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蒋蜀军 于 2017-6-30 03:59 编辑
論習近平的罪與恕
功罪一：錯誤史觀扭曲價值觀
習近平有罪嗎？
習登基稱帝五年，大手筆反腐，大動作噤聲，獨創“妄議罪”，讓人想起雍正。 愛看武俠小說的讀者大多知道，雍正擅用血滴子這種殺人利器來鎮壓政敵和反清志士，割頭無數。自血滴子出，江湖風聲鶴唳。小說家言，自非信史。但雍正為人嚴苛，以暴聞名，卻不容置疑。其鐵腕反腐，兼除異己，不得人心，難以持久。故雍乾之後，大清一落千丈，所謂的“康乾盛世”，也就成了曇花一現。究其因，自是過剛易折，物極必反。 中共開國後，史學界盛行翻案風，至今不絕，如毛高祖時為千古第一暴君秦始皇翻案，鄧攝政時為天下第一權奸曹操翻案，皆有鮮明的政治意圖。秦之暴，非止焚書坑儒，《過秦論》說的很清楚，在其以暴力並天下，以峻法役萬民，焚百家愚黔首，銷鋒鏑弱蒼生，故人心不服，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曹之奸，不在其匡扶漢室，在其以權臣之威圖謀竊國，挾天子以令諸侯，踐踏綱常，廢立由己，終以鐵壁合圍之勢，逼漢家天子“禪讓”天下於魏家子孫。至於對雍正的翻案，則早已由史學研究俗化為通俗文化了，中央電視臺的長篇歷史劇《雍正王朝》就是明證。新版秦始皇、曹操也如是。 歷史觀決定價值觀。中共翻歷史案，洗腦民眾，硬將暴君、權奸翻演成千秋萬代皆須稱頌的仁君明主，目的不外乎依靠強權，以詭辯式的辯證唯物史觀顛覆人文史觀，為政治正確尋找歷史依據，由此造成中共價值體系的神經錯亂，和對中華價值觀的巨大破壞。 華夏道統發端於三皇（《河圖》出而有文明），漸成於十紀十八氏，至三代而蔚為大觀，之後歷朝歷代皆奉之為正統。歷史上，中華道統包含兩個層面的思想，於君，是“君權神授，民為神主”，於人（非止民眾），是仁義禮智信、孝悌忠勇恕；今天則還要加上民主、憲政。道統的這古今兩大內容，中共都沒有，所以它一定要篡改，翻歷史案否定道統，才能將外來的馬列主義擺上神龕，逼人民信奉，才有可為說辭的執政合法性。 不過話說回來，同樣以嚴刑峻法治國，今上與雍正仍大不同。雍正血債累累，其暴斃為歷史一大疑案（野史稱呂四娘割其頭以祭父），但今上至今未沾一滴血，殊為難得。
功罪二：“政治兩難”阻礙現代化進程
對今上主政五年的評價，朝野褒貶不一。體制外輿論普遍關注的焦點，是今上十九大後能否效法經國先生實現政治轉型，開萬世之偉業，并將之視為評判其功罪的標準。 猶記否？今上登基之初，便昭告天下，既不走毛式獨裁的老路，也不走美式民主的邪路。這一老一邪，固已表明親疏之別，喜惡之感，但也的確講明了，毛式獨裁和美式民主都不搞。體制外輿論固執地以是否民主來評判今上，便未免有強加之嫌。 事實上，今上無論主觀意願如何，都無經國先生當年推動政治轉型所具有的充分必要條件，自也無法效法。對此，只需稍加分析，便一目了然。 就基本面看，國共兩黨宗旨、观点、目標不同，由此形成了大相徑庭的政治思想和理論。簡單說，一個主張民主，一個崇尚暴力。就國家治理層面看，國民黨敗退臺灣後臥薪嚐膽，勵精圖治，戒嚴（戡亂）是基於反共的迫切需要，是戰爭期間弱小一方為圖存而不得不為的戰略舉措，目的非獨裁。反觀中共，得天下後不可一世，前三十年以階級鬥爭奪民權，後三十年以經濟改革奪民財，致中國整體上只存在統治階級（剝削者）與被統治階級（被剝削者）的關係。這種極端的政治關係只可能催生出極端的政治形態——獨裁暴政。就外部影響看，美國長期協防臺灣，直接促成民主在臺灣形成廣泛的民意基礎和較強的政治基礎。而中共開國後即全面倒向蘇聯，以崇尚暴力的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形成一整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蘇東劇變後，仍頑固地奉政治上的專政、經濟上的竊掠、法律上的鎮壓、思想上的唯物論、哲學上的辯證法和世界觀的無神論這六大馬列主義糟粕為圭臬，冥頑不化，使得任何一位變革者都缺乏足可依賴的政治基礎和民意基礎，只能靜待暴風驟雨式的革命出現。就政治轉型的風險看，國民黨除“二二八”事件外並無多大罪孽，不怕被人民清算。而中共歷史包袱太沉重，血債太多，無人敢轻冒大險。就政治轉型的結果看，蔣介石武力護臺，蔣經國民主保臺，功在千秋，無人能及，卻在轉型後被國、民兩黨及台獨人士為一己之私而大肆誣陷、醜化，仿如子孫不屑，祖宗蒙羞。中共看在眼裏，豈不惕惕？ 因此，任何寄望於中共領袖的自我覺醒或自我閹割，都是皇權思想遺承的體現，實質仍是“小妾心態”作祟。中國民主政治只有在內外多種政治力量形成合力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這是毋庸置疑的。
功罪三：多重危機下的無路之選
