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仁涛：习近平知道曾庆红的新政变密令》
【大纪元2017年05月28日讯】圣人云：“兵争天下，王者治国”。
手握兵马大权的习近平，面对江、曾的政变已是胜券在握，形势早就应该进入公开处理政变主犯的阶段；但能不能做到圣人说的“王者治国”呢？那就要看看共产党什么时候被抛弃掉才敢说这话了。在谈曾庆红的新政变计划之前，需要先说点历史才能说得更明白。
一：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是骗人的邪说，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杀群众。
上个世纪，有两个错误的理论肆虐世界，带来了无尽的屠杀和动荡：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希特勒年轻时曾是社会主义者，但最终却把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为先锋的阶级斗争那一套替换成了：以种族优秀为基础的种族斗争，美其名曰民族社会主义。这两个理论一个是建立在错误的种族优秀的种族学基础上，一个建立在错误的阶级对立的社会学基础上；虽然口号动听，但由于理论基础就错了，自然它们的下场也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斗争的本身就是不稳定、不可持久的。
希特勒把犹太人等树立为大众敌人，共产党把地主、资产阶级等树为大众敌人，都是人为的制作敌人、挑动斗争，从中夺权谋利。而毛泽东更深谙了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发动文革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通过红卫兵造反帮助其打倒了政敌：国家主席刘少奇神奇的成了特务、工贼，共产党统治下真是什么妖孽的事都能发生；文革中红卫兵烧杀抢盗无所不为，第一次文革在毁掉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的同时也烧掉了中共的信仰基础。
在独裁的共产党体制下，祸国殃民的妖孽层出不穷。
中共六四屠杀学生后，汉奸出身的苏联克格勃特务江泽民居然篡取皇位，这次是真正的特务妖孽般的当上了中共国家主席；当苏联灭亡后各国独立，为了掩盖其苏联特务身份，江泽民就陆续出卖大量国土给苏联各国来换取掩盖身份；而为了打压政敌，也为了掩盖卖国罪行，更处于妒忌心，也一样伪造了一个大众敌人，发动了第二次文革来转移视线：造谣抹黑法轮功并残酷镇压。而这第二次文革搞的大规模活摘器官等罪行又彻底摧毁了中共的统治基础。
其实如果法轮功真像江泽民说的是X教的话，那前国家领导人乔石那群老干部们就不会上书“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调查报告了，而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就不会在2005年政府会议上公开要求给法轮功平反了。民众被舆论当傻子欺骗着，但政府高层却不会被骗倒。
一个受欢迎的中华传统修炼功法，就这样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下被镇压了。客观的说，如果真像CCTV造谣说的是骗钱的，北大的教授们在镇压前就已经不会炼法轮功了，因为电视上说的那些骗术只能骗骗农村的，但骗不了高智商的教授们。法轮功要是没有真东西，在强权的残酷打压下，法轮功不可能到现在依然存在并活跃于世界各国。
其实在镇压初期，海内外包括政府高层很多人都不相信江泽民的鬼话，并且很多自己或家属就在炼法轮功。因此江泽民就找人在天安门拍了个片子美其名曰：天安门自焚，蒙蔽了大众，也一时堵住了政敌的嘴。但当自焚伪案被揭露出这只是在演戏拍电影后，江泽民一看抹黑邪教镇压无效，就摇身一变，又造谣说法轮功是搞政治。其实法轮功在全世界流行，世界各国学炼人数日渐增多，《转法轮》也已被翻译近四十种语言，倡导“真、善、忍”的法轮功早已成为新兴的世界精神运动或称为精神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有被洗脑的才会相信中共说的法轮功搞政治的谎言。为什么呢？
因为稍微有点历史知识或者有过在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人都明白，世界性的组织为了保证其在全世界都能顺利发展，一般都比较忌讳深度参与某国的政治政权，以避免在另外的对立国或者利益竞争国遭遇打压封杀，中立原则对于世界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生存原则。世界级的就是世界级的；作为已经是世界性的国际信仰团体，不会因为参与一个地区、国家的政治，而影响了在全世界的发展。在十几年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就被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2009年被评为杰出精神领袖，到了今天，法轮功弘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早已是世界级的精神领袖。所以再造谣说法轮功搞政治，那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
就类似在1999年中共镇压之前的台湾，对于法轮功在台湾的发展是持保守观察态度的：因为担心这气功是中共派出来的统战手段。而当中共镇压法轮功后，台湾才放下心来，法轮功在同文同种的台湾社会迅速得到发展，受欢迎程度类似被镇压前的大陆，各地到处都有炼功点。
