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论改革开放时期
1、《终结改革开放时期 开创综合发展局面》
2、 改革开放时期与21世纪中国文明建设
2、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走向
4、《革命解放、改革开放与21世纪中国》
5、 论改革开放时期及其出路
《终结改革开放时期 开创综合发展局面》
最近，因皇甫平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了《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在网络和平面媒体都引发了一场人们对于“改革”的一系列争论。文章认为“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这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因为没有人会从抽象意义上反对“改革”，但是，文章中声称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却是一个非常中肯的结论，不过，他却没有能力说明这个“历史性拐点”是究竟什么？依据我的观点——这个“历史性拐点”就是需要终结和超越1978年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引导中国社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近两年多来的关于“改革”的种种反思现象，的确是人们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一些具体领域内的“改革”所进行的深刻思考和重新评价，事实上，人们对于“改革” 的议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与今犹甚”，已经上升到了文字语言的层面和理论的高度，同时，对于改革的重新认识不仅涉及到衡量改革成果的标准，这本身也说明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跨出和超越了起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
当然，在我们的社会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后，人们的生活仍然带着过去时期形成的痕迹和社会的、政策方面的巨大缺陷。因此，人们在21世纪的这个时间开始对于“改革”的反思和争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我相信的是，如果在不涉及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从纯粹理论的意义上谈论“改革”，肯定没有任何人反对“改革”。但是，任何“改革”都是具体的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改革不是抽象的，改革是一种具体的实践。因此，从抽象的意义上讨论“改革”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纯粹的概念问题。
20世纪中国始终处于社会革命的洪流之中。五四运动即是在文化方面以白话文同旧的文言文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中国人在整个封建体系崩溃后，从文化上寻找出路的探求。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在精神和思想上的破产现象，是被胡适先生认识到的。但是，在整个20世纪里，我们的民族尤其是民族的优秀分子，并没有能够真正掌握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正确道路和方法。
起自20世纪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历次政治运动的否定，也是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所经历的最后一个时期。她已经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最辉煌的时期而载入史册。到21世纪初，以中国大陆2003年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为标志，从社会意义上判断，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已经客观地超越了这个时期，只是，目前人们的观念却仍然没有走出这种思维方式的定式。首先，从政治方面说，中共平稳地完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力转移，并且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认同了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观念、紧接着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其次，在文化方面，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的局面不可逆转。第三，在经济方面，政府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但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造尚未完成，不过，成立新企业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已经基本上得到建立。
2003年春季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彻底的扭转了传统政治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和思维，对于中国大陆社会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时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大陆社会走出“改革开放”时期是从2003年开始的。
中国大陆20世纪历史结束在改革开放中。改革开放就像一架飞跨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的桥梁，把两者紧密的联系起来。20世纪中国走过了一条从武装的暴力革命开始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回归。当然20世纪中国历史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主题，而最后，通过对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痛苦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拨正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同时也把我们民族的历史和人们从事社会行为的方式放置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之上。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改变人们生活的因素不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形形色色的商品与物资财富的增加、是电脑网络、是汽车和高速公路、是住宅和家用电器、是大众文化娱乐的兴起，这些因素最终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的崭新的新文明。
在21世纪初，中国大陆社会的整体性的综合发展态势已经形成：1、不同于任何传统家庭观念和性观念的生活方式迅速在年轻人群中形成；2、基本上说，企业已经成为引领人们生活方式变革的主导力量；3、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迅速普及。4、社会普遍的意识以及群众政治态度的转变。4、新的消费形式极大改变着社会生产。
可以说，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一次激发了整个中华民族劳动热情和创造物质财富的伟大社会实践，当社会生活超越了这个时期之后，必须继续运用新的方法保持我们民族的劳动热情、科学精神和发明能力。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来说，这需要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的政治发明。
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明包括：1、创建一个能够激发劳动者从事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以及进行科学技术发明的企业制度；2、创建一个既不同于西方国家“普选制”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分封制”的社会公共权力的产生机制，这个机制需要有宪法来保证；3、全新的劳动分配制度和社会成员的保障制度，放弃“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陈旧的分配观念，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得到生活保障；4、建立在多元化的文化形态下的相互依存的文明体系。
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以及最终依靠残酷的暴力手段“均贫富”，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基础下的历史怪圈。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仍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的从制度和法律的角度有效保障社会成员从事劳动和公平的参与劳动成果分配的制度。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高度，正是因为这个社会体系从制度上保证了劳动者自由的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并且比较公平地参与财富分配。在改革之初，总设计师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别和贫富差距已经拉的很大。但是，问题不是由于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错误，而是我国的制度和政策没有解决好“应该由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不合理的收入差别和贫富差距是制度性的和政策性的，我们的社会还极其缺乏优秀的企业文化和劳动创业精神，现在看，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优秀的企业精神是21世纪文明进步的最主要的促进力量。21世纪中国应该也必将是一个企业英雄辈出的世纪。
综合发展局面的形成，是在20世纪中国社会运动和变革的全部结果上形成的。从形态上说，中国大陆社会整体性的综合发展是没有中心的（或者说多中心的）、多元化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和基础上展开的发展，是同时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文明进步。
综合发展需要有一个文化上的回归和正确的衔接过程。在文化的转型方面，我们需要全面认清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给中国留下的遗产，这就要求中国的思想界要进行一次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工作，从而得出中国人进行21世纪社会文明建设的实质、规律、方向和目标，目前来说，我国的经济学界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基本上已经被宣告失败，同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仍然流于形式，不能同我们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而关于儒家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扬尚需要时间。因此，我们需要在21世纪初完成中华民族文化的转型任务。
在改革开放时期结束和综合发展态势业已形成的目前，尽快完成中华民族文化转型的任务显现的非常重要。自从春秋时代以孔子的儒家文化开始，中国社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经济基础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甚至到目前，我国社会落后的农村地区仍然处于农耕经济的模式中。而儒家文化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就处在这种文化体系的统治之下。文化形态不能充当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素质。在20世纪里，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愤怒呼声中，标志着统治中国的儒教彻底崩溃，到70年代因林彪事件引发的“批林批孔”运动，都可以被视为中国人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的表现。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不再被人们相信，而中国社会又不能够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先贤们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一系列价值观念，最终，中国人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片面地运用到极端。因此，在21世纪初，基于汉民族文化转型的必要性，中国的人文知识界、思想理论界有必要站在21世纪历史的高度重新认识一下经典马克思主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文化转型。在20世纪，中国人通过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学习、接受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但是，这却是一种带有非常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海的全貌并没有真正被中国人看到，让中华民族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海的全貌，是当代共产党领袖的历史性的理论使命，也是一切优秀的思想家、理论家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有效地完成这个理论使命，就会在思想理论上落后于现实生活，而指导思想的不成熟又会影响到进行正确的实践。所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任务非常迫切。
