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君主制的特色及其演变

中国君主制的特色及其演变

中国的君主制从采集、渔猎文明开始，贯穿农业文明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君主制从酋 长联盟开始，经由以氏族为主体的酋长邦国组成联盟，推出共主，逐渐根据经济的发展形成封建共主制，之后发展为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大一统国家格局，其中加杂着 王道政治与王术政治的角逐。在西方强势文明的侵袭之下，为挽危局而进行了君主立宪的尝试，最终被民主体制所替代。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君主制发展轨迹的探 寻，阐述中国君主制政体的管理特色及演变历程。

一、传说时代的国家管理模式

中 华文明从传说时代开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传说中的人神共处时代，神州大地先后出现了天皇、地皇和人皇三位神祗，天皇将民众分为部落，由部落推选或指定的 酋长管理。地皇固定了日月出现的时间，规定历法。人皇把中国分为九州，分封自己的九个弟弟各管一州。之后又有“有巢”、“燧人”、“伏羲”、“女娲”、 “神农”五氏，分别教人筑屋、取火、渔猎，设官员、定婚嫁，教人治病、种植、畜牧。炼五彩石补天，杀神龟取其四足重新支起大地，还用芦草烧灰吸干泄漏到地 上的天水，形成平坦而肥沃的华北平原。三皇五氏在漫长而久远的年代里，为中华文明奠基。同时确立了分封而制的治国理念。

大洪水过后，黄帝部落由中亚向黄河流域迁徒，并与炎帝决战于阪泉之野。炎帝败而与黄帝结成同盟，共同与蚩尤会战于涿鹿。蚩尤败而九州定，天下共推黄帝为共主。信史中第一个酋长联邦制国家形成，同时代表着中华文明中君主制政体的正式形成。

在 酋长联邦制政体中，联邦中的各个部落是原有的，依三皇五氏的创制而形成，是神传给人的原始的社会管理模式。各部落依照血缘关系，由不同的氏族联盟而成，部 落的首领由推选或前任指定而成，德高而望众。当时的黄帝也是有熊氏部落的首领，中原各部落尊黄帝为天下共主，号称天子，亦因其德高望众之故。

由 黄帝主导的酋长联邦国，是中国王道政治的开始。给中国后来的天子开启了“武功文治，与民休息”的开明君主政治之路。他建都邑，立百官，制典章，举贤能，封 禅祭天，大治天下。还命臣民建屋室、种五谷、作衣裳、造舟车。在黄帝时代，文字、医学、算数、历法、乐器、陶器、蚕桑等各种发明相继出现。后世认为中华文 明奠基于黄帝时代。在黄帝治下，国家安定、富足，人们谦让和睦，风调雨顺，虎豹亦不伤人，造就了“道行天下，人间天堂”的盛世典范。

黄帝 之后，颛顼教民养殖，推算四时、制定礼义。帝喾行仁德而不失威严，温和而且守信，修养自身，道德高尚，天下无不归顺。帝尧仁德如天，智能如神。富有却不骄 傲，尊贵却不放纵。晚年禅位于舜。帝舜观天象，祭上帝，巡四方，校正四时节气、统一音律和长度、容量、重量的标准、修礼仪，明刑罚。晚年禅位于禹。

在 酋长联邦制政体中，君王是德高望众者，起先由各部落共同推选而成，对国家的治理主要依靠道德教化。继位的后世之君亦因其高尚的德行而被各个部族认可。酋长 联邦制是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依靠柔性的王道政治统一于同一天子。君王普遍道德高尚，受到各邦的认同和推崇，从而逐渐确立了君王权威。君王由有德而有威， 有威而有权，铺垫着后世君主帝制的道路。

禹之后，各部落不认传贤，认传子。开始了中华君主制中家天下的历程。

三代时期中国封建制的特点

大 禹王传贤于益，各部落并不认同。益便让位于禹之子启，自己到箕山之南去躲避。夏、商时代，中国的君主政体基本还是以酋长联邦制为主。各部落演变成为了诸 候，分布于天子都邑的四方。夏时，规定对地方的管理是以部族首领为诸侯，称为“伯”或“牧”。诸侯必须服从夏王的政令，对王朝承担贡纳、朝见、服役和随从 征伐的义务。诸侯之下，有大夫，即各大家族的族长。所以，古人说，夏王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

