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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社会灾难与政治威力
道德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教育共同构筑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各个组成部之间相互支撑，共同发展。当然，在社会正常状态下应该如此，而社会实践中这种正常状态往往被打破，更多的则是灾难状态。比如在战争时期，道德在敌我关系中将被彻底摧毁，一切善 的东西均被异化，仇恨将文化、科学都带入罪恶的深渊，所以人们都痛恨战争，向往和平。战争是国家、团体的欲望膨胀所导致的、是人类社会缺少有效制约欲望膨胀的机制所发生的社会性灾难。施密特等人将战争视为“是政治的突发事件或非常事件,”并荒谬的将政治的本质看做是对战争事件作出决策并保持其有效性，而不是统治权力是否合法。又误将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政治无能所造成的冲突理解为“政治的首要含义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同质体与其敌人———另一民族文化同质体的生死存亡的战斗。”把没有任何道德的、理想的、规范的，仅仅为了生存的战争当作政治的理由。列宁也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阶段”。按照这些人的政治观点观察动物社会，政治现象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发生了，无论是恐龙、剑齿虎还是毒蛇都是伟大的政治家。
正因为人类社会尚未建立有效制约欲望膨胀的机制，战争这种灾难才是人类应该得到的、而且也是无法逃避的报应。也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没有建立这种机制，所以才让一些社会集团的欲望经常不断地给人类社会制造灾难。社会性灾难并非仅限于战争，还有一种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因素，在灾难的深重性、持久性方面并不亚于战争，这个因素就是人们难以摆脱的社会秩序中还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制度是社会公权产生、维护以及人的权利分配的总体运行机制，制度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公权产生的途径和人权体现的程度。什么样的公权力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来维护。当人们生活在一个由某种公权建立的、缺乏人权保障、法律制度有违人性原则，思想受到禁 锢、言论失去自由、专权恶法肆意践踏公民权利的社会环境中，对于人格健全的人来讲，遭受这样的精神摧残是何等的痛苦。很少有人追究不合理制度的深层根源，或者将追究的目标指向具体的人。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看不见政治本相的社会环境中，权术的魔掌遮蔽了政治的光芒，在思想黑暗中才使人们 不是掉进斗争哲学的泥潭就是落入权术的陷阱。只有窥见政治真面貌的人才能对一切不合理制度作出真切地解释。
王权初期，政治尚处在婴儿阶段，被权力 所取代其功能是很正常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政治逐渐向成熟期迈进，其功能开始对权力改造显示它的威力。对权力改造的政治萌芽最早体现在古希腊文明，柏拉图等早期思想家对社会正义价值的探索为人类社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为政治学的正确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从人的欲望膨胀起来的权术也对尚处在稚嫩期 的政治理念形成了极具威胁反动力。自古希腊文明的兴起到欧洲文艺复兴，政治与权欲的对抗就逐渐在升级。一直到马基雅维利主义出现以后，才使权术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天下君王纷纷效法并屡试屡验。这就使政治与权欲的较量以权欲完善的技术暂时领先告一段落。然后至英国 “光荣革命”，从议会获得最终胜利之日起，政治才第一次显示出了巨大威力，成功地对庞大的国家权利施以改造。到了17、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出现以后，进 步思想家们高举“天赋人权”的旗帜开始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和等级特权宣战。美国的《独立宣言》首先把“天赋人权”写进国家政治纲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第一次将“天赋人权”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以后许多国家以人权思想为指导改造社会公权，并 将人权载入宪法，人权成为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象征，从此政治在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中基本战胜了权开始走向成熟。但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对后世的影响并没有由此消失，其人被后来的追捧者奉为近代政治思想的奠基性人、“政治学之父”、近代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鼻祖，而把古希腊人的正义观抛到九霄云外。在这些人的鼓 噪下政治的本相被歪曲，使政治严重偏离正义的发展轨迹而走向纯粹窃权技术的邪路。在窃国者手下建立起来的制度正是对人类社会造成更深重、更持久灾难的真正原因。在这样的制度下，政治被拆解成正义招牌和邪恶货色两部分。这种状况与王权时期虽然类似，但还是有所不同。