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同病相怜：从苏共到中共
苏联的故事，仍可视作镜鉴。
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其间也是二十年。此二十年里，苏联不再言及赫鲁晓夫的改革，实际时不时还在小改小革，突出表现为无意回到斯大林时代去。但是，这样的小改小革并无意义，苏联体制的基础部份原封未动，因为不能允许触动。那几个头脑僵化、能力平庸的老人，并非全然不知基础早已动摇，但他们守成尚且勉为其难，哪里敢动念头动真格改革。以勃列日涅夫为例，当他的子女、亲属提早实现了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改革岂不是跟自己过不去。有上行，就会有下效。这样，苏联上层社会特权横行，下层生活老调重弹，官场只有暮气无活力，知识阶层鲜少创意和想象力，便为必然。戈尔巴乔夫深信苏联属于自杀，自己也不甘心做维持会长，遂开启了又一轮改革。总体上看，较之赫鲁晓夫的上一轮改革，这一轮改革要全面、彻底、大胆，理论上大体能够自圆其说，一时间竟形成了轰轰烈烈局面。但是，只要戈尔巴乔夫做不到短时间内就让苏联发生质变，时间上还适不适合改革，就是另一个问题。并且，此乃一个较之改革目标直指病灶的旧制度体系，还要性命攸关的问题。
当时，苏联已存在近七十年。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苏共统治阶层成员，皆进入了第四代第五代。人固有的惰性弱点，决定了通常情况下富贵难过三代。偏偏集权制度，性喜汰优存劣，遂使官僚队伍严重变质，无可避免。此时此刻，不要说多数权贵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内心不会支持改革，仅仅官僚队伍可怕的昏庸和惰性，就不是几个锐意改革者能扭转的大势。很简单，改革要收实效，必赖官僚队伍特别中上层官僚的大力支持。而权贵阶层既可以把改革者推上台，也就可以把改革者拉下马，只要改革逾越了他们的底线。向来如此，统治者不管着什么样的衣冠，与被统治者不是一个概念，集权专制社会尤其如此。专制条件下，改革者基本上壮志难酬，在于突不破此种制度注定了的宿命。只要癌症到了晚期，不动手术，必死无疑。动手术，往往死得更快，因为促使了癌细胞的扩散。
苏联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多达一百五十余个不同民族之间，从来没有消弭的恩恩怨怨，早已积重难返。这种当初由无节制的疯狂扩张导致的严重消化不良，乃是除了中国之外，史上所有集权帝国的致命伤。面对各个帝国的此一通病，欧亚土地上的基督也罢，真主也罢，从来都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种人世间永无止息的潮起潮落。不过是十九世纪欧洲一家之言的马克思学说，自以为拥有真理，效力强胜一切神祇，足以解决人世间的一应难题。经过列宁的改造，突出了阶级斗争新理念。结果是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生活，演变为更加血腥的暴力，虽一时收获到了阶级敌人战战兢兢的功效，造成的心理伤口却更加难以愈合。《静静的顿河》从侧面形象地再现了那页历史：频繁的对外战争，无情的阶级斗争，彻底撕裂了本来富于人情味的生活，哥萨克的传统生活圈子一步步碎片化。当鲜活的生命瞬间即没，活着的人却对此无能为力；当生活的方向变得迷茫，谁也不知道明天又会怎样；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于人也就全失去了意义。而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生活更被推向极端。
自列宁始的历代苏共统治者，皆不曾高度重视它已经严重消化不良，无视生命的价值及人应有的尊严，只知沉醉在领土面积世界第一的历史自豪中与现实荣耀中，竟由此推定苏维埃方式必定统一世界，只要配备强大的军队与警察力量，一切阻力最后都会消失于无形之中。他们倒是看清楚了脚下这片土地，就是这样走向一统的。却不肯承认此种毫无新意的兼并术，即便换了古代也做不到长治久安。因为分崩离析的例子多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那些帝国哪一个乐意崩坍呢？它们之所以崩坍，不是官方语言不中听，而是行为实在不合天意人心。
强使东欧几国成为自己的卫星国，是二战后苏联分得的巨大胜利果实。就当时而言，苏联的要求并非不合逻辑。它自以为解放了欧洲当然是它的一家之言，但它在抗击法西斯方面作出了巨大牺牲，亦是实情。问题的要害是，数百年形成的沙文主义加上马列的世界革命理念，使得获胜后的苏联并不认为二战应是人类文明另觅出路的标志。二战期间几千万人的惨死，不同民族、种族、肤色的人流下的共同的时代悲泪，竟打动不了马列革命者的冷酷心肠。强使东欧几国成为自己的卫星国，为日后世界革命建立前沿阵地罢了。事实上，当不久后毛泽东中国向苏联主动投怀，便愈使苏联如虎添翼，社会主义红旗大有几十年内便席卷世界之势。此情此景，不容美国不对苏联忌惮几分。两大阵营，由此定型。强权时代，视苏联为邪恶方自是政治语言，但是苏联分明既无新思维，又不曾量力而行，很快就使东欧成了苏联的负资产，并最终成为苏联的掘墓者。实际，战后初期美国对于能否战胜苏联心里并无底。不然的话，也就不会冒出麦卡锡主义那号恐共病症。美国逐渐有了信心，离不开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特别中国对苏联的说不行为，将苏式社会主义的虚弱本质暴露于世。这样，里里外外的事儿加在了一起，捱到戈尔巴乔夫仍幻想以医天之术替苏联疗伤时，既不识苏联国体、政体皆已不可救药，又不识得时间已经不站在他一边了。