夏时出现诸候，但尚未同现大规模的分 封制，仍属酋长联邦制政体。但较之五帝时代，君权已有了大大的加强。贡赋制度的实施打破了以住联邦制中天子与其它酋长的“平等”地位。天子国都周围五百里 以内向天子交纳谷税，各地诸候也以此效仿，但纳税的土地远无天子之大。此时，开始出现天子分封卿大夫采邑的制度，各诸候亦有此效仿，分封建制开始显现。

商 是夏的诸候国，是帝喾之子契的后裔。夏末随着商的不断强大，加之夏代势微，商汤以有道伐无道，灭夏而自立。商袭夏制，修德政则国强，施昏政则国弱。混乱、 迁都、复兴、衰亡，六百年由汤至纣。周三世修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纣王无道，周武王以有道伐独 夫，天下归周。

武王灭商之后，大行分封建制。史上所说的分封制，主要是指周王朝。周初总计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十五个，同 姓之国四十个。以此作为周王室的屏藩，加强对各地的统治。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自上而下形成了以封建制度 治理国家的体系。西周封建邦国打破了以往的部族形式，分封到各地建立的王国，不再以部族集团的首领为统治者，而主要以周王室的同姓亲族为分封对象，重新建 立一套体制。同时确立了嫡长子世袭制，明确了各级行政权力的继承问题。

周代以礼乐治国，制定了繁杂的周礼。周礼是表示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 和礼仪规定，名目繁多。以此维护等级制度、防止“僭越”行为。如周礼规定了贵族饮宴列鼎的数量和鼎内的肉食种类：王九鼎、 诸侯七鼎、 卿大夫五鼎 、士三鼎。乐舞数量也有差异。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 “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周公旦还制定子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 系。礼乐制度自周公制定后，任何人都不能修改。周王有权惩罚违礼的贵族。

“礼”强调的是“别”，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 所谓“尊尊”；“乐”的作用则是“和”，即所谓“亲亲”。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又通过“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的区 别，确定了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较之夏商两代，从制度上确定了周天子的宗主地位。
三皇五帝以“德政”治天下，以个人的品行 “威”天下。至三代，君王不足以用德行服人，改而制“礼”，用等级和威权来约束人，虽不失王道治国的正路，却也不见了三皇五帝带功治国的智慧。不久天子势 微，诸候争强。而周王却能以诸候制衡之力，苟存于列强之间，安享着“周道虽衰，天命未改”的自信。

三、始皇拒分封，郡县制的起始

秦统一六国，最终去除了周天子的宗主地位。统一之后秦王赢政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乃合三皇五帝之名，自称皇帝，并不知道他所拥有的土地甚至不如周公分封诸候时广大。

秦 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就地方政区机构设置问题进行了两次宫廷大辩论。“分封”与“郡县”之争，正是围绕上述内容而展开的。丞相王绾、齐人淳于越等人主张恢 复三代分封,而廷尉李斯则力排众议，认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 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认为，“天 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宇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史记·秦始皇本纪》）故而最后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废除分 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并规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皇帝诏令制度，规划并置建起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严密的行政管理机构。

1、在中央正式确立并完善了以“三公”、“九卿”机构为主的国家中枢及行政管理机构，使之分掌决策和行政诸权。

“三公”各府是秦代国家的中央中枢决策机构。“三公”府即指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府。丞相府，是秦代中央最高的中枢决策机构，其职能为：“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

太尉府，为秦代中央最高军事机构。秦之尉府机构亦置设于战国时期，当时仅为大良造府辖下的一个军事分支机构。后大良造府被废置，尉府遂升为高等军事机构，秦统一后成为定制。

御史大夫府，为秦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称为御史大夫府，其职能为掌纠察百官，兼为皇帝的秘书机构。

秦 代中央“三公”各府机构的设置，体现着君主帝制时期的分权思想。丞相府统领百僚，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但无统兵之权；太尉府统兵，但无调兵权，调兵权力 在皇帝手中；御史大夫府虽无太大的实权，但其掌管监察百官，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参与机要，对其他两府机构尤是丞相府有明显的监督掣肘作用。“三公”分 权，使君主能够实际掌握和控制整个国家，不至于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在君主制政体下，君主真正拥有掌控国家的权力，如同民主制政体下公民真正拥有掌控国家 的权力一样，是非常必要的。

