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围城里的改革
改革掀开了中国历史的又一页。
相对于改革派，毛左派注定了会成为生活的笑料，被历史唾弃、遗忘，一如当年朝庭的遗老遗少一样。每个不合时宜的时代过去，总有一批人缅怀过去，诅咒变化，妄图复辟，也算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吧。从一个方面说，毛左派的某个具体诉求并非不能成立。犹如少数包办婚姻的夫妻可以生活得比较幸福，许多自由恋爱的夫妻反倒形如陌生人一样。全然否定包办婚姻绝无合理因素，肯定不通，但是它又不能成为包办婚姻优于自由恋爱的理由。从另一个方面说，换在毛泽东刚去世那会儿，毛左派的高论还有几分让人觉得可以理解之处。那年代，冷战尚未终结，资讯远不及今天发达，因而不少人的认识存在严重偏差，终归有几分时代原因。但是，在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今天，毛左派就不再属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可理喻的政治邪教的问题。
此种政治邪教的反动，在于它全然无视文明的演进：建立在群居、需要互相依存的基础上的人类文明，自不可以放任个人主义如脱韁野马，但同时又需要尽可能保证人的身心的自由度。人的求生本能有了基本保障，求发展的本能就会出现。值此高科技、大信息、全球化时代，不论哪家政治及政治学说，因文明困境的悲哀现实，仍有其存在的一定依据，但是它们的正面作用无一例外都在急剧递减，即便走在文明前列的发达国家亦不例外。因为它们无一不代表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强权，向来对百科知识的态度都是傲慢。特别集权政治说教，今天已是对人的良知的侮辱。强权政治及学说属于低级文明的尿布，成不了走向成熟文明过程的衣冠。
进一步说，到底是谁看错了世界？事实胜于雄辩。社会主义曾经在这个不幸的星球燃起新希望。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皆给了社会主义至少半个多世纪实践时间，希翼它修正错误，成为引领世界进步的潮流。但是，它的现实表现是如此地让人失望。几乎每件大事后面，皆有行政命令如影随形。行政命令后面，皆是警察的手铐与军队的刺刀。诚然，此非社会主义初衷，且不乏虔诚的社会主义者怀揣良好愿望。依得马克思学说原理，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此为马克思学说精华，全不同于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糟粕。从人性角度看，数百年后，社会主义很有可能在世界复活，甚至复兴。因为随着互相依存度的越来越提高，社会主义理念自有协调人类利害关系的力量。其实，欧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原素，比社会主义国家多了去。然而，未来的社会主义却不会是以往的马列社会主义，正如马列社会主义不同于一应宗教宣扬的普度众生一样。很简单，以往的社会主义，无一不是依靠强求一律来推进上上下下同心同德。强求一律本身就是霸道、专制、反人性。遂使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也就为数不清的骗子和野心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先使正剧变为悲剧，再使悲剧转为罪恶。只说罔顾基本人情人伦的阶级斗争，实在不逊色于法西斯主义的反人类。今天，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败北，岂是资本主义宣传之故。这等于是在变相地公然侮辱全世界的劳动者。因为劳动者接受俗称的资本主义，原是对不幸现实，不得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难道要把他们这种基本权力也给剥夺？反之，既然社会主义有自诩的很大优越性，那么前苏东的亿万劳动者，何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走阳光道，偏去跳火坑？或者说，既然社会主义如此优秀和有力量，又何惧什么颜色革命？其实，中共建立的红色王朝本身就是颜色革命的标本，如今却忌讳颜色，是否根已烂，怨清风？这样的根本问题，怎容无视和回避？
就中国而言，毛时代的无情现实，乃是和平年月里几亿民众一直过着衣食难保的生活，且一年不如一年。从四类分子到二十一种人，“阶级敌人”越来越多。监狱人满为患；有罪无罪，罪大罪小，皆是一进号子便成了毫无权利的奴隶。失业被说成“待业”，没有社会救助；成份不好者，尤其任其自生自灭。自由全无，人命如纸。不容思考，只许唱赞歌。科技、教育，接近断代。政治运动不断，末了是人人自危，上层当权者亦不例外，常常晨为座上宾，暮为阶下囚。法院断案，全凭党法，因为党领导一切。而所谓党法，文革期间就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特别非自然死亡的人口，毛时代少说也有三四千万。这一切，今天的中共也是无法回避后难以否认的。正是这种天地都为之动容的黑暗现实，方才导致了改革，使改革赢得了广泛的人心，生活燃起了新希望。毛左派不是不知道这一切，却无视这一切，仍替过去唱赞歌，如此，不乏中国人感到恶心，实在理所当然。他们自称在为弱质代言，却不知自己那条居心叵测的尾巴，早就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唱高调的目的，先是要权，后是争利，如此而已。当然，他们也说过大实话，便是改革不免滑向美欧的邪路，迟早会断送共产党政权。就事论事，他们倒也不乏预见。苏东的故事，就证实了这一点。然而，从来的主要敌人，就是自己，个人、团体、政权，概莫能外。不改革，不思自省，退回毛时代去，那条正道真个保险？不妨说，即便对于中共，毛左派也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会添乱，帮倒忙。而只要改革派做不到清理门户，他们就会继续添乱，帮倒忙，直到出来了文明转型后的新时代。