曾见一个论点，苏联改革失败，在于戈尔巴乔夫不是邓小平。此种一味愚弄百姓的人治语言，悲哀之至。依得这般论点，史上那么多王朝倾覆，就全是一个人选不慎的问题。这样的论点，苏东剧变后中共官场里很明显地广有市场，也就难怪会有重庆薄、王的出色表演。他们敢于肆无忌惮，无疑借鉴了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亦即用四根棍子押解改革上路的威风凛凛。但是，他们那不敢恭维的智力却不会想到，没有当初赫鲁晓夫的改革，仍由得斯大林那一套肆虐，苏联极可能早已崩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因为病入膏肓罢了。他们更不懂得事物的发展，例如，邓小平成功地用武力镇压了民间的抗议，并不等于同样的方法每届当局都管用。毕竟，当王朝进入下世，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的事例多矣。今天，官方，军方一再强调军队要绝对听从党指挥，反证了军队内不同声音的严重性。这是必然的。士兵作为军队主体，永远来自老百姓。六·四事件表明，军方上上下下并非铁板一块，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的质疑、公愤，并非绝对无动于衷，它分明预示了一朝时过境迁，军队是可能抗命，不再向百姓开枪的。有史以来，英雄确可以造时势，但前提是需要有可供英雄作为的时势。归根到底，英雄是由时势造就出来的。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同期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当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独裁与暴政的否定，也使苏联社会心理总体上向往北美与西欧。此并非官方诬称的是反共反苏政治，实质是各个阶层希望提升生活质量，向先进文明看齐。此于苏联人是觉醒，于苏联制度却是祸。因为解决了衣食问题后，社会心理接下来就会把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分配公平、法律公正等等问题提上议程。革命反而在极端情况有了改善的条件下发生，属于文明演进到了现代的新话题，无疑是新见解、新风气，新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的作用结果。旧脑筋是难以接受这一点的，不免觉得委屈。然而，此种心情可以理解，却不值得同情。
这样的情况一样出现在了中国，当然也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在胡耀邦奋力为千百万政治受难者摘帽、平反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心理整体上是呼应改革的，听得进去当局的改革承诺。现今已到处可见私家车，却又每个阶层私底里皆骂娘。事实上就是官员们，内心里也是早就不信官话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各级党报，还有几个人真拿它当回事？若不依仗特权强行摊派，只恐家家都要倒闭关门。例如近来《辽宁日报》忽然出名，靠的是自身质量还是特务行为？一家基本上没有人阅读的报纸，应该关注的实在是自身的问题。当然，《辽宁日报》未必没有苦衷，报社哪有自主权，此为中国特色。对此，如果邓小平活到今天，他又能有什么医天之术？他可以再一次调动野战军进京，总不能在城乡所有路口和每个社区都摆上坦克。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难怪曾有官员为新的社情愤愤不平：“老百姓就这德行，给脸不要脸。”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功败垂成，导火索不是赤贫阶层的铤而走险，不是大批失业者或领不到工资的工人、小职员，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而是来自卫星国波兰一家造船厂的团结工会运动。如果不是因为国体建立在沙滩上，如果不是由于手伸得太长，招来了东欧卫星国的反向冲击波，苏联纵然政体落后，再维持几十年是完全可能的。正如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由于不复卫星国反水带来的反向冲击波，数十年的洗脑对很多人并非毫无作用，仍有余力全面维稳，预计还可以忽悠中国几年一样。例如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居然出现在央视的春晚上，博得权贵阶层捧腹大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局对于忽悠中国社会，充满了自信。事实上，苏联的突然解体，曾出乎世界的意料。正如世界对中国的评估，常出错觉一样。戈尔巴乔夫的运气不如邓小平，原因在腐朽的政体也在强横的国体。苏东剧变后，邓小平不肯去残存社会主义世界挑头，反证了这一点。当然也证实了邓小平的老练。
反向冲击波的起因很简单，工人们没法儿相信自称代表他们的政府及官办工会，为了捍卫自身权益，自行组织了工会。在大多数国家，此事很平常，劳资纠纷罢了。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却属于惊天阴谋，等于是要颠覆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取谛。就事论事，从华沙到莫斯科，未雨绸缪自有依据，至于为什么使得统治基础如此脆弱，那是另外一码事了。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东欧各国长期被压抑的心情得到舒缓。在波兰，已经争得合法地位的团结工会，它的非暴力和平改革，进一步赢得了各阶层的拥戴，遂以压倒优势击败了共产党政府。在莫斯科正倡导新思维，不便出兵镇压、睁只眼闭只眼的情况下，团结工会取得政权已不可阻挡。蝴蝶效应由此开始。波兰的剧情，引发了东欧其它国家的摹仿。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社会主义和一党专政遂成为众矢之的。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悲剧下场，主要不在于几十年来他们积怨太深，而在于公然抗拒压抑了几十年的民心所向的爆发。假如他们识时务，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率先在罗马尼亚宣布尊重人民的选择，他们非但不会被逮捕、处死，而且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罗马尼亚新时代的明星。这样，有了东欧的纷纷弃苏归欧，当初被逼签城下之盟的波罗的海三国，自此更加去意坚决。事态演变到了这一步，即便戈尔巴乔夫无比贤明，离心力量也不可能买他的帐了。当分崩离析的苏联不可挽救，主导了苏联这只利维坦的脊椎骨，不良记录不免太多的苏联共产党，仅仅由于这方面的外强中干，它退出历史舞台便自然而然。