经济问题并不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终极目标，也不是人类面临的最高层次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问题。当社会发展普遍解决了吃、穿、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求后，文明的生活就将成为每个人的最高的要求。
综合发展的局面需要引导，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一个具有非凡社会发明能力的政党。关键在于中国高层政治家的创造力，21世纪中国大陆的发展需要能够真正把握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必须也应该首先成为伟大的社会发明家，为中国在21世纪里的发展确立一种稳固的制度框架和有效的法律体系，并且推动汉民族新文化的发育、生长和成熟。中华民族处在21世纪这个历史关口，太需要一大批为了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公平而无私奋斗的政治家了，太需要一大批能够把中国大陆社会引向文明的政治家了。
所有的社会问题，最终必须在一个公平的、文明的制度框架内得到解决。因此，中国21世纪的文明发展需要新型的政治制度的保证。现在看，企业和新闻界是我国社会政治民主发展的两股最积极的促进力量。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是：当下，需要全面总结和科学认识（1978）1980—2003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大陆社会的综合发展态势已经形成的现时代，中国社会应该从思想理论到政策决策的各个层面，自觉地认识、塑造、开创、引导21世纪中国社会综合发展局面。如此，21世纪中国才会成为一个文明的世纪。
徐国进
2006-2-9
在21世纪初的今天，中华民族全面总结20世纪历史运动的经验教训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因为对于我们自身历史生活的正确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关系着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改造社会现实的方法。事实上，直到今天，汉民族仍然没有能够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确立科学的历史观，因此，在对于形形色色的现实生活的认识方面，要么过于浅薄，要么就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而在理论科学方面的薄弱，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选择正确的社会政策和未来的方向。
加强汉民族理论科学能力的培养，显然是一个迫切的文化任务，也是一切富于时代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汉民族曾经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文精神的民族，孔夫子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所倡导的“仁”，就反映出汉民族精神的伟大风貌。但是，对于一个在经济基础方面长期停滞不前的民族国家来说，任何优秀的精神素质和科学技能也无法真正贯彻到社会现实生活中去。到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儒学精神对于汉民族的影响全面失败，从那时起，优秀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经典马克思主义仍然没有能够影响到和培养出汉民族整体的科学理论精神。甚至于，现实中的所谓的精英分子也丢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基本观点。这与毛泽东时代和他本人片面的理解和错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有关。但是，归根结底，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落后。
面对20世纪中国历史，尤其是面对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汉民族必须重新思考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并且从中为自己找到21世纪的发展方向。
我们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视为是21世纪中国文明发展的奠基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典型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历史地纠正了20世纪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错误，调正了中国社会一定的方向，使中国历史的脚步踏在了发展经济的道路上。从此，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当然，这个时代同样存在着许多荒谬、错误和缺点，对于这些因素，需要我们去分辨、正视和改进。
我认为，到2003年，以一系列政治经济事件为标志，中国社会已经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而进入一个整体性的、综合性的社会发展时期。因此，我们的思维不能够停留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观念中，必须赋予社会改革开放以新的内容、形式以及方式方法，为21世纪中国发展与建设开辟道路和指明方向，否则，如果我们的国家仍然沉溺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实践，就会极大地影响21世纪中国文明进步的速度。
由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结束，在21世纪初，迫切需要从政治上为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寻找道路和提出具体的方法。改革开放时期也是首先由邓小平从政治上推动的。
政治改革是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没有能够深入进行的领域。五四运动以来的20世纪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进步，中华民族的文化转型的任务就没有方法完成，文化也就不能够真正走向民主与科学，社会的创造力就受到阻碍。
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首要的任务是探索、寻找、形成、确立起一种符合21世纪中国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国家体制和政府体制两个主要的方面。我认为，当代中国的伟大政治家，应该是为21世纪中国的长远未来奠定制度基础的政治家。在整个20世纪里，孙中山开辟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但是，政党政治由于没有来自于法律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活发展的自然逻辑。而20世纪百年中产生出来的伟大政治家——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对于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认为，现实的政治家在学习我们民族的历史伟人的同时，也应该像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那样，致力于从制订和确立公平制度的角度“为万世开太平”。
必须为政治改革确立可操作的方法。政治改革首先需要有一个符合21世纪中国发展的法律框架。公平的法律制度既是政治改革的基础与条件，也是政治改革的途径与方法。设计出在法律框架下运作的民主国家，是推动汉民族文明进步并且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基本条件。
2003年到2006年的时间，人们开始了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理论反思。这决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反对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永恒的要求、原则和方法。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历史，也成为我们民族现实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反思改革开放时期，正是希望为21世纪中国大陆发展的长远未来探讨出路和寻找方法。眼下的局面，正类似于1976至1979年的那个历史瞬间，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的民族也经过了一个痛苦的反思阶段，在哲学上以《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标志。而现在，汉民族的确有一次站在了一个历史的交界点上，需要总结自己民族刚刚走过的改革开放之路。
以崭新的政治改革激发我们民族的创造热情，从而形成汉民族国家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这就是时代生活的最明确的要求。
在新的历史时代来临之时，中华民族对于伟大政治家的需要，同对于伟大的政治制度的设计需要一样。中国正处在一个最需要伟大社会发明的人口。
徐国进
2007-1-6
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走向
起自1978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是以在政治上破除个人崇拜为起点的。全中国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通过1966—1976年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达到登峰造极，政治权力中的个人迷信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制度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需要从理论上说明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文化的特点以及基本走向。这样做才能够使得全中国人民了解21世纪民族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趋势。我认为，在改革开放时期里，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如下：一是政治领导层试图在意识形态上超越“政治挂帅”和“斗争哲学”，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逻辑关系判断，共产党在探寻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方面，已经走上了正确的意识形态道路。但是，存在着严重的宣传的简单化，并且严重同人民群众相脱节。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的实际意识存在两张皮的现象。二是主流思想理论界的“犬儒主义”现象。三是民间优秀价值体系的迅速成长和严重分化：一方面是优秀的、文明的思想观念的迅速成长，另一方面却是异常愚昧的、落后的、“极左”的意识的抬头和泛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成为民间思想的主要舞台和不断扩大的阵地。新一代中国思想家正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迅速的成长并且成熟，互联网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传播功能，要比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更加方便快捷，更有利于人们自由的交流思想和发表观点。可以肯定，互联网是中国新一代思想家成长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径。互联网在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造就与形成方面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在民间，发生有两个典型的事件，一是1989年春季的学潮，一是贯穿改革开放整过程的“法轮功”。
1989年春季学潮在客观上并没有对改革开放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相反，却一度使得改革开放出现了短暂的停滞局面。“反腐败”是1989年学潮的最典型的口号，学生运动整是依此才得以蓬勃兴起的，除提出“反腐败”的口号外，在政治上没有提出任何看供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方案，在文化上也没有诞生出影响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与崭新理论。
1989年春季学潮的街头民运以及没有运动灵魂的抗争方式必然走向失败。民主——必须把良好的制度建设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法结合在一起。“反腐败”需要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合理设计、行政的公开性以及对公权力行使的严格监督。