当然在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情况下，人家法轮功学员的揭露被迫害的举动是在情理之中，自己的亲友都被抓、被打、甚至被活摘器官了，喊喊冤还不是应该的吗？这可不是搞政治。
所以说污蔑法轮功搞政治不过是江泽民为了维持镇压的一面之词；否则习近平、李克强上台后怎么敢顶住江派张德江的阻挠强行关闭了劳教所，释放了劳教所里关押的大量法轮功学员呢？因为他们知道法轮功不是搞政治，是个冤案，只是这个冤案已经大到影响中国未来。
二：聂树斌冤案、法轮功冤案与中国政局核心问题
大家知道聂树斌冤案吧，由于是国安部部长许永跃在河北执政时亲笔批示的杀人政绩，所以聂树斌案在已找到杀人真凶的情况下，十年来依然被层层势力阻止翻案平反；因为一旦翻案，其反作用力，就会让许永跃和省政法委书记张越等人受牵连甚至下台。所以在其权势下，一直阻挡平反聂树斌案。
同样道理，法轮功也是江泽民、曾庆红制造的一起范围更大的冤案，不要说平反，就是仅仅不再镇压法轮功了，其反作用力就能击垮江派；类似文革后清理三种人一样，那些还没有投靠过来的江派铁杆的政治生命就会结束，而习近平阵营就会不战而胜。
三：曾庆红的两个政变密令
这里说这么多，主要是为了铺垫说明曾庆红的新的两个密令。
有消息说被圈起来的曾庆红还是不老实，还在计划着下一场政变，为了给手下打气，他号称中央委员里还有一半是江曾的人马。
他给其中央委员下达了两项密令，一个是要其人马在各自管辖的省、市、各部门中继续维持镇压法轮功，实在镇压不下去，也要维持表面的虚张声势，以壮其人马声势。另一个是要其中央委员在十九大把习近平从总书记位置上选举下来。
表面看曾庆红的这两个密令风马牛不相及，但却紧密相关，实为一个。只是前一个政变的铺垫，后一个是政变的行动。因为法轮功是江曾搞的一个大冤案，而且还大规模活摘器官，所以就成了江派的一个死穴，也就成了中国政局的核心点。其政变是为夺权，而维持镇压也一样是为了维护自己权利。围绕法轮功平反问题自然就成了中国政局的核心问题。
四：公开处理曾庆红的政变的时机已到
对于曾庆红的这次政变计划，其实没有什么悬念就可以解决。习近平不在上海参选，而去贵州参选就在表明已经知道了政变计划。政变属于阴谋，阴谋成功的基础在于隐秘，曝光之后也就成了阳谋，搞阳谋那彼此间拼的就是实力了。看看掌握军权的习近平的实力就明白谁能赢了。
曾庆红虽然号称还掌控著一半中央委员，但到底这一半委员里有多少还是江曾铁杆呢？习近平的几年反腐打压下，江派人马在迅速消减，很多人已明里暗里的投靠新主，剩下很多在骑墙。
而肖建华等金融巨鳄的被抓，使曾庆红失去钱袋子，没有了活动经费，他控制的海内外特务组织运作也就成了问题，目前也就剩下威逼利诱一些中企来榨取钱财维持运作。综合其实力，这次政变的成功可能性极其低。
至于有多少中央委员是骑墙派呢？看看各地、各部门在对待镇压法轮功的态度上就可一窥究竟了，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才是一个真正的分辨习近平和江曾人马的标志，那些光喊口号支持习核心而还在搞镇压的人要么是骑墙派，要么就是曾庆红安排的卧底。目前来看，习近平人马已经在稳步控局，虽然表面上中共还在继续镇压，但各地已经不断出现的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也就反映出大势所趋了。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十八年来，以前可从来没有出现过法庭宣布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事吧？当然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看看历史就知道，文革停止后，是经过了5年才审判了江青四人帮；而第二次文革却搞了个大规模活摘器官，要彻底处理这群疯狂的衣冠禽兽，绝不是空有核心之名就能做到的；习近平花了这么多年时间才彻底拿到了军权，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来看，手握军权的习近平甚至不用按惯例搞军演震慑，只要安排一个团的士兵去到大会堂各个门口站站岗、名为反恐加强守卫，或者把所有会议服务人员替换成便衣士兵，就足以震慑住政变分子，让那些想搞动议投票的委员三思政变失败后的下场了。甚至这个政变消息我们都要来怀疑怀疑是否是真的了，因为彼此的实力已经悬殊。当然事关国运，慎重应对还是必须的；不管是政变、还是恐吓，在抓腐败分子这方面王岐山是很有经验。但这次的政变其实也是因为执政者魄力不够才招来的，因为现在早该公开处理政变者。
面对搞超限战的曾庆红，习近平过去是步步为营的稳步在做。但到了今天，其实过于谨慎反而影响了乘胜追击的势头，本来现在已经到了势如破竹的阶段，却还是和以前那样谨慎运作，虽然战略上注定成为赢家；魄力不够的后果，会使整体代价反而会付出过大。本来已经可以顺势而为形成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了，怎么现在还有曾庆红的再一次阴谋政变呢？
这里也不是说执政者不对，而是曾庆红搞的超限战弄得体制高层太紧张，最后就过于小心谨慎而误判新形势。大家还记得2014年的昆明砍人事件、马航失踪事件，2015年天津大爆炸、大陆股灾吧，这些都是曾庆红他们搞的，对中国人搞起超限战来恐吓习近平们；实在骇人听闻，以至于很多人到现在还不信是江、曾干的，这里仅仅举几个例让大家回忆一下：昆明砍人事件后，第一时间曝光的女凶手躺在医院的照片可以看出是一个受训过的干练军人形象，后来该照片被删除，而后刘云山控制下的CCTV再搞出的一个女维族录像，从身材、身高、耳垂等都可以判断是不同的人了；而马航失踪时，江绵恒控制的手机公司在当地手机基地站同时不工作；2015年新疆无界新闻的王记者则是最早进入天津大爆炸现场的记者之一，而这个无界新闻可就是2016年江派刊登公开信逼习近平辞职的那个网站，简单说这几个点，大家就应该明白背后的凶手是谁了吧。大陆股灾背后的白手套和黑手就更是公开的秘密了。