“九卿”即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是秦代中央的行政执行管理机构，分管着秦代中央政府各主要行政部门的事务性工作。如，宗教礼仪、宫廷警卫、司法、外交、皇室宗族事务、中央财政等。

除 上述“九卿”诸机构外，秦代中央还设有其他一些行政机构。如有客卿，为秦中央接纳、安置外来“贤士”之机构。中尉，是秦代京师治安管理机构。将作少府，为 秦代管理监造宫室工程的事务机构。典属国，为秦代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主爵中尉，为秦代列侯封爵事务管理机构。太子、太傅及少傅府，为秦代皇子教育管理 机构。其他的还有詹事、将行、侍中、中常侍等等。秦代除以“三公”机构中的太尉府“掌武事”，总领军队外，在其辖下还有其他一些军事机构组织，如大将军 府、上将军府、裨将军府、护军都尉府等。

2、在地方正式建立了郡、县两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

秦始皇把秦朝版图从东至辽东，南至南海，北至九原(包括西部秦国故地)的广大疆域分为36郡。以后，又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增至46郡。
秦代郡级机构内有三主吏：监御史、郡守和郡尉，仿中央机构模式，三权分立。郡守治民，郡尉典兵，郡监御史掌监督。郡下辖县，县下设乡，乡下设亭。由此形成了完备的中央集权体系，摧毁了传统的采邑分封制。

自秦以降，历代君王延袭秦制，间或郡县与封建并行，成为后世中国的主要政治体制。

秦始皇彻底否定了自传说时代以来，天下共主，分封治国的格局，进行了一次由王道政治转而王术政治的大胆尝试，他一改过去德治国家的说教，以严刑苛法治国，梦想万世而为君，却三世亡国，帝祚十五年而已。

四、汉唐时期封建制的复古及演变

历 亡秦之乱，汉王朝定鼎中原。西汉立国之初，中央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是承袭秦制，仍为三公九卿，但“三公”在名称上对应改为“相国府”、“太尉府”、“御史大 夫府”，分掌政治、军事和监查三权。对于“九卿”诸机构，内部结构亦有所调整、充实，职能亦有所增加，分工更加细致。西汉中期，汉武帝开始启用了“尚书 署”这个新置设的机构，执掌中枢决策大权，这是出于对“三公”权力进行限制的考虑。

在对前朝之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进行深刻反思之后，认为 秦朝“速亡”是孤立无藩辅的结果。加之众多臣宰、儒生思慕传统的政治观念和宗法制度，痛斥秦立郡县之弊，认为秦始皇“蔑弃经典，罢侯置守，子弟无立锥之 地，功臣无尺土之赏，身没而区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沦胥。”（《隋书·地理志》） 汉初亦因此实行了郡县与封建并行的双轨制。

在楚汉战争 中，刘邦曾先后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刘邦称帝后，又逐个清除异姓王，并先后分封了九个同姓王。这样，汉帝国的版图以朝廷直辖15郡为中心，形成了“诸侯 比境，周匝三垂”的基本格局。初期，各诸侯王国高度自治，在本封国内具有完整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几乎所有的王国官员，王国仅向中央承担朝贡和兵役的义务。 此时，中央机构沿袭秦时的郡县制，同时在国土之内存在分封体制下的诸候国。诸候通常分为王、候两类，王的封地规模与郡同级，候的封地规模与县同级。

吴楚七国之乱后，朝廷对诸候王的权力做了一定的限制。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只有部分决策权，可以任免部分级别较低的王国官员。此时的中央政府已经大量干涉地方政务，诸候在各自封地上的权力已经削弱了。

汉武帝后期以后，诸侯王国完全失去了行政权。诸候不再有权任免官员，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东汉时期的国家机构，在大体承袭了西汉原制的同时，也做了一些调整。东汉初的“三公”演变为“司徒”、“司马”和“司空”，对应西汉时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尚书台”的职权。

历“五 胡之乱”后，与西汉的中央集权化趋势相反，唐代则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分权化趋势。唐代前期，地方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不仅州县主要官员 由朝廷任免，其他僚佐的任命也一概权在中央。然而安史之乱后，地方各节度史的权力开始扩大化。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 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在中央集权衰弱的同时，地方的权力逐渐加 大，地方分权化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运动的基本趋势。

