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观念与“消除贫穷”的应有之义
曾经，华夏民族是一个具有正确而光辉的财富观念的民族。这在《周易》中有着明确的体现。《周易》“大有”卦——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在《易·系辞上》中，表达的意思更加明确——“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并且提出了“开物成务”的伟大的产业思想。
到公元前8—3世纪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各派思想家发表过关于“贫富”问题的见解。老子在《道德经》第77章中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邪。——在这里，老子阐述了天道与人道的不同，并且提出“人道”的“为而不持、功成不处”的追求劳动创造的光辉理念。《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中，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时说：“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论语·季氏》中则讲道：“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的"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以及“义然后取’(《论语·宪问》的“义利观”，都是符合社会文明价值的理念。孟子更有“舍生取义”言辞——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比之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观点，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们不仅把“均贫富”当做发动农民的宣传工具，更把“均贫富”当成一项具体的政策选择。从汉朝末年起，历次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都打着“均贫富”的口号发动，也全是使用暴力的手段对富裕的社会阶层进行剥夺和抢掠，“杀富济贫”成为一种固定的暴力模式。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社会的良好的财产制度和财产交易规则始终无法正常的建立起来，财产权也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和政权的维护。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条件下，社会的产业分工从来不能够持续而健康的发展，而产业技术革命也得不到大规模的、普遍的进行。这便是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以及政治动荡的一个根源。最典型的是北宋农民领袖王小波说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以及南宋农民领袖钟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都深刻反映出农民对于贫富问题的立场。
在家族皇权统治下，直接支配土地的使用权是朝廷的核心经济权力。在这个，历朝历代的皇权都是依靠直接支配土地而进行维护运转的。每当地方豪强的势力壮大并且拥有相当数量的看耕种土地后，皇权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限制和打压。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公平而良好的调节贫富不均现象的制度机制与方法。中国自有文字记载开始，解决贫富问题的主要政策思路便是如何调节与使用可耕种的土地，土地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最明显的、最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错误的“均贫富”观念以及对于如何创造社会财富和分配社会财富的无知，其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丧失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从而导致全社会的普遍贫困。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公平而良好的产权制度是化解贫富不均的最可靠的制度。国家化解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只有通过公平的税收和再分配渠道进行，而不能够使用公权力强行支配社会财富。
20世纪百年历史，乃至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来的全部历史，都告诫我们一个基本的原理，暴力性的、行政性的、强制性的“均贫富”方式，只能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与科技创造能力的丧失。社会财富的调节需要在产业与科技革命的主线下，有序而公平的进行。国家政权对于社会财富的在分配，只能依靠透明和公平的税收方式进行，而不能够使用强力占有和强制剥夺富裕者的财富。政权不应成为射虎财富的直接占有者和分配者，而应该是社会财富的公平的调节力量。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40多年，伴随着社会产业分工的大发展，同时也是企业家阶层的快速形成时期。从个体户到乡镇企业，从民营企业到上市公司，我们社会的产业分工不断发展，并且形成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群体，这个社会群体是推动和引领生产方式和劳务形式不断革新的中坚力量，是提升和改善社会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
劳动、发明、创造是人类的社会财富增加和实现生活富裕的唯一法门。良好的企业制度是有效组织社会劳动力从事于某个行业的基础。对于中国而言，历史上从来就是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劳动单位的国度，在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下，大规模的、持续性的产业分工与技术发明和运用从来没有发生过。小规模的、分散的家庭作坊和手工业是中国社会制造业的主要形态。某种劳动技艺一般都是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而且在一个家庭中，技艺都是传男不传女。在这样的观念的支配下，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不能够产生，同时，普及性的技术发明、推广和应用也不能够出现。
产业与技术革命始终是华人社会的一个明显的短板。在21世纪，华夏民族最迫切的社会任务便是致力于展开和发动一场全民性的产业与技术革命的浪潮，从而把我们社会的生产方式全面翻新。
消除社会贫穷现象是一个综合性的政策问题。需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主要领域的协同发展，首先需要创建良好的劳动组织。21世纪中国社会的富强，必然建立在各行各业的伟大企业的基础上。
中国社会现行的贫富差距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制度性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制度都需要做出重大的调整。尤其是对于某些制度和政策方面造成的分配不公，更应当进行及时的调整。产业制度的公平合理，本身就能够有效的调节社会的贫富差距。
社会分工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人类社会的产业形态也同样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
在21世纪，华夏民族迫切需要形成一种崭新的、符合社会文明要求的财富观，在经济领域，创建崭新的企业制度以及公平的交换与分配机制。由此使得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善于劳动的民族，如此，华夏民族的社会文明才能够具备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前提。
徐国进
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