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打谣，打及记者

FRANKSTON

古德明

本月初，中共隆重纪念马克思二百岁冥寿，其后的四川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则草草了事，官家还宣布地震纪念日为“感恩日”：原来当年川民几十万死伤，不但不可归咎中共，小民还要感激“党的涌泉大恩”。这大恩可见于两件事：一是官商合作，学校、住房等偷工减料，不堪一震，纷纷倒塌，杀伤无数；一是地震之前，官家致力“打谣”。现在只说第二点。

话说二零零二年，四川地震局预报组组长李有才见当局在龙门山断层上兴建大水库，上书中共总理温家宝，指出“水坝区地壳不稳定，工程危险，或引起七点五级大地震”。但其言不符中央意旨，于是李有才屡遭警告。而地震前几天，四川也有消息广传，说巨震将临，当局却大力“辟谣”，还要“追究谣言来源”，务求人人噤口，结果不用再说了。

现在，习近平主政，“打谣”更力。二零一三年，他主持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就宣布禁绝“造谣生事的言论”。于是湖南“网路造谣者”秦火火二零一四年被判入狱三年，罪名是“造谣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并极力吹捧蒋介石、胡耀邦、美国”等等。二零一五年，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天津公安局马上宣布：“网上造谣，必予法办，决不姑息。爆炸事件以官方报道为准。”总之，打谣即是打记者，打言者。

明朝成化二十三年，孝宗皇帝登极，大学士万安代拟登极诏书。这万安史称“秽迹昭彰”，有心导帝为恶，竟然在诏书中申令：“禁言官假风闻挟私（禁谏官逞私心，藉传闻言事）。”诏书一出，“中外（中央与地方）哗然”，多位朝臣上章弹劾万安“抑塞言路”。孝宗命太监怀恩持弹章往见万安，向他宣读一遍，见他还伏地求情，就上前除下他腰间牙牌，说道：“可出矣！”没有牙牌，即不得入朝，万安唯有上书求退休（《明史》卷一六八）。那时候，君主以“禁风闻、塞言路”为恶；今天，主政者却以“打谣、统一思想”为美，更在前天的四川感恩日示范打谣。

是日也，香港有线电视记者陈浩晖赴四川都江堰市采访，见几名大汉向另一香港记者动粗，周围小民上前阻止，正准备拍下实况，不料突遭两名大汉拖到一旁，拳打脚踢，给踢得脸颊红肿，打得身上伤痕累累，直到官方宣传人员到来，那两人才施施离去。官方最初说“不知打人者身份，无法究治”，后来却把两人遣至陈浩晖跟前，一脸笑容，连声道歉，更申言“我们是平民”，先说也有家人在地震中遇难，随即改口说没有，信不信由你。无论如何，四川平民原来都会协助官家打谣，唯恐舆情、事实经记者之笔传播，或经记者之摄影机证明。毕竟一切“以官方报道为准”，其他事实、舆情都是谣言。造谣者汶川地震之前要打，地震十年之后仍然要打。

难怪习近平在马克思纪念会上说：“我们的成就，相信可以告慰马克思了。”