戈尔巴乔夫注定了是悲剧人物。不是靠理性和共同利益，而是靠坦克圈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注定了苏联这个大家长手伸得越长，越不自量力，迟早有一天，手会要折断。同时，靠谎言加刺刀维系的苏联强权统治，先天缺乏免疫力，只要消除不了共产党的特权，改革就是说得再多也仍是白说。此为共产集权国家的通病。当癌症进入晚期，医生又怎能治它的命？况且，戈尔巴乔夫不免高估了他的医术。从学术层面讲，《新思维》未必上得了哲学台面，其基本观点不过是重复了现代人的常识罢了。就政治操作层面讲，新思维明显不及邓小平的猫论易于为人接受，因而更管用。这位苏联末代总统，当然属于良知未泯的学者型政治人物，偏偏这样的政治人物，并不适合再造乾坤。因为不要说在莫斯科的权力染缸，党领袖少不得冷酷心肠和霹雳手段，就是在华盛顿的权力迷宫，他这号大当家也未必会是老谋深算政客的对手。
由此观照中国。
二十世纪多数时间，特别中共建政以后，苏联于中国一直属于心理优势方。苏联的心理优势，源于历史，更来自现实。相对于马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更受苏共上层集团重视。例如，总是乐于表现自己的赫鲁晓夫就曾坦言，他非常耽忧日后中国的走向，曾使到访的西德客人阿登纳闻之愕然。赫鲁晓夫之后的苏共，被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这里是个缘由。不过，苏联幸亏有了修正主义，苏联各族民众才幸免了中国人所遭受的那多罪。例如文化革命。就对苏联不论国体还是政体的本质的认识而言，蒋介石对国祚民脉的敬畏，明显强于毛泽东。苏联崩坍后，俄国作为遗产继承者，曾经十几年忙于收拾烂摊子，不得已只能放下身段。忽逢国际油价飚升，自然资源富足的俄国有了源源不断的外汇，帮助了原气恢复。在强人普京领导下，它那上上下下由来已久的心理优势遂又抬头，再做世界帝国梦的幽灵也就依稀可见，不乏权贵依然瞧不上眼社会生活与政治上混乱落后的中国。它说话的本钱与它的核武力量很显然紧密相关。然而，狰狞的核门神确是国家的保护伞，却不是国家的号召力量。它不认为身上的民主新衣穿上没有几天，却未必很合体。它更不认为由此上溯一百五十年，尤其中共建政后的几十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段小迴流。中国文明的内在质量，能够经受几千年风雨冲刷而不倒；在与欧美新文明的较量中当然败下阵来，终究又站了起来；此事的重要性，不是流行的教科书回答得了的。今天，社会心理上总地来讲已丢掉妄自尊大、坦承落后，并已努力转型的中国文明又焕发了活力，在于文化的精华一面仍可在世界生根、开花，东正教却很难走出草原。此事意义极大。
根在俄国的沙文主义太过重视它得天得厚的一面。漫长、寒冷的冬季，辽阔的草原，已被强权历史证明为外敌的克星。作为天才的拿破仑和作为枭雄的希特勒，皆败于此二者身上。但它并不认为文明演进另有一面。它那庞大的国土，之所以能够狮子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离不开地处寒带，太阳温度不高，尤其人烟稀少，使圈地异常顺利。把大量未开化的草原游牧民族集拢起来，服从于一个国家权威，当然是自叶卡特琳娜女皇以降，俄国贵族精英阶层在西欧影响下对世界的贡献。但是，此一数百年的生活基调，既缺高质量文化、思想的启迪心智，又缺由海运提供的大规模通商带来的生活变化，主要是原始手段的血与火的强迫洗礼。同时，除了少数流淌着西欧文化血液的精英人物略具自知之明，多数权贵对世界的变化既无知又目空一切，于是反过来又使欧洲这个近邻长期不敢看好俄国。不妨说，只要俄国上层社会认识不到这几点，不能把俄国文化的野蛮基因转化为现代理性基因，俄国融入世界都难，遑论引领世界潮流。
列宁对世界认识的根本偏差就在这里。
列宁建立社会主义，许诺可以带领众生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并非偶然。欧美建立在商业自由，海洋航运，机器生产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基础上的现代文明模式，叫它罪恶的资本主义也罢，叫它疯狂的帝国主义也罢，皆是基础全然不同的俄国，至少几代人时间内效法不了的。要创建一个比俄国历史更加辉煌，光芒能压倒西欧的新帝国，首先便需要有一个与东正教并不相悖，从而能动员民众，又优于东正教，从而可望吸引西欧的号召力量。作为欧洲自由思想里一个另类、自封科学的马克思学说，遂被选中。尔后的苏共自然视此为创举，倒也不算太离谱。从情感上讲，共产主义天堂本来就是东正教的理想天国。早期商品社会，机器生产的固有弊端，例如冷漠无情与刻板劳动，与游牧民族的自由散漫且不乏人情味的生活严重相悖，显而易见。阶级斗争在初始阶段，总是能得到蒙昧年代下层劳动者拥护的，功于它那为弱者代言的假面具一面，无形中也就为兼并和扩张行为提供了理论注解。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全世界，在于不能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解放自己。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和苏联的建立，且显得有根有据，离不开上述土壤。
二战的结局是同盟国获胜。从物质层面讲，轴心国输在资源、潜力皆不足这一点上。从道义层面讲，侵略者太过残暴、下流的行为，突破了太多人的良心底线。美、英将此说成是民主制度对极权制度的胜利，不免牵强附会之嫌。苏俄认定是社会主义对垂死帝国主义的胜利，更是十足的政治语言。偏偏此种政治语言，在蒙昧年代的下层社会广有市场，不免反过来又影响了苏共上层的思维，使其错觉扩大。假如斯大林不挟胜利之威，不那样急于统治全世界，而是仍让东欧依附西欧，集中全力于内部的修复战争创伤，疗治固有的消化不良顽症，苏联的国体和政体未必不可以有质的提升。因为二战于苏联固然损失极巨，无形中也给苏联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极难得的历史契机，便是卫国战争激发了多数加盟国的同仇敌忾。这情况自来就是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曾在一个战壕里并肩抗敌的战友情，总是能让双方毕生难忘的。一般来说，这样的历史契机可遇而不可求，千年都难出现几次。若能得到重视、珍惜、呵护，消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心理隔阂或历史恩怨，一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反之，再血浓的战友情，也扛不住阶级斗争的站队划线。因为血缘的父子情，利害一致的夫妻情，尚且常常不敌阶级斗争。既然苏共统治阶层拒绝上天赐予的好机会，不肯承认自身极脆弱的一面，放纵阶级斗争罔顾基本的人伦人情，那么还能说它什么呢？