民间的反抗意识一旦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或者通过某个具体的事件而爆发，现行的政治体制将会被冲的土崩瓦解。1989年春季学潮发生之时，工农两大阶级还都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也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在1992年之后到现在，当国有企业改革走上以资本注入型的市场化方式后，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严重的侵犯，加之我国社会严重的失业问题，现行政治体制的危机将具有来不可避免的性质。
如果说个人崇拜是政治家通过国家机器进行的造神运动的话，那么，民间总是用巫术文化的方式进行造神，“法轮功”则是典型的巫术文化的运用。
在中国大陆社会的民间，不能够产生优秀的能够对社会文明发展起到良好作用的政治组织，因此，也就没有产生良好的民主运动的条件，如果说1989年春季学潮是改革开放时期一场极其幼稚的学生运动的话，而“法轮功”则是传统巫术在民间的复活，这是一个长期缺乏民主素养和法律传统的国家，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中的必然现象，“法轮功”的基本教义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以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本质相通。
直到现在，执政的共产党无论在宣传还是在政策方面，对1989年春季学潮与“法轮功”事件都闭口不谈，我认为这决不是正确的和明智的方式方法。这是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能的表现。事实上，发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这两个事件，对中国进步与发展是没有文明推动作用的事件。只要能够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从理论上对此做出公正的评价并不难。共产党在自己执政过程中逐步失去优秀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队伍，这对于一个政党的生存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结果是，当思想理论都无条件依附于权力时，政党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只有让人民需要听到对一切社会大事的客观的报道、正确的分析和入情入理的评论，这样，才能够培养出人民群众辨别正确与错误、文明与野蛮的能力，人民群众才会学会客观而正确的分析问题，从而才能够提高我们民族的文明素质。人民群众不会简单地通过“中央决议”而改变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态度，只有正确的引导，才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方法。
如果把1989年春季学潮和“法轮功”放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显微镜和放大镜下，我们可以说，1989年春季学潮是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危机背景下的幼稚的民主运动，而“法轮功”只是中国大陆社会愚昧的巫术文化传统的一次沉渣泛起。从另一方面说，也是中国人长期缺乏健康的人文精神培养的结果。
学生运动幼稚的民主要求和民间的以“巫术文化”为背景的气功现象，决不是我们时代的美好故事。恰恰相反，却使得我们这个光辉的时代蒙羞。
改革开放时期民间运动的失败导致根本无法触动落后的政治体制。而在政策决策的层面上，邓小平先生采取的是“不争论”的意识形态管理方法，这导致中国人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失去记忆好正确认识的可能，也导致对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措施失去应有的评价和判断能力。不仅“反右”、“文革”是禁区，而且有关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也成为禁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民智不能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政策决策过程完成脱离社会普通成员的基本要求。直到现在，1949年后发生的“反右”、“文革”等一系列大的政治运动都好是自由讨论的禁区，就连1989年“64学潮”、“法轮功”等事件也成为禁区。我认为，所谓的“思想混乱”正如同“统一思想”一样，都是一种子虚乌有的问题。思想自由才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真正起点。
多党制与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是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也是及时公平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条件。
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社会力量是在经济方面形成的。就目前形势判断，改革开放时期单一的依靠经济力量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2008年，在企业界，以“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终结。此刻，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爆发的临界点，因此，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事业，必须注入新的动力、能量。
发展与进步的核心动力来自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科技、教育、信息、知识等新经济领域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目前虽然人数还很少，但是，却是中国大陆社会最具有发展活力的因素，也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而在政策上促进这个阶级的发育并且确立起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是一项十分迫切的政治任务。
在21世纪初，来自中华民族社会的文明的力量正在迅速的形成中。中华民族在20世纪百年的失败原因，是由于当以皇权为中心的“家天下”崩溃后，没有能够迅速建立起良好的政党制度。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时期后，我们民族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对自己苦难的认识和对未来恒久的文明理想的追求，我们的时代建立在“物质财富至上”即“一切向钱看”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的危机以及真正错误。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伟大精神力才是我们民族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必须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伟大精神文明的民族。
在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这些意识形态都以共产党最高领袖提出的观点而命名。实质上，政党并不能够依靠单纯的意识形态而存在， 对于现代政党而言，提出能够被人民群众认可的政策主张和具体的施政纲领比意识形态的宣传更为重要，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不是缺乏良好的政策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正确合理的方案，而是我们社会的行政系统缺乏始终如一的、稳如磐石的公平制度。因此，共产党必须重新为中国大陆社会设计和建设一种能够保证中华民族国家“万世太平”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是以恒久的、任何个人和政治组织都不可违反的宪法为基石的。而前提是：宪法的架构必须公平合理。而通过宪法规定社会公权力的公平合理的选举方法，从而彻底改变长期的行政首长的自上而下的产生方式，这才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根本点。所以，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的关头，最需要文明的政治理念。
起自2003年的理论界对于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总结，虽然对改革开放时期的认识仍然没有达到全面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但是，文明可以把这场理论探讨视为中华民族自由思想的起点。有人认为这是1949年10月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不过，我认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始终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缺乏的是自由表达的平台、途径和保证。现在，是从政治上健全人民思想自由表达的制度体系的时刻了，最重要的与首先的任务当然是新闻自由的落实。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正在严重的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方法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中国大陆社会就存在着发生政治危机的可能。共产党必须审时度势，既要充分发挥现行体制的优势，又必须克服现行体制的劣势，既不能够采取像20世纪中国本身发生的暴力革命方式，又要避免诸如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方式。21世纪中国大陆社会必须采取和平地方式推动中国大陆社会在政治制度与文化方面完成一次质的飞跃。
20世纪百年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进步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21世纪，整个中华民族社会必须性转向以科学劳动为核心的经济价值体系，在政治方面，逐步形成以选举制度为基础的政治活动方式与政治文化体系，并且，由此出发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在这样的基本条件具备后，中华民族将会是世界民族之林中最优秀的公民社会和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社会的文明转型，的确需要大智大勇。
徐国进
2008-11-15
《革命解放、改革开放与21世纪中国》
一、
中华民族必须正确认知自己走过的历史，才会为解决眼前社会面临的问题找到正确地方法，从而掌握住打开通往未来之门的钥匙。直到目前，中华民族对历史生活认识的愚昧，仍然严重影响着我们创造新文明的视野和实践能力。
对过去历史的探讨，最重要的不是歌颂胜利者，是需要为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充分认识到过去的错误、经验与教训，在走向未来时，则必须胸怀有关未来的清晰可辨的和切实可行的蓝图。历史地说，中华民族在自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的漫长岁月里，整个社会在小农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和专制强权的压迫下，从自身社会内部根本不能够生成革新生产力的先进的阶级力量，而在辛亥革命后的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一切政治力量也根本没有关于中国未来的具体可行的蓝图，只是为了国家政权进行武装战争，致使我们的国家又“昏睡百年”。从这个意义上，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一次最伟大的觉醒，甚至可以认为，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社会发展成就超过了以往的全部历史。
对于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任务来说，确立起正确的历史观最为重要。对于中国而言，不仅需要对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进行完整的总结，尤其是需要对20世纪百年的历史进行总结，因为不弄清20世纪百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华民族就存在着走不好21世纪百年的危险。
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与缺点当然是她的专制性。专制在意识形态上也造成了垄断，在家天下的农业社会里，自汉武帝后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学，然而，儒学所提倡的良好的伦理却在客观上抑制了人民生活的自由以及科学思维的进步。在20世纪里，中华民族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由政党提供的，然而，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毫无例外地在实践上归于失败。致使中华民族一直到21世纪初的目前，仍然无法为整个社会确立起良好的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在于：作为社会正常运行的核心力量的公权力没有法律化的产生渠道、合理的分工制衡与公开监督下的行使机制。在家天下的政治形态下，国家政权是归属于一个姓氏的家庭，在20世纪的1911年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于1912年1月1日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权，事实上，却导致了20世纪初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国民党于1928年才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而在1921年7月，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便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领导下成立了共产党，之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主要表现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军事战争。最终共产党于1949年获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09年10月1日，这个国家政权已经整整维持了60年。