事实上，自邓小平开启改革以来，毛左派总是时不时造点势，发一些宏论，并不表明他们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及影响力，无非现实的太多错位，让他们钻了空子罢了。毛热至今不断，是个突出例子。然而究其实，毛热又怪又不怪。此局面由两点形成。一、毛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固然总是阶级敌人，当时的语言统称他们为“死老虎”；被毛看不顺眼的大小官僚，常遭羞辱亦是事实。当昨日的高高在上者，今天夹着尾巴走路时，无疑为受压抑的社会心理提供了一条宣泄渠道，同时刺激了很多人心理深处阴暗区的快感神经。此情况为世界共相，不论东方西方，乐见官僚笑话的情绪到处存在。在宽容度高的国家，它已转化为了积极因素。毕竟，社会生活只有借助批评、批判才能大改进。但在中国，它本质上仍停留在畸形生活形成的逆反心理层面上。此种对官僚队伍不加分析的不满与憎恶，极易转化为对社会治理系统的否定，逻辑上只会演绎为无政府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二、面对改革以来新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冷漠无情，弱势群体中多数人一种另类情绪宣泄。他们无能量、也无意去碰强大的国家机器，便只能选择让官方无奈的方式泄忿。例如，当他们伤感地唱着“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时，谁都明白不是控诉过去，而是控诉现实，听众且马上就会引起同感、共鸣。但是，官方却不能以此定罪、抓人，因为抓不了这么多人。由这样的小聪明烘托的毛热，特定年代的冷笑话罢了。随着时光推移，当绝大多数人明白问题的渊源，当后世人对集权、人治皆不可接受，或当局能大大减少错位现象时，哪里还会有毛左派借助于强权，借助于怪象，来表现自己的土壤？一如今天的中国，哪里还会有皇族的后代要求复辟皇权的土壤一样？
当然，改革派也有自身的困境，难言的辛酸。社会改革毫不新鲜，几千年前就有案例。至于广义的改革，尤其随时随处可见。一般来说，集权、人治下的社会改革，主导者如愿以偿的几率基本是零。为什么要改革？只能是老路走不通了，再不变通就会招来双倍风险，直至灭顶之灾。这样的前提，决定了改革启动者需要极大勇气和坚强意志，需要与过去作相当程度的切割，包括忍痛割爱自己曾钟情的某些东西。但是谈何容易，世事的复杂，人心的难测，官场的凶险，形势的骤变，极少改革者对此有长时期的驾驭能力。即便取胜，也会是险胜，完胜无可能。很简单，任何慷慨激昂的大道理，受众都只能是对自身有利无害的人。调整和重组利益格局，是所有社会改革的焦点。它势必冲击以往的既得利益者，偏偏那些既得利益者，基本上是当朝权贵。他们的抵制、反扑，是必然的。事情不止如此，随着时间推移，改革的阻力只会越来越大，朝野的激情只会越来越少。因为新的既得利益者为了自身利益，要求的已是维持现状。此乃人之常情，人无利益，谁肯早起？利益到手，谁肯放弃？改革的真正困境就在这里。若不迁就他们的利益，主导改革者就会变成孤家寡人，甚或在权力圈内成为众矢之的。倘若迁就他们的利益，改革就是换汤不换药，异化成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这样的情况下，失势的原先的既得利益者会全力反扑，且有充分理由。新的既得利益者也一定会内斗，发展为大鱼吃小鱼，因为一定会出现分赃不匀的情况。面对这种改来改去仍为黑吃黑的官场游戏，朝野自然激情消失。
具体地说，集权、人治下社会改革能够启动，一定曾在高层达成过相当共识。但是，当新问题层出不穷且无力化解时，仅仅一个互相推诿责任，就足以毁掉改革团队的意志。这般情况一定会要出现，因为得罪人的问题上面，常态下当事人都会替自己开脱，把责任推给别人。此时此刻，还谈什么为国为民的共识？基本上只有勾心斗角的权力斗争。就中国历史看，只有商鞅变法取得了险胜，却是由于强大外敌压迫的缘故。当时的秦国，在中原列强眼里不值一提。秦若继续墨守成规，不思新的作为，灭国只是时间问题。主要慑于此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凶险态势，加上秦孝公的坚定支持，商鞅变法才得以推行的。即便如此，当秦孝公去世，商鞅还是被车裂。原因简单不过。在商鞅眼里，秦国的发展最重要，改革成功，他当然由此显贵，扬名千古。在权贵们眼里，国家发展重要，自己的利益一样重要。因为天知道那些改革者，是否踩在别人身上往上爬？在新的国君眼里，既便商鞅有功于国家，但若没了权贵们的支持，国家就会是别人的国家，此事不可想象。商鞅的悲剧是注定了的。不得罪权贵，变法就推行不了。得罪了权贵，人家怎容他全身而退？
今天中国的改革，基本情况如出一辙。
邓小平能够启动改革，离不开他的资历、魄力、能力，也离不开毛去世后重新上台的那些元老的支持，包括体制内良知人士的冲锋陷阵。此三者的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重新上台的老革命们，连同他们的子女亲朋，心灵上肉体上的累累伤痕，皆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不能再由文革新贵发号施令，不能接受亲手建立的政权葬送在“瞎折腾”引发的滔天洪水里面，是他们这批实力派的共识。当然，这样的共识对外得强调为国为民的目的。正是这一共识，促成了改革，推动了改革，使毛左派掀不起大风浪，也博得了社会广泛拥护，一时间取得了“党心、民心”的高度一致。
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
从根本上说，实力派固然达成了需要改革的共识，却分明不曾达成如何改革的共识，当然也不可能达成如何改革的共识。此种主要关注自身利益、或主要关注小圈子利益、实乃同床异梦的改革共识，基本上不具备现代文明的前瞻性，承袭的基本上是传统专制皇朝面对深刻危机的临时抱佛脚。它注定了改革主导者要使用平衡术来驾驭各个实力派。而只要改革必须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的框架内进行，任何悲天悯人的崇高理念都不免走形变样。最可怕的是时间。因为时日一长，固有的矛盾便会凸现，新的矛盾又层出不穷。使用形象化语言，便是当矛盾不曾凸现时，自然香火旺盛，常能见着佛光神像。但当矛盾层出不穷，便无异于庙倒僧走，什么鬼都会冒出来。
具体地说，当时掌实权的主要是“八大老”。在论资排辈的专制政体的官场，资历无疑是前提，认知、操守、品行是次要因素。事实上就是邓小平，若非文革的强刺激，他也难以想象大半生的追求变得成了南柯一梦，以致不改革只会死路一条。中共的夺权阶段，曾群雄并起，将星云集，他在其中并不扎眼。进入决策中枢后他被最高赏识，逐渐头角崭露，应与他在反右运动中的坚定态度，以及他主持对苏共的《九评》，密不可分。那两件事，是很对毛的胃口的。可惜，反右实乃犯罪。《九评》无非文字游戏。他认定不改革只会死路一条，固然是他人生一大飞跃，但不等于他对改革后种种困扰皆有了成熟的预案。他尚且如此，他的那些旧脑筋同僚就更加不消讲了。