王权时期统治者为自己的权力寻找合理性，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的统治地位辩护，而后者从窃取政权到维护统治，手段更具有目的性、技术性和伪正义性，整个过程都具有可操作性，一切都是在有独立系统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这样的理论有个特征，一般来讲他们都主动打着一个什么主义的旗号，并且也给自己的对手贴上一个相应的标签。比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根据 这样一个特征就不难辨认了。不管社会主义把自己夸耀的多么美好，其公权实质并没有超越国家主义的套路。人们很早就开始对国家主义产生警觉，因为它是在马基雅维利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一整套获取国家权力，维护国家利益的统治理念、方略、技术。虽然国家主义捍卫者也有些关于民生、民权的主张，其中也有人崇尚 “自由”的概念，但无不强调个人自由必须从属国家利益。国家主义将国家利益视为终极正义目标，人的一切利益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他们认为为国家利益而牺牲是天然合理的。透过历史人们会看到，国家主义的理论的确比君权天授之说有了很大进步，它的进步就在于放弃了对统治权的辩护，而戴上国家利益的面具 来对人们指手画脚，在国家利益、国家权力的大旗下站着的是旗帜的护卫——统治者。他们拒绝任何人靠近这面大旗。这种行为貌似具有正义性，其实只不过是试图通过掩盖权利缺乏合法性而逃避政治改造。提倡国家主义的人除了统治者就是其权力的崇拜者，他们将国家权力与统治者的权力捆绑在一起，把国家利益与统治者的 利益嫁接在一起。谁反对统治者谁就是国家的敌人，谁触动统治者的利益谁就是侵犯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军队、司法都将成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孰不知，个人的正当自由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只有个人自由侵犯他人的利益时才会受到法律限制。侵犯了某些具体人的利益固然不符合国家意志，因为国家有对其国民权利予以保护的义务，国家自身的利益就是国民的利益，国家自己并没有特殊利益。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才是根本利益，国家公器应当是为这种根本利益服务的。国家主义者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特殊利益，将这种统治术挂上国家正义的招牌，在禁锢他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剥夺他人权利时似乎就会更显得理直气壮，实际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罢了。在国家主义者统治下的社会必将形成等级森严的制度，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把社会等级化。等级不同于 阶级，阶级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现象，利益的分配是靠经济杠杆调节的，由此产生的不公现象会在对话与妥协过程中逐渐消除。而等级则是统治者人为划分的，其特殊利益是由法律和行政制度等形式确定下来的，这种背叛公平正义原则的行为是统治者意志的直接体现。由于国家主义者不允许他人过问国家权力，权力传承只能靠最高统治者钦定。他们拒绝对权力来源与结构做任何改变，警惕一切可能限制公权力的因素产生，以保证自己的权力意志畅行无阻。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是天经地义的，多数人必须接受少数人的统治。社会的发展是靠统治者“英明”的管理实现的。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给人以平等与尊 重，他们所谓的平等是在一定等级内的平等，尊重是在一定等级内的尊重。比如对一位农民，所给与的平等只是在农民地位上的平等，所给与的尊重也只是在农民身份基础上的尊重，而不是将其放在人的平等位置上来给与同样的尊重。等级决定着权利，统治者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被统治者的权利也是按等级分配的。等级越低 其社会权利就越少，最少的社会权利也只能剩下生存权了。因此“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在国家主义者嘴里道出来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中国人长期处于生存层面而不能得到提高的真正原因。
谈到中国人的苦难这个话题实在太沉重了，在兴也民苦亡也民苦的轮回中老百姓已经形成了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遗传基因，他们听惯了皇恩浩荡、比天高比海深的催眠曲，望惯了雄伟宫殿、壮丽广场的幻影，却从来都没有真正做过公民。在承受了频发的战争和长期的制度带来的灾难之后的今天又将面对新的灾难。这种灾难的元凶和煎熬他们的制度合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汗工厂。这个元凶这里暂且称之为资本术，就是马克思揭露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常用手段。自柏林墙倒塌以后，在失去无产阶级专政威胁的西方社会资本术就再次蔓延并危害人类社会。与马克思时代以前的资本术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那样安分地管理资本运作，它更像权术那样通过窃取政治地位来危害社会，置民主制度于陷阱，助专制制度作孽，专做违背人性的营生。资本术是资本管理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验总结，它不是马克思制造阶级斗争的理由，对它完全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加以限制。