在专制政治下，民间无从发育出良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力量。这是专制政治对社会的最大危害，从而，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停滞不前。而长期停滞的结果，在家天下的皇族政治条件下，是通过各种各样原因的农民起义而实现改朝换代。
专制导致中国社会没有良好的法律传统和法治体系。同时，社会产业分工的停滞于徘徊，也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多元化的文明。
二、
革命这个词汇的出处为《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 意指纪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大命，顺民意。这里的革即变革，命即天命，是从神权政治观出发对革命作出的解释。
到20世纪，革命这个词汇被广泛的使用，并且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美好的语言，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充满着暴力和血腥。
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的和核心的使命，就是把中国社会从专制体制中解放出来。而这是20世纪中国的政党革命没有能够完成的使命。
20世纪中国是一个充满暴力革命的世纪。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质的飞跃，包括人类与自然界及社会关系两个方面；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领域或者政治革命。
在中国，毛泽东的革命观点人尽皆知。但是，毛泽东决没有领悟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的精髓和实质。但是，毛泽东却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号进行论述。通俗地说，毛泽东的革命观点来自于中国小农意识中人对人的仇恨、憎恶和怒怨。因此，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革命问题的论述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差之万里甚至南辕北辙。从《中国社会各阶级》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様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再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毛泽东把革命看成为一种纯粹的人与人之间斗争的行为。
可见，毛泽东从他进行理论思维的一开始，实际上就确立了暴力革命的倾向。一方面，这是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落后、愚昧和黑暗的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自身根本不具备产生先进生产力的条件。
而解放应该被理解为来自一个社会内部的文明的、自由的进步力量的释放、发挥和摆脱发展的羁绊。
在整个20世纪里，在革命的旗帜下，中华民族没有能够找到改善自身命运的途径和方法，只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增添了许多新的苦难，暴力革命无异于是在我们民族的伤口上加盐。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革命、解放、斗争这些词汇并不过时，而错误的是在于打着这些口号，采取违背人性文明的方法。因此，革命、解放、斗争这些词汇，与改革、开放、发展这些词汇一样，将永远具有生命力，只是需要我们赋予这些概念全新的含义和内容。
三、
21世纪中华民族获得顺利发展与进步的一个条件是，需要具备正确的历史观，正确的历史观不仅是对过去人类社会生活的正确认知，而且是对我们生活现状的正确认识，并且由此正确地把握未来。
历史观意味着人们认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种立场、方法、态度和观点。正确的历史观能够给人们以文明的价值标准，使得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面对生活。现在看来，从文化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观的任务最为重要。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单一的政治宣传氛围中，离确立正确的历史观的距离还相差很远。甚至于，普通人们的思想观念、历史知识和生活态度，都还处于十分幼稚、愚昧的状态下，中国大陆社会也缺乏富有良心、良知、良能的知识分子，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缺乏产生伟大人物的制度基础。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强调，21世纪中国发展需要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和科学家四为一体的力量的带动和奋斗，现在，我要说，中国21世纪的发展，同样需要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的努力耕耘。的确，在20世纪初，通过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中国形成了一大批伟大的教育家队伍，他们传播着正确的价值观念、创造出灿烂的艺术成果，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而当1949年后，在所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治下，我们社会的教育也随之堕落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到1966年“文革”爆发，教育领域则被彻底破坏，而“红卫兵”运动，基本上是在一代暴君毛泽东的亲自指使下形成的暴民运动。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头头的反思和公开承认罪行。
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在落后的权力意志的支配下所进行的一场最愚昧、最荒唐、最幼稚的内乱，在运动过程中，处处表现着人性中最残酷、最冷漠、最狭隘的丑陋面、阴暗面。哪是一场长期的、极端的人与人斗的民族悲剧，只有在长期停滞的社会中才可能发生，而一个生产力处于不断进步的民族国家，是不会发生如此整体性的局面的。
从政治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内权力之争和不同政策之争的社会化表现，毛泽东打着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口号，由于共产党内部从来没有形成良好的民主选举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为了不在党内斗争中失去权力，毛泽东便利用人们对他的盲目崇拜，首先发动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一方是做为暴君的毛泽东，一方是做为暴民的红卫兵。他们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声声呼唤中，搞串联、破四旧，在九百六十万热土的中国大地上，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悲剧。而他们却认为哪是正义的行动、把他们的师长和革命对象“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当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的面临崩溃之时，便号召青年学生去“上山下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结果便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毛泽东——这个在中国政党制度中，通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而产生的领袖，其实质的心理和作为与皇帝如出一辙。毛泽东所讲的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其实，马克思是假，秦始皇是真。
在20世纪80年代“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时，由于中国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在认识上的落后性，没有能够从历史观的高度全面说明哪场政治运动的核心错误、根本罪行和恶劣结果，因此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和完成一次民族精神的飞越向转变。一致于当目前的改革开放时期出现问题后，有一些人总是试图从过去的生活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试图回到毛泽东时代。而试图重回毛泽东时代的思维，与明朝灭亡后的“反清复明”活动几乎没有差别。
“文革”思维必须代之于文明思维。对于“文革”的发动者，必须被牢牢地定在我们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人类的所有品种中，我认为爱与团结是俩中最重要的品格。由于社会公权力的产生方式无一例外地皆是使用暴力获得和自上而下的授受，因此，自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截止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止的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权力几乎没有对中华民族社会的进步发挥良好的影响力、带动力和引导力。
为中华民族社会建设起一种好的权力产生机制，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四、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20世纪百年中国看成为是一个过渡性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中国政治实现了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转型，而在经过了国民党1927—1949年和共产党1949—1976年的两个阶段的统治后，中国在内部社会条件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终于在1978年开始了比任何政治运动都深刻百倍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期。她就像一座桥梁，飞架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同时，她也历史地充当着21世纪中国大发展的一个序曲。中华民族从此彻底拉开了自己社会发展的沉重帷幕。
21世纪中国，踏在改革开放时期奠定的历史基础上。目前，改革开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权力的贪污腐败盛行、民族矛盾激化、经济增长开始滑坡，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要求中国必须合理解决政治制度问题，即必须把我们社会的基础制度设计好和建设好。但是，中国必须面向未来寻找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和出路，而论不能够把过去的方法拿来运用到现在。
起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以纠正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错误为起点的，因此，中国1979—2009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获得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是这个时期的最核心的使命。然而，经济改革如果不结合政治改革，同样会造成社会生活的失衡。从历史的结果看，这是改革开放时期留给我们现在的一个明确的教训。
毫无疑问，政治活动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使命恰恰就是要根本改变国家政权依靠“枪杆子”的产生问题。不认清这一点，中国政治文明就不会迈开真正的步伐。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点正是翻新社会公权力的产生机制。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公权力的产生无非存在两种基本的方式：一是通过战争的、暴力的方式；一是通过法律的、选举的方式。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点，则是用后一种方式代替前一种方式。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生成权力方面的制度进行一次全新的革命，把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改造成为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如此确立的民族领袖才最具有凝聚力。
身处21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地走完了一个长达30年之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力量也历史地取代了政治，成为整个社会活动的中心与首选目标。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建设与进步而言，是一种各种文明因素互相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种因素，都会对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不平衡，正像“政治挂帅”思想指导下，对中华民族社会的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坏力一样，过分强调经济中心，也对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不公平。