偏偏时间是不由他们掌控的。很快，他们皆心知肚明，他们很快要去见先帝了。谁来接班呢？当然是交给子女、亲朋、故旧，放心多了。此事，从逻辑上讲相当悲哀，意味着改革注定了通不过考试。因为他们反对的不过是皇朝的某些行为，不是皇朝体制。如果过去不曾让他们蒙受羞辱，过去无疑美仑美奂。关于各阶层的亿万人蒙受羞辱，有什么关系。不过，当时中国社会的反应非常平静。一者，老子打江山，儿女接班，历来如此。二者，老革命们进城后并未享受过多少福，文革中又频频挨整，令人同情。实际，资本制度下财产私有，也是一种权力家族继承制度，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象样的日子，谁在台上，喊什么口号？并不重要。渐渐，事情变得不简单了，因为不乏“官倒”分明又要做官又要发财，成了中国的好处都要归他们所有。他们在文革期间几乎都受过株连之苦，给予补偿，未尝不可，但总得有个度。因为中国最苦的人还是平民百姓，他们有权要求补偿，但是谁给他们补偿？于是，改革后一些新的既得利益者的行为，突破了社会心理的底线。要求惩腐和民主的学生运动，由此而来。少量的开明改革者认为，学运事出有因，应予善待。掌实权的老人们却觉得伤了尊严，尤惧连锁反应收不了场，加上毛左派趁机发难，邓小平遂动用军队，叫停了学运。他的行事风格就是这样，强硬、果断。很快，局势稳定了，秩序恢复了，不过，社会心理再也恢复不到以前。很显然，学运未必天然理性，正确，但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动用手持警棍、高压水枪的警察，同动用荷枪实弹加坦克的军队，性质不一样。从此，改革只能限于保险系数高的经济领域。此事的最大恶劣效应，一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阻止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继续反思与重建，事实上是再现了反右派运动，让强权下习惯了颠倒黑白的政党文化，继续毒化中国文明的灵魂。此后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与此密切相关。二是有了军队替新生的既得利益特权帮撑腰壮胆，他们还用顾忌什么呢？在此二者的左右包围下。新的政经掌门，当然只能识时务者为俊杰，任期内能够保住不崩盘，便为功德。如果他们并不具备打江山者的朴素感情，不曾体验战争岁月的艰辛残酷，内心深处欢迎新秩序，那么便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一代人创业，二代人守成，三代人败家，便是必然。邓小平以及他的同僚难以想象，正是这场武力镇压，至少社会心理上成了中共政权从中世走向下世的无可挽救的转折点。将尔后的经济发展视为盛世标志，特别视为当局的功绩，不免又是当局想当然的人治语言。经济发展与人心向背，不是一个概念。发展经济的主体，只能是各阶层 劳动者。要让它们成为因果关系，需要首先解决社会极不公正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改革以来的三十余年里，若非中共的威权统治，今天的经济规模确难出现，因为各种矛盾、冲突势必凸现，势必导致社会精力分散。但是，这情况决非威权统治的功绩。因为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原本就是它自身作下的孽。没有前几十年作下的孽，今天的中国各方面很可能已走在了世界前列。有一点确定无疑：当局可以否认这一因果关系，终归否认不了自己推行的改革。如此，也就无从否认为什么要改革这一前提。为什么要改革？无疑是老路走不通了，必须纠错。肯纠错，应肯定，但是把纠错说成功绩，尤其改革过程中并不曾真正清理旧矛盾，而是让其继续存在，发酵，埋下严重隐患，何来功绩可言?
认为集权、人治社会，社会改革如愿以偿的几率基本是零，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就中国而言，除却商鞅，改革先驱古代有王莽、师丹、拓拨宏、王安石，近代有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不失为当时的人杰，雄心勃勃，任劳任怨，末了面对现实又都只能扼腕长叹，黯然神伤，回天无力。个中原因，不容人不深思。很显然，这不全是改革者努力不够、言行不一的问题，主要是人治制度下，任何人都只能在漩涡里由命运摆布的问题。制度转型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仍需要谈谈邓小平或中共开启的改革，于中国国运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或中共领导的改革，自从武力弹压学运，成效就主要体现在继续打开国门和让经济融入世界两个方面。然而，效应却也惊天动地。国门打开后，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眼帘。外部世界究竟是好，是歹？当然可以有不同解读，但全然不同于官方宣传的那号内容，就不容中国人不问上几个为什么，当时突出的疑惑是，为什么美国优于苏联，西欧优于东欧，南韩优于北韩，台、港优于大陆。很显然，这已不是个案解读，而是整体比较。为什么代表人民的官方总是对人民撒谎呢？社会观念由此大改观，日渐引发思考，价值走向多元，与总是受骗后出来的逆反心理密切相关。这情况自非邓小平和改革派乐意看见的，不免自吞苦涩。只能装聋作哑，不予理会。所谓否定马列社会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由此而来。而从此的一发再不可收，遂在效果上成了社会巨变的源泉。承认经济规律和市场作用，把居住、工作的自由还给劳动者，属于经济改革的内容。实际是改正错误，毫无功德可言，因为那都是民国时期乃至皇朝时期就有的东西。因为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只能是神话故事。然而，由此释放的能量，却也使世界瞠目。
综观邓小平的个人努力是，自返政坛，他并非未冒风险，近乎孤注一掷，这才否决了早把中国引入了死胡同的毛的革命路线。当初，他属于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不是制定者。假如当初毛泽东不搞终身独裁，带头接受权力制衡，哪怕只是执政党内的权力制衡，他多半会拥护。事实上，当他察觉不妙时，他对此已无能为力。后来，他不过是随同刘少奇等人，对祸国殃民的政策有所调整，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不去世，一切只能照旧。终于改革，主要担当者却也非他莫属。换了别人，并非无可能被毛左派置于了死地。这意思是说，较之“八老”内其他能镇住台面的人，他终归属于开明派。就情感与见解而言，他属于介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的历史人物，比毛泽东高了半个层次。武力弹压学运，当然是他一大败笔。正如当年反右，他作为强硬派，此事不可以肯定一样。并且，他忘怀不了他一家人在文革的厄运，但他是否也想过当年被他打成的右派及右派的家人，出来过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但是，他终究义无反顾，否决了毛的阶级斗争为纲和终身独裁，强调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固然片面，因为生产力分有形、无形两种，迄今为止，制度乃是更靠得住的生产力，但在当时仍不失为解放思想。不久，他又于南巡路上再度疾呼还是要改革。就凭这几条，他就历史地位上高于毛泽东。否则，阶级斗争为纲只会继续制造数不清的政治冤案，几亿人仍会被囚禁在居住地不得迁徙，无法想象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赤贫加愚昧的命运，能够很快得到改变。