中国历史大不同于俄国或苏联。广阔的国土当然也是逐渐形成的，其间一样不乏血与火。但是，比较明晰的国体概念固然始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时间却在两千年以上。自汉武帝时代几度重创匈奴，东鲁、西秦、燕赵、吴楚乃至南越、辽东，皆演化成了地域名词，心理上不复再有彼此间不共戴天的冲动。加上此前长达千年的通婚、通商和文化传播，至此终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了共识。从此，文化的传播无须借助血与火，自有如靡靡细雨润物无声的功效，遂使得战火仍可以裂国裂土，却隔裂不了文化认同。
辛亥革命后那页历史是个证明。为与帝制告别，各省纷纷独立。面对日本大举侵华，各省又纷纷拥护中央，便是接受了苏联世界革命理念的中共，亦不例外。它反映了一个朴实又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心理已不反感分治或自治，认定这样做将有利于出现创意。因为大一统的强权政治实体先天就有大缺陷，多数情况下，它乃是上层人物的金权杖，于民众不过是虚荣心。但是，社会心理又不能接受对中国大框架的暴力撕裂，特别外来的暴力撕裂。它源于炎黄子孙的长存于世，少不得足量的载体。这里，重要的既是文化、心理认同上的自觉，更是自觉的韧性。
曾见一个论点，“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从一个方面看，此论自有相当道理。就精神气质讲，崖山之后中国的民族精神，特别历代体制内精英人物的气质，委实大退步了。突出如明亡之后，体制内精英人物鲜少表现了独立思想和人格，圆滑、世故、怯懦、奴性，比比皆是。如果不是这样，就解释不了满汉不通婚、留发不留头这种侮辱性歧视政策在中国的推行，近两百年来国运的每况愈下或畸形，文革那种丑陋闹剧在中国上演，今天的技术官僚如此蔑视弱势阶层还腐败无能。一百多年来，中国招致很多国家从骨子里瞧不起，不是没有缘由。
从另一个方面看，“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文化的根本上面也是不能成立的。集权高压和儒教伦理尤其现代的政教合一固然害苦了中国，但到底斩杀不尽中国的精神根基。关于后者，既然神明时代的毛泽东尚且无力做到，那么神坛倒塌后他的传人就更无可能做到。只要文化存在，只要体制内外仍有良知存在，中国就会存在。特别是中国民族精神里的求真、向上、开放、博大的基因，只要来了机会，它就会如井喷般迸发。改革、开放以来，不论当局倚仗强权设置多少禁区，不论政党文化如何继续愚弄民众，也不论毛左派如何煞有介事反西化，社会心理拥抱世界化并不可阻遏，就是一个例子。此事件的极其重要性，既在它的现实意义上，更在它的历史意义上。当半个世纪后中国文明全面融入世界文明，通过奋进全面影响世界之时，回头来看今天的社会心理拥抱世界化，方知中国文化精华一面的永久性价值。
另者，百年来社会生活里唱主角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前者拥抱欧风美雨，后者追随马列苏俄，相当时间内双方的本质也还是欢迎西化，亦即现代化，世界化，目的是使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在世界化中占据应有的席位。特别两党的绝大多数成员，初始之际怀揣着美好的理念，因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也是需要理解的。就一步步走向极端、偏执、自身无力挣脱悖论的中共而言，制的问题越来越大于政的问题。这情况在改革以来表现得十分突出：不改革，将是死路一条。改革吧，总是投鼠忌器，越改问题越多，越改越招致不满。事实上，这情况对于中共大多数普通党员，同样是难言的苦涩，无奈的期盼，暂且还只能让无情的现实绑架自己的良知。所以，一朝制的问题为绝大多数人明白，它一定会长期镜鉴中国，使后人痛定思痛。
中国之幸就在这里：文化的海纳百川基因决定了它的长存于世。它真正的、也是需要弘扬的特色是：历史上的吴楚文化就明显地有别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的人全敬奉天地君亲师，长江流域的人很多偏爱黑虎元帅。自从国运式微，湖湘儿女敢为天下先，闽粤民众多放眼海外。七十年来那些事业有成的香港市民，多数原是逃港的难民，一朝换了环境，他们的形象、思维、行为，很快就判若两人。当初接受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心态。至于结局的好与歹，是另一码事。香港，台湾，由下南洋下西洋形成的海外华人社区，皆有力地表明，只要不复强权禁锢，中国的文化、心理，顶多两三代人时间，便可全面融入世界。同时，此一融入过程之中，中国文化不但具备自身纠错能力，而且具备改善当地文明乃至欧美文明的潜力。例如新加坡，中西文明得到了珠联璧合，见证了华人智慧对新加坡的贡献。
也谈几句今天中国的分离倾向。它们被叫作台独、藏独，新冒出来的疆独、港独。它们成因不同，总的历史脉络却也清晰可见。
台独主要是历史欠帐的产物。突出如日占五十年，怎么说也是大陆中央政府对台湾民众的失职所致。民进党目光短浅，先把民怨加以政治利用，又把台独作为奋斗目标，使得民主、进步这块对大陆民众有相当吸引力的招牌，一下子就在十几亿中国人心中倒了胃口。进一步说，民进党不能接受大陆的现实并不难理解，但不可以让台湾的前途与中国的发展进行切割，正如中国大陆要面向未来，今天的时代目光需要先投向世界一样。没有高起点，就不会有持续的后劲。只要大陆继续发展，进步，跟上世界潮流，实现了文明转型，台独问题不难解决。
藏独更难成气候，倒不是人口数量过小的问题，而是从历史看，从经济、文化看没有道理。先前藏区的农奴制度，是悖于人性的，与遍地寺庙并不成比例。高原寒冷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并离不开内地支援。达赖在世界上以和平和弱者面目出现，钻了大陆现状悲哀的空子。或者说，他的政治理由多于历史理由。