五、
从哲学上说，概念的内容远远比概念本身更为重要。革命、解放、斗争，如果把这些概念赋予符合社会文明和人性文明的理论解释，这些概念同样会起到良好的社会作用。
现在，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关头。从改革开放时期转型为整体性的、综合型的社会发展局面，必须是和平理性、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社会运动的基本动力是来自人类自身蕴含着的智能因素。
中国大陆社会迫切需要在政治文明方面实现一次飞跃性的再造。而完成一次政治制度的飞跃，必须屏弃一切陈腐的权力观念，因为政治文明的再造是一个真正落实“天下为公”的过程，是一个彻底摆脱专制制度的过程，因此，21世纪中国大陆社会面临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一场足以影响到世界格局的文明飞跃，不仅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民族国家，而且因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当中国以一个政治文明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之时，才会获得世界更多的尊重。
21世纪初中国面临着的是一种整体性、综合型的发展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遇到的“为万世开太平”的新型的政治制度奠基的时期，中国的领导者必须为引导这种局面的提纲挈领的政策。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仅21世纪百年中华民族发展部好，我们将对不起我们的后人。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是一场考验。中国必须“反求诸己”。在过去150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几乎都是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向他人学习、借鉴和运用。现在，中华民族必须在社会制度方面完成一次彻底的自我觉醒，最大限度地发挥本民族的智慧，为中华民族的恒久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就中国社会来说，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数高新技术的商品，大部分来自于其他国家的首先发明。在这种状况得不得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引领经济发展的带动力量。
21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必须找到改革开放的真正的继承者。中华民族必须在价值观方面充当人类的先行者，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以儒学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提倡的是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在西方文艺复兴的3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在完成工业革命的产业发展进程中，确立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到现在，这些价值观仍然是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而中华民族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却因为中国近代产业发展的落后性和20世纪巨大的文化裂痕而被终止，她的恢复和发扬光大则需要中华民族在21世纪百年的良好发展。
21世纪中华民族在价值观方面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幸福、真理等一系列概念的阐述、发挥和应用。这些概念既能够涵盖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价值，也能够包含西方的一切优秀的价值观。当然，在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方面，中华民族的一切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尚需要做出持久的巨大智力劳动。
现在，在文化上主要发达国家秉承的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念。中国大陆的政治领导人则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理念，但是，在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方面，仍然不能够外开真正的步伐。而不迈开民主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步伐，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就会原地踏步。
自由的状态和秩序不仅是自然界中一切客观事物的存在规律，也理当成为社会存在中的状态和秩序。让我们仰望星空，日月星辰都彼此按着他们的固定轨道而运动着，人类生命的存在，其本质的要求也同样是自由，文明的自由秩序才是人类社会最良好的状态。
人类文明的道路应该是平和的、理性的。
人类文明的道路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
中华民族应该从21世纪开始永远走在文明的道路上。
徐国进
2009-10-14
论改革开放时期及其出路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对改革开放时期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已经成为攸关中华民族21世纪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大问题。然而，在目前中国大陆，无论是政界还是理论界，对这个历史时期，都还严重缺乏全面而深入实质的论述。这种状况不仅对造成社会思想上的混乱，也给中国大陆如何正确地走向未来带来不利影响。政治家往往是空喊改革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和完整细致的方案，思想理论界由于不能把握中国历史的运动方向而对这个时期莫衷一是。这更导致中国民间严重缺乏正确的引导力量。显然，中华民族需要一种能够推动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价值体系或者意识形态体系，这个体系的建设必须完成于中国崛起之前，因为对于任何民族国家而言，自身核心的文明价值体系如果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也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改革开放时期是连结中国20世纪和21世纪的桥梁。对于中国全部由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言，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在30年里获得的社会发展成果，甚至超过了以往历史的3000年。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敞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时期，一方面，接纳了世界上发达国家在生产力、经济体制以及价值体系等所有领域里的发明创造成果；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普遍存在着对现实与未来的严重的迷茫、困惑和疑问。中国社会在缺乏劳动激情和方向感中拼命追逐金钱而致使道德沦丧。
在2012年的这个关头，中国面临着比1976年毛泽东死去的哪个关头更艰难、更复杂的社会选择。但是，这两个历史性的关头有着本质的区别和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前边即是悬崖，而且必须进行这“惊险的一跳”，要么是粉身碎骨，要么是一马平川。关键在于必须懂得和把握在这个惊险的一跳中保全自己从而踏上永恒的坦途。
在20世纪里，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三民主义”，而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中国在整个20世纪里都没有能够树立起能够引导自身社会持续良好发展的意识形态体系或者叫做价值体系。当我们来到21世纪时，仍然首先面临着这个问题。中华民族需要完成一场理论思维的全面升华，尤其是需要执政党的理论能力得到根本提高。由此，中国才能够准确指明和把握住21世纪的前进方向。
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因素是什么？究竟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对这些动力因素进行有效的组织？这一系列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也是超越改革开放时期顺利走向新的历史阶段的重点问题。
一 改革开放时期的时间、过程、性质与意义
在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经历了长达十年“文革”的政治狂热、愚昧盲动和个人崇拜中的中国人，立即产生了一种上当的感觉，感觉到受了政治权力的愚弄和欺骗，并且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急需从“文革”的浩劫中走出来，从毛泽东死后到1978年11月的这两年多时间，是中国人痛苦的思索过程。
终于，在中国政治最高层决策者的推动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从哲学的角度对人们反思“文革”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这篇文章充当了中国新时代到来的报春燕子的角色。在政治上，1978年11月，共产党召开11届3中全会，在这次会议的公报中明确地宣布“把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时间上说，从这个时刻起，中国便进入到自身社会的改革开放时期。但是，在1978年，普遍的说来，中国人尚未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思维中跳跃出来，整个中国还处于一种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痛苦的思索过程中。姓“资”和姓“社”仍然是人们划分是非、判断正误的标准。
可以说，在1978—1980年这个时间里，是中国人的痛苦的反思和寻找社会出路的一个转折点。到1980年后，中华民族的社会改革开放时期已经明确地开始了。中华民族终于摆脱了“政治挂帅”的羁绊，全民族立即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投身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洪流中。
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是最终导致了中国大陆社会整体性改革开放的具有历史意义事件，可以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安徽农村的土地承包事件，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的起点。1978年11月24日晚上的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集在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这是一次秘密会议。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一份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有农民召开的会议，是整个中国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农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这不是农民自己所能够决定的事情，要想这么做必须甘冒坐牢或者死亡的政策风险。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时代“一大二公”体制下违背生产规律的结果，政策以及把农民逼到没饭可吃的地步。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实施后，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农民只是赢得了对土地耕种的自主的使用权。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当然无法关注土地的所有权等更高阶层的问题，他们在当时，只是需要拥有土地的耕种权，让土地生长出粮食从而填饱自己的胃。
对于中国的各级阶层而言，这似乎是关乎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大问题。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由此，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得到中国大陆的最高决策层，虽然在理论上仍然坚持认为各种责任制是“农业合作化”的新发展。到80年代的中期，农业生产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和执行，并且得到执政党农村政策的持续性的支持和引导。
从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很快便进入到更高一层的产业分工的创造中，这便是起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乡镇企业”的兴起。中国的产业分工发展和产业革命的历程极其缓慢。在历史上，历代政府的一个主要的政策内容既是调整农民家庭和土地的关系。政府、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斗争进行了几千年。