进一步说，毛时代几亿人年复一年的贫贱生活百事哀，不是过来人，怎识那号生活的苦涩、悲凉、脸上强颜作笑内心却欲哭无泪。那种家家户户皆穷得叮当响，当年的习近平一样不例外，只恐他今天仍忘怀不了的生活，确有平等一面，但这种平等生活只有跟原始社会的平等生活相比，才能显示优越性。无论如何，文明几千年了，小孩子泣求喝肉汤，大姑娘盼望穿新衣，怎来出格之说？偏偏这样的诉求，毛时代却属于对现实不满。轻则挨批斗，谓为资产阶级思想。重则判劳改，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本来，如果非常岁月里要求一代人忍受如此生活，例如战争时期，倒是需要理解。可怕的是，依得毛的和平岁月里代代人仍要“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的革命路线，至少理论上不把几亿人赶往原始生活，不会罢休。认为毛的奴隶社会主义鲜有正面意义，整体上不可能为后世人认可，甚至不能为后世人理解，这是主要理由。
此种悲剧的结束，另有一个今天才能看见的重大的积极效应。那样的条件下，中国断难以很小的代价，来实现文明的转型。出来了风暴，一定会是长期动荡，各种革命理论盛行，军阀迭出，互相争权夺利，大小内战频仍，血雨腥风祸及几代人。同时，严重危及东亚地区和平与发展。认为美欧社会制度不合那种情况下的中国国情，就事论事，倒也在理。不同时代的不同国情，属于客观存在。中共师从苏俄，移植进来马列社会主义，强行嫁接，已在中国酿成了一场不改革必将全面玉石俱焚的大悲剧，就是一个悖离国情的血的教训。而在经过了大发展的今天与今后，参照苏东、台湾故事，不论以何种方式让制度与文明转型，代价都会小多了。因为风气变了，社情变了，经济基础变了，社会结构变了。得失利弊，不可不谈。
并且，一朝中国实现了制度与文明转型，鉴于中国的份量，于世界也是一个重大贡献。很显然，现今世界几个残存的社会主义集权国家，一大批转型艰难的国家乃至一些顽固坚守政教合一的国家，权贵们或多或少在心理上视中国为今天的神圣同盟盟主。但是，权势煊赫的西罗马帝国尚且不免崩坍，东罗马帝国的影响就更是日薄西山。中国的转型，于它们的社会心理、社会生活的冲击，势必影响重大，一如苏东剧变，于中国社会影响重大一样。
再从历史看，中国已错失两次引领亚洲发展，进而影响世界潮流的机会。第一次是洋务运动输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成为亚洲的祸害与世界的明星。第二次是中共建政后坚持把自己绑在苏俄革命的战车上，失去了使自己成为平衡东西方关系的极重要砝码的机会。在一味胡闹、外强中干的毛时代，中国事实上被强权世界边缘化了。拥有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大陆，二十年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终归算不得是毛路线的胜利。固然，强权世界对中国的反制，受累的并非中共当局，而是几亿民众。当毛泽东为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点便显现无遗。总地来看，这两次失去机会，除了当政者的原因外，严重变质的中国文化、思想、民族性格亦应负重要责任。拿第一次来说，日本人敢于脱亚入欧，敢于用忧患意识激励人心，不怕丢掉特色，其实是让旧特色发展成了新特色。反观中国，不乏中国人至今仍耿耿于怀于西化，惟恐西化吞没掉天朝的自豪，几个权贵听得进危言，只有无聊的歌功颂德才是主旋律，其结果是在全球化时代让自己成了古董或另类。关于第二次，则是自觉不自觉地让一颗脑袋取代几亿个脑袋，竟以为那颗脑袋浓缩了无限宇宙之光。如果这一次中国文明仍迟迟不能转型，则主要是中共上层保守势力执意抗拒世界潮流的原因。所谓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不过满清朝庭的“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罢了。当年宣扬西学，为数典忘祖；今天提议西化，属于颠覆国家和政府；二者何其相似。而依得它们，整个二十一世纪，中国将非但没有可能引领世界潮流，而且下个世纪多半都只能属于二三流文明。甚至，国体能否完整都成问题，哪怕拥有了二十艘航空母舰。果然如此，中共自难避免历史问责，各式极力阻挠改革的权势人物，断难获得拥抱世界的十几亿民众的原谅。事态明显不过，今天的中国，可供抓住历史机遇的社会基础已大不同于以往，但是世界一样大不同于以往，生活节奏的提速可以稀释掉后发优势，仅仅这一点就决定了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这不是那些恪守马列思维的正统精英理解得了的，也不是眼里只有泡沫经济数据的专家可以展望到的，更不是巴不得现状千秋永存的既得利益者能够想象到的。据说，希拉里曾说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最贫穷的国家，未必依据充分，却也委实发人深思。如果联系到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国势蒸蒸日上，路易十六时却发生了大革命，此种一曝十寒该给中国人什么教训以供吸取？
因此，还有必要再谈几句六·四及影响。
六·四的价值在于肯定了世界现代化文明对中国的正面作用。在知识与理性层面上，它帮助中国人由百年前被迫接受世界化，转向了主动拥抱世界化。关于当局对此的诋毁，镇压，随后二十余年的心虚与鸵鸟政策，是另一回事。如果六·四不曾被镇压，与当局达成妥协，会出来什么情况呢？有几点值得深思：
一、政治上，文化上会向世界化逐步接近，但要使中国走上成熟民主和成熟市场经济之路，只恐仍少不得一代人时间。民主的旗帜高高竖起，不等于旗帜后面各阶层的脚步一致。当时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个体商户，因为填饱肚子比选票更重要，并无强烈的民主诉求。比较之下，知识界与学生的民主愿望，便不免显得身薄力单。此外，是否也有民运人士，拿民主大旗作虎皮呢？如果开明派擎起了民主旗帜，现体制无疑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却又很可能促成各个派系的日趋争权夺利。此种情况下的一代人时间内，轻点说，中国会变得像泰国。重点说，会再演法国革命后到拿破仑专制时的政党恶斗。全因民主的根须并未深深植入社会的土壤之中，全因现体制不是适合做民主大厦的木料。