五：共产党这个包袱背的太沉太累，再背下去，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空谈。
现在出来了一个郭文贵爆料，后天又出来一个令完成爆料，表面看是政敌曾庆红之类的在搞鬼，其实根源还是在中共的罪恶太大，腐败都算是小事，如果不抛弃中共，即使在公开处理曾庆红的政变会消停一段时间，但类似的事情就还会不断出现。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依然是被围剿封杀的状态，共产主义那套对正常社会来说就是洪水猛兽。既然共产主义已经是个失败的理论，中国真的没有必要继续顶着共产党的帽子去发展，这不符合国家利益。
而中共对中国犯下太多的罪恶，杀人太多，已经无法解脱，成为政治包袱。执政者再继续背下去，中华民族复兴就只能是一个骗人的口号。用中共手法集权是策略，但却无法用中共体制治国；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是失败和凄惨的，北朝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共产党治国标本；而当今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不过是西朝鲜2.0版本罢了，表面看的光鲜，背地里却依然干出大量出卖国土、大规模活摘器官贩卖的惨剧，共产独裁的体制从来如此。所以执政者再在这个体制下搞什么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最后不是被共产党体制吞噬就是再次被打倒成叛徒、特务。
看看历史：中共统治期间出卖了大量国土给周边国家来换取各种利益，借口再动听，还是卖国。不光是江泽民出卖了大量国土，短短几十年中共就出卖了大量国土，东、南、西、北的边疆和海岛都出卖过，光地名都几十个。习近平上台后虽然对国土方面开始强势起来，但中共出卖的国土的实在太多太大，一旦人民知道那一长串的卖国清单，清醒过来的民间反作用力会摧毁掉当今体制内自救的最后机会。
而今天江泽民领着共产党污蔑化法轮功后的大规模活摘器官贩卖，更是一笔滔天血债。虽然这血债表面还在被掩盖着，但其实是掩耳盗铃，你真以为美国、日本等情报部门没有拿到那些活摘器官的铁证吗？2006年当揭露活摘的那个中国记者想在日本媒体报道的时候，日本媒体就已经说了：我们拿到的资料比你的还多还全。举个浅薄的例子，如果有人拿着美国护照给某个当事警察、医生、军官或者610（编注：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专职机构）官员说，你如果提供活摘器官的铁证，我就给你全家移民。你猜会有多少610官员会拿着证据去抢这个机会？所以还是不要自欺欺人，尽快抓紧时间清算罪恶吧。
这笔活摘中国人的血债早晚要算，只是早和晚的问题。自古以来，谁干的谁偿还、血债血还这是天理，那么江泽民领着共产党干的这笔血债早晚会被人民清算到江泽民和共产党头上，所以体制内还不尽快抛弃共产党、抓住这自救的最后机会，就难免不会重蹈历史上朝代轮替的覆辙。
如果去掉共产主义，恢复成一个正常国家，中国就自然破除了被全世界围剿封杀的现状，无形中会得到很多国家利益；类似现在的北朝鲜，如果北朝鲜不再是共产独裁，那么其实朝鲜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之间的区域问题。
至于有人说共产党很强大，不会垮台。这个人如果不是被洗脑就是利益既得者。实话告诉你，就连曾庆红、薄熙来都曾各自在家族里安排子弟专门研究民主，以便在共产党垮台后，如何通过民主篡权来保住自己的权益。曾庆红的特务多少年前就妄图威逼利诱甚至控制民望很高的个别律师、民主人士为后手了。所以现在还在幻想共产党不会灭亡的人如果不清醒过来退出中共（就是法轮功信仰者所说的，天要灭中共，人要向天表态退出中共党、团、少先队组织），那就只能被历史无情的淘汰掉了。
六：三民主义救中国是当今“王者治国”之路
习近平、王歧山在筹建国家监察委，这是好事，但希望这个监察委不光是查贪官，也应该监察那些不守宪法、不依法办事的。
说起监察委，倒让我想起国父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五权宪法在实现中的一点遗憾。
由于历史原因：历次的战争和中共搅局，也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早逝，很多人对五权宪法的理解各有不同，几经修改变稿，中华民国在五权宪法的实现上，最终是名为实行五权宪法，但架构上还是多有参照三权分立，弱化了监察院的功能和职权。而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分析三权分立的美国政体架构时，就指出立法机构过于强势时，会弱化国家元首的行政权，存在议会专制的可能，这也是过度民主的弊端；所以才结合中国历史实情，把监察弹劾权从议会中独立出来，构架出适合中国的民主架构。（具体大家可参见：孙中山1906年《中国的改造问题》）
当然这里提到中华民国在实现五权宪法上的历史，并不是说中华民国不好，中华民国早已是民主的灯塔，已彻底实现了民主、政党轮替，对于带动整个中华民族走上民主之路是意义非凡。这里只是探讨国父针对中国的治国理念和适合中国的民主架构。中共的喉舌经常拿台湾立法院内的议员争吵等一些不文明的举动来攻击民主，其实这只是个别哗众取宠的议员的个人道德操守问题，只要设立并严格执行议员基本道德操守准则就能解决的表面现象而已，这不是民主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弱化监察院的后果之一。
