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外交带来的是“畏而不敬”

外交根本取决于国家实力。但并不是说，有了实力，就能搞好外交，这里还有一个如何运用实力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外交思想、战略及策略。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外交的风格也有很大变化，从过去的相对偏保守变得积极进取，但这种积极进取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的总体环境变得恶化。这有外界未能适应中国实力增长的因素，然而更多是中国自身导致的。

　美国是全球霸主，相对来说，美国就很好地处理了“畏”和“敬”的关系，做到了让世界“又畏又敬”或者“既畏且敬”。中国外交要达到这一步，在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上，需要一个系统的改变，尤其在以下九个问题的处理上要有大幅度的调整。

　　第一，改变对美外交的对抗思维和心态，摆正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如果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但这个重要性对双方是不对等的，中国需要美国比美国需要中国更多，所以习近平在和特朗普的会见中才会说，中美有一千个理由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搞坏。可惜，在对美外交中，中国往往偏离了这一忠告，用一种对抗的思维和心态去处理对美关系，特别是在一些棘手的事情上。

　　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对来自任何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行动保持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作为和美国社会制度迥异的崛起大国，客观上会被美国视为挑战者，但中国自己绝不能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因为一旦有这种意图，在思维和行动上就会变成“凡美必反”。这不是要中国一味地附和美国，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当然要坚持，该说“不”时要敢于说“不”，但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合乎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与准则；同时，在不该逞强的时候不要逞强，要懂得妥协和后退，“逞能外交”对自己只会有害无益。

　　这不单单是在国家实力不够时的一种策略运用，不和美国搞对抗，必须成为国家战略，长期坚持，即使未来有了足够实力，也不要试图去挑战和改变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对美外交应该是合作大于对抗，做好“老二”该做好的事情——假如中国是“老二”的话。只有大的战略清楚了，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才会不失方向。这是中国外交首先要改变的一点。

　　第二，改变仇日厌韩外交，实行和日友韩政策。

　　中日双强是东亚从未遇到的局面，这导致中日双方都未能适应对方。对中国来说，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近十多年来，对日外交中国未能走出“仇日”“丑日”状态。

　对日本在侵略问题上的不诚实态度以及对钓鱼岛的处理，中国当然要批评和反击，但不应该让历史问题捆绑两国外交，干扰两国发展的大局，更不应该在国民教育上灌输一种错误的仇日教育。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也一样，秉持双轨思路，即将它们抽出来，不和整个中日关系捆绑在一起，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及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中日应该主“和”，而不是互相仇恨。

　　相比日本，中国更应该搞好同韩国的关系，目前这种因“萨德”问题而导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的不正常状态要改变。“萨德”虽然对中国有损害，可这种损害比起中韩关系的大局以及中国在整个东北亚和半岛的利益来，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因为“萨德”而影响两国合作的大局，中国可以表达对“萨德”的反对态度，但不宜采取经济手段特别是鼓动民众去反对和惩罚韩国，这样做只会让中国失去韩国。应该延续“萨德”之前的“友”韩政策，深化两国在经济、人文甚至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

　　第三，改变对朝鲜的绥靖态度，加强对朝制裁。

　　相对要与韩国保持友好合作，对朝鲜则要采取严厉措施，以促使其弃核。

　　近几年来，中国对朝态度和政策摆脱了过去的虚妄友谊和意识形态挂帅，开始变得务实，但这种转变还不彻底，没有完全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受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影响，留有尾巴。中国对朝绥靖态度表现在，因担忧朝鲜的内乱和崩溃而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多少有所保留，对朝鲜还有所袒护。

　　如果朝鲜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无赖国家，基于其政权的性质和邻居关系，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对朝鲜进行一定程度的袒护，但问题是，朝鲜政权不是一般的臭名昭著，且事实证明，中国几十年来对朝的袒护和帮助，既没有带来朝鲜的好转，更损害中国利益，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对这个政权，根本不能寄予改善的希望，只有持续不断施以高压，才有可能迫使它放弃核武器，改变其国内糟糕的侵犯人权状况。

　　第四，改变和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不同俄罗斯走得太近。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国家对中国影响最大，一是美国，另一就是俄罗斯。但相对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呈现积极正面的一面，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则更多呈现消极负面的一面。

