棒反抗，只能动用武警镇压；如果一个小贩被打，能引起网上的巨大讨伐声浪；如果国家领导人出访，经常受到外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权的强烈指责；如果天安门广场的便衣警察，有时候甚至比游人更多，那这个国家已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如果当权者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要维持旧政，高层的权力斗争就不会止息，正如华国峰抓“四人帮”并没有止息权力斗争一样。

当然，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具有不确定性。现在的政治形势与1977年相仿，却不等同。中国究竟会如何变化，只能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