所以说如果这个国家监察委，真能起到五权宪法中监察院的作用的话，那真是可喜可贺；但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了；目前王岐山也只能在习近平大力支持下才能强势运作。共产党要统治一切，监察委自然也在其统治下，是没有独立运作的可能。在共产独裁体制下，没有独立的舆论监督，没有言论自由，在没有习近平、王岐山的强势反腐下，监察委注定就会成为反贪局2.0而已，想像一下香港的廉政公署若在共产党统治下会是什么样就知道了。想法再好，在共产党独裁统治下都只能是笑谈。
“王者治国”到底是怎么治国呢？当今中国已在巨变，共产党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阻挡发展的绊脚石，但清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是一个更加艰巨和重要的工作，因为一群被共产主义洗脑几十年的官员，即使共产党被替换了，这个群体头脑中惯性的共产思维如果不彻底改变过来，依然还是会阻碍中华民族的发展。
俄罗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由于俄罗斯没有认真从意识形态彻底清除和清算共产主义流毒，给准独裁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环境，结果如今的体制极大限制了俄罗斯的发展，共产意识形态依然横行，由于不尊重言论自由、政治自由，扼杀了俄国的进一步转型，其实也就限制了民间的经济、文化等巨大自我创新力，也逼迫国际社会依旧谨慎对待俄罗斯的准独裁，使俄罗斯错失很多发展良机；只是当时的高价石油掩盖了对俄罗斯长远的损害，其准独裁负效应被短期经济利益给掩盖和粉饰。如果中国照搬这一套，不清算共产意识形态，那会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依旧无法把压制的民间力量释放并运用到国家建设上来。当然在未来走向宪政的军政、训政阶段，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是必须的。但在未来制度建设上，是应该看清楚普京体制其实是对俄国发展的阻碍，当然俄国的这种阻碍倒是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但现在政治动荡的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领袖来引领中国走出共产党的死亡体制，这个和走普京路线很像，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如何才能引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呢？笔者读过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初读没什么感觉，三读才窥其亮点，反复再读才体会到国父在弥留之际为何仍然强调三民主义可救中国的深意。三民主义里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是极力推崇的原因不言自明。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才是根本，但在无神论的共产党独裁统治下谈恢复中华文化那是不可能，这本身就是个假命题。这里不详述原因了，各位去读读《九评共产党》（法轮功信仰者撰写，震动华人世界的醒世奇书）、看看神韵晚会（法轮功信仰者主办、表演的享誉世界的文艺演出，有“世界第一秀”之誉）就明白了。
当今在台海两岸分隔的情况下，执政者在清算曾庆红、江泽民政变时，若能顺势而为，清理掉共产党的罪恶，真正学懂三民主义，在中国实现五权宪法，这对于挽救中华、避免台海分裂、甚至对于国家经济、改善国际环境都是一剂上上的良药；对于实现台湾地理回归、实现大陆体制回归，从而出现双赢局面都有益处。否则，不清算共产党的罪恶，必然会被动的继承下共产党的罪恶，最终还会被其他人清算。
之前在刘云山控制的媒体抹黑下，习近平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是一个左的面貌，知识分子对其印象不佳；但4月和川普的会谈，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印象却大大改善。原因不言自明，经过了两次文革的阵痛，中国人民是最反感毛左和北朝鲜那一套的；渴望没有共产党早已是民心所向。之前薄熙来搞了个毛左、唱红打黑妄图阴谋夺权；可今天形式变了，政变的形式也在变，不把政变的主谋之一庆亲王公开处理也是不行了。但去掉共产主义，恢复中华传统，才是解决中国根子上的问题，那样社会的阵痛也就是最小的。
几千年来，中国朝代的更替一直在验证著“得民心者得天下”。今天，民心可期，民心可依。
===========================
被隐瞒的红军“西征”
官方舆论上“长征”一致是个高大上的话题，但是其中的西路军，却讳莫如深，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西路军问题才开始打破禁区。
我们都很熟悉黄河的形状，是个“几”字形，红军“长征”是从这个几字形的底下过来的，面临的情形就是，往西、往东都需要渡黄河。
