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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山
4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地区设立国家级“雄安新区”。通稿中将这一决定称为“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一新区的地位,似乎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消息一出,首先震动了楼市,尽管当地政府快速冻结房产交易,仍有大量外地炒房客络绎不绝来到三县试图买房,甚至出现了每平方米房价一夜上涨一万元的夸张纪录。
中国城市病灶之患
在前所未有的“千年大计”头衔,疯狂的炒房来客之外,雄安新区的设立,其实根底上牵扯到“习核心”权威问题。
雄安新区的规划,一出台就略过这些年设立的全部新区,直接将其接在了80年代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和90年代的“上海浦东新区”之后。深圳是邓小平时代的标志,上海浦东是江泽民时代的业绩,那么雄安,就是习核心的标志性工程。
为何这种历史地位给了雄安?如果说深圳是为了突破计划经济,浦东是为了在90年代重提改革,那么雄安又要牵扯什么全国性的问题?
我们先从新华社通稿看起,在这篇通稿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强调雄安新区建设的“白纸”基础。通稿形容雄安新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这意味着雄安的规划,可以完全无视现有的已发展情况,如其中的三个县城、大量村镇,都可以为这项通稿中称之为“千年大计”的规划让路。
其二是“绿色”成为雄安新区的最大卖点之一。通稿中形容,雄安要打造“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创新发展示范区。”在这些名目堂皇的修辞中,“绿色生态宜居”前所未有排到了第一位。
这几天来的各类宣传一再强调上述两点。如《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称雄安的建设将会是又一个“春天的故事”,意即雄安会像邓小平“画一个圈”一样,类似深圳,从空白中崛起;而新华网则刊出署名“辛识平”的文章,宣传雄安的发展要排除“大城市病”,为“建设现代化宜居城市闯出新路子”。
这些布局,都直接针对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大城市病灶:楼价、雾霾、中产阶级流动性。
北京的城市环境之差,生活之艰难,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2016年冬天,北京多次连续雾霾,几天之内不见天日。“逃离”、“雾霾移民”成为网络热词。而相比糟糕的环境,北京的楼价也令中产阶级不堪重负,刚刚发酵完的“天价学区房”话题中,“北大清华的学位买不到北大清华的学区房”既是在抱怨居住问题的严峻,也更点出了残酷的事实:通过传统教育渠道想要上升成为一线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已经越来越难。在房价面前,就算是北大清华毕业的精英学生,就算是从事赚钱不算少的精英岗位,也只能望洋兴叹。而相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虽然在控制质量上可能较好,但其他问题也同样存在。
北京的城市规划,无力解决如上病灶。拥挤的中央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和大量企业意味着北京的聚集效应惊人,“搬出北京”将面临更多损失;北京的城市规划部门级别较低,在众多部位机关面前,根本不足以协调城市治理;而房价更是全国一盘经济大棋,没有一个城市能够解决得好,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崩盘;雾霾则是一项极其长期的工程……
以“模范城”拆政权定时炸弹?
习近平虽然通过反腐“打老虎”与拥立“核心”,确立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权威。然而他会否止步于此,在安排好自己的人事布局,留下思想理论写入党章、宪法之后退休?
假如习有更大的盘算,想留下更多历史功绩的话,解决中国的城市病,处理中国中产面临的环境、住房和向上流动问题,就变得格外迫切。至少,特大城市楼价的死局、华北的雾霾围城、社会新阶级的固化,如果长期发展下去,迟早会变成危及“政权合法性”的定时炸弹。
在这种需求下,雄安新区的设立,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作为习时代“中国梦”的示范城市。
我们可以设想:相比在发展成熟的城市中解决问题,新建一座“不带问题”的城市,在管理成本、效果等等方面,都要更为方便。尤其是在中国当前的体系下,国家机器能够集中在一点迅速动员,在当地绕过北京复杂的部委关系,避开已经被炒高的楼价(现在的策略是直接封锁三个县的楼市),甚至地理上,雄安的选址也挑选了河北最有潜力整治好环境的位置——白洋淀湖区。
雄安的开发,按照目前的说法,是要完全规划,聘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参与,做到从头到尾彻底规划。在这种做法下,从“一张白纸”上“抹”掉现有聚落,参照香港的公屋、居屋模式、新加坡的组屋模式,建设公共住宅作为主要房屋供给,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而在居住环境、居住成本上下工夫之后,以较低人力成本,加以其他商业优惠政策吸引资本,也似乎不是不可行。
用公共房屋打破地产模式,吸引想留在一线城市但苦于买不起房的年轻一代“北漂”,也吸引大企业进驻,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年轻一代“上楼”,创造阶级流动感,再借助全新的规划,在华北移植园林城市、绿色城市,建设“北方深圳”……这一切如果能成功,至少将成为一种样本:政府在努力消灭污染、对抗高楼价,为年轻人提供继续做“中国梦”的机会。如果真能成功,那的确将是习个人执政的重大遗产,或至少,这会是一个“中国梦”的乌托邦范本,2017年版本的铁西区(东北发展共产主义时建设的高质量工人住宅区)。
只是,这种从上而下的建城梦想,将很快遇到一系列的压力:官僚是否有动力执行命令?原有的利益格局如何拆解?如何说服北京林林总总的部委机关中央企业中“适宜”的部分搬迁雄安?如何吸引企业入驻?公共住房如何不变成寻租空间?北京的大都市便利如何“移植”?(须知至今为止,经济腾飞的深圳在文化娱乐等方面仍然不及北京便利和多彩)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和规划的意志搏斗,而目前所见,也没有央企或部委对雄安的未来予以清晰表态。
也许,雄安的故事仅仅只开了个头,接下来在规划出台之前,会不会先是一场支持新区建设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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