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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真正风险点并不在于房地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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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6 16:01: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

凤凰网财经讯(作者/马晓宁)今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在触底企稳的基础上出现反弹,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能培育都出现持续改善的局面,但在近两个月又看到中国经济开始下行调整。不少专家预测今年第三季度到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仍会向下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也表露出了相同的观点。

在第六届凤凰网财经峰会上,韦森接受了凤凰财经的采访,就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经济政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加杠杆的动力源是来自于全国政府宏观政策,而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如果单靠央行一家紧货币,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那贷款需求永远是在那儿,只会造成市场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

此外,韦森认为中国真正的风险点并不在于房地产,“现在全球许多观察家和机构最担心还是中国企业的负债,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和负债上才是中国经济真正比较危险的地方。

以下是凤凰财经与韦森的对话实录:

凤凰财经:您怎么看待中国现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

韦森: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这几年我还是一直没怎么改变自己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企稳,GDP增速开始从6.5现在回升到6.7、6.8、6.9,PPI、企业利润也开始上升,短期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确实在企稳,这个是不可否认的现象。但是从10月份和11月份开始,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开始出现回落,PMI开始下降,PPI也开始下降,投资开始下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计,今年第四季度或者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往下走一走。

凤凰财经:那您对明年的整体经济形势有没有一些判断?

韦森: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很大了,我估计明年中国经济可能增速还会往下走,但也不会下降太快、太多。我觉得最近十九大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是什么?就是说GDP不再作为增长目标,这是国策重大变化,也是我呼吁多年的问题,这对全国是一个好事。如果是中央政府国务院定了目标,那省内就要追加目标,各级政府追加自己的GDP增速目标,投资会越来越大,贷款就越来越大。结果就导致,不管中国的广义货币有多少,中国永远缺钱;缺钱就会通过影子银行等其他渠道搞投资,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从而加大或者积累金融风险,而不是减少或者是缓和金融风险。解决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不再把GDP增长高低作为目标,而是重质量、重民生,真正提高人民福利,这才是我们中国当下应该做的。

中国经济不断加杠杆,债务杠杆不断攀高的原因并不在于货币政策。在举国上下各级政府都要推高经济增速的情况下,不管央行提高多少的准备利率,提多高的利率,一些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照样需要贷款,商业银行又不得不给。所以中国加杠杆动力源是来自于全国政府宏观政策,而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一家单靠紧货币,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对贷款的遏制作用不大,除非你用央行的“窗口指导”,而这是央行多年没用且被人们诟病很多的“调控措施”。贷款需求永远在那儿,只会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在中国这种独特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格局中,央行加息和收紧基础货币正投放,只会加大现有企业还款还息负担。目前知道我们整个我们国家贷款余额,基本上在115万亿甚至到120万亿这么大规模,而这些贷款中国主要是国有企业贷款,光国有企业贷款就超过80万亿了吧!这么大的规模,是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杆杠的主要构成部分。

目前上海银行间拆借市场的一年期SIBOR利率已经超过了央行的基准利率,这说明货币市场是绝对缺钱,缺钱就会导致股市跌、债市跌。我国经济刚开始企稳,货币市场缺钱,中国经济贫血,又会遏制了这个复苏势头,所以我认为现在紧货币是一个非常不应当采取的宏观政策,我们要去杠杆要防风险,关键是要控投资这项,是不要把GDP增速列为首要执政目标。这个源头去掉了,央行的货币政策才会起作用。目前中国的经济格局里面,每到央行紧货币就会使影子银行猛增,因为贷款需求在那儿。企业和一些融资平台从银行贷不到款,就通过影子银行去融资,甚至借高利贷。影子银行是中国金融风险一个重要的来源,所以现在紧货币,不是去风险,而是聚风险。我觉得,整个看来,目前紧货币可能不是一个合宜的宏观政策。

凤凰财经:现在资产泡沫都集中在哪些领域?

韦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除了非金融企业的银行贷款奇高外,那个领域有泡沫?股市?债市、期货市场?黄金市场?都很难说,大家一说泡沫,马上都认为是房地产泡沫。但是中国真正风险并不在于房地产,我从来不认为房地产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实际上现在全球许多观察家和机构最担心还是中国企业的负债,光117家国有企业就有80多万亿负债了。



财政部这几年又推出PPP项目。最近有关方面给出的数据表明,PPP的落地项目,大部分参与方又都是国有企业,他们本来负债很大了,现在又来参与PPP项目,只会加大风险。国资委最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2017年11月17日国资委专门颁发了(2017)292文,要求中央企业加强对PPP业务风险的管控,这就很说明问题。许多PPP项目,最后还是要政府和企业到银行去贷款,所以大规模基建投资,仍然会导致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概言之,真正要出问题的,恐怕出在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和负债上。这才是中国经济真正比较危险的地方。

凤凰财经:破除GDP信仰,对中国未来会意味着什么?

韦森:现在我们人均GDP达到了8000多美元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了,这时候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永远保持8%以上一个超高速增长连续四、五十年。我们这个增长速度已经快40年了,已经是破了世界历史记录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一个改变不了的自然趋势,所以对这一点,我到觉得没有什么担心。

翻开全球经济史你就会发现,6%,4%、5%都是高速增长,所以说我们经济增速下来一点,回归一个惠民生、高效率、讲质量的增长,这是一个自然现象,没必要担心,我觉得,过去人们老是说中国经济增速不能掉到8%以下,现在又说不能掉到6.5%以下,时间证明这些判断都是错的。背后的原因是,我国制定了一个必须在2020年人均相比2000年GDP要翻两番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在未来几年中保持GDP增速6.5%以上,结果为达到这个增速,就要大规模地增加投资,而加投资背后就是增加贷款,就会加债务杠杆,最后会增加金融风险。我们要改掉整个政府的保一定GDP增速的这个基本政策导向。让中国经济回归其自然的、有效率的增长,走向一个良性的、稳定的和持续增长的轨道,这个是我这几年一直呼吁的。

凤凰财经:中国未来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韦森:现在中国GDP占全球的份额是15%左右,中国外贸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比例在占14.9%左右,中国经济增速2016年贡献了全球增长31%左右。那中国经济如果增速下来,那全球经济增速马上也会下来。

但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已经连续增长了快多年了。我个人一直相信,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快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工业化过程,而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一个结果,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城镇化会随中国制造业扩张和工业化的完成而减速。你不能用一个小国按照其制造业和工业化程度来衡量中国的城镇化率,因为中国是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因而你也不能按其他国家的城镇化率来衡量中国城镇化大发展水平。你看现在全球近现代历史,一国的工业化完成了,城镇化就会减速;城镇化减速了,中国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以及各种制造业,增长空间都会下降,整个经济增速也就随之有所回落了。

到目前,我们中国的钢产量已经占世界的一半,我们的水泥产业占全球的60%,煤炭产业超过了50%,电解铝达到50%,平板玻璃50%左右,汽车产能约2600万辆,比美国多一倍还多。所有这些,中国有二、三百种都系世界第一了,你还怎么长去?你再长,那别国还生产吗?别的国家还增长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一直相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顺应这个基本的发展大势,不要再追求超高速经济增长目标了,而是要走向有效率,惠民生,讲质量的增长,这才是我们当采取的一个基本国策。十九大报告的经济部分,不再提GDP增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决策层还是比较理性的,也恰恰是反应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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