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富王健林“目前处境非常非常危急”

星期一（9月11日），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在公司官方网站发布消息：集团董事长王健林9月8日在香港拜会了前特首董建华。除了附上两张二人以香港区徽为背景的合影外，万达集团没有提供这次会面的任何细节。鉴于王健林近来深陷一系列负面传闻，这则简短消息的发布和时机显得意味深长。

2017年对王健林来说是个多事之年：3月，万达以近10亿美元收购一家好莱坞制作公司的计划泡汤；6月，中国政府要求国内大型银行停止向万达海外项目发放贷款；与此同时，美国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万达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万达的股票和债券被狂抛；7月，万达低价出售了76家酒店和13个文旅项目；8月，王健林陷入多个版本的边控传闻，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则说，8月25日，他和家人在天津准备乘私人飞机出境前往英国时被扣留，谈话数小时后准许离开，但被告知禁止出境。

万达集团已经多次出面否认这些传闻，上星期，更宣布将“亚洲新闻周刊杂志”等十个“造谣传谣”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号告上法庭，并表示未来还有意在美国起诉海外中文媒体博讯网。

就在万达发表这项声明的当天，集团股票和债券仍双双下跌。不少网民提出，王健林究竟有没有被边控，让他出国迈两步不就知道了，哪怕去趟香港呢。

就在这个敏感时机，王健林在香港现身了。

“目前王健林给人的感觉躁动不安，总出事，” 旅居加拿大的中国政治观察人士姜维平说，“他给我的感觉是目前处境非常非常危急，究竟会出什么事现在不好说。中国的事情很难预测，因为这个国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完全是一个人治国家。”

姜维平和王健林同来自大连。上世纪90年代，姜维平作为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目睹了王健林从一介草根走上富豪之路的过程，也认识很多和王健林共过事的人。

在他看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原罪”——钻法律不健全的空子，搞官商勾结。

姜维平说，以王健林为例，他的发家史主要就是靠和当时的大连市长、后来升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搞好关系。

他说：“薄熙来刚起步的时候由于有他的父亲薄一波权力的笼罩，他谁都不在乎，他当时就想在大连这个小城市干出一番事业来，最主要的就是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转业军人王健林进入了他的视野。

“薄熙来需要他拿政绩，他需要薄熙来给他输送利益，一是土地，还有就是银行贷款，” 姜维平说。

和后来那个为人高调，不时口出狂言的王健林不同，在姜维平的印象中，早年的王健林为人极为低调，口才不好，文化素质不高，在公开场合很少说话，有时甚至显得很羞怯。他说，但是王健林非常精明，懂得利用官商关系，早年做的一件事就是聘请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为万达集团的常年法律顾问，在那之后大连市没人敢找他的麻烦。

“他在大连当时有个外号叫‘小鬼儿’，在东北话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太精明，太狡猾，” 姜维平说。

2012年，薄熙来卷入腐败和谋杀丑闻下台，王健林迅速与其切割，公开表示当年二人关系不好，薄熙来还曾拍着桌子对他破口大骂。王健林对媒体说，那些年他处境艰难，薄熙来领导的政府不肯卖地给他。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在我印象当中，薄熙来从来没找过他麻烦，都是全力支持他，”姜维平说。

2000年底，因为一系列揭露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文章，姜维平被大连国安局逮捕，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坐了五年牢， 2009年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后来他从大连的朋友处获知，薄熙来出事后，专案组也找过王健林，最后他得以勉强过关。

“他肯定知道自己非常危险，实际上据我所知，王健林跟薄熙来的关系比徐明近得多，但是王健林非常聪明， 他会很快调整自己，” 姜维平说。

2014年， 王健林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这样总结自己的生存之道：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多跟组织打交道，少跟个人打交道。

在实际操作中，他在官场上脚踩几只船，不在一个官员身上吊死。薄熙来倒台后，王健林开始寻找更可靠的保护伞。

2015年，《纽约时报》披露，早在万达上市前，中国最有权势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亲属及商业伙伴就已经持有集团相当部分的股份。这些股东包括：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前总理温家宝女儿的一个行业伙伴，以及时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和王兆国的亲属。

姜维平认为，王健林高调亮相恰恰反映了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这位一直顺风顺水的商业大佬近来麻烦不断，很可能是因为和他交往很深的官员出了事，这在权贵与资本勾结的中国可谓常态。

“一茬官员喜欢某个民营企业家就扶持你发展，一旦权力场的格局发生变化，就会有大量的企业家倒下，” 姜维平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养猪一样，先把猪养肥，一旦养猪人之间发生内斗，一茬茬的猪就被杀掉了。

星期天（9月10日），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在网上对另一名中国商界大佬马云喊话，要他远离中共官员，“不要再与他们为伍了。你有多少钱就有多大难。”

“我觉得他讲的话提示我们，民营企业家目前的危险性主要是来自这个政治体制，” 姜维平说，“我认为只要有党管司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永远没有安全感。”

他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民营企业家们从自己的工厂、企业大楼出发，一路顶着光环，沐浴在一片颂扬声中，昏昏然一步步向前走着，最终他们有的走向监狱，有的走向逃亡，有的走向自杀，绝少人能得到善终，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