不濫殺無辜是道德底線，不搞民主屬於政治方向的選擇問題，二者皆不足以對今上蓋棺定論。那麼，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路，又如何呢？ 以常理度之，能四通八達者方為活路。今上之路，先絕了左右，又無上天成仙、下地做鬼的科幻通道，只剩進退之選。這樣的路無疑是“自古華山一條路”——往後退萬丈深淵；往前走險象環生，險到極處，始見無限風光。中共目下危機四伏，舉步維艱。今上即便登上峰頂，所看到的也只能是血色殘景。好在歷史上不乏走此路的帝王將相們，只管鋪設累累白骨詮釋成王敗寇的鐵律。殷鑒在前。設若今上走通此路，煌煌正史必大書一筆！ 總括而言，今上十九大完成登頂之作並不樂觀，這是因為： 1、新權威主義的復辟雖有時代進步意義和一定的政治基礎，但權力割據的嚴重程度、政治的封閉性和民意的背離使復辟充滿難以預估的變數，兇險時時存在； 2、持續五年的反腐始終局限在腐敗的淺層展開，未觸及深層次的權力割據問題。只反貪、不伸冤的結果，是民怨依舊沸騰，實質上助長了腐敗，使反腐淪為權鬥，效能大打折扣； 3、對民主人士、維權律師、法輪功學員的大抓捕，對民間非政府組織和教會的大清剿，對體制外言論的大封殺等為維護統治階級權利而不擇手段、不顧一切的強暴行為，引發“文革”回潮，官民對抗愈演愈烈，後患無窮； 4、三十年的經濟騰飛是揠苗助長、竭澤而漁的結果，後繼乏力。“新常態”下的經濟持續低迷、帶血的GDP和空前的腐敗導致貧富差距衝破底線，中國未來要面對的已不僅僅是因巨大的通貨膨脹、金融風險和房地產泡沫等因素引發的經濟危機，還有積重難返的政治危機、社會危機和法治危機等，是形勢極嚴峻的全面危機。 與世人普遍的憂思不同，中共多年來所採取的應對措施不是針對危機本身，而是不可思議地將憑空捏造出來的國內外敵對勢力視作危機之源。因本無敵對勢力，為自證有，便炮製出“新黑五類分子”來，以“煽顛”羅織罪名，酷刑逼认。從公檢法司四大寇成為冤假錯案的最大製造者，到最高法公開疾呼“向司法獨立亮劍”，惡政之惡，已非夫子“苛政猛於虎”所能形容了。如此“治危”，當然南轅北撤，結果便是危機爆發的不可避免。 近期公開的幾組數字也頗能說明問題，一是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至二〇一六年三季度，中國全部債務達到創紀錄的27.8萬億美元，占比GDP256%；一是港媒報導中國資金外流總額高達12萬億人民幣，占二〇一六年GDP的16%；再一是《新華財經》報導，截止二〇一六年末，中國M2已高達155萬億人民幣（約22萬億美元）、GDP為74萬億人民幣（11.7萬億美元），而同期美國的M2和GDP分別為13萬億和18萬億美元。也就是說，雖然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2/3，但超發的貨幣總額卻高達美國的1.7倍。 凡此種種，印證了學者何清漣女士多年前所警示的“現代化陷阱”，已然成為可怕的現實。中共要在止於二零二一年的不到五年的時間內轉危為安，幾無可能。
功罪四：天之歷數在爾躬
二零二一年，五黃不守中宮，居東方震位，陽木反助黃土，二黑應劫，中共命犯戊己都天大煞。此煞乃天地至凶之煞，二五合局天下無人能解。一九七六年，毛高祖便因五黃失令，犯此煞而亡。二零二一年，此煞又至。誰為二黑，誰應此煞。 今人以玄空飛星辨風水，古人未必。設若窺破天機，以飛星反證《河圖》，而解氣、命、運三數，又當如何？《河圖》藏兩儀之秘，《洛書》顯九曜之靈。所謂大衍之數五十有五，囊括天地，上窺天道，中推世事，下蔔人命，吉凶禍福盡在其中。 推一：中共誕生於一九二一年，命數為七，五行屬金，八門在驚，八卦為兌；七為赤，運主瑤光破軍，故中共色尚紅，性暴烈残忍，好鬥好殺，命犯凶煞； 推二：毛高祖生於一八九三年，亡於一九七六年，命數為五，生死皆應五；五黃五行屬土，運主玉衡廉貞，象數不在卦中而八卦不能制，不應八門而八門不能封，天生帝王，得令時皇極至尊，弑鬼殺神，睥睨天下，失令時唯天可殺，故其亡必顯天兆； 推三：今上雖無五黃命，卻在五黃中，命必尊崇，誰纓其鋒？天命必應，天道使然。 近期，高智晟發文再談中共二零一七年必亡事，內中所列數字暗合《河圖》，可惜所解只在表象，視提示為結果。本年三數歸一，一陽生髮，萬物更新，中共如何亡？其實，中共興亡只在二、五、七、九這四數中。順便说明下，“8341”乃《河圖》神數，唯《河图》能解。世人只知此數說毛高祖，殊不知另有二人在此數中。此數所解，重點非毛，實乃今上。能解“8341”，便能知中共命運。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周永康被抓時，我連夜趕寫出《孤獨的習近平能靠反腐救亡圖存嗎？》一文，發在G+和阿波羅網站上。文中借《論語·堯曰》首句提醒“天之歷數在爾躬。”全句為：“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轉眼三年過去，景色依舊，不勝唏籲！至此，唯今上能自評功罪。 最後，套用廣為人知的電影《一九八四》中的那句名言，了卻此文： “上帝在看著你！”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6-29 23:44:43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