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术是以现代管理科学包装的、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秩序，会给人们带来很多麻烦，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来说就是造成苦难的直接因素，但是只要我们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冷静地观察就不难发现，它仍然是人性的正常表现。是人们在运用自然科学、企业管理学过程中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所导致的恶果。人们对自然科学把握不当往往会出现负作用，这是人类常犯的错误，也是社会灾难的人为因素之一。当这种因素出现以后，在进步制度环境下造成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但它一旦进入到落后制度的社会环境中便会造成血腥事件。比如在德国，由于受高度技术和管理科学带来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影响，1996年已有600万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劳动职位，而德国公司却在劳动力低廉的国外创造新的劳动岗位。为什么德国的资本家不在本国制造血汗工厂？不是不想，而是很难办到。工资和工作环境的任何不合理现象都可能引起劳动者的抗议。统治集团的欲望给社会其他成员带来这些麻烦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制造麻烦，这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在落后制度的社会环境中，资本的欲望如同魔鬼，在贪婪地吸允劳动人民血汗时而并不会遭到更有力的抵抗。近十几年外资企业对中国劳动者的敲诈和对国有企业的掠夺给中国劳动人民所造成的灾难，远胜于在他们本国造成的灾难还深重。尤其是中国本土资本欲望的膨胀，更以赤裸裸的暴力行径使资本术堕落到劫财害命的强盗行为水平，致使黑砖窑之类的事件频频发生。人们不但可以从改革总体方向判断，仅在2007年发生的工人、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各种对抗事件中也会感觉到，资本术在公权领域已经成了社会灾难的第二凶手。目前中国正在沿着权力意志和资本意志的双重制导方向发展着，这种发展趋势得不到遏止，劳动者的苦难将会日趋深重。
无论是权术还是资本术，都是出于人性的恶。消除这些恶的正确方法并不是靠阶级斗争，而是靠通过政治途径改造公权、改进制度、完善法律、重整秩序来实现。尤其是现代资本术，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抛弃它往往会影响到经济管理科学的正常运行。我们既要利用它为人类造福，又要避免它给社会带来灾难，这就需要靠政治理性与智慧完成其博弈过程，舍此途径难以走出灾难的误区。对于国家主义和所有独裁行为同样如此。国家主义的表现是多样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彻底的消除国家主义的影响。像希特勒那样把国家主义演绎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不多，但是，对内独裁，对外扩张的国家主义表现还普遍存在着。在国家内部，即使是民主国家里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国家主义倾向发生。对国家外部，扩张行为更是国家主义的直接体现。扩张并不限指疆域，在经济、文化意识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国家主义的倾向，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因为国家主义就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它发自人的趋利性。如果有人认为国家利益天然正义，那么必须首先承认个人利益的天然正义性，没有个人利益正义的前提去谈国家利益的正义无异于造空中楼阁。制造这个空中楼阁的实际意义就是将统治者的地位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其它含义。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对内专制与对外扩张的两种国家主义表现之间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虽然都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的表现，但这两种表现所反映的问题才是造成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国家公权对内独裁与否，反映的是在国家内部社会是否建立公权制约机制的问题，体现这个国家公权改造的程度，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既然人类已经找到了制约国家公权的有效方法，那么任何拒绝这种方法的表现都是反动保守的。对外扩张的国家主义表现则不然，相对于国际社会，国家权力就变成了私权，而国际公权尚未真正建立。目前联合国这个超级政府的职能还形不成对国家私权施以公平有效地制约，更谈不上对国际公权依法限制的机制。当人们的视线聚焦于此，政治的使命就进一步昭示出：在国际层面，完善联合国职能，建立公正有效地制约国家私权和国际公权的法律以及制约机制，避免一切人为因素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保证整个人类社会自然有序地发展；在国家层面，建立完善公权制约机制，公权改造不断朝着人性化的目标发展，取消一切公私一体的社会权力，宪法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权，依靠制度保障每个人公平发展，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引领社会经济、科学、文化正常发展。