汉初由于诸候的权力过大，终致诸候叛乱，使得中央不得不削藩和限制诸候权力，以至于 除了食租税之外，分封诸王不可能干涉自己的封地上任何政务。而唐代则恰好相反。唐初的集权经安史之乱后，由顶峰开始大幅下滑。但唐王朝经济活跃、文化昌 明、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仰慕之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了百年之久，而此一阶段正是地方权力扩大而尚未失控的时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权力扩大对支撑中央权 力、延续盛唐文明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宋代不行封建，缺少藩镇屏障，亦使得异族能够长驱直入，二帝受掳，社稷南迁，以宋之富，终不能抵御蒙古人的天鞭。

五、明清内阁制的完善

中 国君主帝制中的诸皇朝，几乎均由封建开始。朱元障亦不例外。当建文帝决议“削藩”之季，燕王朱棣从北京起兵，废建文帝而自立。朱棣自然不会再行封建制，但 中央集权发挥到极致必然造成勤政治国与个人精力之间的矛盾，使皇帝不堪重负。为此，永乐帝朱棣进行了建立内阁制的改革。明成祖命殿阁臣僚入值文渊阁，可以 参与机务大事。到了大明宣德朝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 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 红”。

明宣宗为牵制内阁的权力，又利用宫中的太监建立了宫廷内阁，称为内廷，朝廷内阁称为外廷。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 有司礼监；外有内阁首辅，内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 等。这样，形成了内廷、外廷相互制约的机制。这种制衡机制是王术政治的体现，给有明一代的宦官祸国提供了可能。

内阁制度在演变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在这种制度惯例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这样既保证了内阁成 员的稳定，也使得内阁集团能够有对抗皇权的可能，这也是大明内阁制的一大特点。此时君主的权力所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想要独断专行几乎不可能了。在明 代，皇帝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不得不向内阁低声下气，甚至发生向内阁成员行贿的千古奇谈，而且还常常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此终观明代，经常发生皇帝不 理政务，甚至二十年不上朝的事情，就不足为怪了。但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

在君主 制政体下，君主真正拥有掌控国家的权力，如同民主制政体下公民真正拥有掌控国家的权力一样，是非常必要的。大明的君王却在内阁制的日趋完备中丧失着自己的 权力。为求君权对内阁权力的约束，君王开始任用身边的太监，使之与内阁中的饱学儒士对抗。君王不从自身品德操守的提高入手，却采用邪门外道的制衡之术，国 家的昏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内阁与皇权冲突的升级，自张居正之后，明朝皇帝开始尝试收回自己的权力。后来的阁臣亦不敢揽权自恣，只能外采舆论，内迎君意，熹宗天启年间，魏中贤专权，内阁的作用荡然无存。明思宗大权独揽，却有德无福，终被闯贼所逼，自尽于煤山。

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沿袭了明代的政治体制，设置内阁。并先后成立有“议政大臣会议”、“南书房”、“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机关。在多数情况下，清朝皇帝往往大权独揽，内阁形同虚设。

六、郡县制与封建制之优劣比较

关 于郡县制与封建制的优劣，历史上多有讨论，其中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非常有名。柳宗元认为郡县制优于封建制，“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周代裂土封候， 而自己却只是建一个在诸候之上的空名而已。天下乖戾，诸候无君君之心。而周亡于秦，也不是诸候强而天子弱这一表面上的原因。秦制郡县，却二世而亡，其原因 在于人怨，而不是实行郡县制的原故。

对于柳宗元的看法，后人多有微词。特别是清明交替之后，学者从总结明亡的教训出发，多对封建、郡县两 种制度的优劣进行了比较。如，王夫之赞同柳宗元，认为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趋势，不可阻挡。他甚至还着眼于“民力”的承受度，提出了“封建废而选举行” 的思想。黄宗羲则从另一角度阐述了封建制的积极意蕴。黄氏说：“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则是废封建之罪也。”顾炎武则认为“封建”与 “郡县”各有得失，郡县制的弊端在于，“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其专在上”是郡县制的弊端。而封建制的弊端在于“其专在下”。顾氏倡言：“尊令 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弊，可以复振。”