二、这样一来，经济上反倒更加无效益。动荡的环境 是不利于发展经济的，因此，今日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极难实现。正如中国如果三十年前便走上了成熟民主道路，今日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可以更上一层楼一样。只谈一点，不谈另一点，显然不对。邓小平拍板武力镇压学运，又一次引发了在中国土地上“以毒攻毒”的效应，不能不引起深思。就今天而言，即便当局为六·四平反，也不等于现体制被否定，更不等于中国民主之路已畅通无阻。
三、所以，六·四民主运动，就具体的文明演进而言，它很难如愿以偿。一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皆未能如愿以偿一样。它们的历史功绩，皆在于大方向没有错，皆在于以血的教训告诉了后世人，民主须靠自身争取，不会有统治者恩赐，即便对开明统治者也不可以多指望。一朝中国国运跳出围城，便应倍加珍惜新的文明。但是，六·四仍然只能视为民主的彩排，也是注定了的。
需要肯定初期的改革尤其改革引发的效应，主要理由就在这里。
邓小平去世后，中共的改革，再也没有出现他在世时有过的大给力，自然也就不会再出现改革口号振聋发聩，社会各阶层群情振奋的局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纵然绝大多数男女仍着蓝衣服，黑裤子，精神状态却意气奋发，仿佛建国期间北美十三州民众的朝气蓬勃。那时的十三州也就几百万人口，中国却有人口八亿。那般精神状态如果能持续三十年，今天的中国各方面都走进了世界前列，并非不可能。果然如此，中共将无愧于功大于过的历史定位。无疑，此事与武力弹压学运，叫停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密切关联。一般来说，集权、人治国家只要走上了动用军队维稳这条路，所有的辩解都不免苍白无力，社会的恐惧心理从此会挥之不去，伴之抵制心理。南巡旋风，仍不失为一个契机，一度开始消融几年来的社会新的阴影。但是，它本质上不过是改革精神的某种迴光返照，或者说，是改革启动者邓小平的自尊心使然。当然不排除他对六·四的内疚，以此弥补过失。他在文革后期的声望，在于大批打江山者死的死，关的关，在于高层鲜少堪称可以治国者，凸现了他而已。他当然会珍惜此一为他赢来世界声誉的资产。然而，现体制决定了它永远有理，于是，不复再有也不允许再有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又无可能为学运平反，单纯的经济改革遂演变成了生活中只有拜金主义。此为必然。既然中国文明的灵魂继续被可怕的政教合一毒化与摧残，既然军队的武力平乱，势必导致军人干政，迫使社会各界仰视、禁声、恐惧，同时成了事实上为特权阶层贪腐官员不法奸商保驾护航，使它们有恃无恐，凡有能力者自然都会要向钱看。因为不向钱看，又看什么呢？相应地，官媒上面又充斥着陈腐不堪的假话、空话、套话。官场暮气弥漫。民间戾气抬头。知识界里批评缄口，创意止步。文化复古。道德沦丧。便是经济改革，也是年年喊攻坚，次次变作“狼来了”。
改革进入了怪圈，不但合乎逻辑，而且势乃必然。就此而言，从一个方面看，苛求日后军队里无根基的新掌门，指责他们腐败无能，未必公允。从他们的知识、经历、气质看，他们堪称合格的技术官僚，并不具备开拓新局面的能耐。主要是，时势已经不要求他们补天了，他们有能耐也基本无用。因为特权阶层已经讳病忌医又拒绝服苦药，对他们的要求只是撑撑门面罢了。这无疑是邓小平等一批旧脑筋起的恶劣示范作用。那种自上而下、党运高于国运的改革设计，已经走向了反面，也必然走向反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他们缺少自知之明也是显然的。既然他们注定了只能做守成人物，自身信奉的也是明哲保身，理性且能理解他们的困境，姑且不论他们身上是否干净，他们竟又搞什么“代表”呀“科学观”呀，当然会让人对他们看不懂。
毕竟只有事实才有说服力。在他们的任内，惊心骇目的官德损，民德毁；反腐越反越腐；越维稳问题越多；官匪勾结，警匪一家，岂是个案；特别卖官鬻爵，只差没在官衙里公开挂牌，明码标价了。几亿劳动者披星戴月、辛勤劳作创造的社会财富，被种种特权任意盘剥、侵吞，还要颂扬“春天”的温暖；所谓经济改革的得以持续，竟然与此密切相关；司法、教育、科研、医疗这些正常社会皆不容亵渎的领域，一样丑闻迭出，让人目瞪口呆又眼花瞭乱。而那些比赛骄奢淫欲的豪门显贵，一个个堂而皇之地招摇于庙堂之上。本该庄严的年年两会，成了他们的竞秀舞台，实质是向民众扬威耀武。凡此种种，愈演愈烈。这无疑是假改革演绎的百丑图，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二十年，是没法与此相比的，便是清末的二十年，也是不能与此比拟的。因为它们的故事，哪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来得精彩。
诚然，这期间中国入了世。而自入世，经济发展便进入了快车道。然而，入世只是争取到了准入高速路道的通行证。首先，这条高速路道由谁兴建，付出了多少劳动、智慧，沿途的景点都昭告了什么？理当饮水思源，这样才有助于自身日后的发展。其次，三十年经济的发展，到底主要来自政府的决策之功，还是主要来自几亿劳动者的刻苦工作之力？
实际情况是，此一由几亿劳动者刻苦工作之力汇集而成的滚滚洪流，为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它从闸门里一经喷涌而出，便自有它的流向与目标。适逢此前的几十年世界经济起飞，替落后国家疏通了河道，此事十分重要。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补建了几个灯塔与路标罢了。突出如小岗村的联产承包，珠三角的外向型加工经济，长三角的乡镇企业，何曾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政府控制着全国的税收，从来都是随心所欲使用，理当干点儿工作。而依得斯密理论，发展经济，恰恰不需要威权政府的高度介入，那样一来，反而坏事。例如，纵容和支持大小官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环境的肆无忌惮的破坏，便是一贯正确的政府的杰作。一个具体的例子，乃是几乎每个城市皆是今天挖，明天填，强征，强拆，无休无止。明眼人皆知，政府工程后面，猫腻多多，皆为生产贪腐的工场。真搞什么科学规划，为子孙着想，手里权力如何寻租？今天中国社会民间的消费力之低，拉动内需总不能如愿，谁都知道根在政府的分配极不合理，同时表明按人均计算那个经济成就并不值得夸耀。很显然，当大多数人月收入也就几百美元，中国经济地位位居世界第二或第一，于他们并无很大吸引力。这一切,足以说明斯密的理论仍有生命力。固然，斯密的理论需要发展。凯恩斯的理论一样需要修正，应该也能成立。中共威权政府及其技术官僚们，欣赏的显然是凯恩斯，不是斯密。其实，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原意，是指向相对软弱的民选政府，不是高度专制下的威权政府。但既被利用，也就帮助威权政府进一步发展了一个严重悖于常理的官僚体制官僚队伍。它人数之多，哪一个书记、市长、局长不曾配备一大群副手？往往五个人的工作，换在私人企业，一个人就够了。它耗费资源之巨，尽管党政官员名义工资不高，但是惊人的三公消费，楼堂馆所之豪华，各种隐性收入之多，且不说百姓怨恨了，北京政府事实上都感到了吃不消。那些条条、框框、本本之多，且不容商量，实在触目惊心。特别官员们的办事效率之低，职业道德之差，对无权无势者之蔑视乃至敌视，不由人不扼腕长叹。这样的现实，冠以特色二字，倒也贴切、准确。