这才是人类的大智慧，政治就是这样以利他为始，利他而终，利己为必然地管理而不是统治社会。使它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高度体现，有充足的能力避免冲突，消除灾难，将整个人类社会带入有序发展的正常途径。中国目前正处在政治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场冲突。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受斗争哲学观念的影响，来自于左的和右的思想势力基本上都以同样的方法表达政治主张。首先左派是以崇拜毛泽东、怀念文革时代为代表的一方全面否定改革，提倡采用政治运动的形式整治腐败现象，希望通过暴力行动重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右派则是以反对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他们为了反对而反对。不仅反对改革，主要是反对现政权。这两种势力都想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以实现自己的政权目的。真正出于社会责任的政治态度既不能是站在某个阶级的立场上考虑政权的得失，也不是站在谁的对立面寻找斗争机会。而是要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从改造公权入手，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用人性的正义力量征服一切。当然，权术家掌握着暴力工具，他们不会相信正义。因为他们的权力就是来源于暴力，所以对暴力有不解的情结。但是，暴力征服是不会长久的，这是历史早就验证过的。权力的轮回是就是从暴力开始到暴力结束的循环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一次次走向没落的过程。这种循环之所以停不下来，就是因为统治者总是幻想着属于“自己的江山”永远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当我们放眼世界，永远牢固的江山在哪里？近几百年的社会发展史明白地告诉人们，它不在皇帝的手里，也不会在专制集团手里，而在公民的手里。非源于民意产生的国家公权总是危机四伏，在面对社会发展与巩固政权的抉择中总是把后者放在首要位置上，一切文明、正义、公平的选择都要让位于政权，从家天下到党天下这种选择从没有改变。这种源自人性的自利性在权欲中膨胀起来的恶是政治所要克服的主要对象，统治不是政治的本质，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反政治的力量。中国社会血雨腥风百年来，除了权谋、暴力，又有多少政治作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即使胡适这样的政治家也只能扼腕叹息。政治是什么？不知有多少人发问，也不知问过多少次，更不知有多少种回答。在这里我们套用一种语式可否这样作答？：政治不是篡政当权，不是搞武装，不是阴谋诡计，不能那样龌龊，那样心狠手辣，杀气腾腾，那样盗劫打砸抢。政治是文明，是一个进步接着一个进步的文明的行动。这里并不完全是出于调侃，而是要通过这样的提示来唤起人们的记忆，让大家深切认识到革命不是政治，尽管他可以作为政治的一种特殊手段，但是这种手段更容易被权术家所利用。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以为当官就是搞政治，或者说搞政治就是为了当官，把有关权利交易的现象也看作政治交易。受几千年的权术思想的影响，政治思想始终处在极度黑暗之中。尤其是那些深受恶势力迫害的人们，提起政治更深恶痛绝。把政治与害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让天下正直之人引以为耻。这是政治蒙冤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灾难的表征。政治是人类的大智慧，是人类理性的制高点。它超越了世俗文化，体现着人类最高道德伦理与崇高的信仰。只要让政治的光辉充满心灵世界，任何难题都能化简，任何冲突都可化解。让持续了几千年的暴力循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结束不仅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更是政治发展的必然。
政治的威力就在于它是正义的，文明的，是让整个社会向更加公平有序的方向发展，是让人性充分体现，让人权更加有保障，让人活的更加有尊严的社会治理活动。政治关照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无一例外。政治的对立面只有一个，那就是阻碍公权改造，阻止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目前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公权来源于公民意志，使公权结构成为分权制约的协调统一体，社会环境更多地体现人性化。现在已经到了让人们看清政治本相的时候了，也到了对公权进行实质性改造的关键时期了。破除千年魔咒，开始公权改造，只有在政治智慧的引领下、在政治理性的控制下才能通过文明的途径既不流血又无后患地实现这个目标，使这个社会迈开双脚正常前进。什么是政治智慧？既然可称为人类的大智慧，当然具备以下特征：它集人类文明之大成；是人性的最高体现；它指涉整个社会；关乎人类最大福祉；它是个体智慧的总和，是社会的整体智慧。什么是政治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制高点就应该是社会公权意志的节制。公权的节制即是人类最高的节制。这种节制是通过有目的的创造一些限制公权的条件来实现的。公权的节制是对人权的尊重，人权的让渡是对公权的承认。政治的威力如何发挥这是一个现存政治学的软肋。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权术的发挥。