从1978年底的11届3中全会到1984年上半年，以“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基本完成了对“人民公社”体制的转变。在1984年10月，以共产党12届3中全会为标志，会议决定适时地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由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有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而直接借鉴和推广农业生产成功的承包制经验，是城市国有制企业（全民所有制）的起点。但是，城市企业改革要比农村社会的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复杂的多，各种生产力要素也比农村的经济关系复杂的多。在1984年的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经济体制基本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计划体制，一切劳动组织被划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国家直接控制着社会经济的运行，商品与劳务的价格有国家直接定价，各种物资采取计划分配和流通。
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循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经济责任制包括国家对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其目标是使企业在获得自主权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经济责任，促使企业适应宏观目标的要求。责任制的核心是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有三种：一是利润留成，二是盈亏包干，三是以税代利、自负盈亏。1981年，在国营工业企业中普遍推行经济责任制，配合以企业整顿。承包制来自农村包产到户成功的启发。决策层认为，“实行利改税是改革的方向”，希望通过利改税一举达到既搞活企业又保证“国家得大头”的双重目标。利改税分两步推行：1983年推行的第一步利改税，是利税并存；1984年开始考虑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从“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二是推进国营企业的改组和联合。这被看作是既有利于搞活又有利于调整的一项改革。当时35万多个大中小国有工业企业束缚于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之中，无法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在改革的最初酝酿中，就把工业改组、建立企业性工业公司（总厂）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工业改组从1978年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地开始试点。1979年，在全国扩大试点。1980年，在经济管理体制不能大动的情况下，决策层对改组企业抱有很大期望。7月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希望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其用意在于：在难以自上而下打破行政隶属关系的情况下，鼓励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脱离地区封锁、部门分割的体制。改组与联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遇到了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的严重阻碍，不得不借助行政干预的力量。
可以说，直到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
就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而言，可以按着民间和官方两个方面来划分。在民间，气功热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迅速成为一个覆盖全国城乡的热潮，各行业、各单位、各阶层的人们都谈论着并且亲自参与练气功，一是为了强身健体，同时也被许多神秘的、巫术般的宣传所迷惑。一时间，各地的气功师也应运而生，他们办讲座、印书籍，甚至各种正统的媒体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快，气功成为一些打着气功旗号骗取钱财的工具，气功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到1999年取缔“法轮功”为标志而结束。中国民间的意识形态从来就具备两种特点：一是相信神秘的巫术，巫术文化在中国民间是具有做大市场的文化形态；一是实用主义、宗法主义的文化现象。
在1980年5月，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刊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潘晓”。这封充满迷茫的信，随即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但是，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大讨论。由于中国社会以及失去了统一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这次讨论对于中国社会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痕迹。
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的理论被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现在，执政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时期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三代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里，官方的意识形态与民间的意识形态几乎是完全分离的甚至于是对立的。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里，整个的意识形态是混乱的、幼稚的和浅薄的。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将对整个在21世纪的系一部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和障碍。
贯穿改革开放时期的最主要的社会理念和政策导向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的超越和扬弃，又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主线。
改革开放时期的30多年是中华民族永恒的走上人间正道的时期——这既是这个时期的最主要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人间正道既是以经济发展的方式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中国找到了进行社会建设的正确方法。
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历史贡献在于：一是，中国社会通过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走在持续的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从纵向历史的角度衡量中国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商业文明的开端。二是，改革开放时期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企业制度体系。三是，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新文明的开端。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社会产业分工开拓、发展最迅猛的时期，在这30多年里，中国社会的产业分工一下子丰富起来，并且借助于国际上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的产业技术实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升级。第三产业领域里的某些行业充当着接受和运用高新科技的急先锋，尤其是金融业，几乎是在1980—2010年这30年里，不仅形成并且确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而且是利用各种现代化科技成果的最典型的行业。同时，现代化的办公手段在国家机关也迅速得到普及。伴随着中国产业分工急剧扩张和发展的趋势，各个产业领域的技术差距、分配不平等现象也成为一个严重存在的社会问题。典型地表现在中国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社会内部的体制内外的差别性，这是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的一个根源。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大陆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953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中国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执行“一对夫妻只剩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三次人口普查从1979年底着手准备，1982年7月1日开始全面登记。全国总人口为1，031，882，511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
在改革开放时期，自2010年起，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本内阁于2011年2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但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还远远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真正的经济实力。中国虽然在数据上显现的位居世界第二，其实，中国的综合国力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成就的方面考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30年超越以往3000年的时期。但是，必须看到，这个时期仍然是一个在商品劳务、科学技术、文化价值等主要的社会领域里接受和移植西方生产力发达国家成果的时期，中华民族在社会的主要方面对人类的贡献还刚刚起步。
改革开放时期就像一道绚丽的彩虹飞架在中国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一方面，为20世纪多灾多难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为21世纪中国的进步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保障。
当然，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的伟大时期都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一样。中国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存在着巨大且显而易见的缺陷。而纠正30多年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所造成的诸多社会不平衡和缺点，也关系到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里的发展进程。
中国人尚不善于运用货币并且使用货币进行分配。中国人普遍低地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不满，集中表现在分配不公、权力贪腐、道德沦丧等许多问题上。而且，到21世纪第一个年代结束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的不满情绪处于加剧中。由于中国仍然是一个严重缺乏良好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因此，许多人在现实生活的不满中试图回到毛泽东时代，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内的所谓的“毛左派”势力大有死灰复燃的势头。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地充当着中华民族21世纪更伟大进步的一个序幕。在21世纪第一个时代过后，中国面临着一次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时期是是中华民族对于全世界一切产业成果的吸收的过程。同时，加剧了国内的产业分工的大繁荣。
二 21世纪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在国际上的思想界，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30多年来的大发展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一是认为中国行将崩溃。
中国的起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国际上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临近结束的前20年，终于以一种自主开放的姿态投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共享的全球化的潮流中。
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在20世纪，中国充当了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直接战场。中华民族在一系列社会内部的革命过程中，也是不得不沿着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选择。这是不得已的、被迫的