这情况让人不禁想起革命前的英国。那时候，英国经济已走在世界前列，质量尤高。自从击败汉撒同盟、荷兰、西班牙等，便称霸大西洋，国势不可阻挡。王室深信不疑，这一切只有它才能做到，因而王权天经地义，加上自恃血统高贵，压根儿就不屑于理会社会系统应该全面跟进的歪理邪说，当然也就不能容忍走邪路的行为。然而，它强调的正道是什么画面呢？是国富民穷，是“羊吃人”，是王室、贵族、教会、大资本新贵、中上层官僚的贪得无厌，极度漠视众生，革命由此而来。英国故事表明，社会各阶层才是英国的主体。英国的继续发展，只能凭籍这个主体。王室的高贵血统，属子虚乌有，它只是寄生于主体枝干的藤蔓。
对英国故事的理解，只消重温一句《政府论》的作者、洛克的一句话就够了。“任何专制制度，本质上都是丑陋不堪的”。就今天而言，它已不再是认识问题，无非一个利益问题罢了。要约制特权的傲慢、贪婪、蔑视众生，任何制度都不万能，但是离开了制衡的制度，则万万不能。犹如生活中金钱并不万能，没有钱则万万不能一样。此为没有配套制度的改革，演变为只有经济改革，实为经济方法改进的中国的现实。
朱镕基是改革后几任总理中人气最高的。他那雄心勃勃的国企改革，反映了他心境之高，实则不过是唐·吉珂德向风车开战。风车砸烂了，风仍在，仍旧刮。他的国企改制之日，便是社会心理从失衡到失望之时。几千万下岗工人，是技术官僚们不屑于多望一眼的。这也罢了。与此同时，是大量国企资产在官商勾结下，通过暗箱操作，被纷纷瓜分。重组的那些大型国企，异化成了一个个垄断堡垒，化作权贵阶层里豪门家族势力任意纵横的自家菜园。而不复特权庇护、补贴，这些国企的利润从何而来？因为换作没有人心疼的私企，只恐多数董事长、总经理会破产。源于他们压根儿就算不得企业家，无非习惯于人治的官员。这情况就是在十九世纪的初期工业化国家，只恐也是通不过的。本来，那大量国有资产原是几亿人的血汗结晶。在毛泽东时代，农民对此牺牲最大。工人名义上有月薪，实为生活费。较之今天的低保救助，每月也就二百多元人民币，勉强能交上水电煤气费，无异于对乞丐的施舍，要强上一点点。这位总理曾发豪言“打上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留下一口给自己”。他是否察知，如果他左手制造了成千上万贪官老虎，右手打造一百口棺材，那豪言有何意义？他原该在经改的同时疾呼政改的，无论从国运着眼，还是恪守经济规律，抑或自身经历，都要求他这样做。作为着眼于子孙后世利益的改革者，如果一味对乱象的渊薮噤若寒蝉，终与身份不合，这方面他并不如接任总理温家宝，尽管温家宝理财能力平平。固然，作为主管经济的两任总理，在朱镕基、温家宝主持下，入世和基础设施上的大建设，也是能福泽几代人之举。另者，他们的个人操守都还不孬。但是，他们并无从阻止经济发展陷入怪圈。只要经济发展陷入怪圈，就不免导致持续发展向竭泽而鱼演变。进而驱使社会心理全面失望，帮助既得利益阶层穷凶极恶，再诱发各阶层暮气丛生，戾气四起。似此可怕的前景，怎是无端指责？
尔后的房地产土地招挂牌改革，乃是又一个榨取民脂民膏的突出例子。在中国，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众生，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只有对栖身之所几十年时限的使用权。既然土地属于全民所有，那么政府卖地的巨额收入，理应拿出一部份作为股权或房票发放众生，尤其弱势阶层。余下的收入，也理应让民众有知情权、监管权。因为从理论上说，这笔巨款人人都应有份。可是这一切只能是小学生天真的幻想。于是无情的现实是，几个平民百姓不是要靠借贷，才能住上房子？所谓房子，主要就是几堵水泥墙。房子住上了，房奴也成了。这当然不是“羊吃人”，却是“房吃人”。不止如此，当使用期限一到，或大量不敢恭维质量的房子过上三四十年又要拆除时，意味着届时他们又将一无所有。要有新的栖身之所，又须四处借贷，重做房奴。也许，北京对此已有预案，如若不然，届时会引发怎样的不确定性？无论如何，这种事关十几亿人的权益分配，只能由政府凭恃特权暗箱操作，资金流向国人不得与闻，就凭这一条，不论此项改革作出何等努力，都不可以肯定。很简单，这是竭泽而鱼的盛宴。有资格入席盛宴的宾主，实乃大大小小的国贼。
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的出色表演，属于对特色社会主义官场生态的另类诠释，也是真正的权威诠释。从一个方面看，这伙达官显贵早已利令智昏，智力退化到了比初入城市的农民并高不到哪里去。他们的行为，俨然古代自恃血统高贵，受命于天的诸侯王的天马行空，完全无视当代的文明气息。自冷战结束，世界文明便步入了初步成熟阶段，突出标志乃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旧思维，旧手段，已解决不了众多的新问题。例如环境保护，全球反恐，放弃冷战思维，民主浪潮迭起，迎接全球化等等。中国既已融入世界，不可能回头了，思维与行为自然也得跟进才行。如此大势下，他们居然还在恪守成王败寇时代的革命思维，英雄意志，救世主心态，大搞“唱红打黑”，实际就是重祭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法器。此为北京中枢也不能不顾忌负面效应的闹剧，因为它还意味着否定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意味着重返毛泽东阶级斗争时代，意味着中国与世界作对。
