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客戶端連推三文，稱習近平為「新設計師」。中國大陸急缺律師約四百萬，除一百五十萬公職律師外，還缺社會律師約一百七十萬和公司律師八十萬。社會律師和公司律師都應屬同一類自由職業者。公司律師是專被企業、銀行、商戶、團體等聘用的律師。沒有公司律師，中國經濟只能在「無法無天」的環境中運作，這也是導致中共「亡黨失政」的重要方面。
「習式」法治觀
「習式」法治觀，也就是目前中共的法治觀。二○一四年九月五日，在慶人大成立六十周年會上，習近平就引用先秦法家韓非子的名言。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依法治國》決定，就強調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的精華。當局認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韓非子等法家論述了「法」與國家治理的關係，提出了「以法治國」的說法，並和儒家一起，作為中華文化精華。但儒家「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影響了中共幾代領導人，導致了腐敗蔓延中國。歷史證明，法家思想和實踐並未形成國家法治的構建，更沒給歷史上中國帶來長治久安，卻導致了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歷朝歷代綿延不斷的「嚴刑峻法」。傳統文化留下的所謂「法律文化遺產」，包括法家在內，是一幕幕失敗的教訓。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陳新民認為，法家在歷史上僅是曇花一現，扶助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隨秦而亡。此後，除亂世，如三國時期的蜀國和清末，還有人強調法家外，其再沒成為歷代君王治國的理念。為什麼法家沒在中國大地扎根？根本原因是難以牽制君主的嚴刑峻法及「法」的濫用，法家中的民眾不僅身份上低人一等，在智識上也低於官員和「法」。法家失敗的更重要原因，並無解決「壞皇帝問題」的制度方案，還在一定意義上奠定了中國歷史上皇權進一步集權、專制化。
當局有人認為，李光耀在新加坡施行的正是「法家之道」，但犯了一個低級的常識性錯誤，李光耀畢業於英國法學院，三十歲後才學漢語，究竟能否看懂古漢語和二千多年前「法家」的書？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幾代中共領導人，有幾個讀過韓非子的書？新加坡人口僅四百萬，「國父」李光耀從做律師起家，按人口平均計算，新加坡是全球律師最多的國家之一。新加坡經濟的成功，離不開一支龐大的律師隊伍，尤其是精通經濟、航運、商貿、金融、物流等方面的專業律師。
馬雲成功靠律師
撇開政治因素，馬雲屬於一個有爭議的人，但無法否認他是一個成功的中國商界人士，靠的是美國華人律師蔡崇信。蔡是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碩士畢業生，有紐約兩年的律師工作經驗，後又到瑞士一家風險投資公司任亞洲部總裁。那時馬雲正為阿里巴巴尋找風險投資，蔡代表公司與馬雲談合作，最終沒談成。在談判的第四天，蔡突然對馬雲說：「那邊我不幹了，要加入阿里巴巴」。馬雲大吃一驚：「我這兒每個月就伍佰元人民幣的工資，你還是再考慮考慮吧」。蔡還是放棄了百萬美元的年薪，加入阿里巴巴，用馬雲的話說：「他的收入當時可以買下幾十個阿里巴巴」。在蔡剛加入時，馬雲正準備成立公司。蔡任阿里巴巴CFO，他為十八個創始人準備了一個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英文合同，上面明確了每個人的股權和義務，即精通法律又精通財務且熟知國際慣例的蔡，為阿里巴巴與國際大公司的合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時也增強了風險投資對阿里巴巴的信任度。
一九九九年，馬雲帶蔡到舊金山融資，七天時間裡見了四十多位投資人，全部遭到拒絕。最終，在蔡的幫助下，高盛皆同富達投資和新加坡政府科技發展基金等向阿里巴巴注資了五百萬美元，為馬雲度過創業初期的寒冬，阿里巴巴獲得了其歷史上第一筆「天使基金」。
二○○○年，阿里巴巴無論在發展方向還是盈利模式上都處在探索階段，此時把很多分公司建在海外，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發熱之舉。十八位員工中，除蔡是國際化人才，其餘都不具備管理國際化團隊的能力，無論把總部放在香港還是放在上海。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阿里巴巴擁有了一百萬個註冊會員，成為全球首個達到一百萬註冊會員的電子商務網站。二○○二年二月，日本亞洲投資公司投資五百萬美元給阿里巴巴。馬雲的公司二○○三年每天收入一百萬元，二○○四年每天盈利一百萬元，二○○五年每天納稅一百萬元。有人稱，如今馬雲成了中國大陸的首富，馬雲赴美上市後，首次接受媒體專訪，獨家揭秘其幕後的故事。沒有蔡崇信加入，就沒有阿里巴巴的今天。
上海需多少公司律師？
據二○一三年底數據，上海中小型企業戶數為三十九點七萬戶，佔全市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九以上，稅收總額四千九百二十二點七億元，佔全市稅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若平均十戶企業需一名律師，那麼上海就需中小型的公司律師三萬九千七百個。若平均每百戶企業需一名稅務律師，上海就需公司的稅務律師近四千個，而目前上海律師總數約有一萬五千名。
國務院批復上海為金融、航運中心，目前上海有三十萬人從事金融業，按二○一三年末全市二千五百萬人計算，佔比為百分之一點二，而紐約、新加坡、倫敦這一比例為百分之七點五。若按目前三十萬金融從業人員的百分之一為金融律師計算，上海目前就需三千名金融、銀行類律師，而目前上海像蔡崇信這樣的律師還不到十個。
無論如何，中共的「法治觀」難以符合「市場經濟國家」的最低要求，經濟發展的漏洞、風險、腐敗不僅難以避免，更是難以治理。中共為何失去人心，「亡黨失政」的陰影為何總揮之不去？恐與其「法治觀」有關。
刊于《动向》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