这使得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和建设，有着与20世纪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社会性质和目的。在20世纪，中华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建设过程中，几乎一直束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窠臼中。
全球化是中国在21世纪面临着的一个现实的发展环境。到目前为止，几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都在不厌其烦地使用者这个概念，但是，却无法给出“全球化”简洁明了的定义。一般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在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中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商品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冲突与融合。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等十个方面。无论如何，全球化是个富于吸引力的概念，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
21世纪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必须牢牢把握全球化国际局面的实质和方向，并且充分利用全球化局面对中国创造的优势条件，从而实现自身社会的发展。在1949年10月后，中国对于社会发展方法一面倒地倾向和学习前苏联的模式。到70年代开始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终究，在宏观社会政策上缺乏深入而统一的引领。
现代化、全球化和文明化，首先意味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状态和内容、方向和标准。因此，我也从这种角度讨论和探讨人类的现代化、全球化和文明化的问题。现在，基本上说，人类的思想家已经不再用现代化的概念解释我们目前的生活，而全球化却仍然是普遍被使用的概念，人们也习惯于用全球化这个概念解释我们的生活状态，然而，文明化尚是一个没有被使用的概念。我的理论观点旨在把人类的文明化趋势和实质昭示给世人。
其实，从普遍的意义上使用现代化、全球化和文明化，对三者的定义是极其困难的。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
现代化是一个与工业为主导的社会体系相对应的概念，而全球化则产生与20世纪80年代，即产生在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之后，与信息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应的概念。文明化是我为了指明21世纪人类社会的方向而提出的概念。文明化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之上的全人类的社会趋势和本质要求。
全球化一词被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同样有着多重角度的不同的定义。在我看来，全球化是由20世纪以电子技术引发的科技革命形成的信息化浪潮和经济一体化的局面。因此，信息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前提并且包含在全球化之中，而不是与全球化并列的概念。全球化是一种明显地被信息流引导下的人类生存现象，全球化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意识。信息化是指人类在同步享受到的信息共享的状态。
全球化为人类建立自己的一种世界性的文明体系提供了条件和保证。首先是在信息方面的全球范围的交流和沟通已经达到即时的、无时差的程度。其次是人类需要建立起全人类一致的抵抗和防御各种自然灾难的机制。第三，人类发展到21世纪初，已经从客观上需要一种统一的政治机制防止和杜绝各个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动荡。中东阿拉伯国家发生在2011年初的国内动荡，从客观上要求人类必须设计和确立起超越主权国家职能的政治机制。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化在政治上把某些主权国家的政权邪恶实质暴露无遗。政权对人民的统治再也不可能在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下行使，全球化根本改变了国家主权的观念和行政方式。将使得外交关系上的“互不干涉主权”成为一种过时的或者落后的意识。
全球化在生活方式上为人类各个主权国家创造了一种共同寻求文明尺度的条件。全球化必然使得各个主权国家极大地改变自己国家的外交原则。人类在国家外交方面必须遵循崭新的价值原则。第一，人类的共同利益至上的原则，人类的共同利益是高于单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最大利益；第二，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文明的方法才是达成人类幸福的唯一可行途径。第三，主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范畴，任何涉及主权方面的国内问题都与全世界发生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四，互不干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观念以及过时，不过，人类间的国家关系将不再以领土为目的，殖民主义的倾向已经被抛弃；第五，国家关系必须转变为对共同遵守人类共同利益的准则。
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后果是人类确立21世纪的进步方向的基础。全球化为人类在价值标准和制度模式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尺度。全球化为人类解决一系列国际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文明的出路。
总之，全球化把人类文明提高到一种有史以来的新高度。全球化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加速了人类文明大融合的过程。
人类已经在事实上结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这两大阵营的对抗是形成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直到现在，在中国社会内部，仍然有许多人仍然无法跳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政治思维范式，无论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还是对于国内局面的判断，都仍然运用着资与社、左与右等等理论方法和概念。其实，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彻底落后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知识人们仍然无法从思想上摆脱传统的思维逻辑而已。
三 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出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着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一份报告，这项历时一年多的研究报告发布于2012年2月。这份报告着眼于研究中国到2030年之前的战略抉择，并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法提出了建议。本报告着重阐述“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它提出如下六条重要结论：第一，通过下列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随着一个经济体技术接近前沿水平，引进推广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缩小，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第二，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竞争压力激励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研发和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未来的优先任务是提高研发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为此，决策者需要着力提高大学毕业生技能和认知能力；建设一批与产业紧密联系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促进“创新型城市”发展，集聚高素质人才、知识网络、充满活力的企业和学习型组织，并使这些机构自由互动；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第三，通过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措施，抓住“绿色”机遇。鼓励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仅能提高福利水平和实现持续增长，也有助于应对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挑战。这将鼓励一系列低污染、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部门的投资，实现绿色发展，并促进上下游的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在全球朝阳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第四，通过在就业、融资、高质量社会服务和可转移的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相同的可及性，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这些政策措施对扭转较大的收入差距，帮助家庭管理与就业、健康及老龄化相关的风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至为关键。中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扭转这一趋势需要采取三方面的协调行动。首先，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本卫生医疗到养老服务。其次，改革社保体系，确保形成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最后，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组织——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第五，通过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今后二十年建立稳健财政体系的议程涉及三个关键领域。首先，筹集更多财政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其次，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最后，确保各级政府机构(中央、省级、地级、县级、乡镇、村)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第六，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今后二十年继续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中国还将会从进一步专业化、更多投资机会、更高资本回报以及互利的创意和知识流动中获益。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在挽救陷于停滞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保持积极态度，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不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最后，中国应当在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和应对全球紧迫经济问题(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更有效地启动较中国贫穷的国家发展进程的国际援助框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12年02月27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专门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也进行了演讲。由于这份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直接参与，应该说，这本身就表达着中国最高决策机关对于下一步的改革思路。这份报告发表后，在中国国内一起了所谓的“左派”人士的批评。而事实上，这是一份以经济领域里的资本要素重组为基本方法的改革方案。显然，对中国下一步社会发展和政策的关注，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显然，在中国社会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后，到2012年，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一场重大的社会转型关头。中国仍然没有跳出公与私、左与右、资与社等传统的理论思维的束缚和窠臼，在这样的历史性的时刻，中华民族首先需要确立起崭新的价值体系，也可以说需要树立起崭新的意识形态。中国对一种能够推动自己的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需要，是极其迫切的。
