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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明
本月初,中共隆重纪念马克思二百岁冥寿,其后的四川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则草草了事,官家还宣布地震纪念日为“感恩日”:原来当年川民几十万死伤,不但不可归咎中共,小民还要感激“党的涌泉大恩”。这大恩可见于两件事:一是官商合作,学校、住房等偷工减料,不堪一震,纷纷倒塌,杀伤无数;一是地震之前,官家致力“打谣”。现在只说第二点。
话说二零零二年,四川地震局预报组组长李有才见当局在龙门山断层上兴建大水库,上书中共总理温家宝,指出“水坝区地壳不稳定,工程危险,或引起七点五级大地震”。但其言不符中央意旨,于是李有才屡遭警告。而地震前几天,四川也有消息广传,说巨震将临,当局却大力“辟谣”,还要“追究谣言来源”,务求人人噤口,结果不用再说了。
现在,习近平主政,“打谣”更力。二零一三年,他主持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就宣布禁绝“造谣生事的言论”。于是湖南“网路造谣者”秦火火二零一四年被判入狱三年,罪名是“造谣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并极力吹捧蒋介石、胡耀邦、美国”等等。二零一五年,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天津公安局马上宣布:“网上造谣,必予法办,决不姑息。爆炸事件以官方报道为准。”总之,打谣即是打记者,打言者。
明朝成化二十三年,孝宗皇帝登极,大学士万安代拟登极诏书。这万安史称“秽迹昭彰”,有心导帝为恶,竟然在诏书中申令:“禁言官假风闻挟私(禁谏官逞私心,藉传闻言事)。”诏书一出,“中外(中央与地方)哗然”,多位朝臣上章弹劾万安“抑塞言路”。孝宗命太监怀恩持弹章往见万安,向他宣读一遍,见他还伏地求情,就上前除下他腰间牙牌,说道:“可出矣!”没有牙牌,即不得入朝,万安唯有上书求退休(《明史》卷一六八)。那时候,君主以“禁风闻、塞言路”为恶;今天,主政者却以“打谣、统一思想”为美,更在前天的四川感恩日示范打谣。
是日也,香港有线电视记者陈浩晖赴四川都江堰市采访,见几名大汉向另一香港记者动粗,周围小民上前阻止,正准备拍下实况,不料突遭两名大汉拖到一旁,拳打脚踢,给踢得脸颊红肿,打得身上伤痕累累,直到官方宣传人员到来,那两人才施施离去。官方最初说“不知打人者身份,无法究治”,后来却把两人遣至陈浩晖跟前,一脸笑容,连声道歉,更申言“我们是平民”,先说也有家人在地震中遇难,随即改口说没有,信不信由你。无论如何,四川平民原来都会协助官家打谣,唯恐舆情、事实经记者之笔传播,或经记者之摄影机证明。毕竟一切“以官方报道为准”,其他事实、舆情都是谣言。造谣者汶川地震之前要打,地震十年之后仍然要打。
难怪习近平在马克思纪念会上说:“我们的成就,相信可以告慰马克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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