疆独的背景要复杂多了。只要这世界改变不了强权政治唱主角的局面，自成一体的伊斯兰教文明就难以与世界化合拍，极端言行在所难免。说到底，这与欧美强权作下的孽，大有关联。中国既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特别新贵名流的现实表现既野蛮又贪婪，便不免也成了新魔鬼。这种思潮下，贫富分化只会加倍刺激族群隔阂。不论北京如何怀柔，只恐都难消弭祸根。而只要强力反制，更大的反弹又会酝酿。总地来看，新疆会有相当时期的不安稳，但分离力量也成不了大气候。因为当今和未来的世界，除了拥有极特殊理由，分离行为不合世界的发展、融合、整合潮流。固然，如果中国文明迟迟不能转型、进步，也是不能排除变数的。美国乃是最好的例子。如果美国文明不能走在世界前列，如果它是另一个苏联，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未必不会闹分离。
港独主要是大陆官僚资本进入后，中下层社会实际生活水准不升反降的情绪化产物。例如房地产业的价格推高。深层次原因在于当年的大多数逃港者忘怀不了伤心往事，只要北京不对他们当年的惨况道歉，他们的心灵伤口就难以愈合。总地来看，视自己非中国人的港独派势力薄弱，会有人闹一闹，但多数人不会走得很远。一是难成气候，二是闹得太过对自己并无益处，三是大陆的转型，只是个时间问题。很显然，港人追求民主、自治，要求香港当局由真正普选产生，首先致力于香港的持续发展与关注民生，与大陆的社会心理是相通的，符合世界潮流。预计只要不出现大突变，三十年后，经济方面香港会与广深连成一片。但作为自由港，它仍会发挥特殊作用。关于今天的大陆不欠台湾或香港什么，无疑属于可怕的极端强权语言，是得不到历史理由支持的。好在它并代表不了大陆的社会心理。
因此，基本上无须担忧苏联分裂故事，南斯拉夫分裂故事，会在中国上演。至于日后国体如何改革，则是政体顺乎天理民情后的另一回事。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皆名存实亡，但经济仍旧开放，亦为不争的事实。纵属经济开放，仍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文化、心理、观念、价值等的变化。身上的奴隶枷锁终归已被取下，生活从此有了相当自由，物质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亲友之间可以讲心里话了。只要不卖国，不去街头闹事，不公然煽动推翻中共统治，倒也可以睡上安稳觉。这一切，也就使得社会心理乐于看到改革取得成效。初期的改革者可以从容地摸着石头过河，后来的维持会长可以优哉游哉地混日子，与国体稳固，不但强者在生活中机会多多，而且弱者通过加倍劳动也还有点奔头，社会心理不希望生活大动荡，因而时间上还适合改革，密切相关。可悲的是，当局既不肯认真探究苏联的教训，又如此不珍惜国体稳固带给改革的助力，反倒真个以为托了邓小平强于戈尔巴乔夫之福。如果只是无奈倒也罢了，如果改革者只有如此智识，事与愿违有什么奇怪。
中国改革另有一个苏联改革不具备的大优势，便是人口红利，特别几亿劳动者的勤奋刻苦品质。人口红利可以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消失，勤奋刻苦品质却不会一并消失。中国劳动者对统治者的要求，从来都低得可怜。其中确不免奴性成份，但更多地还是一种依靠自己双手的主动精神。年复一年，极目可见汪洋大海般个体工商户，只要能获微利，他们便不惜起五更，睡半夜，年年春运期间的民工潮，举世罕见。不能说世界绝无此情况，但中国首屈一指亦是不争的事实。使用激烈语言，中国劳动者的勤奋刻苦品质，与他们的收获总是极不相称，对此，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实在应该感到羞耻。就改革以来而言，认为改革、开放释放了此一巨大能量，是事实。认为由此一巨大能量创造的经济奇迹，仍功于改革、开放，则是对几亿劳动者汗水、泪水的蔑视。此一巨大能量的现实意义，在于昭告了毛泽东极端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见证了自由等现代价值转化的空前生产力；预示了政府的任何顶层设计，皆要认真面对此一巨大能量的流向；也预示了中国国运只要环境大体适宜，便将不可阻挡。
曾见一篇宏文，论证中国若出现苏联式悲剧，结局将比苏联更惨。此文若由民间所作，不排除作者不希望动乱的良好意愿。但若由官方授意而作，或官方突然发现了宝贝而加以利用，性质便不同了。它根本就不懂得，苏联只是一个历史插曲，中国却能与世长存，两者政体上虽有可比性，国体上却没有可比性。仅此一条理由，如此宏文就不值一驳。实际，苏联解体后，主要继承者俄国确曾一度今不如昔，却是因为俄国需要替苏联偿还历史欠帐，此种历史欠帐且非偿还不可，早点偿还，早点轻松。说到底，苏联作下的孽。而当俄国偿还历史欠帐，基本上理顺颠倒了几十年的生产关系，它便不但基本上恢复了原气，而且又有了叫板世界的底气。此底气与普京总统的强悍风格相关，更多的还是源于俄国又有了实力以及朝野的支持。不复后者，普京拿什么去强悍？另者，苏联也罢，俄国也罢，一度屈辱的根子是什么？俄国人只会比中国人更清楚。有一点很显然，今天的俄国，俄共是可以凭选票和平上台的，前提是需要多数俄国人拥护俄共，为什么不谈多数俄国人不拥护俄共这一点？特别是，东欧几国的情况如今到底明显好转了，还是更惨？它们为什么能够情况明显好转，靠的什么因素？由此看来，如此无知还睁眼讲瞎话的奇文，能够抓住很多人眼球，甚或被它的汹汹气势吓住，不外乎它所反映的背景不一般罢了。因为若无相当背景的青睐，或直接授意，难以想象此种初中生水平的论文，出现在世界大国的煌煌官媒上。很简单，就算一家地方小报，也是要对文章的逻辑审核的。编审当然希望文章上档次、够质量。
联系到不久前又出现在同一官媒上的另一篇奇文，问题就更加不同寻常。此文坦率得更加可爱，它干脆警告某些人，离胡耀邦的名字远一点。此文认为，中共高层早替胡的一生功过定了调子，且评价甚高，所以持异议者，特别非党人员，应离胡的名字远一点。这就新奇了，历史人物由后人评说，本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正常现象。不肯后人评说，只会有着不可告人的隐情。一般来说，只能是心虚使然。如果依得不认同强者的调子，就要离开远一点的逻辑，岂不是美国也可以对中国宣称，“你不接受我定的调子，你就最好识点相离我远一点”，中国人听了，该作何感想？以此类推下去，世界还叫世界么，生活还叫生活么？今天的中国人怀念胡耀邦，当然不是因他做过高官，主要是因他曾经对中国人苦难的勇于担当。凡是为国家为民众做过好事的人，不管他生于哪个朝代，属于什么党派，都理应受到后人怀念。后人怀念先贤，希望澄清历史迷雾，解开历史谜团，在正常的社会从来都应该鼓励。分党与非党，还警告别人离远点，实在有悖情理，有违公德公义。