如今的中国，不论毛左派如何巧舌如簧，人人皆知的真实社情是，重返毛泽东时代，只有绝对弱势群体不会强列反对。他们反正无权、无势、又无产，顶多再失去自由。他们当然早就感悟到了，他们的“主人”身份毫不靠谱，忿忿然时却也盼见毛时代那种“要穷，大家一起穷，要死，大家一起死”的平等生活，如果这种生活非要到来的话。这个群体以城市里领取低保者、年岁已大又缺技能的下岗人员，边远偏僻山区仍靠从土里创食的农民为主，总人口约一亿多一点，但在人口比例上仍属少数。身强力壮、年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各行各业的职员职工，如汪洋大海的城乡个体户，大学生失业者及初谋职业者，虽进入体制但手里无权者，低档次的性工作者，军队的士兵及低级军官，属于相对弱势阶层。他们心里皆对现实不满，不乏其人仇官、仇富，牢骚怪话不绝，私底下还骂娘。不过，他们中多数人即便口里颂扬毛泽东，也无非以此论证邓小平纵容官场腐败要不得，内心还是认可邓小平还了他们自由的好处。就冲这一条，他们就不会同意回到过去。说说玩可以，来真的可不行。正如今天很多城里人欣赏质朴民俗，真要叫他放弃手机过日子，他一定不干一样。其它的人则属于相对强势阶层和绝对强势阶层。前者是掌有一定实权的下级官员，总会有人巴结的强力部门的人，校级为主的军官，通过不同方式挣了钱的中产者，高档次的吃青春饭的有闲阶层，吃地租房租以及放贷的食利阶层，高级白领，特种人才和演艺界混出了名气的人。后者是厅局级以上官员，军队将领，受政府欢迎和重用的精英人群，权钱交易下的大资本新贵，根基深厚的豪门家族。此两类人的特点是擅长主旋律，不乏其人白天是正人君子，晚上就是男盗女娼。他们需要主旋律，全因少不得护身符，实际比所有人都害怕回到毛泽东时代。最给力的证明便是纷纷把亲属送去了美欧，身携绿卡，或索性做裸官。固然，这不会妨碍他们教育老百姓，不可以走邪路。他们也可怜，如果内心不空虚，不恐慌，真个相信社会主义正道，又何须这样？无论如何，美欧的达官显贵，并不曾来走正路的中国找退路。
所以，北京对于重庆的闹剧，一直睁只眼闭只眼，投鼠忌器罢了。况且，重庆并非闹剧的始作俑者。既然毛泽东的旗帜不能砍，那么重庆的唱红，它大力歌颂党伟大、光荣、正确，弘扬革命精神，为什么不可以呢？北京中枢焉能不识今日中国的社情，焉能不识唱红后面的政治考量？他们其实一样活得累，不能承认、不能表现罢了。一般来说，他们只有在极个别真朋友面前，或已经离任生命无几情况下，才可能展现人性本色。忽然机会来了，薄熙来后院起火，妻子杀了人，偏偏杀的是个高鼻子洋人，不是不值钱的中国人。与此同时，那位警察头子同主子闹翻后走投无路，逃往美国领馆，抖出了薄妻的杀人真相，说不准，他还另外抖出了不宜为国人知晓的其它内情。于是，北京不出手都不行了，委实颜面扫地，后患无穷。事情的逻辑明明白白，薄家外国人都敢杀，难道不敢杀中国人？王立军逃往美国领馆，无疑是叛党，他作为党的高级官员，为什么不相信一贯正确的党呢？或者说，党的高级官员尚且不相信一贯正确的党，此时还会有多少人相信一贯正确的党呢？事后，薄熙来被指控贪腐了人民币两千万元，如果此指控属实，这在今天的中国官场实在属于小儿科，但好歹是个罪名。
从另一个方面看，薄熙来主导的“唱红打黑”，无疑有他多年的忧党考量，代表了一批人的利益诉求。他作为纯正的太子党，理所当然要维护中共统治。毛刘两家后代，尚且丢开刻骨家仇而相逢一笑泯恩仇，说明了党国大局比什么都重要。红色江山，只能属于红二代，红三代，乃至万万代。他并没有理由反对经济改革，看不顺眼一地鸡毛罢了。随着地位上升，不免还看不上眼弄出了一地鸡毛的北京中枢。这成了他的致命伤。他太自负，以为北京否决不了他的“唱红”，他就不会翻船，却忽视了官场自来就有的众多潜规则，例如皎皎者易污，黑吃黑，丢车保帅等等。很大程度上，他被抬轿子的人给坑了。毫不奇怪，作为一方诸侯，抬轿子的人只会趋之若骛，专捡他爱听的话儿说。日久天长，他也就飘飘然，俨然救世主。他原该谨记：在中国，比他有德有才的寒门子弟多了去。现行的世袭体制倒是有可能把他捧成救世主，但是仅凭出身已经不够，因为如今不是每个阶层都可以尽情愚弄。
很显然，薄熙来领导“唱红打黑”的忧党考量，应是不能容忍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红色红山。的确，不乏资本新贵，仗着财大气粗，常一掷千金，身上且罩着各式政治光环，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原先的他们，算得什么呢？他们真是中共上层的同路人么？恐怕只有天才晓得。固然，红色资本新贵不在此列。“唱红打黑”，一举两得。薄熙来胸里有数，只要军队听从党指挥，“唱红”，无人敢公然不从。“打黑”，更不必担心打不出那些人身上的原罪，因为中国的警察有的是叫人认罪的手段。例如层出不穷的冤案错案，哪桩案子离得了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一朝进入北京中枢，这无疑是他期盼已久的，那一切便是他的煌煌政绩、厚实资本。参照欧洲的众多故事，他还真有历史依据。打败欧洲的旧王公贵族，颠覆欧洲的旧生活秩序，委实离不开那些身带原罪的资本新贵。关于原罪是怎样形成的，王公贵族的高贵血统起源何处，特别资本的社会生活效应有多大，那可不是值得他关心的问题。多半，他所接受的标准的革命教育，也使他没有那个智识可以阐释那一切。
但是，阐释不了那一切，却不会妨碍这位封疆大吏对“唱红”的理解。具体地说，他在地方任过职，不是古代那号足不出皇城的世袭王爷，况且现代传媒报道的大量信息，已为严厉的检查制度力不能逮。因此，他大体上是了解社情的。他看得清楚，官德损，民德毁，早就成了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各行各业，皆信用扫地，无处可觅净土。改革口号，基本上成了讽刺与笑谈。毛泽东时代错在政治运动太多，社会生活却没有如今的百般乱象，难怪那么多人怀念毛泽东。毛泽东时代的不足之处可以改正，如今的人心焕散任其发展下去，只会不可收拾，从而彻底淹没掉政权的合法性。欧美的邪路当然不可以走，重新凝聚人心，时下中国别无它途，还是要靠红色经典。这便是“唱红”的政治考量。
薄熙来当然不会承认，优越的出身和在领地里说一不二的权力，早就毒化了他的思维。他更想象不到，他所理解的事物，全部建立在他的自以为权力正当、合法的基础之上，一旦这个基础崩塌，一切都经不住检验。他看见了社会生活病势沉重，并不假。他不愿象同僚那样掩耳盗铃，更应肯定。不幸的是，他开出来的药方，不过庸医伎俩，不医死很多人就很不错了。因为他自以为合格合法的行医资质，原是靠特权的窃取而来。
薄熙来是否察知，那些由各级党的宣传部门组织的、声势浩大的“唱红”，即便不是行政命令的产物，也与占用工作时间及需要发放酬劳密切关联。这到底是民众发自内心的真情表现，还是官方精心组织的应景宣传？另者，重庆虽为直辖市，却地处内陆，即便“唱红打黑”真实地反映了重庆的社情，也不等于反映了北上广深的真实社情。对此，如果他明察秋毫，他就是在玩弄权谋，以此向北京示威、施压。如果他不曾察知，他就是个庸吏，势必祸国殃民。不过，他的悲哀倒也反映了几个现实问题。偌大的中国贤士多矣，却只能让有背景的野心家或庸吏、酷吏青云直上。如果薄熙来不曾后院起火，甚或不曾有其它隐情，北京拿他怎么办？这个当代王爷击向那个警察头子的一记巴掌，打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生态？这样内容生动的政治生态，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绘它和估价它？