打着政治家旗号的权术家们最善于通过宣传鼓动组织武装力量，把政治引向敌对斗争的武装对抗之中，将政治目的置于社会灾难之上,用头颅和鲜血构筑权力的殿堂。而君主立宪制的产生和马丁.路德.金的人权斗争以及甘地的不合作抵抗运动都充分说明,在和平状态下通过抗争与妥协来实现政治目的不仅是可行的,更是避免灾难、造福人类的正当途径。出于强烈的统治欲望而不是政治理性是暴力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政治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使社会不断趋于公平，让人性得到进一步完善，人权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实现这样一个善良的目标一定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善良手段。目标正义与手段争议是一致的，这是政治的一般规律。任何违背这一规律的行为都会导致有悖人性的结果。在对公权进行改造过程中。统治者在权欲驱使下自然要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不择手段的抵制，这就是政治斗争的真正动因。而把那种群雄逐鹿式的权利角逐说成是政治斗争实在是谬之千里。政治的威力并不单指它具有正义性，它更具有公益性。政治不是出于个人欲望来行事，而是出于正义立场为权衡所有人的利益而作为。政治的对象是有失公平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又是由公权建立起来的。对制度局部的治理是在公权范围内进行的，而对制度整体的改造首先必须是对公权的改造。对公权改造的项目主要是公权的来源和结构。如果公权来源不合法理，那么应该优先解决公权来源问题；如果只是结构不合理就应该重点解决结构问题。政治的这一公益性就决定了它是为了人的，不是统治人的，更不是拉一批人斗一批人的。
权术家不拒阴谋诡计如同兵不厌诈，和第一节里提到的那只鸭子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权术家一般都对暴力工具情有独钟，因为那是他们全部的底牌。他们不惧怕暴力，但却十分惧怕政治。任何对真理的追求与正义的呼唤都令他们毛骨悚然。哪怕这种呼唤的声音是从一个如林昭那样柔弱的女子嘴里发出的，对他们来说也如同大敌当前。这也是“政治犯”会受到特殊待遇的真实境遇。正义思想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的威力就会让掌控着强大暴力工具的统治集团胆战心惊，足见政治威力远非枪炮可比。政治的正义性是人们内心钟爱的，它如同圣洁的天使，所以也是很容易被伤害的。政治的公益性是人们愿意接受的，就像是爱心使者，但在专制的国度里也是很容易被限制在我们生活的门外。可是，一旦人们的心倾向于天使一边，就会使“统治”术失效。尤其是爱心使者如果将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打开，“统治”将成为不可能的事。对统治者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更何况政治的正义性与公益性是为了权衡每一个人的利益，并没有抛弃统治者，限制的只是他们那部分不合法权利。政治不是以任何人为敌的行动，任何以政治为敌的人都将是人民的公敌。统治者欲望的膨胀使政治理性处于被压抑状态，这是所有统治者都会走向愚蠢的原因所在。一旦在外力的作用下撬动他们头脑中那欲望的肿瘤，也许会有一丝理性的光芒迸射出来。权术家在暴力对抗中不乏谋略，但是在统治风险面前却是谨小慎微的。为了规避获取权力而冒更大的统治风险，他们绞尽脑汁设计一套看似正义的“政治理论”，一来用以 “武装”一些人的头脑，二来遮挡人们的视线。这是现代权术家比马基雅维利高明之处。这个“政治理论”正是他们头脑中的肿瘤。只要有人戳中这个肿瘤，统治者不是自己土崩瓦解就是政治理性开始闪光。在源自被西方人早就摒弃的马克思主义土壤上衍生出来的“政治”思想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已经普遍遭到质疑，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更是不能自圆其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摆脱被灌输的思想。按照马克思设想的统治阶级以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越来越臃肿的统治集团。就是在这样的集团内部成员中，还是有很多人的良知在复活，理性在闪光。经过百年来大浪淘沙式的社会运动冲刷，已经基本除去了蒙在政治上面的权术污垢，使人们越来越看清了它的本质。政治力量就是要经过必要的成长过程才能壮大起来，最终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起到弃恶扬善，祛邪扶正，去伪存真的作用，使人们节制欲望，回归理性，遏制贪欲，追求公平，管理公权，捍卫人权，上存天理，下和人性。
政治的威力还不仅在社会层面从人的外部起作用，政治的正义性、理智性更能在人的内部起作用，政治的内化作用才是真正巨大的威力。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力量源泉来自于此，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多产生于此，苏东坡巨变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今天不丹发生的变化更显示出政治内化作用的威力。一个世袭君主制，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王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向民主制度，推动这一重大国体变革的动力既不是国民的呼声和民众的力量，也不是来自国家外部势力的压力，而是不丹国王自己的觉悟。从极权或威权社会过渡到民主社会，公权人物个人的良知往往起很关键性的作用。华盛顿、蒋经国、旺楚克等人的壮举就是很好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