如此汹汹文章，且是通过官媒昭告社会，要干什么呢？它不由人不怀疑，某些既得利益者是否要组织一个神圣同盟，为了保住他们的家族利益，已急不可耐地要恫吓社会，转移社会的反腐视线，甚至不惜与改革作对，与民众为敌。其实，这类人的凶狠贪婪一面早就不是新闻。他们不会反对能促进经济发展，有助于他们掠夺更多社会财富的经济改革，却将极力抵制、阻挡一应社会改革尤其政治改革。因为前文已开宗明义，那样一来，中国将比苏联更惨。说白了就是他们将失去特权，得依法行事，再也不能为所欲为。这种情况于他们当然属于悲惨。关于后文，联系到当年就是由于反腐反不下去，最后招致胡耀邦猝死，赵紫阳下台，并且出动军队平乱，便不能不承认，它可不是虚声恫吓，不是说着玩儿。只要有可能，他们又会把当年的故事上演一遍。切不可以低估他们的决心。说到底，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日益发展的仇官心理，无非官僚队伍特别一些傲慢权贵坑民、仇民行为的相应反弹。而此种反弹，自然又会促使某些傲慢权贵镇压反抗时的决不会心慈手软。从历史看，此乃所有陷入三世说的王朝，官民仇恨已不可调和的共相。也是史上绝大多数社会改革需要适可而止的现实考量。因为换汤不换药的改革拖得愈久，冒出来的新问题就愈多，旧制度框架愈无能为力，对统治者信誉的杀伤力就愈大。
然而今天中国的现状，当局想让改革适可而止都不行了。要么死亡，要么争得新生机会，已成中国改革的不二选择。不过就国运的趋势看，无论改革是死亡还是新生，都不是坏事。因为三十余年改革对社会生活形成的效应，已经成了制度转型、文明转型的核动力。从因果看，世界大势的倒逼起了极大作用。从长远的效应看，却是由于中共改革力不能逮的歪打正着。这种全球化时代的改革，明显地有别于史上旧文明条件下的其它改革。这样的演进，当然属于毛左派痛心疾首的和平演变。同时，它又势必越来越多地偏离改革派的路线图。此二者都是注定的。前者的悲哀，乃因它整个地看错了世界。后者的无奈，在于它看对了一半世界，看待另一半世界时太过一厢情愿。
本来，上天堪称格外垂青中共的改革，给了改革两次好机会。第一次是改革初期，改革派曾拥有一呼千喏的号召力。中国人既对文革不堪回首，也就莫不盼见改革大见成效。即便学运及反映的社情偏离了改革路线图，并不等于要终结中共统治，对当局无非类似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使然。一般来说，此时消弥矛盾不是很难，无非要求统治者顺应一点民情罢了。社情偏离了改革路线图，应该反思的原是自以为是的改革者。他们那种高人一等，认定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改善、就应该知足感恩的父母官心态，皇权时代或许必要，今天的时代无疑过时了。法国革命前的波旁王室，辛亥革命前的满清朝庭，都曾遇到这般情况。矛盾的激化，根本原因在守旧的权贵们和自以为是在赐福于民的改革派不信邪。当然，如果它们真有点对民众的敬畏心理，改革的危机未尝不能化作改革的动力。统治者真个如此明事理的话，史上也就不会出来那么多改朝换代和革命。
当年北京的学运正是这种情况。具体地说，当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绝食请愿时，时任总理若能念及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苦情，及时出现在学生面前，哪怕限于人道精神作番抚慰，事态也就不一定会激化。事实上，当时的焦点是中共四·二六那篇杀气腾腾的社论，联系到当局惯用的秋后算帐，不容学生不胆寒。这不过是生命对恐惧的本能反应，哪里扯得上存心要推翻中共统治？然而，傲慢又怯懦的心态加上拙劣的表现，使得事态急转直下。危机因戒严得以过去，但有望成为动力也就成了泡影。
第二次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形成的旋风效应，它曾使相当多人对改革又燃起了新希望。时值苏东剧变不久，此事此时，于中共当局无疑既是考验，也是不多的机会了。事实上，不乏善良的中国人包括搞学运的人愿意吞咽几十年的苦涩，惟求当局不再胡来。如果当局趁此旋风干几件实在事，重拾号召力，进而全面推进改革，仍有相当可能。果然如此，于国、于民、于中共自身，皆为幸事。具体地说，此时若开始推行让官员财产接受全民监督的阳光法案，重视法治，不使冤案错案频出，二次分配上向弱势阶层作点倾斜，约束官僚队伍恶性膨胀与胡作非为，一定会博得各社会阶层的诚心拥护，进而可望让社情从几十年的阴影中基本上走出来。相应地，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也能获得加固。毕竟，哪个专制政权没有犯过罪错呢？可怕的是不改。这几件事，并无伤中共根本，较之邓小平否决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及终身独裁，并非更难。因为毛左派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对。况且此时中上层官员的特权横行，尚未发展成为尾大不掉之势，一个个豪门家族势力，亦未发展到盘根错节地步。可是时不再来，既然老百姓的善良换来的是无情的蔑视，既然权贵们较之当初苏共权贵们的表现还不如，谈及如果便没了意义。
今天，参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不休历史，中国一定时空内，例如二十年内，社会生活很可能会是如此走向，搞真正的政改无异于在炸药仓库玩火，仍只能靠玩花样拖一天算一天。终于拖不下去了，也就到了权力大洗牌的那一天。当那一天到来时，谁会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齐奥塞斯库呢？此间，经济改革突不破颈瓶，顾此失彼，异化为一手灭火，一手放火。当现有的招数使尽，经济不出现大滑坡，就是莫大功德了。今天就有了征兆。强力反腐本来无可指摘，怎知竟然影响到了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脆弱、畸形，经济数据的泡沫，皆无从掩饰。没有了此一俊，拿什么来遮百丑呢？