其实，孤立地看，薄、王事件并不值得关注，那不过是见不得阳光的帮会组织常见的内斗罢了。从中国几千年的故纸堆里，随手都可捡出类似案例。薄、王事件值得关注，在于它宣告了依据邓小平理论而进行的改革进入了死胡同，需要对改革再改革，一如林彪事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破产，需要改革一样。或者说，邓理论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要求它永远包治百病，本身就是苛求它，亵渎它。有一点很显然，既然国民党失败在自身的特权横行与贪腐上面，那么性格空前暴燥的共产党不但走上了同一条路，而且走得更远，又焉能例外？今天的当局当然不会认可前一点，说不准还不能想象这一点，一如林彪事件后毛左派不能想象错了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拒不认错的人事，任何时代都有。当然也有可能，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了邓理论只是延缓了癌症的发作。但是没有办法，偌大的铺面总得有块仍能吸引人眼球的招牌。
重庆事件值得关注，还在于它反映了另一个可怕的权力演进趋势。此事件无疑是此前二十年“诸侯”势力膨胀的结果。从江朱到胡温，未必属于中共权力圈认可的“真命天子”。他们居然使用贪腐治党治国，仍不免政令不出中南海，反映的乃是他们需要讨好各个先王后裔的各路“诸侯”，但仍然不被买帐的极微妙的权力关系。薄氏倒台，并不等于“诸侯”势力衰弱，全因薄氏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并不符合“诸侯”们整体利益罢了。如果任由“诸侯”势力坐大，中国权力架构的性质，便仿佛古代周室衰落后的列强争雄，更仿佛革命前英、法的权力现状。从制度层面讲，路易十六不过是为路易十四埋单，正如江朱、胡温、习、李、王，无论他们作为庶出还是作为嫡传，须为毛泽东、邓小平埋单一样。事实上，英、法发生革命，乃国内各种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英、法革命目标直指王室，王室的支柱却是各路“诸侯”。正因各路“诸侯”眼里只有自身利益，冥顽不化，王室想改革亦难。法国的路易十六夫妇，无非法国守旧势力的替罪羊罢了。今天的中国，此迹向已经很显然。改革既已进入怪圈，深层次的矛盾也就愈发无解。突出如今天的反腐，很难不让人产生如此联想：权力圈已经发够了财，尽可以腾出手了，当然要把出风头的外戚赶走。这样的改革，就精神而言，其实远不及商鞅变法。因为商鞅变法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进步精神，即“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郡县”。当然，这情况也有可能出来歪打正着的效果。例如“诸侯”因争权夺利而分裂，其中某路神仙高祭民意旗帜，直至借助于体制外力量。
向来改革不易，诚非虚言。但是，中共改革并非只能改出如此局面。因为，中共改革具有史上一应社会改革都不具备的大好条件，便是难得的外部和平环境，尤其全球化给予中国的极大经济助力。认为这情况属于“肉吃光了，只剩下难啃的骨头”，无奈的政治语言罢了。一般来说，大国的社会改革，最可怕的是内忧外患交织一起，特别财政失衡，借贷无门，外敌虎视眈眈。那般情况下，任何统治者都做不到较短时间内，就让社会生活出现良性变化。如此，它只会加剧社会的对立情绪，使各个阶层失去耐心，一旦统治者未能掩饰住傲慢言行，就可能成为引燃遍地干柴的火星。革命前的法国是如此，宣统朝的历史是这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亦好不到哪里去。一如史上那些必须适可而止的改革一样，中共改革能够嚷嚷三十余年，反证了外来助力的极其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新的世界大势及其极大助力，中共改革顶多能持续十几年。只说两点，若无那么多三资企业，中共拿那么多失业人员怎么办？若无那么多外资涌入，权贵阶层又靠什么闷声发大财，从而经济改革的动力又从何而来？
事实上，中共改革当然有内忧，无内忧也就无需改革了，但是无外患。自冷战结束，世界整体上松了一口大气，皆认识到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基本是零。不要说中国属于核大国，就是一个无核的中等国家，新时代也没有人会把侵吞中国作为国策。倒不是世界变得皆已人心向善，不复凶险，全因得不偿失，犯不着。无论如何，冷战结束后，这世界还只有一个疯子萨达姆，悍然出兵吞并小国科威特，且未能得逞。诚然，外资进入中国，不可能是馈赠，却也为改革经济提供了急需的启动资金。它引发的边际效应，于富国不过锦上添花，于穷国却属于雪中送炭。认为外资救了改革，帮了中国，应是实情。无论如何，如今中国大幅提升军费，是不太久的事情。如果一直外患严重，哪里会由得中国韬光养晦三十年？这样的大势下，改革竟然改成了四不相，或维持会，除了制度原因，就只能是改革者的素质问题，特别那些新旧既得利益者，拉改革大旗作虎皮罢了。
焦点当然是旧制度孽生的既得利益者拒绝让步。不要以为他们全然不识文明演进，不懂要改革的道理。今天的世界，到底还有几个国家，几个政府，几个政党仍象中共这样紧抱旧制度不放？仍旧用密室政治、警察统治、文化管制、经济盘剥对待各阶层民众？作为这一切的首席代言人，《环球时报》乃是最好的诠释。从这家官媒上发出来的大量声音，人们不难看见戈培尔先生的借尸还魂。向来如此，特权本来就是毒品，鲜有瘾君子不明白有朝一日骨毁形销的可怕。但是，什么都不及眼前的快活受用来得实在。
南巡的旋风效应昙花一现后，二十年里，中国的改革，外负世界的经济助力，内负各阶层的殷殷期望，显而易见。其逻辑发展是，对外，使改革形象不升反降，遂给了毛左派可乘之机，用所谓境外的敌对势力来绑架民族主义。所谓敌对势力，多数情况下无非不该对它提出批评。对内，使各阶层朝气不再，暮气丛生，纷纷冷眼静观，看戏法何时穿底。实际是在累积暮气、戾气、怨忿。
情况是否如此？
有一点足以反证。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今天便不需要习、李、王推行新政。既为新政，所谋求的自是中兴。之所以要谋中兴，只能是旧政已不能接受。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今天的新政也就一年多时间，便基本遏制住了越反越腐的势头，恰恰证实了此前二十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无论如何，当官方的承诺无从让人信服，当陈词滥调令人作呕，当卖官鬻爵走向了近乎明码标价，当特权阶层几无廉耻可言，当老人马路上跌倒无人敢扶，当弱势群体维权一定会有警察光顾，这种情况下，认定体制已高度溃烂，怎是虚言或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