　　从本世纪起，出于共同抗美需要，中俄迅速接近，尤其最近几年，两国走得越来越近，呈现出一种准同盟关系。如果两国把抱团取暖仅仅视作抵抗美国的一种策略运用，可以理解，但对中国而言，切忌将和俄的接近变成战略，变成对抗美国的同盟或准同盟关系。

　　这里不谈历史上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及对中国带来的坏榜样，仅从现实考量，一是在中俄抱团取暖中，从十几年来的经验看，没有改变“俄主华从”局面；二是俄罗斯也在一心防着中国，例如，在先进武器的出售、能源合作以及上合组织争夺领导权上，俄一直提防中国，做了很多小动作，给中国挖雷，如极力把本来对上合组织兴趣不大的印度拉进来，以牵制中国；三是在对美欧关系上，俄罗斯与它们的矛盾要大于中国与它们的矛盾，中俄抱团取暖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俄对抗美欧的一颗棋子；四是在中俄本身的关系上，因为这种抱团取暖，中国得到的要比付出的多。

　　中俄的共同利益远不如中美共同利益，所以，中国要意识到，同俄结成准同盟关系对中国战略利益失大于得，此种状况应改变。

　　第五，改变不干涉内政原则，做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

　　这不是说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而是指这种责任一定要和中国增长的国力，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崛起国家的分量相称。

　　应该承认，中国的崛起搭了全球体系的便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行国际体系对中国有利的优势。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更重要位置，就必须以自身能力回馈国际社会，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公共品，包括改善现行国际体系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改变几十年来作为外交基石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一般是在一个国家国力弱小和存在道德赤字，或者不愿承担国际义务时鼓吹的。这一原则在过去几十年为中国赢得了大量第三世界朋友。虽然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但也出现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中国既然自认为在崛起，在外交实践中还死守该原则，就不但会被国际社会视为不负责任的一员，客观上也会束缚和制约中国大国作用的发挥。

　　当然，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不是鼓励中国随意去干涉人家的内政，或以此为借口行使霸权，而是在国际社会发生不正义不公平的事情时要勇于伸张正义，对诸如朝鲜、叙利亚这样的国家，就不能以内政为由，容忍其反人类的暴行存在。

　　第六，改变意识形态外交，消除外交的民族主义色彩。

　　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成分一向浓厚，建政后的一边到战略以及后来的三个世界划分，虽然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但很大程度上是用意识形态指导外交的结果。

　　改革后，这种意识形态外交有了很大改变，但没有完全摈弃，并在某些时候对某些国家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这在近年来表现得很明显。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基于执政党特定的价值观和需要的一种外交，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就支持；凡是“敌人”赞成的，我就反对的外交理念。中国的对美、对日、对俄、对朝以及对中东、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如和委内瑞拉的外交就充斥者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价值观外交要完全避免很难，但不能将价值观外交扩大化、极端化，上升为意识形态外交，以意识形态来来划线，变成一种站队外交，导致国家利益完全被意识形态绑架。中国曾在这方面吃过很大亏，现在仍然没有接受教训。

　　除意识形态外交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又出现了民族主义外交，外交为民族利益服务无可厚非，但不能将自己的民族利益凌驾于别国民族利益之上，更不能借口民族利益，实行强权外交。事实上，中国的民族利益，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外交是当下意识形态外交的一个变种，很难把两者截然分开。

　　第七，改变对台湾邦交国挖墙角做法，不要过于突出“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打外交战。

　　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虽然不是国家关系，但两岸关系的处理也涉及外交。民进党政府上台一年，因迟迟不承认“九二共识”，至今已被大陆挖去两邦交国，特别是最近中国同巴拿马的建交，对台湾震动很大。

　　如果说，巴拿马因地理位置的特殊与其建交对大陆有价值，对台湾其他邦交国挖墙角就纯粹是为了惩罚和报复台湾。但这样做只会让台湾进一步疏远大陆，就算大陆对此毫不在乎，把台湾邦交国全部拉过来，也不会增加大陆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反而要为此付出不少成本。

　　因为台湾的邦交国除梵蒂冈等极少数有影响力的国家外，大部分都是些世人记不起名字的小而穷的国家。即使和它们全部建交，对大陆意义也不大。相反，为同它们建交，大陆却要支付不少的资源。台湾这些邦交国，也包括已经同大陆建交的多数国家，都有着机会主义的心态，游走于两岸间，以“一个中国”做诱饵，来勒索两岸。