实际，今天的强力反腐如果换在改革初期，定会成为包括官场在内的全民族的群情振奋局面，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有力地促进社会各个领域弘扬正气。事实上，改革初期，不但亿万民众拥护当局改革，而且被无情摧残的阶级敌人也愿意向前看。大量学子为中华而读书，期望学成报国，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是什么促成的此一局面？又是什么扭转了此一走向？北京政府的衮衮诸公实在应该对此反思和反省。他们不愿面对文革前的祸国殃民行为，事事为尊者讳，自以为利大于弊，就不去说了。如果连改革期间的倒行逆施都不肯正视，仍旧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所标榜的改革又有多少意义？认为现今的社情是，老百姓的素质太低，恨的是自己没有贪腐的条件。就算如此，和平岁月里民众素质迟迟提不高，且心理日趋畸形，源头又在哪里？如果避而不谈源头，一味强调社情复杂，并以此论证不可以轻易让社会转型，拿一些转型艰难国家的例子来恐吓中国人，却避口不谈南韩、南非、台湾、东欧这些转型例子的良性变化，那就只能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当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皆只有赤裸裸物质利益考量的情况下，只要弱势阶层改进生活质量无望，现有生活水准不升反降，整个社会心理就会对改革彻底失望，直至反感、厌恶。相应地，任何改革者的动听语言和亲民形象，都将无济于事。它意味着稳定又将压倒一切，实际就是一切的一切又唱老调子。例如，运动式反腐败需要刹车，因为官怨载道不同于民怨载道，它能导致社会机构运转不灵和半瘫痪。上层对权贵阶层、官僚队伍的安抚实属必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政权自行瓦解。效果上却是对民怨的进一步蔑视，其后果可想而知。今天就有了迹向，例如又要对官僚队伍加薪，却仍不着手对官僚队伍消肿和推行阳光法案。就事论事，对基层公务员加薪，无可指摘，总得让人家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但从整体上看，又是一出本末倒置，或临时抱佛脚的把戏。这已经很可怕了，更可怕的是官僚队伍不会领上层的情。这又是必然的，只要国家前景不明朗，生活方向不确定，贪腐行为又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权力不可阻挡地向资本寻租，进而合流，全因这是官僚队伍的救己之道。领袖人物要让自己的以身作则行为感动他们，表率他们，从根本上说，除非领袖人物是个清教徒，近乎圣人，或许能起点小作用。很简单，领袖人物只有一个，官僚却有成百上千万，既然命中注定了他们轮不上做最高，最高的思维与行为就不适合他们。约制均衡之所以重要，这里又是一个理由。
这样一来，希翼改善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只会更加希望渺茫。进而，族群之间、阶层之间、上下之间，隔阂日深，戾气日盛，形形色色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最终倒逼当局动用武警乃至军队到处维稳。只要生活陷入了一团乱麻，要求各阶层顾全大局就成了空话。只要顾全大局成了空话，相当时间内这团乱麻便更加无解。
乱麻无解的情况下，就算改行民主体制，仍不免出现泰国、埃及式混乱，意味着毛左派又有了市场，军政府高压统治呼之欲出。到了这一步，欲求苏东故事、台湾故事上演，也将不免时不再来。因为苏东和台湾能够比较平稳地实现制度转型，与豪门望族势力均未强势地霸占公权力舞台，密切关联。实际，苏东剧变前，固然大量党的官员凭恃特权横行，当时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却也鲜少窝案层出不穷。综观蒋经国时代，他固然承袭了乃父的威权统治，却也基本上做到了禁止官商勾结逾越红线。它们都大不同于胡耀邦之后的一年不如一年，在邓小平等一批守旧老人的示范下，任由党的特权无法无天。突出表现为所有的鬼魅都口流涎水紧盯着唐僧肉，使得政企无法分开。自恃政权离不开枪杆子的军队进一步成了国中之国，迅速滑向了百年前的八旗军队。只识暗箱操作的官场如同黑社会，不乏其人行径卑劣无以复加。权贵资本主义霸占市场，谁做总理都理顺不了经济关系。李鹏或许懂一点计划经济；朱镕基崇尚中央集权；温家宝靠的是大印钞；皆是把难题层层加码，一届又一届往下推。与此同时，则是各行各业，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泥巴。此情况在各种承包工程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农民工无异于泥巴。看来，此二十年假改革造成的恶果，少说会要影响社会生活三十年。认为这情况属于转型期的难免混乱，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在欺世。因为这一切怪象，让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革命前法国社会的一团混乱。祸根就是专制、特权。实际，约制这情况使其不致恶性发展，一定时空内专制手段要比民主手段更显效率，关键是当局肯做不肯做。不得不说，毛热的不断，从一个方面看，当然是愚昧使然。从另一个方面看，又何尝不属于有的放矢，物极必反。毕竟，毛的革命理论，对旧皇朝的以毒攻毒方面不但卓有成效，而且并非一无是处。
今天，习、李、王的改革新政，又给中国带来了几分春意，几分希望。固然套话依旧，终究有了行动。很多套话虽说是无奈下的策略，他们的行为分明贯注了悲情还表现了勇气，社会心理整体上的反响却未必强烈。原因不言而喻，中国人听得太多“狼来了”，已近麻木了，不敢轻信了。这情况当然不可以责怪他们，但又怎能责怪百姓？稍有头脑者皆看得清楚，旧的欠帐，新的欠帐，旧的悖论，新的悖论，皆摆在他们的面前，基本上皆是非神仙不能闯过去的难关。只说一点，怎样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呢？自有文明以来，除了现代的政教分离，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等宪政法治国家外，何曾见过哪个国家哪个政府做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社会主义也罢，共产党也罢，皆非天外来客，谈什么特异功能？既然中国不可以考虑走邪路，那么人们就只能用所谓走正路的旧眼光，来拭目以待新政。
有几点显而易见：他们已比不得战争年代过来的毛和邓，知青的上山下乡经历，怎比得金戈铁马生涯的魅力？权力的要素从来不是职务的显赫，而是感性服从度与理性拥护面。他们于和平岁月登上舞台，系台后力量的推拥，对他们的要求是全力演好守江山这出戏，不希望他们来审查这出戏是否合时宜，因而此种推拥如水一般，可载舟亦可覆舟。在一个对各阶层欠帐太多从不思偿还、使各阶层基本上尽失耐心、偏偏借助于高科技而民智大开的时代，新政需要总是捷报频传，才能刺激社会信心。但是，那样一来剧本就得换。