诚然， 秦始皇以一己之私擅改封建为郡县，使秦得以速亡。《史记》里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有一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可见封建制在 当时世人的心目中有着何等崇高的地位。秦之后，中国历代王朝几乎均从分封功臣和世子开始。清人李富孙指出，秦以封建为郡县，是“矫一时之弊而适贻后世之 害”。他认为周代实行分封，“诸侯可骄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善哉斯言。

自汉以降，中华以儒学治国，孔子曰“吾从周。”孔子从周，孔 门弟子当然从周。行封建，复三代，自然成为儒家政治的终级理想。但由于封建制自身的特点，使之难以复行。清人刘绍玢说，封建制下，“其国则势分，势分则力 小，力小则易制，且私其土，子其民。夫孰不尽心者，非甚不肖，断不敢自暴其所有”。封国势力发展后，不贡不朝，争为雄长。君王平庸，不足以服众，国家因此 陷入分裂和战争之中，亦难避免。

七、晚清君主立宪制的尝试

受 到近代迅速发展壮大的西方科技文明冲击，中华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强大的外力使得中华民族不得不实施改革，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为此，大清王 朝先后进行了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的尝试。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难以为继。由光绪皇帝实施的戊戌 变法仅百日而夭折。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义和团运动招来的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并由此使得反对维新变法的保守派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出现的大清立宪改革在“新 政”之路上似乎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

自1901年起，清政府开始了平静地改革，并且在实施了1898年戊戌变法提出的大部分改革方案的基 础之上，制定出了推行君主立宪这一改革方向。清政府在派团赴西方和日本考察之后，于1906年正式启动了立宪改革，并于1908年8月，颁布了《钦定宪法 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及「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等三个附录，规定第二年即举行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选举，计划以九年 时间筹备君主立宪。该宪法大纲基本上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并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拥有财产、选举和被选举议员等的权利。与此同时， 清廷亦放宽了对报刊及政党的限制。

1909年，各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9月，资政院召集议员，正式成立。资政院成立的目的在于培养锻 炼议员的能力，为建立两院制的正式国会奠定基础。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召开第一届会议，议员们对一切议案，不论是政府提出的，本院提出的，还是各 省团体和民众陈请的，均按照立法程序，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议员们通过的许多议案，对于整顿国家财政金融，发展教育和工商业，开发边疆，加强法治建设，摧 毁专制禁网，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减轻民众负担，都是非常有利的。为了捍卫资政院的立法职权，议员们更是不畏皇权，不唯政府之命是听。除了向政府各部门提出 几十件质问书以外，还弹劾军机大臣，批评指责上谕。在遭到朝廷训斥后，能够做到据理力争，在立宪与专制的根本原则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

在 第二届资政院会议上。议员们打倒了违法违宪的皇族内阁；推翻了朝廷不准抗违的宪法钦定原则，取得资政院起草并议决宪法的神圣权利；废除了政府禁令，开放了 党禁；排除了阻挠，争得了早日召开国会；他们起草的《十九信条》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资本主义宪法纲领，实行英国模式的议会政治、虚君共和，彻底废除了君主 权力，一切权力皆归国会，在实质上达到了与民主立宪同等的程度。只是届时清王朝已经覆亡，会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失去了效力。

清政府行君主立宪，合乎天意民心，只可惜做得太晚了，以至于未能实施，而国祚已终。若能提早哪怕三年，应该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华民国，更不会出现共产邪灵为祸中华的乱象。大清虽亡，其推出的宪政纲领及制度却大多被后来的中华民国所继承，对后世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结语：

中国的君主制从黄帝时代开始，受西方民权思想冲击而结束。

早 在人神共处的传说时代，扶助华夏先民的诸神就为中华文明埋下了“君权神授、王者治国”的种子。人皇定九州，让九个弟弟各管一方，确立了分封建制的治国理 念。五帝时期，君王的德行渐微，却仍能“武功文治，与民休息”，靠个人高尚的品德治理国家，治国即是修炼。三代君王偏离了带功治国的大道，却也不失王道政 治的正路。

至始皇，改以严刑苛法治国，废封建而立郡县，终不能久长，却自此开创了君主帝制的大一统格局。后世复兴儒学，虽然效仿秦制，却也试图依孔子之道而“从周”，尝试分封。至于封建制不能复兴和持续，大概是因为皇帝的德行远不及古圣贤王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