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占红军五分之二强的一支部队，有21800余人，西渡黄河，企图打开与苏联的通道。在中国西北版图上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在150余天时间里，中共的这支部队在河西走廊遭到马家军的沉重打击，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00来人最后逃到了新疆。马家军是姓马的地方实力派，归属国民政府，控制中国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代表人物有马步芳、马鸿逵等人。中共的这支部队就是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西路军。
毛泽东给西路军下了个结论，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毛谴责张国焘“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这一结论还被收录进了《毛选》第一卷，也就成了若干年来的主调。有了老毛的定论，就算了解其中原委的当事人，比如西路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自然也不敢吱声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奉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朱玉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才提出了有关西路军的问题并上报领导。不过有关领导也一时不晓得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这样，西路军问题就成为了禁区。但是越宣称不讨论，人们的兴趣和议论越多。
后来报告送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转给了李先念。李先念也算是西路军的当事人，他是西路军下面第30军的政委。作为一个具体执行者，他对上级的命令到底是来自张国焘还是毛泽东、党中央，也是一头雾水。多年来他也一直认为是张国焘呢，哪里敢出来翻案。这回看到朱玉的重大发现，李先念来劲了，急急忙忙也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那时候的电文，才知道西路军不是张国焘指挥的，而是毛泽东亲自操纵的。这样，西路军的禁区算是打破了。
不过，西路军的历史真相也揭露出了另一个历史真相，那就是中共一直宣传长征是所谓“北上抗日”的谎言。老毛一直把向西逃窜的西路军说成是张国焘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逃跑主义。这一下真相大白，原来是老毛自己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想要向西逃跑打通苏联。
下面我们来讲讲西路军的具体情况。
中共自“长征”开始，就一直在琢磨要向西北挺进，打通与苏联的通道。等到了陕北落脚，蒋介石就调动兵力，着手西北剿匪。这时候，红军如果分兵西进，剩下的中央红军就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不过机会来了。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蒋，爆发了著名的“两广事变”。蒋介石无暇顾及西北，中共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决定提前发动西渡黄河，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共产国际指示从宁夏与外蒙古接壤的地方突破，后来又改为要在新疆方向。
然而，瞬息万变的国内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干脆利落，不费一枪一弹，8月底，“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又挥师西北，继续剿匪大计。
这使得正准备渡黄河的红军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国军已经围堵上来，结果只有红四方面军的9军、30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总共2万1千8百人向西仓皇渡过了黄河。红军渡河后，蒋介石马上任命青海的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组织起12万余人剿匪。从这一刻开始，西路军就开始了他们蒙在鼓里的孤独而凄惨的旅程。说他们蒙在鼓里，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毛的真实意图，而又被毛指挥来指挥去，直到几乎全军覆灭。