具体拿反腐来讲。今天习、王堪称强力反腐，力度为改革以来前所未有，却也未必堪比朱元璋的铁腕肃贪。有人说查遍二十四史，也找不到今天的反腐力度，不知《明史》还算不算数？另者，如果说查遍二十四史，也找不到今天的反腐力度，岂不等于证实了查遍二十四史，也找不到今天的贪腐泛滥？因为没有非常的贪腐泛滥，便无需非常的反腐力度。正如无左也就无右，无高也就无低一样，两者相辅相成，乃是常识。今天，官媒不再起劲宣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概正是注意到了逻辑。实际，习、王启动强力反腐之际，未必充分意识到了腐败居然如此无耻，如此严重，竟然接手了如此不堪重负的一付烂摊子。关于《明史》里朱元璋的严厉手段，今天的时代自不可取。但即便那样的严厉手段，也只是收一时之效，当人亡政息，又沉渣泛起。朱由检在位一十七年，不失为一直励精图治，结局仍令人唏嘘不已。这个悲剧皇帝至死都不会明白，到底是谁把他逼上煤山的？全怪罪反贼李自成，肯定不通。因为李自成所走的路，正是他祖上走过的路。若非官家逼人太甚，怎来那多人铤而走险？迁怒于关外的满清八旗，一样不通。因为历史就是这样，争斗不休，杀伐不止，上天从未规定由谁坐上一万年江山。是贪官污吏害了皇帝？那些人也有话说：“我非生来如此，从来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把一生都交给了朝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比较那些皇亲国戚，我们算得什么？”当然，古代的贪官下了大狱，哪怕明知皇权害了自己，也不会把矛头对准皇权。正如今天的贪官一朝下狱，只会众口一词，放松了学习，丢了理想，对不起党的培养一样。很显然，不认栽是不行的，干嘛还去连累亲属。
这样的套话只会令人作呕，是不消多说的。拿今天的周永康来讲，他非军功升迁，尤非红二代，终于荣登国级大位，不信他从来就毫无自知之明，全不知晓自己几斤几两。没有脚下的肥田沃土，没有周围的环境感召，没有他的维稳有功于中共社稷，他怎有昨天？没有昨天，又怎来今天？并且，他未必没有自己的逻辑：我为了社稷殚精竭虑，给了你们安全掌权和闷声发财的环境，为什么不考虑我的功大于过，反倒对我过河拆桥？进一步说，要让周永康之流诚心认罪，除非当局能将所有贪腐分子绳之以法，特别处置方面能一视同仁。否则，他们是决然不会口服心服的。但是，将所有的贪腐分子皆绳之以法，再一视同仁处理，休说中国当局了，任何地球人来到今天的中国都做不到这一点。
实际，贪腐当然源自人性的阴暗一面，但每每泛滥成灾，皆因畸形环境的雨露滋润再加推波助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乃是对无数人生故事的总结。当一只苹果从里烂到外，出来众多蛆虫乃是必然。有史以来，哪一只烂苹果逃得出这个宿命？有鉴于此，一方面，任何社会任何制度都做不到彻底杜绝贪腐，过去如此，今后仍将如此。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众多国家从痛苦生活提炼出来的现代典章制度，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后，到底有效地遏制住了贪腐的泛滥成灾。然而，此种世界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在中国居然成了邪路。它当然是邪路，能够想象薄熙来、周永康这样的权贵认可它是正路么？因为它若成了正路，薄、周之流又拿什么去呼风唤雨？现体制原本词汇丰富，例如它整肃内外敌人时泡制的罪名一直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万没料到这样的问题上竟然词汇如此贫乏。所谓邪路，分明在诅咒这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走的皆不是正路而是邪路。毕竟，今天世界90%以上的国家，走的是分权制衡而不是集权专制之路。该不致于只有中国的月亮才是圆的吧。如果国外的政要询问中国的政要，何谓正路邪路，不知中国政要何以作答？然而，邪路也罢，正路也罢，未来的岁月里，这世界不管什么国家，都会要依靠现代典章制度反腐，都会要让民主监督专制。不信今天的习、王，看不见这一点。
今天，王岐山已经放话，日后的反腐还是要靠治本。什么是本？其实谁都知道。如何治本，就大有文章了。官话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如果参照《明史》，俨然再现了朱元璋时代的朝庭要管朝庭，要从严治朝庭，二者实在没什么不同。王岐山所学是历史，不会不知这一点。其实，中共建政以来，何时停止过党管党？此为它的专利，它怎会放心让别人来管党？这样的论点，只会让人莫名其妙。而六十余年特别改革以来的反腐纪律与法规，不比任何法治国家少，效果等于零。此种中国特色，实在是不争的事实。参照今天清廉指数高的国家的情况，即便中国实现了治本，即根本制度转型，既已积重难返，仍不是一代人时间可以真正奏效的。这样的情况，届时当然又会是毛左派的炮弹。如果特权阶层仍旧以为自己全知全能，仍旧拒绝站在前人肩上登高望远，仍由过时的权力架构孕育一窝又一窝蛆虫，社会各阶层还有耐心等上一代人时间？如果风暴降临，哪里还能由得一厢情愿的治标治本按部就班？对此，不知王岐山有无预案？事实上，他的强力反腐，已无异于促使了癌细胞的扩散。如果他的政敌反扑成功，特别权力圈认定他的行为分裂了党，他就会成为牺牲品，或替罪羊。不要担心无罪名置他于死地，现体制下，任何罪名都可以随时炮制出来。六十余年里，中国人对此已经司空见惯。
近几年，有人曾提议用特赦办法，敦促贪腐阶层就此止步，以不再追究他们罪责的恩典，来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保障社会转型平稳过渡。显然，这样的建议在于不希望出现动乱、洗牌、清算、流血、破坏生产力。就事论事，用心良苦，于今天的中国却未必行得通。如果这样的提议出自特权阶层，则属于存心与民众为敌。这样的提议要收成效，须有两个前提，一是贪腐官员涉案的金额不很大，相应地民愤也不大，社情上面不难通过。二是他们在官僚队伍里所占比例不大，基本上为个案，使他们不复从众心理，略知羞耻。可惜，这两个前提今天都不存在。如果相当多数的官员都经不得查，基本上一查一个准，尤其大量的窝案层出不穷，岂不成了他们自己赦免自己？如果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向善念头，特赦反而使他们有恃无恐，岂不弄巧成拙，遗祸更大？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腐败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