　　这种情况完全是僵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后果。台湾的邦交国目前只剩下20个，就算让台湾和它们发展外交国家，也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知以及台湾的国际地位。假如台湾不肯定承认“九二共识”，大陆只需把握一个底线即可，即对联合国及其国际组织，以及大陆参与的其他国际组织，还有和大陆建交的国家，要求它们必须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这是它们的责任和义务所在，而没有必要去挖台湾邦交国的墙角，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假如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首鼠两端，以“一个中国”原则来挑战和勒索大陆，则大陆则可考虑祭出杀手锏，加以威慑。

　　目前的现状是，由于大陆过于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导致很多国家认为有隙可乘，对中国予取予求。而为了在外交公报中写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每年都要付出不少的格外代价。被诟病的“撒币外交”很多都用在这方面。

　　假如说，中国过去因为国力较弱，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来对付和惩罚那些企图两边通吃的国家，那么现在中国的工具箱中有很多惩罚工具可以运用。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大多数国家基于各自利益都能明智做出选择，完全不必每次都强调，要人家承认“一个中国”，浪费国家大量资源。所以，给台湾一片国际空间又如何？

　　第八，适时改变对达赖喇嘛不接触不谈判态度，避免西藏的独立诉求进一步激化。

　　和台湾一样，西藏也牵扯了中国大量的原本不必要的付出。西藏问题在外交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达赖喇嘛的态度。

　　由于中国把达赖界定为一个批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分子，不允许各国首脑和政府官员以官方身份同达赖接触，否则，视之为干涉中国内政，从而导致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出现麻烦。最典型的是英国，在卡梅伦政府时期，因为卡梅伦不顾中方反对会见达赖，使得中英关系全面倒退。此外，包括法国、加拿大、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也因会见达赖，都不同程度地对双边关系造成损害。

　　中国对达赖喇嘛的批判，一个理由是，达赖是一个批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分子，但在国际领域，达赖却被视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西方领导人在会见达赖时，强调的都是他的宗教领袖角色。这种对达赖身份认知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为了阻止其他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会见达赖，往往要付出额外的外交成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要过于突出达赖的政治身份，正视达赖的存在和宗教影响力，适时改变对达赖的不接触不谈判态度。

　　对于达赖，中国现在采取一个“拖字诀”，以为等达赖圆寂后西藏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种想法有些天真，因为没有了达赖这个和平主义者的精神护佑，西藏流亡政府在独立问题上只会变得更激进，藏族群众的不满也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隔阂会进一步拉大，西藏问题可能恶化。

　　第九，改变南海独享理念，承认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维护南海和平和航行自由。

　　自菲律宾提出南海仲裁案并得到国际仲裁法庭的赞同后，中国在南海就事实上处于被动状态，只是菲律宾新政府改变了前任对华的对抗政策，使南海问题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法律上的被动状态并未改变。

　　客观地说，除非使用武力，中国不可能完全收复南海。鉴此，对中国和南海声索国来说，一个合理的能够照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式是承认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和维护南海和平。

　　中国作为南海区域最大的也是实力最强的国家，理应倡头组建一个油气资源共享的南海能源共同体，联合开发南海石油，并根据投入多少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过去在这方面由于受制于石油开采技术，区域内国家不能做到互相合作，而是同区域外国家的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引入域外力量，造成南海局面的复杂化。现在深海勘探和开采技术中国已经具备，南海相关各方完全可以组建一个能源共同体，共同开发。

　　此外，为应对海上安全，打击海盗，维护航行自由，中国也可牵头声索国，建立南海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和执法队伍，一旦南海组建这样的安全合作机制和队伍，域外国家就无法借航行自由介入南海事务，将大大减小南海的纷争。

　　总之，在承认南海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从能源和经济合作入手，拓展到安全政治领域，建立合作机制，打造南海利益共同体，并以条约形式约束之，使南海各方从合作中受益，打消他们对中国的恐惧，才能真正搁置主权争议，将南海变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而南海的和平安全和航行自由也将是对中国利益的最大保障。中国争主权，其最终目的不也是这样吗？

　　中国外交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上述九点。但如果在这九点上有一个大的改变，中国的外交会出现一个全新的面貌。世人对中国的尊重会增加，中国对世界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说穿了，外交之所以要改变，是因为中国再也不是十几年前的中国了，当中国的国力进一步增强后，中国要变成一个对世界负责的谦谦君子，而不是一个使用蛮力的“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