当时，在河东的红军日子也不好过，抵挡不了国军的剿匪攻势。在此情势下，1936年11月8日，中共秘密制定了一份《作战新计划》，将红军重新部署，分为南路军、北路军，分头突破，其实也就是放弃陕甘，准备东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来一次新长征。与南路军、北路军相对应，在《作战新计划》里将已经西渡黄河的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的名称由此正式确立。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下设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这时候，远水解不了近渴，中共顾不得打通苏联的通道了，西路军的任务也就发生了变化，需要配合河东的红军求生存。虽然徐向前坚持能够独立打到新疆，但是，中央不让他继续向西走。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要求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在这样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徐向前也满怀疑惑。
这个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以便调动蒋介石的兵力向西聚集，好让河东的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作战略转移。
局势真是瞬息万变。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缓解了国军对中共的压力，红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时中共又向西路军重提“打通苏联”的任务，要求西路军准备继续西进。12月22日，中央又来电，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反叛南京国民政府。
计划赶不上变化。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委来电：“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没想到，几天后，命令又变了。1937年1月5日，西路军收到了暂勿西进的命令。
徐向前后来这样对传记工作组人员回忆:“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徐向前当时不知道的是，此时局面又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的顾祝同正在就西安事变之后的事态发展进行谈判，所以中央希望西路军原地待命以观局势发展。
于是，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马家军受命剿匪，也没有闲着，而且那里本来就是马家军的地盘。甘肃有马安良、马廷贤，青海有马步青、马步芳、马仲英，宁夏有马鸿逵、马鸿宾等人。马家军以回民为主，本来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但是面对共匪，可谓同仇敌忾，很团结。大家想想，要是红军从河西走廊打通一条到新疆直通苏联的道路，变成了又一个国中之国的中华苏维埃来，马家军如何容得这个？马家军占的是保家卫国的理，斗志可谓昂扬，与西路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其间，徐向前不断向中共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持西路军，但被拒绝，中央来电要求他们打到最后一滴血。
本来打运动战是中共的优势，但是在马家军面前，无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比灵活，步兵不如骑兵。比火力，西路军还不如马家军。在马家军骑兵的强力冲击下，西路军的战斗队形经常被冲得七零八落，最终被分割包围，难逃被歼灭的命运。河西走廊地广人稀，合兵一处将使粮食供给发生困难，而分兵驻守却被马家军各个击破。而且，戈壁地形极不便于西路军隐蔽行军，相反对于马家军的骑兵却十分有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西路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当时天气转寒，这对于以南方人为主的西路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没有占到，导致西路军遭到了灭顶之灾。
陈昌浩最后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剩下的人就只好听天由命，各找活路，死的死，跑的跑，最后只有李先念、程世才的30军有400多人，逃到了新疆。当时新疆的军阀盛世才跟苏联暗通款曲，派人过来与李先念的人马接上了头，这些人才算捡回了一条命。
徐向前碾转回到了延安，陈昌浩回了湖北老家。陈昌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服毒自杀。西路军惨遭失败，倒是给了老毛一个斗争的利器，因为西路军的主力是第四方面军，是原张国焘的队伍，老毛利用西路军轻松打倒了政治对手张国焘。
红军长征，长期以来被共产党打上“北上抗日”的旗号，其实，是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在中国政府军“剿匪”的强大攻势下，战略上不得不做出的一场大溃逃，从江西一直往西跑，可是一直无法立脚，这时候才想要与苏联打通，利用苏联来抗衡国军。往北去外蒙古，往西北去新疆都是这个目的。西路军的来龙去脉，是一个暴露中共真假“抗日”的好素材。要不是当年的李先念后来官至国家主席，这一段历史要想再见天日，恐怕也是很难的。还有多少历史在被掩盖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