中国2012年面临着的社会转折，是一场比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的转折更为重要的转折。其意义、性质和结果将历史性地超越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就是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和策略，引导中国从“政治挂帅”的泥淖中彻底走脱出来，并且实现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高速增长，从而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21世纪，首先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明确的是，中国下一步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将不是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而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超越和发扬；历史地看，中国提出并且运用“经济中心”的政策措施，是基于对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的否定和超越，毛泽东时代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于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和创伤。
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中国社会形态，已经是一个具有复杂的结构特征的社会形态，首先表现在社会的产业构成方面的多层次化和明显的科技差异，其次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性，第三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日益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
中国面临着一个多个产业领域并重的发展任务。也就是说，中国的各种主要的产业领域，面临着不分轻重、不分先后的共同发展的局面。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必将是一个创建新文明的世纪。在社会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重点：1、从政策上制定较为完整的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领域的发展规划，并把这些领域视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的力量。2、制定全面的社会智力开发计划和方案。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基本的因素。3、促进和完善产业分工、发展和提高产业技术，走一条以产业技术的升级为导向的社会发展之路。4、以劳动为主体的公平分配、实现不同产业领域的均衡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实现超越的政策选项。中国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不是以某个领域的优先发展为前提的，而且以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高为基础的。
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需要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确立，是中国的一项迫切的社会任务。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不从政治制度改革入手梳理中国的社会问题，仍然企图使用原有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处理现有的社会问题，只能加剧中国社会的危机。
中国大陆的最高决策层，对于政治改革本身缺乏共识和具体可行的方案。这也是中国政治的关键性的困境。我提出的方案是：在现有的人大、政府、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协四大机构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主要以改变四大机构的工作职能和权利分配。把政协机构改造为一个真正能够发挥政党作用的工作机关，赋予政协向各级政府推荐政府领导候选人的职能，由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协推荐的两个候选人进行竞选，从而开辟中国政治改革的新局面，同时从根本上改造政府的职能和工作内容。在实现这一步后，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由此向更深层次上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人大需要成为名符其实的立法、向政府问责并且监督的机关，各级政府一个建立起定期向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汇报制度，不仅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必须定期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提问和追究，而且各级政府的首脑也须定期向人大述职和接受垂询。而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协则发挥政党的作用——提出政策、发表政见、阐述政纲、进行竞选等等。如此，在现有的人大、政府、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协的四大机构的体制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是中国大陆社会代价最小、成效最大的途径和方法。
政治改革必须有条不紊地进行。从政治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在整个20世纪里，中国的从五四运动到8964运动，中国没有一场成熟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着无数为杰出的官员却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府体系的国家。
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条件在于：一是树立起一种能够引领中国走向真正意义的世界大国的意识形态；二是一整套符合社会发展与进步需要的、比较完善的公平的制度体系；三是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产业体系。
因此，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建设与发展，必须着眼于整个社会的文明的价值体系、公平的制度体系和创新的产业体系三个方面。以文明、幸福、真理为树立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当然包括中华民族5000年来一切优秀的价值理念，同时也包括着起自西方文艺复兴的民主、自由等一系列人文价值。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设计和建立一种公平的制度体系，这是中国在21世纪乃至更长远未来牢固地走在人类文明道路上的保证，在20世纪里，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国内原因和国际影响，中国没有能够打造出一个真正成功的国家。在21世纪，中华民族首先需要集中全民族的智慧，设计和建造出一种符合社会复杂和进步的社会制度体系。
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的产业技术升级，这是始终贯穿于今后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项核心任务。中国的文明的价值体系和公平的制度体系的建设，必须围绕着这个最能够实现人民幸福的核心任务而进行。
目前，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成分。中华民族从现在起，必须自觉地进行一场旨在社会产业升级的科技创新，以推动中社会的产业分工领域站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而在当今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拥有中国这样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无限的市场开拓空间。中国只要从政策上牢牢抓住产业技术升级这个核心任务而不在政治上偏离方向，中华民族就具有无限光明的未来。
显然，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下去，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然而，问题和分歧却出在任何实现幸福目的的方法上。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和不同。并且，从社会运动的实际局面而言，人类仍然是无法全面克服和避免采取不文明的方法达到获得某种利益目的的生物，人类同样是一种无法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从事社会建设实践的生物。
中华民族的主流已经通过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而接受了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念和基本诉求。因此，在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可能遭遇巨大的挫折和羁绊，中华民族已经从事实上彻底终结了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这段漫长历史，中华民族有智慧在21世纪运用文明的方法达成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局面。
四 结束语
在2012年，我们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精神的制高点上对中华民族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作出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理论任务，不仅改革开放时期仍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时代还将继续下去。
20世纪中国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直接对垒中而不能左右逢源，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的建设方面都失败了。中华民族必须从20世纪自身社会运动失败中吸取教训。
在经历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时期后，事实上，中国社会仍然带着自身的严重的伤痛。
终结改革开放时期、重建社会价值与制度体系——这是我在2003年即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出路。中国必须超越作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但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法的改革开放将必须得以继续深化。显然，‘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都会导致社会形态的畸形。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真理挂帅和文明中心，也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够赢得有限的幸福。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必须以实际行动超越‘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从而把中国社会牢固地建造在真理、正情、善法的基础上。中国大陆必须从思想上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理当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进步的改革开放事业却只能一往无前。
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开始，其社会发展的出路要比20世纪中国的任何一个重要关头宽广的多、基础也更加牢固。在20世纪的辛亥革命后，中国这个没有经历过普及性的产业革命的古老国度，其实是不具备建立现代共和国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前提的，因此，中华民族只是通过辛亥革命赢得了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后，便是社会内部的长期的动荡、冲突、战争和政治运动，直到世纪末的80年代，才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华民族才算彻底地走上了人间正途。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为全人类提供发展的希望和信念、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切实的贡献和成果。但是，可以肯定，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中国必须集中精力致力于国内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一代优秀的劳动者，必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最真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并且懂得运用文明的社会政策方法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从而推动和引领中华民族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
经历了完整的改革开放时期并且对于这个时期有着充分而正确认识的一代中国人，理当是中华民族21世纪崭新文明形态的创造和发明力量。
徐国进
2012/3/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